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几本:越南的政治改革

越南的民主改革始于1986年，经过20年的努力，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一是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越共规定对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项目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二是越共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度，开创了党内民主的新形式。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直到得到满意答覆为止。三是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广泛吸收党内外智慧。
这从1986年六大开始，提前两月公布，在全党进行充分讨论，对文件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革新开放路线，七大、八大继续这样做，到了2001年九大，越共首次通过新闻媒体提前两个月公布政治报告草案，不但在全党甚至在全国范围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进行补充修改，越共十大前将《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交全民讨论，这不但集中了党心，还反映了民意，充分表现了执政党的责任心和自信。四是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化。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有两名后选人角逐后，实行差额选举产生。选举前，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家庭地址、电话等向全社会公开，便于党员干部和群众直接实施监督。省委书记及所有省级干部均需有10%差额比例，在全省干部大会上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还允许党员干部自荐参选党政群团领导职务。五越南允许共产党内有内部派系竞争，党内可以发出不同声音，也可容纳不同人物进而实现利益的平衡。
第二、越南社会已经初步具有政治民主
一、越共十大前将《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交全民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二、国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三、国会代表允许非党参选；四、国会代表允许自报候选人参选；五、国会代表允许竞选，候选人可以通过与选民会谈、接触或向选民报告自己如被选为国会代表后将怎样履行职责等方式进行竞选；六、国会代表选举实行社会监督；规定候选人、社会团体代表或被委任者有权见证、监督检票和对检票提出申诉；七、国会代表职业化，要求参选人要有履行国会代表职务、参加决定国家重和水平，有优良的道德品质，模范地执行宪法和法律，并得到人民的信赖；八、国会甚至有权对由其选举或任命的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进行“信任投票”。国会代表可在国会会议上向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官员提出质询，质询场面向全国现场直播。
第三、越南基本实现了依法治国
法基本独立。为避免党大于法，越共规定，国会专职代表比例不得低于25%，排除兼职代表既踢球，又吹哨的弊端。越共积极推动司法改革，最高法院可审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越南加强反腐国会代表政府高官须申报财产。
第四、越南出现较为成熟的反对党
在越南销声匿迹很久的越南民主党，2006年6月1日公开发表宣言，宣布该党将复建并重现政坛，在当前的重要时期，本着爱国爱民的精神，继续高举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旗帜，坚持反对一党，要求还政于民。
这个党的复建宣言指出，民主党是胡志明主席几十年前亲自批准创建的，谁也无权禁止该党重建。宣言还说，这个党过去在越南民族长期抵抗外侵的战斗中，为争取祖国独立建了许多功勋，如今谁也无权禁止这个党恢复活动。
民主党的主席是5年前曾担任越共总书记的黎可飘。他原是越南人民军的将领，担任越共总书记时，主张雷厉风行肃清贪污、腐化、受贿，得罪了利益集团，受到排挤。2001年4月，农德孟接替他的总书记职务，他转而担任了越共中央顾问的虚衔。但他仍不时发表言论，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
民主党的副主席是当今越南著名的民主党领袖、民主党创建时的总书记黄明正。黄明正去年11月曾经到美国治疗前列腺癌，然后又重返越南。几个月来，黑社会份子受人指使，不断到他家进行捣乱和恐吓，但这位曾经3次被越共逮捕下狱的老英雄，毫不畏惧，顶住各种压力，誓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努力奋斗。
宣言还提出民主党在现阶段的各种主张，如民众享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实现民主普选；反对一党独政；反对贪污、腐化、受贿，提倡清廉等。各国政界盼越南实现多党制，民主党成立后，许多国家的政界人物和国会议员都纷纷致电黎可飘和黄明正，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并盼望民主党的复建将有助于在越南实现多党制，结束一党独。
给民主党贺电的国家和个人包括美国国会十名议员的联名电函、俄国部份议员、前捷克总统、比利时部份议员、南斯拉夫部份议员、罗马尼亚部份议员、加拿大工党等。在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越南留学生也致电黎可飘和黄明正，支持复建越南民主党。
此外，越南国民党一些老党员，也步民主党的后尘，正在筹备复建国民党。
从越南民主党复建宣言及党的领袖人物的背景可以看出，越南民主党是一个有着一定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社会基础、群众基础、的较为成熟的民主政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应当会成为越南政治民主化的生力军！
第五、越南的民主改革具有一定的的政治基础
越共中央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60名，候补委员21名，总共181名，比上届多三十一名。新人多是五十岁左右的各省市党委书记及政府各部委的副部长级人物。
这些新人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无疑将给党带来更多活力。12届国会代表选举的结果表明，新一届国会充满生机，493名应选的国会代表中，中央推荐的代表为153名，地方推荐的代表为340名，代表年龄最高的80岁，最小的24岁，345名是首次进入国会的代表，164名具备大学以上的文凭，309名具备大学文凭，还有87名少数民族代表（占17.65%），127名妇女代表（占25.76%），43名党外代表，1名自我推荐应选的代表，138名代表是再次获选的代表。
越共高层官员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如：越南总理潘文凯宣称，越南将要建设一个美国式的国家。阮晋勇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表示，为这次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的选举未能参照总书记差额选举的办法而表示遗憾。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事实可以证明，今天的越南已经开始放弃一党独裁专制，具有了初步的政治民主，更为可喜的是，越南的民主改革有着较深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障，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向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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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党内民主——越南为中国老大哥作出了榜样(转载)
