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众测平台:夜读晚清---帝国的死亡日记之六：割台记

六、1895：割台记--------远未结束的战争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惨败导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正如黄遵宪在《台湾行》里写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台湾民众群情激愤，誓不臣倭。

正如《台湾行》里所写，“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大陆移民对台湾早期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大力推行新政，搞起了铁路、商轮、屯垦和开矿等洋务，为台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样一个具有极为重要战略地位的闽浙门户和拥有如此丰富资源的宝岛，竟然被清廷轻易割弃。

“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黄遵宪的诗歌代表了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心声。即使他们的抵抗失败了，但是，民众在斗争中也开始逐步觉醒。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才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6．1、平地一声惊雷起，台湾从此落虏尘

美丽的宝岛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早在三国的时候，吴国孙权就派遣大将卫温率甲士万人前往台湾，当时台湾被称为“夷洲”。隋唐时期，台湾被改称为“流求”，元明时期，已设有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和台湾等地。明末清初，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后，有计划的招纳了大量大陆移民前往开发台湾，一时间台湾的发展颇为可观。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和大陆实现统一，台湾设府，归福建省台厦道管辖。雍正七年（1729年），台厦道改为台湾道，当时的台湾人口已经接近190万。1883年中法战争中，法国人想踞台湾为质被挫败后，清廷也由此意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于是在1887年改台湾道为台湾省，作为全国二十个行政省之一，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当时台湾人口已经达到320万。（以上人口数字来自于安然著《台湾民众抗日史》第12页，台海出版社2003年版）

早在1895年3月中日在马关举行第三次谈判的时候，伊藤博文突然不经意的问道：“我国之兵，现往攻台湾，不知台湾之民如何？”李鸿章不知就里，说：“贵大臣提及台湾，想遂有往踞之心，但英国将不甘心。”

伊藤博文心头暗笑，老李又来玩“以夷制夷”的那套，忽悠谁啊？当时的英国，在和日本签订《通商条约》并取得日本的大量让步后，早已经是日本的盟友了！

等到日本铁定心要吃进台湾的时候，李鸿章见英国人无动于衷，只得再次警告伊藤说：“台湾巡抚来电说，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这事恐怕不好办。” 伊藤博文倒是干脆，说：“让他们鼓噪，我自有办法搞定。”

各位看官！纵观整个十九世纪，国际社会中可谓是流氓当道，各国谈判的地位主要是靠拳头的软硬来决定，此时的李鸿章，哪里还有什么办法？早在谈判之初，台湾人民听说台湾不在停战之列，心中已经有不祥的预感；条约签订后，台湾人民一直担心的事情------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最终成为了残酷的现实。

《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都大为震惊。恰逢当时在北京举行会试，正在北京赶考的各省举人一千多人联名上书，其中台湾省举人更是群情汹涌，抗议清go-vern-ment“弃地界仇”，声称台湾人民“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台湾举人汪春源上书朝廷：“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

“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为皇上赤子，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雠，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

汪春源沉痛指出：“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雠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此后谁肯为皇上出力乎！”

台湾进士、前工部主事丘逢甲，也上书质问：“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何忍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

笔者记得多年前读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讲的是色当战役中法国被普鲁士打得大败，法国的临时go-vern-ment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了普鲁士，小主人公赶着去上课，不料这已经是最后一课了。伤心不止这一家，如今的台湾人民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被割让的消息就传到了台湾后，台湾人民震惊了，“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伤心欲绝的人们拥入官署，跪拥在台湾巡抚唐景崧和其老母脚下，要求为民做主，撤回《马关条约》。

彰化县绅民更是在县署门前公开贴出大字报，大骂李鸿章等人：“我台民之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非丧于倭奴之手，实丧于贼臣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手也”。对于此等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台北的民众则直接采取行动，他们不但鸣锣罢市，并集会宣布所有台湾饷银均不得运出，制造局也不准停工，以随时准备进行抗日。另外，他们还发布檄文，宣布“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决不束手就擒，甘做亡国奴。

但是，所有的这些抗议都归于无效。收到各界民众的抗议后，总理衙门复电台湾巡抚唐景崧说：“割让台湾，实在是朝廷万不得已，没有办法。台湾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比起京师来说，台湾的地位不如京师。现在日本人还占据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万一敌人乘胜直攻大沽，那京师就危在旦夕了，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理解朝廷的苦衷。何况，台湾岛孤悬海外，终究是难以长久据守。大家不可因为一时的义愤，就忘记了以前所陈的种种患害于不顾。”

随后，朝廷又下政策：“交割台湾的期限为两个月。台湾百姓愿意内渡的，大陆接收；两年内，没有内渡的就改衣冠，成为日本人治下属民。”一席话，说得台湾人民心里哇凉哇凉的。

此电传出，台湾全岛，哭声震天。台湾巡抚唐景崧也心酸不已，两月之内反复陈电朝廷达二十余次，恳求朝廷再想办法，切不可轻易割台。在电文中，唐景崧甚至责问朝廷：“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

随后，唐景崧又忧心忡忡的说：“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

面对“几千万口交腾”的反对声浪，清廷也曾电谕李鸿章“再行熟查情形，详筹挽回万一之法”，看事情有无转机的余地。李鸿章转伊藤博文电文说，日本新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已起程赴台，并有意无意的提醒说：“此处（台湾）恐开衅端，并连累他处，务祈慎重筹办，大局之幸！”

清廷当然心知肚明，如果京畿和辽沈两处再开战端的话，那就麻烦大了。出于对自身安危的担心，并“免致日人借口”，清廷最后以和议已成，无法更改，对这些来电都置之不答，只一味的催促唐景崧等台省文武官员早日内渡，不要影响大局，更担心台湾民众生事惹怒日本而导致日军再度进攻。

当然，也不能完全说清廷想刻意卖国，暗地里还是有小动作的。当时，总理衙门也纷纷派人前往英、法、德、俄等国或者大使馆，试图寻求列强的帮助，以制止日本割台，但除了法国对台湾有兴趣之外，其他国家都表示不愿意为此和日本开衅，特别是德国因为干涉还辽，不愿进一步得罪日本，反过来劝清廷早日服从和局。

