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炎尿酸高:杂技艺术与传统文化精神

    当我们探讨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牌杂技节目的时候，我们不难想到所谓的“中国特色”，不外乎节目服装民族化、背景音乐古典化、故事内容中国化。诚然，我们看到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节目，比如用中国故事重新演绎的《天鹅湖》、以中国经典传统小说、诗歌改编的《现在梦幻时——聊斋》、《西游记》、《花木兰》等等，无疑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杂技作品。可以说这些中国特色主要是依靠内容和形式来实现的，而当我们透过表层去挖掘时，杂技所具有的中国特色还应有更为深刻的东西，那就是中国杂技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最终成为融儒家伦理精神、道家风格气度、世俗化宗教情感为一体的精神体系。在这一精神体系中，最基本的观念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乾称》中十分明确地描述出中华民族的这一精神特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它告诉我们，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所生，因此人和万物都与天地一体相连，息息相通，人、物、天地都处于一种精神性的统一体中。这种哲学思想形成了华夏民族独具的生生不已的大生命观，并由此生发出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的文化精神。

    儒家文化提倡“天人合一”，但在处理天人关系时，往往把重心放在人的身上，也就是“以人为本”，倡导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于是，《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等便成了儒家文化精神的基本原则。这一文化精神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精神，即崇尚生命，积极面对人生。因此，当我们去诵读古典诗文、欣赏中国戏曲、舞蹈、杂技时，我们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力量。

     杂技起源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时代，原始的杂技展现给人们的是劳动技能，比如捕鱼、打猎、上树、跳涧等等，当这些劳动技能达到某种超常的状态时，便成为了杂技的技巧。因此，原始的杂技所表现的就是早期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支配，反映出人类对宇宙人生的幻想和愿望。这就注定了杂技最基本的基调——壮美。美学大师宗白华曾说：“‘美’就是势、是力、就是虎虎有生气的节奏。”杂技带给人们的正是这种力量的美。当沉重的花坛在演员手中疾飞时，当一人轻而易举地托举起几人时，当演员在细细的钢丝上腾越时，当雄狮猛虎在演员手下臣服时，我们看到的显然是一个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英雄，也看到了人的力量。杂技正是通过形体所表现出的精神力量使人体成为一种精神力量的符号。杂技从形成之日起，就不断地向世人展示出超人的力量。早在汉代，力技就在杂技中占有主导地位。据《中国杂技史》一书载：“河南、四川、山东等出土的汉画中，常常可以看到人与人、人与兽、兽与兽之间角抵的形象。……在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中还发现壮士相角抵的壁画。两个青年，赤膊光腿，头束朝天发辫，武勇异常。”举重也是力技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在一些壁画中依然清晰可见古代男子托举重物而稳定有力的神态。杂技底座的负重量一直都是十分惊人的。《独异记》中记载着一位女艺人能头顶长竿载十八人在上面表演，唐代的叠罗汉曾创造了九人的集体叠置，显示出超人的力量。现代杂技继承了古代杂技展示力量美的传统，《皮条》就是展示人的力量美的代表性节目。演员在那一根根充满韧性的皮条上不断上下翻转，尤其是那平衡静止的一瞬间，不禁使人领悟到中华男儿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透视出中华民族强劲不屈的生命光彩。正是杂技的这种刚健的力量美传达出一种生生不息的强烈的生命意识，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贵和尚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又一重要特征，而且是使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本质性特征。贵和就是追求至高无上的和谐状态，尚中就是崇尚中庸之道。贵和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和谐的局面。杂技中的集体节目，如转碟、车技、流星等，表演时始终保持着整齐划一、错落有致的和谐画面，这正是贵和思想的独特外现。尚中的思想是从贵和引发出来的。因为要实现和谐，就必须要找到一条实现和谐之路，于是孔子提出了儒家的最高道德规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的朱熹对“中庸”进行了更为明确的阐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在儒家看来，就是贯穿万事万物的“道”和“理”。中庸的思想使中国人做事始终讲求一个“度”，不偏不倚，不过度也无不及。中庸的思想体现在艺术表现中便形成了独特的形体符号，即内敛、收聚的形态特征及求圆占中的美学思想。《吕氏春秋》写道：“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这里便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圆弧运动轨迹。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圆式思维对中国人体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太极拳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此外，中国传统戏曲、民族舞蹈以及杂技的形体动作可以说无一不是划圆艺术。杂技动作的姿态，其动作特质是向心的、集中性的，是以一点为圆心，利用肢体做弧线运动，从而产生一种圆滑、流动的运动轨迹。柔术是体现圆文化的最好的代表。柔术有些像现在十分流行的瑜伽运动，但实际上二者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柔术作为一种艺术，它力求精美，在浑圆的动作之中，蕴涵着超人的力量。圆文化不仅体现在形体动作上，也体现在技巧的运动轨迹上。《车技》在舞台上的行驶路线是圆的，《流星》舞动的轨迹是圆的，《蹬技》中道具的旋转轨迹是圆的，《绸吊》飞舞起来的运动轨迹同样是圆的，太多的圆形成了中国艺术以圆为核心的审美特征，正是这些数不清的圆使人们产生了一种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美感。

