轩辕剑美人9升10:圆瑛法师略记

 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生于1878年，是福建古田县端上村上，俗姓吴。圆瑛小时候即能过目成诵，聪颖过人。17岁之时，

便觉人生如梦，便想舍俗出家，被他的叔叔极力阻拦，没有能够如愿。18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更加坚定了

出家的决心，于是到福州鼓山涌泉寺，礼莆田县梅峰寺增西和尚为师，法名弘悟，字圆瑛，号韬光，自号一吼主

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等。19岁时到鼓山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

    圆瑛法师在出家受戒后不久，就显出过人的智慧。先在鼓山安居，亲近妙莲老和尚，学习律仪。半年后到大

雪峰寺，亲近达本老和尚。圆瑛法师在寺里修习苦行，勤于劳动，受到众人的好评，他任饭头、菜头之职有半年

之久。21 岁时，他到常州天宁寺亲近冶开老和尚，修习禅定五年。后又随宁波天童寺寄禅老和尚习禅六年。以后

又一一参拜了通谛、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尊宿。后来圆瑛法师又朝礼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佛教名山

。

    法师曾在天宁寺，带病参禅于禅七中，忽然定境现前，顿觉身心异常清廓，作一首偈云：

        狂心歇处幻身融，内外根尘色即空。

        洞彻灵明无挂碍，千差万别一时通。

    26岁那年，又到宁波的天童寺亲近寄禅老和尚，从他习禅。28岁的冬天，在禅七中，又出现定境，比前时更

胜。一时身心俱空，湛寂圆明。又作偈：

        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

        始悉到家无一事，涅槃生死绝安排。

      此后法师的慧业日日有所增进。到了36岁，读永明、莲池两位大师的著作，深信念佛法门。寄禅法师禅净

双修四十多年，并在 1935年秋天，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以此作为讲经弘化净土的道场。

     1） 圆瑛法师深感中国佛教界，如不加强团结， 完善僧团组织，结集成强有力的组织，对内对外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法师毕生毅力于佛教的组织工作，希图通过加强佛教组织来振兴佛教；形成和乐清净的僧团，能适应现代社会环境而获得社会的信仰，能净化身心而得个人的解脱。不忽略社会，不忽略自己，在集团中实现自己，而佛法也就达到 了“久住”的目的。1928年第一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召开，议决成立中国佛教会，这时才有了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 圆瑛法师任会长，各省曾分设分支机构，直接开始进行各项活动，请求政府改正以提取寺产办学目的的《寺庙管理条例》，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于民国18年11月改为《监督寺庙条例》，清除了对寺庙的直接迫害。” 自这时开始一直到抗战后，法师曾担任过七届中国佛教会的主席或理事长。全国解放后，又与赵朴初、虚云、喜饶嘉措、巨赞、陈铭框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被选为首任会长.

     2）教化众生，圆瑛法师于31岁时开座讲经，几十年来，讲席遍及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并远及南洋、新加坡、槟榔屿、苏门答腊、日本和朝鲜。法师精研大乘法宝《首楞严经》数十余年。他自己曾说到过，当年为钻研经中的深奥疑难之处，他就把其中不懂的一一写下来，贴在墙上，逐条静坐参究。明白一条，就扯下一条。达样有八年之久，一墙的不明白之处，全都扯了下来。他一生讲这部经有十三遍，每讲必作充分准备。

    3）圆瑛法师由于多年弘法，声名远扬，德高望重，各地名山大寺，纷纷礼请他做住持。法师一生十主禅林，领众学修。他所到之处都是清规整肃，海众安和。在住持天童寺时，圆瑛法师对众宣誓：“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

    4）圆瑛法师重视社会福利，将其作为他弘法利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民国初年开始任宁波佛教会会长时，创立僧民两校。僧校用以教育出家的青年，民校用以教育贫寒子弟。1918年，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兼施以工读，多方面来培养，得到社会的好评。1923年法师在南洋讲经时，遇到星州的转道、转物两位和尚，三人共同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并创设开元慈儿院，以收容失去父母的孤儿。法师亲主其事，教养兼施，按照普通学校设置学科，慈儿院免费供给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课本、纸笔等。1926年，法师为给慈儿院筹集资金，再次远渡南洋群岛讲经，筹得巨额资金，使慈儿院得以维持。