倒是法国为这事热乎了一阵子（1883年法国本就对台湾有觊觎之心），还一度把西班牙也给拉了进来，但是，法国后来发现这事情不太好办，自己也下不了决心，最后还是放弃此事。至此，清廷企图外国干涉的希望完全落空。

两江总督张之洞，开始对保台的事情倒是十分积极。他多次向朝廷奏请拨饷银百万两给台湾，并给台湾巡抚唐景崧撑腰打气说，只要台湾相持三个月，还存有一府一县，到时一定有列强出面干涉，台湾仍可自存，希望唐景崧一定要顶住。

日本人怕夜长梦多，急着要清廷派出钦差大臣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手续，当时李鸿章自知已成众矢之的，签定《马关条约》后便和儿子李经方一直称病在家，但谁知清廷并不放过他们俩，严旨让他们父子把这事负责到底，谁让你们父子一个是驻日大使，一个签了卖国条约？

李鸿章已老朽，李经方也只得硬着头皮来完成这事，但是，他实在不敢踏上台湾的土地，最后在美国顾问科士达的陪同下，带着几名翻译和四十名警卫，坐着德国商船“公义”号抵达淡水海面，并于6月2日登上日本军舰，和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商办交割手续。但李经方哪敢上岸查点财产清单，只得草草出具了一份笼统的台湾属公物件清单证明就算完事，随后赶紧溜之大吉，回到上海才算松了口气。

由此可见，日本人对台湾所谓的接收，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罢了。
6．2、清廷丢卒保车，台民群起自保

当清廷一再下令让台湾官民内渡的时候，台湾民众知道割台之事已成定局，无法挽回。但是，“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君可玩，而我民不可玩”（当时上海《申报》语），以前工部主事丘逢甲为首的台湾绅民，连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台湾自保之计。

当时，前驻法参赞陈季同提出：“万国公法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全台生民百数十万，地方二千余里，自立有余。”另外，“查公法第二百八十六章有云：‘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又云：‘民必须从，方得视为易主’等语”，号召台湾民众团结起来，务求废约，并提请诸国公议，派兵轮相助，挫败日本的图谋。

五月十五日，以丘逢甲为首的台湾绅民集会于台北筹防局，请唐景崧暂时掌管台湾政事，同时以台湾绅民的名义给总理衙门及各省官员发了公开电，电文说：“台湾属倭，万民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

十六日，唐景崧也致电总理衙门说：台民不愿内渡，惟“愿死守危区，为南洋屏蔽”，他也没有办法，“此乃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其拒倭与中国无涉。”清廷怕日本以为台湾民众的反抗是因为自己在后面搞鬼，急令唐景崧“着急开缺，来京陛见”，其他官员也赶紧内渡，免生事端。

但是，台湾绅民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五月二十一日，丘逢甲、候补道林朝栋、内阁中书教谕陈儒林等人，再次到台北筹防局集会讨论，决定台民自主抗日。会议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任台湾义军统领，刘永福为民主国大将军，另设“议长”、“内务大臣”、“军务大臣”等。会后，台湾绅民紧急铸造了国玺金印一颗，上书：“民主国之宝印”。同时，又仿造大清的青龙旗制作了长方形的“蓝地黄虎”旗，旗帜图案“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表示臣服于故国。

在准备妥当后，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在丘逢甲的带领下，台北绅民数千人敲锣打鼓，拥至巡抚衙门，丘逢甲等人捧着民主总统金印和国旗，唐景崧则身穿朝服走出抚衙，望阙九叩首后，北面接过金印和国旗，受任台湾民主国总统，随后大哭而入；紧接着，改年号为“永清”，意思为“永远隶于大清”之意。

从年号“永清”可以看出，当时成立的台湾民主国和领导者依旧认同台湾和祖国大陆的血脉联系，改省为国，只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的自保手段，是特殊历史时期下的产物，现在一些人别有用心的认为台湾民主国是台独之开始，完全是对历史的误解和歪曲。

当天，唐景崧即致电清go-vern-ment和各省官员，正式宣告台湾民主国成立，电文说：“台民前望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遵奉正朔，遥作屏藩。”

随之，唐景崧又发布告示晓谕全台：“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须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民间如有假冒名号，聚众闹事，借端仇杀者。照匪类论罪！”

与此同时，还对各国发布了对外宣言：“今（台湾）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改。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因此槌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

时人写诗记叙当时的场面说：“玉人镌印绶，戎仆制旗常。拥迎动郊野，宣耀照城阊。覆舟得援溺，黔首喜欲狂。”民主国的成立，对台湾救亡运动起到了一定的领导作用。

当时镇守台南的帮办军务刘永福也发布公告说：“倭寇要盟，全台竟割，此诚亘古变异，为人所不忍闻见，何怪我台民发指眦裂，誓与土地共存亡，抗不奉诏，而为自立之国。本帮办以为，誓师慷慨，定能上感天神，惨淡经营，何难徐销倭焰。为此示仰军民人等，须知同心戮力，自可转危为安。”

台湾抗日救亡政权的成立，引起了全国上下强烈的反响。当时的上海报纸如《申报》等，就连续刊登台湾的消息并加以评论，支持台湾民众的救亡行动。

由于当时有部分台湾官员内渡，新成立的台湾救亡政权紧急任命新的官员以补内渡官员之缺。当时即把原布政使司改为内务衙门，由刑部主事俞明震来主持，对外则称内务大臣；筹防局则改为外务衙门，以前驻法参赞副将陈季同主之，对外称外务大臣；改全台营务处为军务衙门，以礼部主事李秉瑞主之，对外称军务大臣。其余地方民事，仍由道、府、厅、县照旧办理。由此，防止了当时台湾因官员内渡和日本大军压境而引发的混乱。（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再说军事这块。继刘铭传之后，邵友濂接任为第二任台湾巡抚。由于当时中日局势紧张，海疆戒严，清廷命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和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其所部前往防守台湾。刘永福接令后，立刻在广东增募士兵，开往台湾。

