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回眸之一

蹒跚起步的晚清改革

    辛亥革命留给现代中国的最大政治遗产是什么？是结束了长达二千年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度，倡言民主共和。仅此一项，革命已是功德无量。

    辛亥革命是观念革命、制度革命、城市革命，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宫廷政变和农民起义是根本不同的革命。革命的领导层是新生的知识分子，他们盗取西方的“天火”，以政党和现代社团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利用现代宣传媒介进行社会动员，让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包括海外华侨共同参与，这都是没有先例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革命党人在论战和斗争实践中所培育起来的自由、民主的精神，普遍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和精神，是注入守旧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意识中的新鲜空气，激荡、播迁，而影响深远。

    民国建立伊始，虽然在社会底层中不见得具有深厚的基础，但当借武力逞雄上下其手不可一世的袁世凯试图挑战它而复辟帝制时，立即遭到举国的唾弃。对于政治寡头、僭主、独裁者，我们的国民什么时候有过如此一致的、公开而明确的反对态度呢？可见这场革命是一次有效的思想操练，而且头一次，就把一种普世价值的力量表现出来了。

    从“自强”运动说起

    清王朝到了乾隆皇帝逊位之时，已经开始衰败，即使有历史学者罗列当时的人口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数据，从整体上说，依然无改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面貌。

    马克思这样评论中国：“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的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840年，解体的时间开始了。是英国的鸦片加大炮，最早打开这个古老的密闭的空间。

    这是中国皇帝所不能接受的。在他的眼中，中国乃“天朝上国”，居“天下之中”，所有国家都是藩属国，使节前来都要行跪拜礼的。想不到终有一天，朝贡关系变作了条约关系，自然是奇耻大辱。然而，就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次年，1861年，咸丰“龙驭上宾于天”了。

    晚清政治的要角慈禧从此登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同治帝不过是体制的一个象征而已，权力一直掌握在这位阴鸷而强硬的母后手中。由于根基未稳，又缺乏治国经验，从身份来说只能“垂帘听政”，这样，就暂时腾出了一个舞台空间，由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结合外省的几位封疆大臣，一起折腾他们的所谓“自强”运动。

    “自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挨打后冒出来的一个新词。它最初用于外交方面，后来就跟办洋务联系起来了，所以自强运动也称洋务运动。先驱者是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魏源的名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则提出“用夷变夏”，而“自强”作为一种政治主张，也是他率先提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言议无足轻重，检验真理的最后标准唯是最高当局的实践。这时，奕和文祥有了明确的指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稍后，地方领袖张之洞写成著名的《劝学篇》，其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实质上代表了整个洋务派的观点，也是贯穿晚清整个改革的纲领。“体用”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被确定为引进、购买、仿照。改革最先是器物的改革。

    洋务范围的扩大

    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地方督抚的势力得到迅速扩充。对于一个专制政体的命运来说，中央政府处于强势还是弱势，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显然，现在的中央大权已经旁落，督抚们正好借助办洋务的机会，谋取地方利益，扩充个人的实力。在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倡议下，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由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人容闳购买机器，铸造枪炮船舶，并开设翻译馆。十年间共翻译98种西洋著作，其中47种自然科学，45种军事和技术类，可知当时“新学”的趋向。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是有名的，打造了40艘船舰，所属还有船政学堂，培训干部，其中就有后来留英，做《天演论》的严复。继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开设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在上海和广州开办外语学堂，接着派遣留学生，尝试教授西方自然科学等。随着曾国藩的去世，左宗棠赴任西北，奕遭到慈禧的惩诫而淡出政坛，李鸿章被调往天津，长达25年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由于职地靠近北京而且得到慈禧的宠信，成了中国洋务运动的首席设计者和倡导者。

    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洋务的范围渐渐有所扩大，除了国防工业之外，轮船、铁路、开矿、纺织和电报等高利润的企业也发展起来。开始时，企业都是国营的、官办的，接着有了官督商办，纯粹商办性质是后来的，而且比重很小。只要官方插手，所有企业必然带上官僚机构的僵化的管理模式和裙带作风。官商结合加剧了官场的贪污腐败现象，李鸿章据传留下4000万两家产，有可能是最大的“官倒”。他挪用300万两海军军费为慈禧修造早已被毁的颐和园，以致甲午战败，有人把账算在他的头上。

    对于改革，国家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动力，无疑也是一种阻力。它完全可以通过人事调动和政治决策进行直接干预，连同文馆这样的机构，慈禧也要“掺沙子”；她要在所有能够控制的机构内安插亲信，以牵制改革派。而改革派之间则又充满各种矛盾“内耗”不断。

    意识形态的阴影是巨大的。郭嵩焘是一个较为清醒的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中，不谈练兵制器而主张“创制”，“通洋人之情”，为此饱受攻击；出使英国后还有人参劾他，回国时竟至于不敢入京。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是因循守旧，人们害怕新事物。然而，更可怕的是对于新知的冷漠态度，人们置身局外，仿佛改革只是当局和知识者的事情。

    整个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变化极大。1866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1868年，日本改元明治，废除旧制；1870年，法国结束普法战争，成立第三共和。此时，中国的改革正在蹒跚起步。

    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是谁？是最大的政治利益集团及智囊知识分子。改革的动力资源，全部来自体制内，这就有了一种制度的规定性。李鸿章对自强运动打了一个比喻，说：“使其强就此途也，擎琉璃冷盏以探汤，有不猝然破裂乎？是故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必须迁延忍耐，逐渐加重。”意思就是慢慢来，摸石头过河，不能操之过急。那结果，常常是进一步，退两步。

