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射灯3d模型下载:周树山：帝国政治的窳败之斑——晚清变法及宪政改革的几个节点

 周树山：帝国政治的窳败之斑——晚清变法及宪政改革的几个节点

　　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战，庞大而衰朽的满清帝国被一个剽悍而凶恶的小个子击倒在地，遍体疼痛，羞辱不堪，本身的病灶也在发作，苟延残喘中，已经看到了死亡的阴影。但也并非无起死回生之术，老帝国从地下挣扎着爬起来，打量一下面前凶神恶煞的对手，发现了眼前小个子筋骨强壮孔武有力的秘密，那就是君主立宪，革新政治，变祖宗之法，以应世界潮流，图富强之路。适有国人猛醒，康、梁等士子“公车上书”，光绪亲政，欲图振作，遂有“百日维新”。后经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反扑，发动戊戌政变，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光绪被囚瀛台，康、梁远走海外，变法遂遭遏阻。之后遂有庚子之乱，东洋之祸未息，西洋之衅又起，八国联军，突入京城，两宫遁逃，国遭荼毒，列强豆剖瓜分之势已成，比之甲午，更加危乎殆哉。四海之外，列强环伺，九州之内，革命迭起，顽固如慈禧者，迫于大势，也不得不思改弦更张，以图自救，于是遂有之后的宪政革新。从戊戌变法到宪政革新，这条政治变革之路一直贯穿晚清帝国的始终，前者由光绪领衔，后者由慈禧主导，好比给一个病入膏肓者施行一次繁难而历时长久的手术，其中的血管神经，衰朽的脏器、不止一处的癌变病灶……其繁复错杂，盘结勾连岂可一语道尽！执刀施救者稍一不慎，触碰到某一根似乎并不要紧的神经，不仅使这老大帝国巨痛号叫，且可促其速死。对于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方家多有论证，本文只就其间几个节点，略加陈述。历史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的吊诡在于，恰恰是当时并不经意抛撒的种子结出了最后的果实（无论是善果和恶果），而经心培育的秧苗开的反倒是不结实的谎花。

　　一、 罢堂官光绪失策——王照事件

　　光绪自打做了皇帝，一直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里，他没有施政经验和执政能力，这不能怪他，因为处理国事，执掌朝政的是垂帘听政的慈禧，他没有实践机会。在宫中，他只是一个事事听命于人且没有行动自由的忧郁的青年。他亲政之后，首先要干的是非常复杂的变法工作。变法，对任何一个政治家来说都是危机四伏，充满凶险变数的政治博弈。因为它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反对者的势力无比强大，因关涉荣辱沉浮，身家性命，所以有顽抗至死的蛮劲，弄不好，则有喋血萧墙之虞；在原有轨道上蹒跚而行的旧制度有一种因循的惯性，新事物总是令人看不入眼，要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里，易于被民众接受的思想和大胆谨慎的行动缺一不可。所以，即便是那些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也会在权衡利弊得失后，方能下破釜沉舟的决心，并在决策和行动中缜密布局，力求百无一疏。这样的担子放在没有执政经验的光绪肩头其结果可想而知。不错，光绪有变法的决心和热情，但他实在是太嫩了。他久居深宫，太迷信帝王的权力，以为谕旨一下，国内就会风附影从。更不幸的是，他身边支持变法的几个大臣，以帝师翁同和为首，如张荫桓、徐致靖、文廷式等，折冲樽俎有余，而审时度势不足，比起那些阿附太后的顽固派来，如徐桐、刚毅之辈，不仅势力不抵，就是高层政治的手段和权术也稍逊一筹。至于进言谋划的康有为之辈，更是一介书生，对于实际的政治操作，幼稚懵懂，一窍不通，只可倡言造势，不足与言枢机。于是，变法伊始，光绪就忙于下旨。举凡军国重事、工农士商、造船修路，练兵开矿、办学著述、发明专利，裁汰冗员，旧俗改易……无不囊括，一日下旨几通乃至十几通。莫说这些改革措施一时尚有许多窒碍难行之处，即便可行，因循守旧的官僚们也不肯马上施行，因为他们知道，皇帝虽然亲政，真正的权力还是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不看老佛爷的眼色，把宝押到皇帝身上是危险的。由于官员们的敷衍怠惰，徘徊观望，维新百日，光绪皇帝所下的三百多道谕旨，大多都成了“空头文件”。