间:2010年08月04日 17时53分   来源:当代世界   作者:魏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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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是政党运行机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政党活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近年来，随着民主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日益被政党所认知。为谋求执政或维持执政地位，国外主流政党均较从前更加注重党内民主建设。受自身发展程度、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价值取向的影响，它们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探索各具特色，在做法上既有差异，也有共性。
对党内民主的思考与主张
1、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强调在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扩大“民主”内涵。东欧剧变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较前也有所不同，因此，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过程中，由过分强调“集中”逐渐向“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的方向转变，一些党甚至强调相对扩大“民主”内涵。越南共产党提出，既要“在党的组织、生活、活动中执行好民主集中制原则”，又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条件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完善，在坚持民主与集中辩证关系的前提下，扩大其“民主”的精神和内涵。老挝人革党强调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把党内民主视为衡量党的领导作风是否过硬的重要标准。古巴共产党在“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古巴共产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并进行工作的，这一原则规范全部党内生活，并且是保障党的意识形态、政治和行动一致的根本条件”。朝鲜劳动党也强调在切实保障集中的条件下发扬民主。
2、发达国家主流政党普遍强调党内生活多元化，主张思想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社会民主党向来关注党内民主问题，对党内民主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绿党把“基层民主”作为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组织原则。甚至一些传统资产阶级政党，近年来也开始强调党内民主建设。发达国家主流政党均强调，党内实行“大众民主制”，“权力属于每一个党员”。德国社民党自称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是具有不同信仰和不同理想的人的共同组织，党内允许派别存在。德国基民盟称，党内民主是党的价值理念，基民盟要顺应时代发展，向社会精英实行组织开放，建设一个更加“贴近公民的政党”，防止党成为“专业干部俱乐部”。日本自民党提出，要把自民党由“议员党”发展成一个“国民政党”。法国社会党称“社会党内一直存在着各种思潮，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它的组织形式决定的”。
3、发展中国家主流政党的民主理念受外部影响较大，一些党强调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些党主张奉行“西式民主”，也有些党结合国情、党情推行“可控”民主。发展中国家建党后普遍效仿苏共模式和西方模式设计本党的运作方式。崇尚苏共模式的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将“革命民主”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提倡民主治党。以西方为楷模的政党在内部建设中推行民主原则。印度国大党建党之初就将遵循现代化方向、保持一致性和具有包容性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推行党内民主的具体手段。马来西亚“巫统”强调，该党将以集体协商的方式进行政治领导和贯彻民主体制。一些具有浓厚民族和宗教背景的发展中国家主流政党在新时期也强调发展党内民主的必要性。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称，民主与透明是党内建设的核心，也是党的各项机制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突尼斯革新运动指出，民主既是思想，又是行为方式、政治行动和内部生活准则，为维护政治多元化、思想自由表达、个人和政治自由、人权而奋斗是该党的政治目标之一。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等则根据本国特点，探索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道路。“统一俄罗斯党”将“主权民主”作为党的思想基础；人民行动党提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优于民主与自由”的大政方针。
加强党内民主的具体做法
1、赋予党员更多的民主权利。党员是党的主体，党内是否民主，关键看党员的权利能不能得到维护和保障。因此，许多主流政党十分强调党员的民主权利。越共在“十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中全面、明确地规定了党员的民主权利，即：党内事务的决定权和表决权；党内领导机关和领导职务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组织内部的知情权、讨论权和争论权；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的批评和质询权及个人申诉权等，强化党员在党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古共和老挝人革党在干部任用提拔问题上充分听取普通党员和基层组织的意见。英国工党和德国社民党把全民公决模式引入党内，在党内实行党员公决制，不仅把具体问题，而且把党内的重大问题都交给全体党员讨论决定。美国共和、民主两大政党对议员投票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承认和尊重议员的独立决策权。马里联盟党确保党员有机会参加各种层级的选举活动。印尼专业集团党在发展党员和任用干部时，让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党员拥有同等的发言权。
2、革新党内领导人的选拔机制。党内选举产生的领导人能否充分体现广大党员的意志，是衡量政党党内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因此，国外主流政党纷纷把革新党内领导人的选举方式作为扩大党内民主的突破口。越共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党的领导人，且差额比例逐年提高。在越共“十大”上，中委、政治局委员、书记人选首次实行“半数票否决”制。古共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选举各级领导。英国工党领袖过去由议员选举产生，现在采用全体党员“一人一票”直接投票决定。德国社民党提出由全体党员而不是由党代会选举总理候选人。英国保守党等右翼政党也纷纷将选拔领袖的权力从封闭转向开放，由政党高层内定逐渐下放到党内的普通党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元老领导人采取让新一代“互相竞争、自行决定”的模式产生党的领袖。埃及民族民主党等一些政党领导人长期由前任领袖直接任命，现在改为在一定范围内选举产生党的领导人。印尼专业集团党也启动了自下而上直接投票选举党主席的民主机制。
