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市新城热电厂:民国宪政的几个拐点

巨 凯
2010年5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5611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到吴佩孚，到张作霖，到蒋介石
1
民国命运的一个最大的下拐点，便是袁世凯称帝，从此一个大滑坡，几乎让年轻的共和国夭折。民国宪政的命运曲线与此相仿。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开头好、好一半；开头孬、事不妙。由于袁世凯的黄粱一梦使民国的头没有开好，犹如襁褓中的婴儿害了一场大病，纵是不死也剩下半条命、奄奄一息了。
但这并不是说民国宪政就毫无康健的希望了。事实并非如此。后来的几届北洋政府是有机会挽救民国宪政的，事实上也出现过几次短暂的上拐，但由于种种的原因——主要还是几个实权人物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曾经弧光一现的希望破灭了，每一个短暂的上拐之后便是一急转直下的长长的下拐，几轮下来，民国宪政终于气绝身亡、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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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袁世凯在羞愤交加中病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接任总统；段祺瑞依法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实权。一度被袁氏废弃的《临时约法》恢复了效力，被袁氏解散的（旧）国会也恢复了建制与活动。民国及其宪政又有了一线生机，就像一个大病濒危的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天之后，健康细胞渐渐地战胜了病变细胞，终于摆脱了死神，尽管虚弱不堪，但无生命之忧了。这个时候只要精心护理，调养得法，应该可以走出病魇，恢复康健与活力的。
历史把这副担子压在了段祺瑞的瘦削的肩膀上。
当时，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依据《临时约法》，内阁承担着实际的责任并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总统更多的是威望、资信、尊贵和荣誉的象征符号。在北洋军系中，段祺瑞早已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而袁死后，段祺瑞已然成为北洋军系的实际上的领袖。在此之前的辛亥年，在清廷的强硬派妄图作殊死一搏时，段祺瑞领衔多名前线将领通电清廷，以领兵进京相威胁，终使强硬派吓得鸟兽散，赢得了“一电定共和”的美誉。在袁氏称帝的闹剧期间，段祺瑞以辞职赋闲作消极抵制，那么称帝的闹剧收场后，段氏以大节端正而深得人们的敬佩。总之，无论是能力实力，还是声誉资望，以及实际的地位，段祺瑞都成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顶梁人物。
然而，段祺瑞的瘦削的肩膀没有能够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民国宪政的起死回生在他这儿不但没能变成现实，而且还遭受了无意识、非自愿但却如组合拳般的连续致命的击打，使刚刚缓过气来的民国及其宪政又遭重创，从而更加虚弱不堪——离死神更近了。
使民国及其宪政再度大伤元气的，主要是这样的两件事：一是府院之争导致张勋拥清复辟；二是新旧国会之争导致南北分裂。这两件事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因素，但在当时的政坛起着主导作用的段祺瑞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由于《临时约法》的匆忙出台，更由于它是因人（针对袁世凯）而设职（实行责任内阁）的，胎里带来的毛病使诸多纠纷难以避免，首当其冲的便是府院之争。总统与总理的职权划分不明晰，制衡的设置不合理，粗疏的程序又无从操作，使得府院之争成为必然，而不争反而不正常了。
单个地看，黎元洪是总统的恰当人选；段祺瑞是总理的恰当人先。黎元洪首义有功，德高望重，但缺乏军事实力背景，是个老实人，凡事能忍，善于妥协，作为国家的虚位元首，他再合适不过了；段祺瑞敏行讷言，刚毅果敢，善于处理具体事务并且大刀阔斧，身后倚着雄厚的军事实力，比较适合于当责任内阁的总理。但当这两个恰当的人选处在当时的具体的时空下时，争斗却接踵而至了。
在中国，若问皇帝怎么当法，稍有墨水的人都能说出个道道；若问总统怎么当法，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临时）宪法没有写清楚；因为此前充其量只有两位总统，这两位总统都很失败。不过，尽管失败，孙中山与袁世凯却不窝囊，在他们当政时可是大权在握的。
到了黎元洪这儿，总统却成了没有任何实权的荣誉性职位，黎大总统想不通也是人之常情。黎元洪虽然老实，却不傻；虽然平和，到底还有着军人的血性。由实位总统向虚位总统过渡，总会发生点什么——绝大部分的过渡期都会有故事发生。黎元洪不甘于做一个摆设，不甘于做“盖章机器”，他要对时政表明态度，他要干涉政府（内阁）的工作。既然成宪不甚明了，那么黎大总统作出一些权限试探也是合乎情理的：总统究竟有哪些权限？总统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如果双方都作试探，双方都有进退举止，那么双方都能慢慢地找到自己的权力的边界。虽有龃龉，终能吻合。这个过程也叫——磨合。
可是段祺瑞不是这样的人。段祺瑞不是常人。段祺瑞生性木讷，性格刚烈，不会妥协，不知进退拐弯。当时的《民国日报》曾这样描述过段的性格：段祺瑞生平不喜与人作寒暄语。设有客谒之，彼第一句话必曰：“尔为何事来？试言之。”于是，客述来意。段觉可为，即答“可”一字；设不以为然者，则答以“不准”一话而已，余无多言也。段祺瑞充其量只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军人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军人只需发号施令，而政治家除了发号施令外，还需宣传、动员、沟通、协调、妥协、迂回。所以当军人易，当政治家难。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要求，比作为一个军人的要求，要高很多很多。当民国及其宪政的命运落在一个赳赳武夫而非政治家手里时，其前途便可想而知了。