　　细枝末节的改革尚且如此艰难，改制立宪又谈何容易？光绪的焦躁是可想而知的。初掌国柄有急切事功之心的光绪觉得很多臣子都在和他作对，似乎敌人很多，又找不到具体的目标，惩戒之剑已经举起，谁会成为他泄愤的目标？恰在此时，发生了王照事件。

　　王照（王小航），时为礼部主事，品级很低，连和大首长谈话的资格都没有，更别提见皇帝言事。皇帝为了广开言路，实行开明政治，曾下旨准人民上书代奏，举凡大小臣工，民间有识之士对国事有建议，皆可上书言事，有关部门不得阻窒搁置。于是王照上书，条陈请皇上东游日本痛抑守旧一折，请部堂代奏。礼部堂官许应騤，怀塔布等根本没有把这个越级言事的小员司放在眼里，或许认为此人心术不正，出风头以图腾达，或许认为此人所言之事错谬不经，有违成宪，所以将折子掷还。皇帝前有部院司员及士民皆准上书言事之谕，且维新之势方张，王照自不肯罢休，于是再次具折弹劾堂官，时礼部侍郎堃岫、溥颋在堂，回护本部长官，令掌印者勿收。王照怀之而出，欲将弹劾的折子呈递都察院，两堂官方许代递。许应騤慌了手脚，马上给皇帝上了一折，既求自保，也图报复，其奏折云：王照“妄请乘舆出游异国，陷之险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游及李鸿章奉使皆遭毒手，王照既用心不轨，故臣等不肯代递，乃敢登堂咆哮”。原来王照劝皇帝出访日本，考察变法，乃是欲置皇帝于险地，其用心在谋害皇帝。我许应騤看穿了他的险恶用心。才不与代奏。此人为此“登堂咆哮”，蔑视官宪，成何体统！光绪皇帝看了许的奏折，认为礼部堂官“蔽塞言路”，并强词夺理，下旨“交部严议”，并回应许折应否出访日本的议论说：“亲游外国之举，朕躬自有权衡，无烦该大臣鳃鳃过虑。”此语无异对许当头棒喝。光绪对许的恶感并非无因，这年五月，身为礼部尚书的许应騤就因阻挠废除八股等反对变法的主张被人参劾过，光绪已经把此人划到变法的对立面去了。部议的结果认为这几个人应该受降职处分，但光绪怒气难平，下旨将礼部许应騤、怀塔布等六个堂官全部罢免，并嘉勉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的品质，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官候补。这道谕旨切责礼部六堂官阻挠言路的渎职行为，“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也？”足见光绪对蔑视皇帝权威言行的愤怒。晚清帝国多年来实行垂帘听政的老人政治，皇帝无权，官员心中只有太后，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光绪最恨官员对他敷衍塞责，阳奉阴违，故出此愤激之言。

　　此举彰显了光绪变法的决心。皇帝为了推行变法，急于树立权威，对官员违忤、怠惰、抗旨不遵的行为给以严厉责罚。可事情却做得稍嫌鲁莽，这种随意赏罚黜陟的做法，平时尚且不可，况于变法之中。皇帝躁急使气，铸成大错，它的后果直接影响了变法的大局。被罢免的官员没有被皇帝的威权所慑服，他们还有比皇帝更大的主子。他们结伙跑到太后移跸的颐和园，跪在太后脚下哭诉。顽固守旧的官员们感到了威胁，他们团结起来，抵抗变法。大约两个多月前，在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即宣布变法的第四天，太后就对皇帝采取了反制措施，下旨令支持变法的帝师翁同和开缺回籍。赶走翁同和等于明确表达了慈禧的态度，顽固派心里有底，当然有恃无恐，此时更加坚定了对抗皇帝和新法的决心，更多的观望者站到了反对者一边，变法者的处境更加艰难。皇帝当然也没有退缩，此事坚定了他的独断之心，在一些维新大臣的保举下，皇帝起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参预新政，赏给四品京官。此时，太后与皇帝，变法派和守旧派已势同水火。皇帝不知道，谭、杨、刘、林四人事实上已被推到了屠刀下，他们还在作着大清国变法图强的美梦。这之后，皇帝又拟颁两道谕旨，一是开懋勤殿以议政，二是请日本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为顾问帮助变法。这两道谕旨到了太后那里，被扣下，未获发表。变法派这时才明白已被逼到了墙角，唯有做困兽之斗，结果病急乱投医，乞灵于袁世凯，其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王照事件并非戊戌变法中的小关目，它是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是维新派和守旧派矛盾激化的分野，标志着光绪皇帝政治生涯的终结。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君主因为想法多变而导致变革不断将失去人们的敬重（百日维新，下谕旨三百多，不仅朝野上下无所适从，就是百姓也深感困惑），这对光绪只说对了一半。光绪有变法图强的热情，然而过于迷信帝王的权力，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和躁急的性格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 修官制袁世凯离心——责任内阁与军机处之争