3、实行集体领导体制。党内实行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权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该党是民主政党还是专制政党。集体领导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个人专断往往给政党和国家带来损失。为此，越共早在2001年就制定和通过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新的工作制度，规定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在履行职责时，要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紧密相结合，各项重大主张、干部任免等都必须通过集体讨论决定，个人不得擅自拍板。古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斯特罗强调，党应该实行集体领导，称集体领导本身就是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保证革命及其连续性的重要保障。自卡斯特罗病后，古共已建立了一个以劳尔·卡斯特罗为核心的老中青结合的集体领导班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前领导人李光耀一方面注意在党内树立自己的威信，保持自己的领导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努力培养新生代，注意形成一个团结坚强的领导集体，以确保党的领导权的顺利交接。西方国家政党领袖对党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决策权更多地集中在党组织和普通党员手中。英国工党领袖能够左右本党的政策，但往往受制于党组织，特别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制约。
4、推动党内决策民主化。党内民主的实质，体现在党的制度和党内生活中，就是全体党员一律拥有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党内一切重大事务的权力。越南、老挝、古巴三国共产党有关决议出台前都要通过全体党员讨论。朝鲜劳动党鼓励党员通过党报党刊对党的方针政策提出建议。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在重要的政策出台前，都要在基层广泛讨论，逐级收集党员的意见，供领导层决策时参考。英国工党建立全国和地方各级政策论坛，让广大党员充分参与党的政策制定过程，变金字塔式的集中型决策结构为自下而上的多线平行式直接民主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实行领导人核心小组会议机制，党的议员每月举行例会，讨论党的政策，每一项政策出台前，都必须先征得党的议员的同意。德国社民党在党内开展修改党纲大讨论，鼓励党员参与党内事务，在讨论和交锋过程达成党内共识。一些党还利用因特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党内民主活动的新方式，吸引党员、甚至是普通民众参与政策讨论的热情。法国社会党创建了涵盖全国所有省委和总支的社会党人共享网站，各级领导直接在网上回答选民的问题，并就若干政策问题在网上进行磋商。越南共产党也建立了通过网络与民众双向交流的模式。从越共最高领导人到政府部长级官员都可能被邀请参加与民众进行的“在线对话”，“提高思想工作的说服性，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5、倾听选民呼声，密切联系群众。群众观念是党内民主运作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群众力量也是促进党内民主的外部力量。基于这种认识，叙利亚复兴社会党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如果群众反映某个领导长期不深入基层，党组织要对其提出批评，屡教不改者，将被免除领导职务。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认为干部脱离群众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要求干部经常深入基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包括宪政民主联盟主席本·阿里总统在内的各级负责人经常深入基层，形成亲民传统。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阵线强调党员干部的选拔、任命都要听取群众意见，并要求其党员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如干部得不到群众信任，就将被解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非常重视基层民意的整合，强调党要植根民间、掌握民意，向公众开放。西班牙工社党积极推动民众参与，形成党与民众相互呼应的互动关系。希腊新民主党努力建设以“人民管理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真正做到“还民主于民”。
6、严肃党纪与加强党内民主并举。许多国家主流政党指出，无党纪约束的民主可能导致党员和组织出现自由散漫、无视党的团结统一和中央权威的倾向；无党纪约束的民主可能导致“无”民主的结果。强调只有严肃的党纪作保障，党内才会出现既民主又团结的局面，党员的民主权利才能更好地得以维护。为此，越、朝、老、古四党设立专门机构处理各级党委关于党纪问题的建议和党员申诉，为保障党内民主提供制度依据。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不允许党内出现宗派，力防出现党中之党。德国社民党提出“纪律是民主的美德”，强调为制定正确的政策而进行讨论甚至是争论是好事，但党内决策一旦形成，每个党员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将受到党纪处罚。英国工党要求对“党内有党”的集团予以密切关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严格执行党务守密、个人操守、适任考核等规定。在加强纪律控制的同时，多数政党都强调要保证党纪监察的公正性，设计党内诉讼程序，给予“受处分”的党员个人和组织一定期限的申诉权，避免出现“冤假错案”，确保党员的民主权利。
对党内民主建设的几点看法
1、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已成为多数国外主流政党的自觉行动。近年来，许多国家主流政党不断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其目的多出于应对内外形势变化和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通过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党内民主建设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以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一些发展中国家主流政党尝试进行政治改革，践行民主精神以缓解内外压力；也有些党在痛失执政地位后，总结经验教训，加强民主建设，励精图治。发达国家主流政党试图以党内民主增强吸引力、提高竞争力。
2、一些国家主流政党的党内民主停留在“文本”层面，理论和实践存在脱节现象。一些党在党章和党纲等文件中对党内民主做出相关规定，但实际上并没有牢固树立现代民主意识，有的党甚至认为民主规定不过是一种形式、点缀，党内缺乏民主机制和氛围，党员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护，党因此失去凝聚力和竞争力，这是导致一些大党老党失去政权，甚至亡党的重要教训之一。
3、一些党不能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容易走极端。从一些党的运作方式可以看出，有的党仍存在“一言堂”、“家长制”现象。党员只履行义务，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对党的命运漠不关心，不但风险、不负责任，党的执政能力受到削弱。有些党，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党因担心被党员和公众指责为反民主而不敢搞必要的、适度的集中，党内民主蜕变成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党内思想不统一，争斗不断，严重影响了党的决策效率和行动能力。还有些党在野时注重党的开放性，以获取党员和民众的认同；当处于执政地位时，则更多地强调集中，以保证效率和权威。
越南的民主改革始于1986年，经过20年的努力，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越南共产党已经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
一是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越共规定对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项目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
二是越共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度，开创了党内民主的新形式。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直到得到满意答覆为止。