此前，唐景崧由于在中法战争中只身入越南招抚刘永福的黑旗军而立下大功，战后唐景崧被授台湾道，不久后又被提拔为藩司。当时中日已经爆发战争，由于清军连战连败，台湾巡抚邵友濂预料日本可能会对台湾不利，但他本人是书生出身，不懂军事，所幸其有自知之明，后上奏朝廷请求内调。朝廷后来认为唐景崧懂军事，便任命他为台湾巡抚，而调邵友濂回大陆任湖南巡抚。

但是，唐景崧这个人其实也是白面书生，要命的是，此人器量狭小，缺乏威势，不善于抚众，部下常对之阳奉阴违。譬如和刘永福关系，本来唐景崧和刘永福曾经在越南共事，当时两人又都在台湾尽力，但唐景崧总认为刘永福有异志，对之不能信任，后来刘永福提及此事时，常常涕泪横流，深以为憾。刘永福认为台北战略地位重要，提出驻守台北，但唐景崧却把刘永福所部调往台南。

另外，当时还发生过一次“李文奎之变”。李文奎本是河北游匪，后跟随刘铭传的淮军来到台湾，充当抚辕亲兵。当时副将方某为武巡捕，以李文奎犯军令将之革退，李文奎就转投中军黄翼德，充当营中小队长。后来黄翼德前往广东募兵，由副将方某临时署理中军，方某见到李文奎后很不爽，便再次将之革退。由此，李文奎对方某恨之入骨，伺机准备报复。由于此人一贯喜好交结朋友，匪类party徒遍台北，甚至巡抚衙门内外都有他的朋友。

当时，唐景崧的女婿余某回大陆，李文奎率party徒在半路上抢劫其武装，余某的护勇逃回巡抚衙门，李文奎带领party徒追来，正好副将方某从衙门出来，李文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下就操刀直砍方某的脖子，方某猝不及防，被砍中后逃回门中，被李文奎和party徒追上后乱刀砍死。中军护勇们见状都鼓噪起来，形成叛乱之势。

唐景崧听到外面喧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派差官出去看看，差官刚出仪门，便被乱兵砍了几刀，急忙逃回。叛军匪徒拥进衙门要杀唐景崧，正好唐景崧出来，这些匪类猝然见到巡抚大人，心里害怕，便收刀直立，并假称无事。唐景崧见事不妙，也就假意抚慰。由于李文奎徒party甚多，唐景崧不敢深究，只得令李文奎充当营官，以防止这些人作乱。为掩饰副将方某被杀的真相，唐景崧假模假样的张帖通缉杀方副将之贼，由此手下将领多有不服，产生离心，而李文奎这些匪兵也更加猖狂。

由于清go-vern-ment命令在台官员全部返回大陆，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及统兵官廖得胜、余致廷等人先后率领部分营兵离台，在台的清军正规军除了刘永福所部完整外，其他驻军实力都大为受损。幸好当时台湾民众自发组织了义军，以补兵力之不足。当时，全台义军统领丘逢甲统有十营义勇，吴汤兴作为台湾府台军统领也统领了六营义勇。后来，刘永福任命简成功为义军统领，也统有十一营义勇，以协防台南。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丘逢甲。丘逢甲又名仓海，台湾陷落后常自称海东遗民。丘逢甲的曾祖在乾隆年间举家来到台湾，定居于彰化县翁仔社。丘逢甲从小就胸怀大志，“毅然以天下为已任”。后来丘逢甲中了进士，并钦点工部主事虞衡司。但他对在朝廷中做官没有兴趣，便告假还乡，在台中府衡文书院讲学。

甲午战争爆发后，丘逢甲以为台湾孤悬海上，日本觊觎已久，曾对友人长叹道：“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于此地，彼讵能恝然置之乎？”在危急之下，丘逢甲提议组织义军，以加强战备。唐景崧后来命丘逢甲总办全台义勇事宜，“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帑，有事择调，再给粮械”。1895年3月，丘逢甲组成了十营义军，防守台北。
6．3、基隆、台北的陷落

当台湾民众正在积极酝酿抗日救亡行动时，日本也伸出魔爪，准备使用武力侵占台湾。

正如伊藤博文所云，台湾“尚未下咽，饥甚”，就在烟台换约后的第三天（1895年五月十日），日本go-vern-ment立刻将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晋升为大将，并任命其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尽快武力占领台湾，以防夜长梦多，列强干涉。

事实上，在清廷派李经方办理割台事宜之前，日军就已经开始对台湾发动了进攻。当时，桦山资纪亲自指挥总督府直属部队将校百名、战马千匹、士卒万人，会同侵略辽东半岛的日本近卫师团（由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指挥，规模是桦山资纪所率部队的两倍），两路大军先后驶入琉球中城湾，会合后稍作停留，随后便向台湾进发。

日军到达台湾海面后，经过侦察发现基隆炮台坚固难攻，便决定在基隆以东五十里的澳底登陆。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军舰佯攻基隆炮台，做出一副要登陆的样子，以吸引守卫清军的注意力并牵制其的兵力。随后，日军近卫步兵第一旅团则悄悄的由运兵船运至澳底，先行登陆。

澳底距离基隆约五十里，当时为一荒滩，但此地港湾水深，有利于军舰停泊。这里本来有福建提督杨岐珍的防营防守，但杨岐珍后来奉清廷命令率队内渡，后来这里只有总兵曾照喜统带两营土勇在此驻守，而这两营土勇都是新募的士兵，刚成军三天，士兵们未经训练，几乎没有战斗力。

果然，日军登陆的时候，双方刚一交火，曾军当下死四人，余下的士兵即惊慌逃走。日军在澳底轻松的登陆后，于次日凌晨向基隆开进。但日军没有想到的是，澳底离基隆虽然只有五十里，但沿途坎坷难行，一路上满是高山峻岭，路途艰难，唯有一条羊肠小道，可直通基隆。日军由于携带了过多的辎重，特别是炮队，更是叫苦不迭，最后只得将炮身和炮车分解，由士兵手抱肩扛，勉强沿着山路行军。由于山势过陡，日军常有士兵或者驮马坠落深涧。