　　提到晚清政治，就不能不提到袁世凯。这是清王朝最后的政治强人，也是这个帝国的最后终结者。袁世凯是什么时候和清王朝离心离德的？他在何种情况下对王朝失望并心萌异志？

　　袁世凯不为谭嗣同慷慨激昂的言辞所动，向荣禄告密，出卖变法，引发戊戌政变，光绪被囚，慈禧重新亲政。这件事情虽然使晚请的政治革新遭致挫败，但袁世凯决非皇室贵族那般顽固的守旧派。他告密的举动，是出于对帝、后两党力量清醒的分析和自身政治前途的考量，对于君主立宪的变法主张他是同情和支持的，认为唯此才能使倾颓的大厦免于坍塌。于是，在庚子乱后，慈禧回到北京，惊魂甫定之时，时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就和张之洞交章入奏，请定宪法、开国会、改定官制，推行新政。这些主张从触及专制体制的基础，动摇其根本来说，比之戊戌年光绪的变法更彻底也更为先进（光绪还没来得及做）。顽固而颟顸的慈禧因支持义和团的所谓“扶清灭洋”，妄图靠作法念咒、长矛砍刀把“红毛鬼子”逐出国门，关起门来再过天朝至上的太平日子，结果引来八国联军，闯下大祸，签定“辛丑条约”后，风雨飘摇的王朝暂时苟延残喘地存活下来。经此巨创，慈禧也感到非变行新政不可，于是乃下九年立宪之诏。虽然力图延宕，但毕竟有了一些革新的举措。此时则为预备立宪期。袁世凯认为，朝廷既已颁布立宪诏书，预备立宪，推行宪政，可是朝廷的现行官制，行政权操于军机处，内阁几同虚设，司法不能独立，财政也无预算，一个靠人治而行专制的政府和三权独立的立宪国之体制大相径庭。自应改定，才好推行新政。袁世凯要求改定官制的奏折上呈后，得到批准，并由他亲自主持此事。应该说，此时的袁世凯是新政的积极推行者。

　　据参与其事的曹汝霖说，修改官制馆设在北京西郊的朗润园，抽调三十余名知名的新旧学者为编修，并由宝熙（瑞臣）为提调，负责串联并综合各方各派之意见。学者们都住在园内，以求克期完成。官制的修改分行政和司法两部分，“各拟说帖，附以条例”，再由“提调”汇总，呈袁世凯阅定。袁世凯满腔热情，郑重其事，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专制的官僚体制是一个盘根错节，勾连支绌，相互排摈掣肘，效率极低的国家机器。它的运行靠的是君主一人的恩宠和意志，众多官僚的野心和欲望是它的润滑剂，妒忌和倾轧使各种锈蚀的齿轮和部件绝对不可能做到协调一致。袁世凯这颗迅速升起的政治新星已经遭到了众多满汉大员们的疑忌和妒恨。他们认为，这个人风头太盛，有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和目的。他要裁撤军机处设责任内阁，无非是想当内阁总理。所以，六部以及其余官制的存废改制尚称顺利，可是一到裁撤军机处，设立内阁就横生阻力，遇到了激烈的反对。几经易稿，均不能得到同意。反对最力者，除朝中的满汉大员和皇亲贵戚外，还有时为军机大臣的瞿鸿禨。瞿在朝中资历很深，是一个工于心计的老官僚，军机大臣外还兼署外务部，日俄战争后，清王朝派庆亲王奕劻，瞿鸿禨、袁世凯三人为全权代表与日谈判在东北的权益问题，当时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名位在瞿之后。所以，尽管袁世凯在谈判中发言最多，对清朝权益多所维护，每次发言后都要征询瞿的意见，小心翼翼问是否这意思。袁世凯当时已清楚当朝重臣对他的疑忌，所以谦逊退抑，格外小心。此次军机处存废之争逸出宪政改革的本意，直接关涉权位之争，所以格外激烈。袁世凯本为革新政治而来，平心而论，也不能说不存将来为内阁总理大臣，一新王朝政治之想。所以说他野心也罢、雄心也罢，他还是想在推行宪政中大展鸿图的。如今却处在矛盾的旋涡里，众矢交集，其心境可想而知。