三是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广泛吸收党内外智慧。这从1986年六大开始，提前两月公布，在全党进行充分讨论，对文件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革新开放路线，七大、八大继续这样做，到了2001年九大，越共首次通过新闻媒体提前两个月公布政治报告草案，不但在全党甚至在全国范围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进行补充修改，越共十大前将《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交全民讨论，这不但集中了党心，还反映了民意，充分表现了执政党的责任心和自信。
四是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化。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有两名后选人角逐后，实行差额选举产生。选举前，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家庭地址、电话等向全社会公开，便于党员干部和群众直接实施监督。
省委书记及所有省级干部均需有10%差额比例，在全省干部大会上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还允许党员干部自荐参选党政群团领导职务。五越南允许共产党内有内部派系竞争，党内可以发出不同声音，也可容纳不同人物进而实现利益的平衡。
第二、越南社会已经初步具有政治民主
一、越共十大前将《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交全民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二、国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
三、国会代表允许非党参选；
四、国会代表允许自报候选人参选；
五、国会代表允许竞选，候选人可以通过与选民会谈、接触或向选民报告自己如被选为国会代表后将怎样履行职责等方式进行竞选；
六、国会代表选举实行社会监督；规定候选人、社会团体代表或被委任者有权见证、监督检票和对检票提出申诉；
七、国会代表职业化，要求参选人要有履行国会代表职务、参加决定国家重和水平，有优良的道德品质，模范地执行宪法和法律，并得到人民的信赖；
八、国会甚至有权对由其选举或任命的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进行“信任投票”。国会代表可在国会会议上向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官员提出质询，质询场面向全国现场直播。
第三、越南基本实现了依法治国
法基本独立。为避免党大于法，越共规定，国会专职代表比例不得低于25%，排除兼职代表既踢球，又吹哨的弊端。越共积极推动司法改革，最高法院可审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越南加强反腐国会代表政府高官须申报财产。
第四、越南出现较为成熟的反对党
在越南销声匿迹很久的越南民主党，2006年6月1日公开发表宣言，宣布该党将复建并重现政坛，在当前的重要时期，本着爱国爱民的精神，继续高举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旗帜，坚持反对一党，要求还政于民。
这个党的复建宣言指出，民主党是胡志明主席几十年前亲自批准创建的，谁也无权禁止该党重建。宣言还说，这个党过去在越南民族长期抵抗外侵的战斗中，为争取祖国独立建了许多功勋，如今谁也无权禁止这个党恢复活动。
民主党的主席是5年前曾担任越共总书记的黎可飘。他原是越南人民军的将领，担任越共总书记时，主张雷厉风行肃清贪污、腐化、受贿，得罪了利益集团，受到排挤。2001年4月，农德孟接替他的总书记职务，他转而担任了越共中央顾问的虚衔。但他仍不时发表言论，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
民主党的副主席是当今越南著名的民主党领袖、民主党创建时的总书记黄明正。黄明正去年11月曾经到美国治疗前列腺癌，然后又重返越南。几个月来，黑社会份子受人指使，不断到他家进行捣乱和恐吓，但这位曾经3次被越共逮捕下狱的老英雄，毫不畏惧，顶住各种压力，誓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努力奋斗。
宣言还提出民主党在现阶段的各种主张，如民众享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实现民主普选；反对一党独政；反对贪污、腐化、受贿，提倡清廉等。各国政界盼越南实现多党制，民主党成立后，许多国家的政界人物和国会议员都纷纷致电黎可飘和黄明正，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并盼望民主党的复建将有助于在越南实现多党制，结束一党独。
给民主党贺电的国家和个人包括美国国会十名议员的联名电函、俄国部份议员、前捷克总统、比利时部份议员、南斯拉夫部份议员、罗马尼亚部份议员、加拿大工党等。在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越南留学生也致电黎可飘和黄明正，支持复建越南民主党。
此外，越南国民党一些老党员，也步民主党的后尘，正在筹备复建国民党。
从越南民主党复建宣言及党的领袖人物的背景可以看出，越南民主党是一个有着一定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社会基础、群众基础、的较为成熟的民主政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应当会成为越南政治民主化的生力军！
第五、越南的民主改革具有一定的的政治基础
越共中央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60名，候补委员21名，总共181名，比上届多三十一名。新人多是五十岁左右的各省市党委书记及政府各部委的副部长级人物。
这些新人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无疑将给党带来更多活力。12届国会代表选举的结果表明，新一届国会充满生机，493名应选的国会代表中，中央推荐的代表为153名，地方推荐的代表为340名，代表年龄最高的80岁，最小的24岁，345名是首次进入国会的代表，164名具备大学以上的文凭，309名具备大学文凭，还有87名少数民族代表（占17.65%），127名妇女代表（占25.76%），43名党外代表，1名自我推荐应选的代表，138名代表是再次获选的代表。
越共高层官员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如：越南总理潘文凯宣称，越南将要建设一个美国式的国家。阮晋勇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表示，为这次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的选举未能参照总书记差额选举的办法而表示遗憾。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事实可以证明，今天的越南已经开始放弃一党独裁专制，具有了初步的政治民主，更为可喜的是，越南的民主改革有着较深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障，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向更深层次发展。
越南政治改革的助推力和中国差不多，首先是经济的巨大变革对政治体制与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其次，具有全国性重大影响的腐败案件的曝光成为政治改革反思与行动的契机。另外，作为一个中小国家，外部环境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越南的政策制定过程。随着先后成为东盟、WT0的成员国，以及不断深化的全球化的冲击，越南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国际合作之中。基于经贸关系与对外战略的考虑，越南必须在政治体制方面有所改变。行政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权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等举措，都推动着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总体来看，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动向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第一，对“党内民主”身体力行，开创了许多新形式。党内民主是有限的民主，但对于执政党建设及其执政能力必不可少。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改变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僵硬机制及其衍生的弊端，越共的“党内民主”以各种方式在体制内付诸行动。