总统与总理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妙的兆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向副总统——很可能依法接任总统的黎元洪报丧。段进门后，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然后分宾主坐下。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这幕哑巴剧演了四十分钟，段站起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国淦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语气是那么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其实此时段的身份是袁时代的国务卿，在成为总理之前还需履行一定的手续，可他俨然以总理自居了，视现任副总统、将来的总统如同无物。
不久，两人就为徐树铮的任命起了争端。徐树铮长期追随段祺瑞，是段最信任的心腹。段组阁时拟任徐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却以徐为人跋扈而坚拒，声称“我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绝对不能与他共事”（见《张国淦文集》）。但段意甚坚，且搬出北洋元老徐世昌说项，黎直告徐世昌：“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徐世昌回说：“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必须办到。”最后还是黎元洪作了妥协，同意任用徐为国务院秘书长。
徐树铮本来就是个张狂的人，加上有此过结，对黎更是没有好脸色。据时人回忆，徐每日进府盖印，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时更动三厅长，黎偶问及是何原因？徐竟答道：“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见《张国淦文集》）。作为徐的上司，段祺瑞对其很是纵容，且自己索性简傲，与黎少有接触。徐奔走府院之间，事事以己意为段意，对总统傲慢无礼，这更加剧了府院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到1917年5月份因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终于到了摊牌的地步。以段祺瑞为首的内阁主张参战；以黎元洪为首并获得国会中国民党系议员、部分社团支持的一派则反对参战。参战案在国会两度搁浅，使段祺瑞大丢颜面，他决心蛮干到底，以解散国会的方式解决问题。5月19日，由吉林省督军孟恩远领衔，联合8位北洋系督军、省长及其他督军代表，上呈黎元洪，以对制宪条文扩大国会权力不满为由，谴责国会议员，“惟有仰恳大总统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黎元洪自恃有国会和舆论的支持，也不甘示弱。5月21日，黎召见孟恩远等，告以总统解散国会没有法律依据，惟有段去职方可解决时局问题。这边，督军们在段宅密商，决定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那边，黎在左右的鼓动下，决定先下手为强，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任命外交总长伍廷芳代理其职。依据临时约法，总统令需由总理副署，即使是总理的免职令也是如此，约法的粗疏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段祺瑞发表通电，声明此令未经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一概不能负责，尔后离京赴津策划解散国会并倒黎，以图再起。
府院的摊牌使北京政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政府无人负责，国会也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这给督军团头目张勋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契机。
手中没有实权而又受制于北洋军人的黎大总统，此时只得病急乱投医，请张勋“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6月7日，张勋率所部数千人由徐州浩浩荡荡乘车北上。此时，段祺瑞想借张勋倒黎，黎元洪则想借张以自保，而张勋却包藏着拥清复辟的祸心。三人各怀鬼胎，孤注一掷，而押上的却是民国剩下的那么一点儿元气。
张勋提出了担任“调停”的先决条件——解散国会。国会本为黎元洪与段祺瑞相争的主要依靠，此前督军团多次要求解散国会都为黎氏所拒。但此时的黎元洪只有豪赌了，同意解散国会，希望以此换得张勋的支持，在府院之争中占得先机。
黎大总统解散国会的命令，使张勋的复辟阴谋的最后一个障碍清除了。7月1日，张勋拥前清废帝宣统复辟。老实的黎元洪怎么也没想到，被他寄予厚望的张勋会来这一手，可等他醒悟过来为时已晚，只能亡羊补牢了。他避居东交民巷后，立即通电全国：“吾国由专制而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托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 宣布“誓不承认”，要各省“迅即出师，共图讨贼”，“复我共和”。同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调集军队，誓师讨逆，于7月14日攻占北京。段祺瑞亲往东交民巷迎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的总统住宅，可曾下令解散国会的黎元洪这时已无颜复任大总统，电请远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自己黯然离京迁居天津当寓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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