路途的中间有个叫三貂岭的地方，是通往基隆的必经之地。三貂岭是基隆和台北中间最为险峻的地方，该岭海拔高度为七百米，上下坡均有八里路程，当时唐景崧听说日军在澳底登陆后，急令吴国华率兵七百前去守卫三貂岭。但由于吴国华所部行动迟缓，没到三貂岭，就得知该岭已被日军占领。

吴国华率军到达小楚坑的时候，突然和日军前锋探骑相遇，猝然之下，吴军击毙对方军官一名，其余日军慌忙逃走，吴国华见日军人少，便下令追击。正好这时，友军包干臣率三百人听到枪声前来助战，看见路旁有一日本军官的尸首，便割取其首级前去领功。

正在前面追敌的吴国华闻讯大怒，便撤队下岭，要找包干臣讨个说法。两人率队回到基隆，前线督战的前刑部主事、全台营务处督办俞明震大惊，还没等两人争功，即大声质问：“糊涂！你们奉何人命令，竟然私自撤兵？”吴国华这下才醒悟过来，急忙又率队赶往前线。而包干臣居然把敌人首级偷偷藏匿，跑到台北去献功领赏。

日军占领三貂岭后，随后向清军驻守的要地瑞芳进军。此时幸好广东守备刘燕带了三十名炮兵运了五门格林炮到达瑞芳，俞明震便急令运到前线，列炮扼守。日军来到后，双方展开激战，由于清军人少炮弱，血战一场后，清军记名提督陈得胜不幸战死，提督张兆连身受重伤，俞明震闻讯率亲兵前来助战，也被流弹击伤，被部下急忙抬下战场，瑞芳被日军占领。

瑞芳失守后，日军便打通了通往基隆之路。六月三日，日军开始进犯基隆，该日正午时分，日军到达基隆市街外，与此同时，日本军舰也在海上炮击基隆，以掩护日本陆军的进攻。

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在隆隆炮声中，天上忽然传来轰轰惊雷，霎时间基隆上空乌云翻滚，狂风大作，随即便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雨势大到五步之内，难以分辨人和物。日军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了个透，一时慌乱，加上对地形不熟，也不敢大胆前进，于是双方在大雨中相持五个小时。

等到雨势渐小，日军开始突入市街。这时，清军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一街一巷都不轻言放弃。虽然武器不如日军，但清军士兵还是或在街角突然杀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或从民房窗内或屋顶向敌人射击，直到最后战死为止。在巷战中，日军为占领基隆付出了伤亡近百人的代价。

日军去接收基隆的一个火药库的时候，火药库被两名潜藏的清军士兵突然点燃爆炸，当场就炸死了日军军官一人、士兵二十人，并炸伤其余一百余人，日军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

在进攻基隆的同时，另一路日军又向狮球岭发动进攻。狮球岭位于基隆市街西北，是基隆通往台北的最险处，日军进攻台北，必须要经过此地。本来，狮球岭有林朝栋的栋字十营驻守，林本是刘铭传旧部，并曾在1883年的中法之战立下赫赫战功，所部士兵也都训练有素，但后来由于内部矛盾，被唐景崧调往台中。等到战事紧张的时候，唐景崧虽然电令林朝栋回援，但远水毕竟救不了近火，狮球岭一时难保。

无奈之下，唐景崧只得先派中军副将黄翼德率护卫营前往守卫，但黄翼德这个人贪生怕死，个性狡诈，他率队出去后，没到狮球岭就匆忙折回，并谎称：“狮球岭已被日军占领了，现在又下着大雨，我们没法扎营。”随后，他偷偷看了看唐景崧的脸色又说，“日本人悬赏六十万两银子买大人您的人头咧，我听到消息后，怕奸人对大人不利，所以急忙赶回城中，免生内乱。”

唐景崧听了又惊又怕，将信将疑，但也拿黄翼德没有办法。这样，狮球岭只剩下知县胡友胜的粤勇四营兵力在苦苦扼守。尽管如此，胡友胜的四营粤勇仍旧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当时一个日本随军记者就写道：“我军虽集中射击，而守军却巍然不动。风雨愈急，日近黄昏，枪炮声与风雨声相合，相当凄厉可怕，真不知何时才能攻占！我军再合力攻击，而炮垒后面仅有险峻之栈道相通，前面亦仅可攀，难以发起冲锋。在炮垒与市街之间，是水田与竹丛，且相距甚远，我军架设在炮垒下面的一门山炮亦不能奏效。”（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日军毕竟人数众多，很快将狮球岭团团围住。胡友胜的四营粤勇孤军奋战，伤亡殆尽，经过一天的血战，狮球岭最后在下午六时被日军攻下。狮球岭的失陷，这意味着台北外围的可守之处已经被日军基本扫除，台北随时可能被攻占。

六月四日黎明，下了一夜的大雨终于慢慢停歇，台北的市街却像死一般的沉寂，异常的平静后面，弥漫着一种战前的不安和紧张气氛。受伤退回台北的俞明震等人见势不可为，力劝唐景崧赶紧退守新竹，会合林朝栋和刘永福二军，以图东山再起。唐景崧由于和这两人关系不好，不愿寄人篱下，听了这个建议后一直默不作声。

俞明震见状只得无奈退下，后来他写了一封密函给唐景崧：“天不佑中国，无可奈何，公心迹可告无罪。惟计不退守新竹，公宜自为计，不可贻笑天下。” 俞明震的意思是，要死守或要撤退，一定要早点行动，不要到时落入敌人手中，到时变节就恐怕要“贻笑天下”了。

当夜，黄翼德的手下士兵哄然索要兵饷，李文奎的前敌溃兵又冲进城中，一时间台北大乱。这些溃兵听说台北藩库中存银二十四万两，便纷纷前往抢夺，当下就引发了客勇和土勇的互斗，竟至于库中积尸四百多具。台北街头也一片混乱，不久后，乱兵又冲入巡抚衙门放起大火，局势已经完全失控。