具体举措有：一是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越共规定对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项目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二是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引入“辞职”等监督惩戒机制。中央委员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直到得到满意的答复。三是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广泛吸收党内外意见。越共“十大”前将《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交付全民讨论，这不但表现了对普通党员和人民的尊重和信任，同时也显示了执政党的责任心和自信。四是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化。从九届中央开始，越共中央委员和包括总书记在内的重要领导职务的产生也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十大”总书记的产生破天荒有两名候选人角逐，具有标志性意义。各重要选举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家庭地址、电话等都向社会公开，便于党员干部和群众直接实施监督。省委书记及所有省级干部均需10%差额比例，在全省干部大会上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此外，还允许党员干部自荐参选党政群团领导职务。五是越共内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党内可以发表异见，也可容纳不同派别的人物。
第二，国会功能与权威得以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不断加强。作为国家立法机构，越南国会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监督作用，正在逐步摆脱“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的惯有形象。首先，注重提高国会及其各委员会的能力，设立并提升国会相关各级组织与国会代表的职权。其次，通过具有民主本质的新型选举方式提高国会的权威，强化其机能。国会直选既符合民主政治的精髓，又能让真正代表民意的贤能之士参与国是。从1992年起，越南国会代表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从而大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增强了代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国会选举程序严谨，候选人提名需经过所在单位、居住社区和祖国阵线的3轮无记名投票，候选人的简历和财产等均在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布，候选人需与选民直接对话，接受选民质询，并陈述行动计划，最后再通过最高超过30%的差额直选。5月20号，越南登记选民通过直接选举，从875名候选人中选出500名国会代表，完成了第12届国会代表选举：875名候选人中，非越共党员超过百人，其中30人是自我提名的候选人。在选举模式上，当局提倡竞选，要求候选人会见选民，向选民说明当选后的行动计划。从5月3日到16日，875名候选人在182个选区会见选民并进行了选举造势活动。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和国会主席阮富仲分别带头会见选民。其三，质询制的推行使“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也提高了国会的政治地位。越南法律规定，国会代表有直接质询官员的权力。其主要举措是，在国会开会期间安排一个重要议程，让代表们就某些问题直接质询相关政府、高检或高法官员。其过程连线直播，普通百姓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代表与官员面对面探讨问题乃至质询。据越南媒体报道．自从实施质询制度以后，政府官员不再敢小看国会，代表们不再是“表决机器”，权力和职能明显加强。
第三，依法治国，惩治腐败的机制与执行力度给人深刻印象。反腐倡廉是越南党建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重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重要举措。为了遏制猖獗的腐败现象，越南在制度建设和具体举措上都不遗余力。一是积极推动司法改革和司法独立。近年来，越南先后签署国际法、反腐败公约，并制订反腐败法。为了打破“党大于法”的传统恶习，越共规定最高法院可直接审理越共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二是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法令要求政府官员与国会代表公布其收入、房地产、海外资产账户及其他个人财物。三是针对腐败分子打击的力度引人注目，真正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越共严肃查处违纪领导干部和有影响的政治犯罪案件，对一些违法的高级干部包括部分省部级高干进行严肃查处。据报道，2000—2004年的5年内越南全国各省和中央  直辖市先后查处干部贪污案件8800多起，涉案官员包括几名在职的正副部长在内的1.2万多人。越共中央加强反腐力度，受到人民的欢迎，同时也推动着越南不断探索政治改革的途径。
第四，继续强化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是为了建设健全行政基础，提高行政效率和绩效，为经济社会营造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以适应与全球经济体系相协调的发展趋势。据此，行政体制改革在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干部与公务员改革以及公共财政改革4个方面同时进行。越南的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同时进行的。目前，在法律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已经卓有成效，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年1月15日至24日越共召开十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多项重要决议。其中，有关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引人注目。它提出大幅度精简党和国家机关，越共中央当时存在的11个部委仅保留6个，其他5个部委予以撤销或合并。当时6个中央系统直属机关党委整合成两个党委。越南经济近年来之所以一直维持迅速发展有很多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行政体制改革有所突破。
由此看来，近年来越南政治改革的确展现了许多有新意、新动作的态势。这些政治改革动作仅仅是改良式的修修补补，是政治家的“做秀”，还是“革命性”变革的前奏和铺垫?现在越南民主建设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民主能解决腐败问题吗?越南再“民主”下去会不会削弱越共的凝聚力，甚至动摇其执政根基，导致失去政权?这些问题都值得密切留意并加以探讨。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如欧洲的法国和中东的伊朗。
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模式可供借鉴。
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和解体了。
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有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是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多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推选出来的。
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
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精英政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里，首先就是如何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是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特别强调的。