    改革是一个魔瓶。而今，盖子已经打开。按逻辑发展下去，最终竟闹出一场革命来，将改革者也给革掉，这是改革者所始料未及的。所以，有论者论及“中体西用”的发明者、中庸的改革家张之洞与革命的关系时，说是“种豆得瓜”。

    同时代的托克维尔有这样一段近乎预言的话，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最可怕的是，帝国列强接踵而至，掀起争夺租借地的狂潮。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占领旅顺，法国则声称华南和西南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一时间，中国书报不断出现“神州陆沉”、“豆剖瓜分”一类字眼。中国人笼罩在一种亡国的焦虑和恐惧之中。

    只有当全社会感受到危难将至的时候，思想界才会变得活跃起来。最先觉醒的知识者发现：自强改革已经彻底失败，究其原因，就在于不敢触及现行体制。为此，他们呼吁：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必至亡国！

    其实，有关制度改革的思想，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早就宣传过，只是不被注意。到了九十年代，情况有了转机，作为西方的文化掮客，他们提供的西方的非宗教思想以及相关的知识，获得相当大的市场。他们发起成立一个叫作“广学会”的组织，在精英阶层中影响很大。广学会的出版物中，除了论述西方政治、历史及国际时事的相当数量的译著以外，还创办了一份十分流行的报纸《万国公报》，开了报界批评社会的风气。虽然，这些书报未曾直接挑战清政府，但是它的趋向是颠覆性的，饱含激进的内容，为中国的制度改革运送了必需的“军火”。康有为承认，他的变革思想，就是来源于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

    中国的传统学者，总体上是昧于政治的，直到九十年代还耽留在国学的故纸堆中间。有志于改革的是极少数，像冯桂芬、郭嵩焘这样明确主张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人物，在清政府中尤其罕见。不过，他们的思想，仍然免不了拖一条儒教的尾巴。曾经为清政府通缉而避居澳门的报人王韬、做过买办的郑观应，还有在香港写作的何启和胡礼垣，由于身份不同，显然思想更为彻底。他们从政治和道德方面质疑现行政体的合法性，但因此，在庞大的传统势力面前，只好被边缘化。

    在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当是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了。比起别的改革派人士，康有为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继承今文学派的余绪，重新阐释孔子，所谓“托古改制”，目的在于辩护改革的正当性。他解说孔子的“三世”说，据乱世为专制君主制，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制，太平世为共和政体制，历史直线发展，最终通往“大同”社会乌托邦。康有为改革思想的核心是保国和保教，思想形式很传统，但是君主立宪作为一个政治纲领，在老祖宗那里是没有的；所以一出台，便显得咄咄逼人。

    作为弟子，梁启超的知识视野比康更为开阔。这是一个带有政客倾向的狐狸型学者，天生的宣传家。他的富有“魔力”的文字，对于传布康有为的变革思想，发挥了极为出色的作用，但也常有所超越。不过，对于君主立宪的宣传和履践，梁启超始终忠实于老师的宗旨，不曾改变。

    强学会与湖南维新运动

    与此同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开展变法维新的启蒙工作，所谓“开民智”。办法似乎是模仿传教士的，一个是组织学会，一个是创办报纸。最早建立的学会是北京的强学会，开始活动时有不少中外名人参与，包括像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一类高级官员。强学会主办日报《中外公报》，免费散发，印数最多达9000份。接着在上海设立分会，出版《强学报》，时任南京代理总督的张之洞在经费方面曾经给予有力的支持。

    但是，所有这些带有颠覆性的活动，不可能逃过政府当局及其意识形态的监控。1896年，学会报纸均遭取缔。

    当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在京沪受挫之后，开始转移到湖南，长沙随之成为精英集结的中心。

    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湖南有两位学者官僚吴大澂和陈宝箴在省内相继主政，湖广总督是改革家张之洞。外交家诗人黄遵宪任湖南盐法道，代理过按察使，他曾是强学会上海分会的会员。还有任湖南学政的江标，到过日本，也曾参加北京的强学会。在这批人物的经营之下，湖南无论是经济、技艺、文化教育，都很有点革新的气象。

    1897年秋，时务学堂创立，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被聘为总教习，《湘学报》主笔唐才常和《仁学》的作者谭嗣同协助他讲课。这些青年激进分子聚集到一起，以西方的知识和思想灌输给学生，还印制禁书《明夷待访录》和《扬州十日记》，向校外秘密传播。

    这个时期的梁启超相当激进，当他得悉德国占领胶州之后，甚至向陈宝箴提议，如果必要，湖南应脱离北京中央政府而宣布独立。他表示，如果不能推动改革，唯一办法是以日本萨摩和长州为榜样，同中央政府分离。明治维新就是从萨摩、长州等少数封建领地率先实行变革，然后推及全国的。这种反对中央的自治思想，在当时可谓闻所未闻。

    1897年冬，一个颇具规模，被梁启超看作地方议会的组织“南学会”成立。这时，维新的队伍出现分裂，温和派开始对激进派产生畏惧，于是结合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施与攻击，最后，连地方最高长官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张之洞下令辖下官署和书院停止订阅维新报纸，还特地写信警告湖南官员；陈宝箴奏请朝廷烧毁康有为著作的木版，并且禁止再版；御史向朝廷陈奏，必须以强硬手段对付维新派，还有学者甚至要求将康梁处以死刑。

    湖南的维新运动失败了。在一个集权国家里，地方就是地方，中央是不可以挑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