    当我们欣赏杂技时，除了可以感受到那种蕴涵强烈生命意识的壮美外，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种静谧和谐的柔美。而柔美的审美特征源于中华文化对“静”的崇尚。《庄子》有云：“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这是道家的观点，儒家中庸的伦理观同样强调的是人内心的平静。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意思是说快乐但不放纵，悲哀而不伤神，埋怨但不愤怒。佛家也是如此，司空徒曾对诗有过这样的赞誉：“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可见，无论是儒家的温静、道家的虚静，还是佛家的空静，强调的都是“静”的观念，于是便形成了中国艺术精神以静为美的审美理想。但中国艺术中的“静”与西方艺术中那种带有哀伤情绪的静穆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静”是静谧、是和谐，是一种“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人生境界。杂技中的很多节目，诸如《单手倒立》、《滚杯》等等体现的都是柔美的艺术境界。险中求稳，动中求静同样是“静”的观念的延伸。从古代走索演化而来的走钢丝，便是一个险中求稳的节目。演员不仅要在只有小拇指粗的钢丝上完成直体空翻、一字大跳等高难度动作，还要展示优美的舞姿和造型，而这一切都需要演员冷静、准确地去完成，那履险如夷的神态，带给观众的是惊险而又稳定的感觉。尽管走钢丝是一个以“险”取胜的节目，但它所传达出的仍然是柔美的审美感受。这正是险中求稳的“稳”在发挥着主导作用。不独走钢丝，像绸吊、空中飞人、排椅等都是险中求稳的典型节目。谈到“静”的观念，我们不能不谈到中国的古彩戏法。西方的魔术以光、电等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道具取胜，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惊心动魄的感觉。而中国的古彩戏法却是出奇地平淡沉静。一袭朴素的长袍，一条薄薄的单子，缓缓地踱步而出，慢慢地与你话着家常，就在你不经意间，一件件千奇百怪的东西从长袍里出来了，从日常用品到活鱼活鸟，从装满水的鱼缸，到熊熊燃烧的火盆，让人无暇细想已惊得目瞪口呆。再不用说《仙人摘豆》了，演员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你的对面，两个碗，五粒红豆，就在你的眼皮底下把一粒粒红豆变来变去，忽而出现在这个碗里，忽而又跑到了那个碗里，最后又在你的面前猛然呈现出一满碗红豆。这就是中国戏法的魅力，在表面的沉静中蕴涵着巨大的魔力。

    杂技与戏曲、舞蹈等其它艺术门类相比较，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杂技对于道具具有极强的依赖性。戏曲、舞蹈中的道具主要是用来表现人物的情绪，而杂技中的道具则是用来展现技巧的。离开了道具，杂技的技巧便无从谈起。无论是高悬空中的钢丝，演员脚下的独轮车，飘飘荡荡的彩绸，抑或是演员手中的碗、坛、花盘、空竹等等，物与人交融汇合构成了杂技特殊的艺术语汇。而这种特殊性体现的正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当人把万物看作是与自己一体相关，更是自己情感的寄托、人格的体现的时候，万物与人便结成了一个生命整体，于是，山川流水、明月清风，都成了人生情怀。人们对物我合一境界的追求在杂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杂技表演中，演员和道具之间不仅如同鱼和水一样相互依存，而且二者之间是融为一体的。当我们观看舞流星时，我们看到的不是演员手持道具在舞动，而是一颗颗划过夜空的闪闪发光的流星；当我们观看转碟时，看到的是满台飞舞的彩蝶。蹬技、手技，带给我们的都是一种上下翻飞、只见影子不见物象的感觉，营造出一番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

    在汉代的时候，杂技被称作“百戏”。但百戏这个概念并不专指杂技，而是古代民间表演艺术的泛称，除杂技表演外，还包含着古代乐舞。戏曲的起源往往也要追溯到百戏。不过，在《汉文帝篡要》中有这样一段话：“百戏起于秦汉曼延之戏，技后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寻橦等也。”从这段话可以得知，虽然百戏的涵盖范围很大，但主要还是以杂技为主。百戏的“戏”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第一个解释就是“玩耍、游戏”之意，而汉代百戏体现出来的正是这种游戏娱乐精神。无论是大规模的露天表演，还是在宴饮席中的娱宾之乐，百戏都洋溢着一种积极而阳刚的游戏精神和快乐向上的生命精神。这种娱乐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精神息息相关。美学家李泽厚把中国文化称作“乐感文化”，而“乐”正是“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现。当人与整个世界自然合一，便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截然不同，中国人格外重视此生此世的现实人生，呈现出对生命、生活和世界的肯定与执着。因此，中华民族虽比其它民族承受了更多的磨难，却始终保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人是以一种明朗的乐观主义来看待人生，即使处于逆境中，也能表现出天性的幽默与诙谐。杂技生长于民间，无论行走江湖，无论落地卖艺，杂技的那种民间欢乐、民间游戏的生命精神始终生生不息。随着时代的发展，“戏”的意味渐渐离杂技而去，留下的只是“技”。杂技最先那种古朴自然的民间精神、积极乐观的生存理念已渐行渐远，当我们呼唤杂技艺术化的时候，不要忘了，除了“技”和“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杂技精神，那就是杂技的游戏娱乐精神。这种游戏娱乐精神并不单指表现形式上的幽默、滑稽，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杂技应超越单纯技巧的锤炼和形式上的雕琢，而要培育一种蕴涵着文明的世俗文化和积极的生命理想的艺术精神，再现中国人生生不已、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

    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他说：“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杂技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它的形成、发展都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息息相关。当代杂技创作五彩缤纷、美不胜收，主题晚会的兴起，与戏曲、舞蹈的嫁接，都使杂技的文化含量在不断提升。杂技人牢牢把握“技”是杂技的本体、“艺”是杂技的神韵的创作理念，然而我们似乎忽略了一点，传统文化精神才是中国杂技的生命。当回顾近年来的精品之作时，不难发现，那些作品中闪烁的不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吗？当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通过杂技这个载体体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布，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杂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