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一点，邓小平看得最清楚。邓小平因此强调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党内民主。
然而，尽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则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原因似乎很简单。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同属政治强人。政治强人之下很难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反过来说，在政治强人时代结束后，就必须发展出党内集体领导机制。
要确立集体领导，胡锦涛领导层废除了强人政治下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政治机制，例如夏季的北戴河聚会和并不规范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现在不仅规范和正式化，而且也增加了透明度，对外公开每次政治局例会的主题。
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等之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凌驾于各个系统之上，在各个系统拥有实质性权力。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制度性机制对各个系统进行协调。
为了集体领导，这次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
无论是民主还是反腐败，分权制衡必不可少。尽管邓小平时代明确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至今中共也没有说要实行这样的体制，但对分权制衡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中共高层是有认识的。
这些年来，司法和审计系统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又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尽管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中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渐趋明确。
由“上”到下，但并非个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
这次政治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是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
或许在推选过程中，主要领导人继续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中央委员（包括候补中央委员）多数的认可。
中国这些年来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是高层缺少政治权威。领导层有很多很好的改革和政策动议，但往往是执行不力。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
一些政策，不用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具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大大不够，而且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
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性的一面，在其本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
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这种情况到今天都还在发生。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件重要政治任务。
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变相的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只有公正，合法性才会提高
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
在西方，各政党必须直接诉诸于选民。中共不实行西方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是说就不用考量“选民”的利益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为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来诉诸于“选民”利益。
就是说，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接纳各种社会经济利益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
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
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反映，则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量到如何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
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公正性，党内选举才会提高和强化学界所说的党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党内民主的思想和初步制度结构已经形成。从思想到制度表达，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则很难，因为每走一步，就牵涉到巨大的利益调整。
不管怎样，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尽管不尽人意，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且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巨大动力，中共必须这样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是为了政治的制度性稳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也有利社会民主
本报记者 (史哲 苏永通)11月，属于越南。7日，越南成功跨过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门槛，即将成为其第150个会员。一周后，APEC领导人齐集河内，越南作为东道主躬逢其盛。今年的越南格外引人注目，除了11月的两件大事，越共“十大”、国会上高层领导人换届，引人关注。在APEC峰会落幕之际，本报记者就越南革新开放(越南将改革称为“革新”)、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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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入世、中越关系等一系列热点话题，采访了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裴仲云公使。
政治革新稳步前行
越南革新是中国媒体前一阶段热议的话题之一。裴仲云公使看了很多中国有关的报道，利用这次机会，他坦诚地介绍了相关的情况，并做了更为清晰的解释。
记者：越南共产党自“七大”以来，就以相对稳健的方式进行更深入的改革，能跟我们的读者大体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裴仲云：20多年的革新开放，把经济作为重点来抓，这个路线是对的。20多年来，我们也不断了解世界，特别是中国。经验告诉我们，稳妥非常重要。但在政治革新方面，也在探索一些做法。
记者：今年越南很多领导人更换，外界非常瞩目。
裴仲云：这次引起轰动的一个原因，就是许多领导退下来。有中国媒体用了“换血”这个词，但其实是这些领导同志到了年龄。本来政府和国会领导人应该是明年换届的，为了方便今后的工作，所以集中在今年。大家可能会觉得突然，但这也许是今后的规律。
党代会之前，全民讨论也是一次探索，把政党报告交给各个阶层来研究很好，让住在国外的越南人也能了解国家的发展进程，这本身也体现了“为民的”思想。