在混乱当中，唐景崧匆忙改换衣服，他的小妾也改穿男服，带着儿子赶紧出了抚署的后门，杂入乱民中，逃到了台北的德国洋行，两天后，乘德船鸭打号匆匆内渡厦门。唐景崧后来回到家乡桂林养老，庚子年（1900年）勤王军密谋在汉口起事，据说曾约唐景崧在桂林同时举事，但汉口事败后，也没听到有唐景崧的消息。一度在晚清政坛风起云涌的唐景崧，最后客死广州。

而丘逢甲听到唐景崧内渡后，曾愤怒的说：“误我台民，一至于此，景崧之肉其足食乎！”随着唐景崧和台湾民主国的其他主要人物相继内渡，这等于宣布刚刚成立十二天的台湾民主国已经失败。

在台湾民主救亡政权崩溃后，台北一片混乱，台北绅士李秉钧、吴联元、陈舜臣等人于六月六日商议迎日军入城，但这些人写好公呈后，慑于日军的淫威，当时又无人敢前去送交。最后，有个不怕死的杂货商人辜显荣，自告奋勇前往基隆去送这封乞降书，日本人收到信后，尚不明白台北发生了什么状况，对此只能半信半疑。

但是，在台北和基隆间的电话线修通后，日军接到台北电信局洋员汉森的来电说：“台北非常混乱……台北之道路已向贵军队全部开放，未留一兵一卒。在本府之文武官亦皆已逃走。”此时，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达菲德逊、英商汤姆逊及德商奥利也来到日营，自称代表台北外侨请日军从速开赴台北。（郑彭年：《甲申甲午风云》）

　　日军由此得知台北的清军已经溃退，便决定星夜进兵台北。经过一个晚上的急行军，日军于七日凌晨抵达城外东北的练兵场，并于拂晓时分到达台北北门，将少数守城清兵驱散后，台北全城被日军占领。

随后，北白川能久亲王也自率近卫师团司令部进驻台北。据时人记载说：“日军大队人马到后，到处占人民房，抢掠鸡牛，搜夺军器。很多台北的老百姓不堪侵扰，只得扶老携幼、蔽海而浮的开始大逃亡，就连一些妓 女和乞丐，也都间杂其中。”

“战后的台北，风云惨淡，到了晚上，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如有听到敲门声，住在附近的居民家庭都心惊肉跳，以为日本兵前来骚扰，其骇异的情形，可以想象！”

六月十五日，桦山资纪也率部抵达台北，并发布告示恐吓说：“倘若有顽冥不悟，潜伏所在，为害闾阎者，一经查出，即加诛戮。若或有各地居民藏匿败兵，不告诉官府者，家主与败兵同罪，按律重办。”

六月十七日，在已控制台北地区后，桦山资纪在台北组织了所谓的“始政典礼”，宣布台湾总督府正式成立。这一天，被日本go-vern-ment称为“始政纪念日”，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也由此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后，台湾才回归祖国怀抱。

在台清军失败的很大原因，是清廷以“和约既定，而台民不服，据为岛国，自己无从过问”为由，命令东南沿海各省督抚饬查各海口，并设法禁止私运军械勇丁到台湾的政策所导致。由于枪械和粮饷的中断，给台湾的防守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譬如张之洞当时很想帮助刘永福等人，并筹集到相当的兵饷，但慑于朝廷严令，不得不停止运送。

更让人唏嘘的是，当时驻守台北后路的总兵余清胜，竟然主动率所部五营投敌。而此时，台北后路就剩下丘逢甲所率的一支义军，在日本大军的压迫下，只能暂时退往台中。后来，丘逢甲的义军也遭到日军的严重打击，丘逢甲只身逃脱，藏于民间。

后来，日军听说台湾民主国是丘逢甲所首倡的，便对丘逢甲严加缉捕。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丘逢甲只得离开台湾内渡。临行前，丘逢甲写下《离台诗》六首，其中有两句：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宰相说的是李鸿章，孤臣指的是丘逢甲。面对故乡的沦陷，丘逢甲心中的愤懑和痛苦，又有谁知？
6．4、书生杀敌浑无事，义军突起保台湾

日军攻占台北后，便准备南下侵占全台，下一个目标就指向了新竹。

新竹原名竹堑，清初时隶属于嘉义，后被划入彰化，1888年台湾建省后，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新竹被划为二县，南部叫苗栗，北部仍称新竹。日军侵略台湾时，新竹县城已有居民两千户，城内店铺林立，街道上人来人往，商业十分发达，是当时台湾北部仅次于台北的大城市。和内地一样，新竹县城也筑有城墙，高三丈，宽一丈，砖石混筑结构，以用于防止盗匪。

新竹、苗栗二县人口众多，并且多为福建和广东一带的移民，由此该地习武之风盛行，民风强悍，乡民听说日军要南侵后，纷纷自行组织义军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其中，以苗栗生员吴汤兴、塾师徐骧等人为突出代表，在台北陷落后，各路义军纷纷在新竹会合，加上前台湾镇总兵吴光亮、栋军防军营傅德升、栋右营谢天德等清军，新竹城内一时间旌旗招展，人马遍野，城内的抗日力量接近万人，颇为可观。

吴汤兴，字绍文，原籍广东，其父早年移民台湾。吴为家中长子，为人豪侠仗义，在乡里颇有名气。吴汤兴自幼就聪明好学，很早就中了秀才，但因家中贫困，只得一边耕读，一边教书，生活也算平静。甲午战争爆发后，吴汤兴见清军节节败退，日本又对台湾怀觊觎之心，料定和日寇必有一战，心中激愤，后来挥笔写到：

“书生杀敌浑无事，愿与倭儿战一番！”

由于吴汤兴和丘逢甲是远亲，后来丘逢甲在台北组织抗敌的时候，吴汤兴也受命在当地募集义军。当他听说台北被日军占领，于是便率队北上新竹城，正好和各路义军及清军诸营不期而会。由于吴汤兴在当地小有名气，后来就被公推为抗日义军总统领。