　　军机处本来成立于雍正西征之时，其时因内阁办事迂缓，故另设军机处，大臣可随时奏对，以期速应戎机。后因方便，政事也渐归军机处，内阁等于虚设，大权独揽的军机处故沿袭至今。这种体制，不可能实行立宪政治。所以，此次官制修订的草案，是要以责任内阁为行政中心，下设各部，以操行政之权。按照各君主立宪国的通例，总理大臣由君主钦派，但须交国会通过。朝中亲王大臣，对责任内阁多持反对，说什么君权下移，流弊更甚；政权操之总理，岂非独裁……种种奇谈怪论，既说明顽固派对新政的无知，更反映出权力争夺的激烈。其实既为立宪，君主和总理都应在宪法下行事，不存在什么君权下移和总理独裁的问题。皇族和枢廷重臣们之所以拼命反对，其实是惟恐袁世凯当上内阁总理。争来争去，把袁世凯改革政治的热情和雄心弄得烟消火灭。最后弄出个四不像的“皇族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副总理大臣二人，均为钦派，仍每日向君主奏对，内阁竟不设公署，下设章京数人。另设执行吏部事的铨叙局，、公报局、印铸局等，其实换汤不换药，只改个名堂而已。这是朝廷昏庸，对立宪政治毫无诚意，守旧派顽固不化，死抱权力不放的结果。等到上谕一公布，袁世凯更是闹个透心凉。内阁总理大臣为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大臣为徐世昌和那桐。袁世凯和张之洞内调为军机大臣。张之洞兼体仁阁大学士，袁世凯兼外务部尚书。两人虽被赋予荣衔，实质上都被褫夺了兵权。军队归朝廷统一调动，陆军大臣为反对变法的顽固派铁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和张之洞的两湖新军皆归陆军部节制。大概袁世凯唯一差可告慰的是，他的政敌瞿鸿禨不久倒了台，被开缺回籍，瞿原来的所有权位皆由袁世凯接手了。

　　袁世凯抱着改革政治的热心而来，而所得却适得其反，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离京前夕，在北洋所设宴通请王公大臣，并演了一出话剧，剧名为《朝鲜烈士蹈海记》。剧情大意为：朝鲜顽固党争名夺利，与一烈士争论。烈士力陈如不变法，即将亡国，顽固大臣只顾权力，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调停其间，一面劝烈士不宜鲁莽，一面劝大臣，强敌当前，应以社稷为重，如不变法，难以图存。大臣不听，后日本进兵，迫王退位，国家遂亡。烈士痛哭流涕，慷慨陈词后，蹈海而死。这或许是根据朝鲜真实的历史人物所编写的剧本，其中所蕴涵的警示意义不言而喻。袁世凯精心组织上演这出戏，寓有表达自己心志，以唤醒朝中顽固大臣之意。这是艺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一次好的范例。据在场观看演剧的曹汝霖回忆，演员表演很精彩，演到烈士蹈海而死一节，场上竟有流涕者。可见国势危殆，人有同感焉！然而王公大臣们不会因为一出戏就改变自己的态度，专制特权是个好东西，死到临头也不会放手，他们是下决心抱着它与垂死的帝国共殉葬的。

　　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由人搬演的，研究历史岂可忽视人心的变化。袁世凯在这次立宪变法修订官制的过程中对满清王朝彻底失望，对帝国的起死回生也不再抱有期待。用曹汝霖的话说“从此灰心变志”。但是他蛰伏起来了，虽然他也算身踞高位，但他对他所服务的帝国已失去了热情和忠诚。曹汝霖说：假使实行内阁制，予袁世凯以实权，或可能挽救危局，维持清室，亦未可知。历史不能假设，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清王朝为自己准备了最后的终结者。等到两宫宾天，三岁的宣统即位，摄政王载沣为了替乃兄光绪报仇，竟要逮杀袁世凯。使王公世臣错愕不已。后经张之洞竭力谏阻，袁世凯拣了一条命，被赶回了河南老家。这时候，袁世凯和帝国最后的情感维系被彻底斩断。等到武昌起事，革命蜂起，袁世凯终于被启用做了总理大臣，但这时他已非复往日心态，没有半点拯救帝国的想法了。他眼看着这个垂死的帝国徒劳地挣扎，并亲手扼紧了它的咽喉……