记者：能介绍一下越共十大上“差额选举”总书记的情况么？
裴仲云：其实本来就确定两个人中一个为总书记，一个是国家主席，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合适的确认方式。不过，党内民主程序中，也有了自荐，比如说党的干部就有人自己提出来，有的想当中央委员，有的要当部长。
记者：关于国会质询等其他方面政治革新的措施呢？
裴仲云：政府总理要出来接受国会质询已经进行了几年，回答民众关心的问题。很多腐败案件，没有及时地被党组织发现，媒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也要求公示需要票选的候选人名单，这也在讨论中。
总之，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扩大了党内民主，也有利于社会的民主气氛，这也是一个进步吧。
但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有个过渡期，有些地方可能还不如人民所希望的……西方把个人自由抬得很高，我们还是需要协调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欧洲文明社会已经几百年了，我们还需要时间，需要保持稳定。
记者：您如何评价越南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
裴仲云：我们的发展有一些特殊的地方，过去包括媒体在内，许多方面都是由党领导的。我们的看法是，现在是信息时代，跟从前不同了。通过电视特别是互联网，人们能看到很多信息，海量的信息当然需要有引导，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
我们提出要建立民主、文明的社会，文明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体现在媒体。没有媒体，怎么能了解世界，了解国家的政策、路线，媒体对于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反腐方面，媒体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要建立民主社会，首先就体现在媒体的透明上。稳定是我们的最高利益，同时也要求媒体监督要有所作为。它在促进国家整体进步时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对腐败也起到了威慑、警示作用。这也增加了社会民主的气氛。
“把自己和世贸组织连在一起”
对于入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越南很早就已在进行相关准备。以至于在功成之日，世贸总干事拉米称赞越南向世界显示了如何一边谈判，一边进行稳定的经济改革。
记者：越南为加入WTO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您觉得促使越南坚持不懈的动力是什么？
裴仲云：入世，越南经过了多方面考量——WTO对越南有怎样的意义，会有怎样的影响等等。在越南看来，这是发展对外关系的需要，它顺应了国际发展的趋势。你必须参与这个趋势。所以，决定要加入WTO以后，越南就一直在努力，就是要把自己绑在WTO身上。
越南正在进行革新开放，面临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的竞争。入世首先是越南发展的需要，比如说搭上世界发展的快车，利用WTO平台扩大出口，吸引投资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等等。
而且，入世也将对越南国内的革新产生新的推动。目前，越南已经提出了“全面革新”，这其中就包括从整体上调整越南法律制度，使之符合越南对WTO的承诺。
记者：入世也意味着越南必须要对国内许多方面作出调整，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准备吗？
裴仲云：首先，就是国家行动计划，这是越南在意识到迟早会成为世贸成员时制定的一个规划，内容就是如何履行世贸义务。
行动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加速法律、法规的完善步伐，最近两年，越南国会承担了大量的立法和法律修改工作。另外，就是要有步骤地宣传，让越南政府、官员和民众了解越南的承诺、入世的权利和义务。
还有一点就是政府的行政改革，要提高政府的效率，创造好的投资环境。比如在反腐方面，越南出台了《反腐败法》、《反浪费法》，加入联合国反腐公约，成立一个专门的反腐委员会，由总理直接牵头。这不仅对外有影响，对内也要对老百姓有个交代。
要做的实在很多……
美国也是越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说起越南与美国关系的发展，裴仲云公使也对中国人关于此问题的看法很感兴趣。对于美国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由于历史的后遗症至今并未消除，越南人的感情总是有那么一点复杂的。不过，裴公使表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事情总需要向前看。
记者：今年的APEC会议，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了越南，越美关系的发展势头很好。今天的越南是如何看待美国的？越南民众对美国有一种怎样的感情？
裴仲云：胡锦涛主席在与越共总书记会谈时，曾表示过，“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坚定支持越共十大制定的对外政策。 ”
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当然也是越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当然，在某些方面的问题处理也最麻烦，避免不了，美国还有些人想通过人权宗教问题向我们施压。
我们一再强调独立自主，希望与美国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美国的技术出口对越南非常重要。和中国人一样，很多越南人对赴美受教育非常向往。对美国而言，越南这个市场也很有特色。
但对美国的感情比较复杂，因为过去那段历史，给越南留下许多战争后遗症，比如“落叶剂”、地雷等等。还有越战孤儿、在战争期间去美国的几十万越南移民。今天，他们有一些人回来参加越南的建设，但也有一些还保持着成见，也想着利用国外的势力影响越南的选择。
其实，对于过去战争造成的伤害和损失，美国人也在体现他们的责任，比如有些组织向残疾人提供一些资金、设备和治疗，还有排雷行动。此外，还有在越南失踪的美国人问题等等。这些方面，有历史阴影也有合作。
总之，在政治、经贸、教育等各方面，美国对越南很重要。发展两国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这里面有现实的利益需要，同时也要解决历史问题。
记者：美国是否就“越南战争”一事向越南人民道歉？
裴仲云：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建立美好的未来，这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的话。从现状来看，说一句道歉，还不如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在越战问题上，他们也有个面子问题，我想这也是比较灵活的处理方式。我想越南还是会吸取经验，保持现在的局面，不要去破坏它。
中越关系：“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同志”
在采访中，裴仲云曾多次提到中国，会很自然地拿中国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些具体的问题。对于目前的中越关系，他借用了“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同志”加以形象概括。不过，他也没有回避现实中的各种担忧，只是作为一个从事中越交往多年的老外交官，他觉得那些担忧都是多余的。
记者：越南入世后，在一些产品上可能会与中国形成竞争，对于这些竞争性因素，越南有什么考虑？
裴仲云：在出口方面，竞争是避免不了的。越南和东盟国家之间也有竞争，关键是怎么配合出口，保持双方的友谊，不要搞垮价格。
目前，在服装、鞋、少数电子产品方面，越南已经和中国有竞争了，但中国这么大，越南不可能与之形成全面竞争。竞争避免不了，早晚还是得通过沟通和合作。
欧洲、美国对中国有配额限制，而越南明年就会取消配额限制。现在就有很多中国商人先行过去了。合作方式可以灵活适用，今后会有更多的方式。
记者：在吸引中国对越投资方面，越南最希望获得投资的领域有哪些？
裴仲云：中国对越投资目前排在第15位，但胡主席这次的访问之后，签订了十多个项目，应该有所提升。比如说广东的南方电网、华为、TCL、新希望、上海建设集团公司等企业也进入越南……这两年，中国比过去更关注对越南投资。
越南政府方面最需要的是基础设施、能源和高技术。
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在交通方面很有竞争力。中国在制造业方面也很好，当然，我们最需要的还是高科技了。
记者：能评价一下当前的中越贸易关系吗？目前中越贸易中是否存在问题？