六月十一日，吴汤兴集合各军，召开祭旗誓师大会。当天，各军整队列营，在场地的中央，特搭建了一个三丈的高架，高架上设—面大鼓，吴汤兴命擂鼓三通后，万人齐呼“抗击倭寇”！声势直上云霄。随后，吴汤兴和其他统领歃血为盟，立约法数章，有事以鼓为号，各庄闻鼓音后立刻齐集公所，守望相助。大家约定齐心协力，打击日寇，保卫家园。由于这些义军大都来自新竹、苗栗二县，故常称之为新苗军。

新苗军的行动大大鼓舞了台湾民众的抗敌热情。台湾知府黎景嵩听说新苗军沿途截击日军，很受鼓舞，便也召集台湾、彰化、云林、苗栗四县的官绅一起商议，大家筹款招募兵勇，后组成一军，号称“新楚军”，副将杨载云（原籍湖北）被任命为统领。新楚军的营制和营规仿自湘军，虽然是新募兵勇，但也初具规模。

黎景嵩对新苗军也很支持，并发布告示为之筹集粮饷竭力维持。这样，新苗军与新楚军便开始联合行动，准备共同打击南下的日军。

再说日军这边。日军于六月二十二日攻占了新竹城后，但发现陷入了义军的包围之中，并遭到义军的数次反攻，双方在此僵持了近一个月。直到后来日军完成了对台北一带的大扫荡后，大部队开始进驻新竹，以准备更大规模的南侵。

　　得知日军即将南下后，刘永福派吴彭年率七百黑旗军北上支援新苗军与新楚军，吴彭年到达彰化后，当地民众欢欣鼓舞，纷纷出城迎接。吴彭年本是浙江余姚人，后定居广东顺德，其人颇具文韬武略，胆识过人，有湘军当年的儒将之风，吴本人也一直为刘永福所器重。

吴彭年的到来，对支援新苗军与新楚军共同作战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不过，这次北上的黑旗军人数甚少，只有七百人，而且其副统领李维义和吴彭年意见不和，擅自拉走一半人去做了新楚军的副统领，很大程度上也削弱了黑旗军的战斗力。

八月十日，日军开始向头份发动进攻。头份一地，乃是新苗军和新楚军的大本营，当时有五千人左右。此地有一山名叫笔尖山，山势险峻，宜守不宜攻，新苗军和新楚军就驻在此地。此役日军借助开花大炮轰击，并用骑兵冲击抗日联军的大营，结果新楚军的副统领李维义的大营先被攻破，李维义心里慌张，竟带队首先逃脱，结果各军随着后退，最后一退而不可收拾。

这时，只有杨载云率部奋死抵抗，虽然当时他已经被撤去新楚军的统领之职，但仍旧不避枪弹，誓死搏斗，与阵地共存亡，最后身中数弹，英勇牺牲。

后来有诗赞曰：“公本血性奇男子，丹心捧日才不群。初寄专阃拜登坛，讵料金牌召孔殷？公愤奋臂冲前故，身冒炮火甘自焚。呜呼！新楚军，统将准？蓝翎游击杨载云。”
　
杨载云战死后，黎景嵩因无力支付饷银，只得将新楚军和新苗军都交给黑旗军的吴彭年来统领。但吴彭年当时从台南所带两月之饷早已用完，兵荒马乱中，兵饷难以筹集，幸好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支持，“城内外人民皆蒸饭到营，供给三餐”，各军才得以维持。

日军攻下苗栗之后，开始进攻台湾府城彰化的必经之地大甲溪。日军侦察前骑去探路的时候，遭到吴彭年和徐骧所部的伏击，死伤五十余人，狼狈逃回。次日，日军再次猛攻大甲溪。正当黑旗军和新苗军和日军正面交锋并打退日军进攻的时候，忽闻后路李维义大营枪声大作，一片混乱。

原来，日军知道李维义畏葸怯战，便收买了当地土匪带路，绕后路去袭击李维义大营，李维义果然再次弃营而逃。各军见后路被断，只得随之撤出阵地，大甲溪遂被日军攻占。

　　得知大甲溪失陷的消息后，刘永福令各军一定要死守彰化。吴彭年认为兵力太少，急电刘永福请求增派援军。刘永福复电说：“兵来御之，死守无恐！”吴彭年以为刘永福无军可派，长叹一声，说：“我本与台事毫无责守，在此奋死拼杀，实在是不忍心将自己国家的海疆重地，拱手让给日本人。如今刘帅谕我死守，算是知道我的一片心意了！”吴汤兴和徐骧在一旁也主张死守，说：“不战而退，我们怎么有脸去见刘帮办？”

幸好在二十七日，刘永福已派黑旗七星队王得标、刘得胜、孔宪盈、李士炳四营及旱雷营孔搏一营来到彰化，加上吴彭年率的黑旗七星队一营及新楚军四营，另有吴汤兴统领、徐骧分统新苗军两营，彰化守军兵力有所增强，达到三千多人。吴彭年欣慰的说，“刘帅总算没有抛弃我们！”士气为之一振。

由于彰化城小，无险可守，旁边的八卦山倒可以俯览全城，守卫八卦山即为守卫全城。八卦山上建有炮台，设置重炮一门、山炮一门及后装炮二门，并有军械、弹药库等，有利于防守。后来，日军以六个中队的兵力，将八卦山炮台三面包围，并发起了猛烈的冲锋。守卫炮台的将士们奋力抵抗，新苗军首领吴汤兴更是在枪林弹雨中来回指挥，最后不幸中弹，倒于血泊当中，英勇的牺牲在炮台之巅。

吴汤兴牺牲后，八卦山守军伤亡殆尽，渐渐不支，且弹药用尽，徐骧只得率余部走后山突围而去。督战的吴彭年见八卦山竖起日旗，知道八卦山已陷敌手，便亲率黑旗七星队三百人前去夺回。但日军居高临下，在山上猛放排炮，黑旗七星队伤亡惨重，吴彭年身中数弹，依旧奋力向前，最终牺牲于八卦山麓。