    5）圆瑛法师是发扬农禅传统的高僧之一。中唐的百丈怀海禅师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来要求自己，成为佛教千古流传的光辉典范。 1909 年，圆瑛法师在宁波创建接待寺道场时，亲自操理百多名僧众的衣、食、住、医药等。有一次，他为寺里购运柴米，亲自撑船，不料船翻落到水中，圆瑛抓住船帮随船漂了很远，才被人抢救上来。寺里吃水困难，需要挖井，他就下井淘泥。房子坏了，他就上房修补。盛名之下，他并不养尊处优，还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6）圆瑛法师的优良品质还在于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时，决不为了自身的清净袖手旁观，而是出于人间情怀，积极救助。且在国难当头之时，通过对佛法的阐释来鼓舞士气，将佛陀的勇猛无畏的精神深入到人们的精神中去。1931年，法师担任全国佛教会主席，“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法师当即代表中国佛教会通告全国佛教徒修建护国法会，并致书日本佛教界，“我佛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信奉佛教，则对国际间，应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而造成东亚和世界之和平。”他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并写下了忧国忧民的对联：“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表达了他虽皈依佛门，然仍未忘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情怀。 七七事变后法师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自任团长。随即紧急通知南京、上海地区各寺庙派出青年僧伽二百人，前往上海玉佛寺报道，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由弟子宏明任队长，在该寺集训。接着，法师又在上海清凉寺开办准备收容伤兵的佛教医院和圆明讲堂等九处佛教难民收容所。僧侣队在集训满月时，上海的“八·一三”战争爆发了，当地驻军奋起抗击，僧侣救护队也开赴前线，出发前，法师对全体队员讲话，要求每一个成员以“大无畏”、“大无我”和“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做好抗战救护工作，并说这“三大”精神是大乘佛教的救世学说的原则。法师对此作进一步的阐释：“无畏”就是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抗战救亡中去；“无我”就是忘却身家之我见，置自身生
死于度外去救护别人；“慈悲”就是救苦救难。 法师又对弟子们解说“慈悲”的含义：菩萨慈悲，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辜横遭杀戮”，不能“眼看着无数生命在残酷敌机下被摧，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哀呼惨号”，所以“挺身而出，惩一以儆百，诫少以救众，负起抵抗侵略的救世之工作”，“这正是大悲大勇的菩萨行”。后僧侣救护队开赴战场，他们对牺牲的战士进行掩埋，将负伤的战士和难民送往后方，昼夜奋斗，英勇顽强，受到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士前赞扬。由于战事继续扩大，法师又指令组织“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和“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一直到沪、汉等地上相继沦陷，三个救护队各自随军转移他地。

  
    7）法师对于佛理的参悟形成正见，即而正信不疑，故能在关涉生命与尊严面前，义正辞严，舍生忘死。1939年法师从南洋回国后驻锡上海圆明讲堂。不几天，日本人藤井草宣前来“邀请”法师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遭到法师的拒绝。随后农历的 九月初一 ，在圆明讲堂莲池佛会成立时，法师正在大殿上礼佛，突然来了四辆日本宪兵队的汽车，几十个宪兵包围了大殿，以抗日分子的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弟子明旸。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法师受到严刑拷打。日本宪兵用手枪指着他的胸膛说：“你怕不怕死！”后又把他们师徒二人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气氛十分紧张，法师一心念佛，平静如常。在夜闲人静，万籁俱寂，法师接受日军的审讯时，从容镇定。更为令人敬佩的是，法师虽然身陷囹圄，可依然念地狱、天宫皆为净土，除受审以外，还连续打了三个静七，并绝食以示抗议。经过一番较量以后，日本宪兵队长转而劝诱法师与之“合作”，法师以老病辞之。日寇无奈，只好将师徒二人放出。以后，日寇又几经纠缠，企图利用法师的声望来为他们服务。圆瑛法师对外宣称闭门谢客，专事著述《愣严经讲义》来应付他们的纠缠。法师在这次生死劫难中，面对强暴，临危不惧，从容应对。这全赖他平时修持深入，三昧定力功深，以致于他的弟子明旸每一念及，谓“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长”。在中国佛教学院师生请求法师赠言时，法师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相勉。这正是法师依于人的立场，善用人的特性，不碍人间正行。


    8）法师精进勇猛，辛勤劳作，积劳成疾。1953年，他身体每况愈下，在病中，法师神情一如往常一样安定。曾对明旸等人说：“我今病势严重，恐难痊愈……身心尚感安乐，无挂无碍，出家人置生死于度外，以疾病为助缘，余号‘三求堂主人'，平生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为宗旨。现在福慧已求，最后只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9）在1953年的夏天，法师辗转于病榻之际，弟子明哲恭敬地前问：“如何行使佛子的使命？”法师慈目微笑，略一沉思，即说：“发菩提心，严持净戒，弘宗演教，利乐人天。”稍停片刻后，又说：“为法为人为证菩提，爱国爱教爱护和平。”是年的七月中旬，法师自知尘缘将尽，决意归老于宁波天童寺，于是束装就道，前往宁波。到宁波一个月后，即9月19日 ，这一天，法师精神极好，毫无异状，叫明旸将他的衣裤鞋袜取来，为他更衣，然后扶他到庭前，打坐有一个小时。该夜11点，诸师和信徒们都集到法师前一心念佛，法师的嘴唇也微动，默念佛号。11时15分，法师用慈眼向左右环视，作告别示意后，闭目正卧，在大众的念佛声中，安然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