　　三、 请愿遭拒激成革命——咨议局的联合请愿运动

　　清末立宪意义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各省咨议局的创立。它是各省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各省代议制机构，地方知名士绅和知识精英成为咨议局的骨干成员，很多人在日本学习过法政，他们有很强的参政意识。在中国专制王朝政治架构内，第一次有民选人士参与政权的管理和监督，使各省拥有军事和行政大权的督抚一人专断的权力大大受限，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变革。曾为满清官僚的曹汝霖晚年评价其意义时写道：“咨议员由人民按照选举法选举，议长由议员公选，此为中国人民开始有了选举权。此次虽属初次选举，且是地方选举，却没有弊病，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已有了行宪的资格。”

　　因是民选的参政机构，虽尚无完全的立法权，但对地方应兴应革之事乃至对督抚的监督仍有很大的权威，所以，钦派的地方大员对咨议局也有所忌惮。至1909年，运行数年的咨议局在政治上愈加成熟，他们开始干预国事，对数千年专制君主毋庸置疑的权力发起挑战，先是，政府当局承诺以九年为期召开国会、颁布宪法，咨议局的议员们认为满清政府有意延宕立宪进程，遂有各省咨议局关于缩短预备立宪期，提前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民主的请愿行动。

　　这次请愿行动动员了社会各界的力量，首先是由江苏省咨议局首倡发起。1909年10月14日是各省咨议局会议开幕的日子，咨议局开会的前一天（10月13日），江苏咨议局局长张謇即与江苏巡抚瑞澂以及雷奋、杨廷栋、孟森、许鼎霖等议定，决定联合各省督抚及咨议局一致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由瑞澂负责联络各省督抚，张謇负责联络各省咨议局，具体工作由杨廷栋等人助之。同时，浙江的汤寿潜及巡抚增韫完全赞成张謇、瑞澂的意见，这样江浙两省的巡抚与咨议局首先在速开国会、组建责任内阁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带头人。在他们的努力下，十六省代表共51人齐聚上海，经多次磋商决定组成由33人组成的请愿代表团，定名为“各省咨议局请愿联合会”，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孙洪伊为领衔代表，方还、罗杰、刘兴甲、刘崇佑等四人为干事。请愿代表抵京后受到首都各界的欢迎，同时孙宝琦等多名督抚及驻外使臣也电请政府俯从舆论，速开国会。

　　这次请愿的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清政府先派宪政编查馆提调宝瑞臣出面应付请愿代表，孙洪伊等代表要求面见总理大臣奕劻，遭到奕劻拒绝，朝廷内的一些官员也有同情咨议局请愿代表之主张者，向总理大臣进言，然而，奕劻等人根本就没有倾听并尊重民意的习惯，认为请愿代表的做法是要挟君上，即便不是犯上作乱，也属大逆不道。如果听了他们的，民意嚣张，君主和政府权威何在？他们脑子里满是君臣义理，哪里有什么现代民主政治的意识，所以，坚决不肯让步。清政府的顽固和对民意的蔑视激起了请愿代表的愤怒，社会各阶层对政府的不满也在发酵。迨至翌年（1910年）5月，各省咨议局代表进行二次请愿，清廷发布谕令，坚持九年预备立宪期不变。代表们坚持不懈，又有三次、四次请愿。这些请愿活动，彰显了人民推进宪政的决心和热情，暴露了清廷顽固与人民对立的立场，客观上起到了革命舆论的动员作用。后两次有青年学生参加的请愿活动中，至有写血书、自残乃至自戕的激烈行为。这真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帝王专制的愚民治民传统走到了尽头，古老的华夏大地上现代政治的序幕正在拉开。然而，出于专制统治的惯性，即将崩溃的国家机器仍在旧有的轨道上滑行，清政府竟然利用警察把各省来京的请愿代表递解回籍。它的结果是，人民对政府完全失望，立宪派转向了革命。虽然后来改为五年立宪期，但民心已失，一切都晚了。

　　在此次咨议局请愿活动中，著名立宪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言行格外具有代表性，在二次请愿失败之后，梁启超撰写两篇文章：《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和《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对速开国会之理由、延宕之不利以及政府漠视民意面临的危险给以详尽的讨论。但他还是对参与者强调了和平请愿的温和立场。迫于民众的压力，1910年清廷发布宣统五年召集国会的谕令，梁启超愤慨写道：“时局危急，极于今日。举国稍有识，稍有血气之士，佥谓舍国会和责任内阁无以救亡，尔乃奔走呼号，哀哀请愿，至于再，至于三……”清政府的腐败和顽固，使这个温和的立宪派终于对朝廷失去信心，思想乃至言论都渐趋激烈，在一篇演说辞里，梁启超愤然大呼曰：“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之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清廷的顽固使之迅速覆亡，梁氏之言终成预言之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