后有诗人作《哀季子歌》称颂吴彭年：“巨炮雷轰力劈山，榴弹雨下响甸甸，身中数枪靡完体，据鞍转战莫敢撄。血溅衣襟溘然逝，凛凛面色犹如生。身中数弹靡完体，据鞍转战莫敢撄。人居世上谁无死？泰山鸿毛权重轻。”

吴彭年战死疆场后，黑旗军猛将王德标仍旧率部和日军作殊死的战斗，尽管当时他已经身受多处创伤，但一直率部坚守不退，直到八卦山上火起，探哨报告说彰化城已经失陷，才被左右强行挟走撤退。

日军攻下八卦山后，便气势汹汹的列队入城。由于遭到当地抗日武装的顽强打击，日军进城后立刻满城搜索，只要见到路上有人就枪击，随意杀人，以示报复。正如日本人自己承认的：“彰化城内，尸体到处可见。”据估计，在整个彰化城中被杀的中国人数以千计。

彰化的失陷，意味着台北和台中地区都落入日军手中。攻下彰化的当日，北白川能久亲王兴致勃勃的登上八卦山炮台，见台湾府城一览无余，心中乐不可支，以为立刻挥师南进，一举攻下刘永福黑旗军所守卫的台南，不过是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想到这里，北白川能久亲王得意的赋诗一首，说“旭光将被台南地，歼彼渠魁安万生”（《帅师将向台南有作》），其骄狂的样子，实可谓是惟妙惟肖。

不过，北白川能久亲王高兴得太早了点。进入台中后，日军因患病和抗日民众袭击而导致的伤亡人数迅速增加，光在九月份，就有四千二百七十四人得了霍乱、痢疾、脚气等各种乱七八糟的病，几乎占到整个近卫师团作战人员的三分之一。

日本有文献记载说：“彰城设野战医院，初止患者二百余人，后数日疫症流行，忽千余人。患者(多在)市内铺户，病人呻吟。至九月中旬，病势益烈，师团中健者约五分之一。山根少将、中冈大佐、绪方参谋及其他将校多入鬼籍。行军困难，于此可见一斑。”

“出征不归，客死千里。待彼门者，茕茕无倚，涉彼岵者，瞻望长跂。痛恨深憾，哀莫穷已！”

日人自作的诔文，倒是引人幽思，发人伤感，但是，造成这一切苦难的，却正是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所导致。如果要算账，还得算到日本那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头上。