裴仲云：我觉得中越贸易的发展，还是蛮不错的。去年(贸易额)87亿美元，今年有望达到100亿了，再过几年就能突破150亿。中国市场这么大，越南也是正在发展的市场，中国还是一个重要的投资国，前景非常好。
问题在哪里呢？逆差，去年的逆差达30多亿美元。这次中越《联合声明》也谈到了贸易平衡的问题。当然，不可能绝对平衡，但不要太大。希望越南多出口产品到中国；中国的大企业多到越南投资，做大项目，尤其是公路、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希望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能带动双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投资方面，今年胡主席来访，签订了一些大项目。我们希望这样的项目能更多，另外越南一些世行贷款项目，希望中国企业能积极参与。
科技合作也要跟上。跟中国一样，我们也需要掌握技术，采用先进技术进行自主创新。
记者：您对中越关系的前景有怎样的预期呢？
裴仲云：我保持乐观，有信心。有些人担心这担心那，我觉得没必要。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非常深厚，两国是 “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同志”。
15年来，两国友谊、合作，一起发展一起繁荣，中国是越南最大的邻居、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伙伴。
不是说我们偏重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我们在发展上面临很多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国内出现的问题，越南国内也要面临，双方可以加强沟通。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分享共同利益、战略利益。保持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才能共赢。
这次胡锦涛主席访越，我们达成了很多共识，签订了很多协议。领土问题、海上问题还要具体谈判转载]党内民主——越南为中国老大哥作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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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越南为中国老大哥作出了榜样
盛大林
越南共产党将于4月18日至25日在河内巴亭会场召开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重点预计为接班人选及政治经济改革等问题。据新华社报道，为越共十大做筹备工作的越共九大十五中全会已于本月15日在河内落下帷幕。即将提交越共十大决定的报告、完善越共十大高层人事安排方案等，一一浮出水面。据报道，越共中央委员会16日决定，将推荐党内位列第一的现任总书记农德孟（65岁）以及位列第四的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63岁）两人为下任越共总书记候补人选。在越共的历史上，推荐多位候选者实属罕见。
总书记要实行差额选举——这在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中，可能绝无仅有。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但中共中央的全体会议向来都是闭门会议，只在会议结束后公告会议的结果。也就是说，包括中共普通党员和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都不知道总书记究竟是如何选举出来的。甚至选举前有没有候选人，也都是秘密。而越共的总书记选举不但是公开的，而且要实行差额选举，也就是说将进行真正的竞选。从民主系数上讲，越共至少领先了两大步。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种方案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即全面的民主应该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民主怎么搞？越共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越南的经济改革一直在步中国的后尘，但政治改革却走到了中国的前面。
以前，苏联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现在，中国应该算是老大哥了。中国的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太多了，能不能虚下心来向小老弟学习学习呢？
链接：http://news.21cn.com/world/guojisaomiao/2006/04/17/2545771.shtml
附一篇2003年的旧文——
中央全会能不能公开报道？
盛大林
从2月22日的各大报纸上得知中央政治局决定十六届二中全会将于24日至26日召开，于是就特别关注，但到了24日，却没见到有关十六届二中全会的任何报道，直到26日晚才从电视新闻中和27日的各大报纸上看到了《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公报》，此时，会议已经闭幕了。
从会前的预告和会议公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六届二中全会就很多重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决定。如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在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反复酝酿协商的基础上提出的拟向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决定将这两个建议名单分别向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推荐。另外，全会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个意见形成《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交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显而易见，这些决定都将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未来政策的走向。相信包括广大党员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公民都非常关心这些决定是如何作出的。比如，决定推荐的那些国家领导人是如何筛选出来的？为什么要推荐这些同志？与会的中央委员及其侯补委员们是如何“审议”的？都分别发表了哪些看法？理由是什么？等等。
众所周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每年的两会都是边开会边公开报道。比如十六大期间，几次主席团会议以及代表们讨论十六大报告的报道都是每天新闻报道的“重头”，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人们从报道中知道了十六大报告中有哪些重要内容，以及代表们的看法；同时也知道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的过程。两会也是如此。既然十六大和两会都能公开报道，中央会全应该也是可以的。
中央全会开会期间不公开会后发表公报，确实是惯例了。但这个惯例似乎并没有坚持的必要。人们注意到，十六大之后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道就比以前详细了很多，比如有关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分工问题也有提及，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大会议及其重要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应该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作为党和政府当然应该鼓励人们的这种政治热情，并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政治诉求。既然人们有知情的权利和愿望，中央全会能不能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两会那样“全程”公开报道呢？
。怎么样加强和保持共识，对于中越关系的稳定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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