中国人一贯以和为贵，以和为美，主张和合文化，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实力的快速增长却同时壮大一些人的侵略野心，并让军国主义思想在国内泛滥，由此导致了日本半个多世纪的对外侵略。回头想想，这给亚洲人民（包括日本人在内）带来了多大的痛苦！
6．5、黑旗军和台南保卫战
　　
　　唐景崧在台北失陷逃回大陆后，台南绅民集会商议，决定公举刘永福继为，但刘永福坚决不受。会后不久，台南绅民又铸了一颗印送来，刘永福执意不收印，说，“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送印大可不必，也不重要。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想尽办法打败倭寇，保卫我们的身家性命和国土家园，决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做牛马。现在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到时我们的队伍兵强马壮，日本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在此之前，上海转来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来电说：“俄国已认台自主，问黑旗尚在否？究竟能支持两月否？似此外援已结，速宜将此事遍谕军民，死守勿去，不日救兵即至也。”刘永福接到这封电报后，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局势可能有所变化，后来还和台南文武百余人集会并歃血同盟，发誓共保台湾，并向民众发布告说救兵将至，台南人民听到后，一时间欢声如雷。
　　
　　但是，所谓的俄国干涉最后证明只是一厢情愿，而内地一些督抚答应的救援也一直迟迟没有兑现。刘永福曾多次派人回大陆拜见两江、浙闽、两广、直隶等总督，请求他们的援助，但都因为朝廷严旨禁止运粮械济台的政策限制而无功而返。就连当时对援台最积极的张之洞，最后也在朝廷的严诘之下改变了态度，任刘永福在电报里一再苦苦求助，最终还是爱莫能助。
　　
　　下面试录两封刘永福当时致张之洞的求援告急电报，以见刘永福当时锥心刻苦的困窘心情：
　　
　　八月十九日：“闽、粤饷无济，台南已无法可筹。民不许行，我公不救，兵民皆乱，福死何益？痛哭乞援，望切望速。……天地父母，只公一人，乞救福死，而拯民生。”
　　
　　八月二十二日：“今饷械俱绝，民兵将乱，何以战守？福死奚惜，恐屏藩一弃，各国狡然生心。天下仰我公一人，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速设法救援，守走死生，望公一言为定。”
　　
　　八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复电刘永福说：“朝廷不得已割台，曾有旨召各官内渡，阁下自在其内。”意思是劝刘永福放弃台湾，内渡回大陆。十月二日，刘永福派易顺鼎从台南回厦门商借兵械，张之洞答复说：“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是欲为国家而反累及国家也。此事关系重大，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
　　
　　易顺鼎见事无可为，不禁长叹一声，道：“不意天子断送台湾如此之酷，全台亿万生灵从此遂无生路，冤哉！”
　　
　　当时台湾仅存台南地区，若不是刘永福在此坐镇，台南恐怕早已陷入敌手。但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当时处境是极其困难的。首先是粮饷匮乏。打仗要吃饭，要发饷银，但台南经济并不发达，根本无法承受大规模战争所需要的物质供给，如果不是本地民众的支持和将士们的理解，黑旗军和义军早已溃散；其次是枪械弹药缺乏。黑旗军和义军的军械全靠内地供给，而朝廷禁止济台粮械，这给他们抗击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三是兵力不足，尽管有民众踊跃加入抗日力量，但和日军的优势兵力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
　　
　　日军占领彰化后，在八月底即攻占了台中诸城，并开始进逼台南。这时，桦山资纪给刘永福发来劝降书，劝告刘永福听从清廷的旨意，放弃抵抗。要是他愿意内渡的话，他将奏请日皇“待以将礼，送还清国；如部下将卒，亦当宥恕其罪，遣还原籍”。
　　
　　刘永福接信后，复书桦山资纪并斥责日本“弃好崇仇，无端开衅”，表示黑旗军要和台湾共存亡，“守效死勿去之义，以守兹土，以保此民”。
　　
　　日军劝降不成，便决定加大进攻的力度，并从本土抽调了第二师团及其他部队二万多人增援。十月，日军以四万大军分三路向台南攻击。十月九日，日军进攻嘉义县，驻守嘉义的黑旗军猛将王德标派士兵埋设地雷直达日营，炸死炸伤不少日军。日军惊恐之下，用巨炮猛轰嘉义城墙，王德标被迫率部退守曾文溪。
　　
　　曾文溪已经是台南府城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曾文溪位于台南以北三十多里，溪的南岸有一长堤，高一丈多，北岸为沙地，此处的地势有利于防守，刘永福打算在这里率领黑旗军进行最后的抗御。当时黑旗军和义军的兵力几乎全部在曾文溪集合，刘永福命总兵柏正材统率全军，兼统王德标七星队、徐骧、林义成、简精华等义军，总兵力大概四千余人。
　　
　　十月十九日凌晨，大批日军开始向曾文溪前进。四千名黑旗军和义军严阵以待，双方在此展开最后的殊死奋战。但是，日军在炮火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在大炮的掩护下，日本步兵一步步接近黑旗军的阵地。由于力量实在过于悬殊，黑旗军和义军的阵地相继被攻克，将士们最后只能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义军统领徐骧率先锋营与敌步战，拚杀在前，不幸头部中弹，血流满面，仍旧跃起大呼：“丈夫为国死，可无憾”！但最终还是倒地不支，英勇殉国。
　　
　　徐骧，字云贤，祖籍广东，台湾苗栗人。徐骧为人刚毅，胆识过人，能文能武，十八岁中秀才后，在家乡执教。日军侵台后，徐骧毅然投笔从戎，号召乡人抗击倭寇保卫家园，并组成义军一营奔赴前敌。台北失陷后，徐骧率义军转战台中台南各地，每战都身先土卒，出生入死。曾有人问：“眷属何在？”徐骧答道：“有天道，台湾不亡，吾眷可得也；台湾亡，遑向家乎？”
　　
　　国土不保，家园既失，何以家为？时人评价徐骧说：“蓬荜下士，闾阎细民，而能提三尺剑奋袂以兴，弃父母，捐顶踵，以为国家争尺寸之土。若徐骧人者，尤可敬矣！”
　　
　　由于实力过于悬殊，黑旗军和义军在曾文溪之战中损失惨重，死伤无数，总兵柏正材在战斗中阵亡，王德标最后下落不明。事实上，此役已经是黑旗军保卫台南的最后一战，台南府城已完全暴露在日军的面前。
　　　
　　此时的刘永福，这位当年在越南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抗法英雄，已经是山穷水尽，处于几乎绝望的困境。眼看外援无望，粮饷告罄，曾文溪之战又遭沉重打击，正如时人所说，“即使卧龙复生，亦不能挽回大局。”想到这里，刘永福不禁仰天悲呼：“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兵穷食尽孤城在，空使将军唤奈何！
　　
　　这时，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再次贻书诱降刘永福，谓：“公以孤军持绝地，数月不下，公已无负于台民。今困守孤城，尺地以外，皆敌军，徒伤民命何益？倘率所部去台，当以礼送公去。”
　　
　　为防止落入敌手受辱，刘永福和其子刘成良及部将、幕客数人决定趁夜出走，后搭乘英国商船爹利士号前往厦门。还没等到开船，即有日本兵拿着刘永福的画像前来搜寻，幸好船员将刘永福藏在水泡舱中，才没有被发现。爹利士号快到厦门的时候，日本兵舰又追来，命停船检查，日本兵上船后一通搜查，还是没有发现，原来刘永福曾是爹利士号船长的救命恩人，被船长冒险藏到了锅炉房。
　　
　　刘永福回到厦门后，很快便回到广东之钦州。刘永福孤军守台南数月，最后失败内渡，世人都对之表示理解和敬重。
　　
　　刘永福后来曾写过两首《别台诗》，其中一首为：
　　
　　流落天涯四月天，樽前相对泪涓涓。
　　师亡黄海中原乱，约到马关故土捐。
　　四百万人供仆妾，六千里地属腥膻。
　　今朝绝域环同哭，共吊沉沦甲午年。
　　
　　十月二十七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是，“全局输未定，已溺有燃灰，”各地义军在崇山峻岭中仍旧不时的向日军发动袭击。在侵略台湾的五个多月里，日军共有三万多人死伤或罹病，其中死四千六百多人，包括日军近卫师团长和第二旅团长均死于台湾。
　　
　　但让人遗憾的是，现在很少有人提及，台湾抗战的悲壮失败，才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真正结束。
　　
　　日本侵占全台后，将台湾视为最好的“殖民试验地”。1896年3月，日本颁布《台湾总督府条例》及相关条例，规定“台湾总督命令即为法律”，建立了总督独裁的殖民统治。为了更好的控制台湾，日本又在建立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pol.ice制度，日本pol.ice遍及台湾的各个角落，使台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pol.ice社会，最多的时候，全台各类pol.ice机构达到一千五百多处，pol.ice有一万八千人。
　　
　　日本更为毒辣的是，在台湾推行同化政策和奴化教育，其中就在初等教育上推行普及日语，另外还利用多种渠道灌输日本的文化内容如武士道、剑术等，甚至发布命令禁止使用汉文，妄图推行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以割断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的血脉联系，用心何其毒也？！
　　
　　割台一年后，有位诗人越过海峡，东望故土，写下了一首诗：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潜；
　　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愤怒出诗人，曾经“刺血三上书”的丘逢甲所写的这首《春愁》，悲怆了半个世纪，台湾才回到祖国的身边。如今，一弯浅浅的海峡，还隔断着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如果我们要找历史原因的话，日本侵台的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