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被新闻传播学界、业界称为“微博元年”，简短文本（140个字）、即时发布（与手机联网）、裂变式传播（点-面-面）、自媒体（大众传播）、去中心化（草根与精英均可表达）等传播特征，加上新浪、腾讯等商业网站的推广运营，使中国的微博用户数量迅猛增长。截至去年10月，微博访问用户规模已达到12521.7万人①。今年2月5日，腾讯网宣布其微博注册用户突破1亿②。

　　作为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微博和Twitter的技术特征、传播机制基本一致，但其在不同社会情境中运用和功能却中外有别。Twitter在美国，主要是社交平台，微博在中国，则更具有新闻传播、社会动员的功能。尤其当一些关乎社会问题、官民冲突、权力腐败的公共事件发生时，由于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较慢、报道空间受限，当事人、目击者以及新闻从业者更有意识地利用微博的裂变式传播效应，以发文、转帖、关注的围观力量进行传播和动员。由此，微博在当下更具有应对管制的突破意义和社会参与的抗争意义。

　　无疑，微博对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已产生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投身其中。据2010年10～11月对中国记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503份有效问卷中，47.7%的记者表示“经常使用”微博，超过60%的记者曾经通过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线索或采访对象完成选题报道，“最常使用的中文微博平台”排序分别是新浪、腾讯、搜狐和网易。

　　社会性媒体将如何改变传统的新闻生产？新闻从业者在线索获取、报道机制、行业互动等方面将产生怎样的变化？如何把握这些变化背后的内在规律和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本文主要以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浙江乐清钱云会被碾致死事件等为个案，采用案例研究、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法，从动态生产过程来考察微博对调查性报道实践的影响。以此为视角，应该对把握社会性媒体给传统新闻生产带来的变革有所启示。

　　一、消息来源：从筛选、疏离、线人报料

　　转向定制、接近、主动求援

　　日常的新闻生产中，“新闻爆料/同行交流，访问门户网站/行业网站，以及使用搜索引擎是中国记者工作中获取新闻选题线索最主要的渠道……但是百科、BBS、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渠道大大拓宽了记者获取工作信息的来源。”? 比较而言，跑线记者会比较多地从政府、企业等获取线索，社会记者多从单位的新闻热线拿到线索，而调查性记者的线索获取除知情人报料外，正越来越依赖网络载体，除浏览BBS论坛（门户网站社区、天涯、猫扑等）、使用QQ群（小刀、蓝衣、深度报道联盟等）外，浏览微博正成为多数调查记者的习惯。

　　据笔者粗略统计，国内调查性记者约350人左右，仅在新浪微博注册的就有约200名，且多数发帖、讨论都十分踊跃。由于调查性报道涉及侵犯公共利益的题材，有被遮蔽的真相，因而从微博上获取的消息来源主要有两类：

　　1.普通公众的线索报料。多为弱势群体发出的求助，往往信息量大、题材重复，且利益诉求明显、材料有选择性，需要甄别和证实。笔者年初曾收到一封普通百姓邮寄的求助信，遂将内容改编成微博发布，引起一些调查性记者的关注，索要报料人联系方式。

　　@张志安：收到一封挂号求助信，来自江苏雎宁，内容：一位农民青年，“卖（买）回一辆摩托车骑回家，当晚途径宿迁被一名警务人员追赶”，青年“撞墙致死”。警方“拒绝亲属看沿途监控录像的正当要求，故意拖延时间待删除之后才让看”，结果跟线路有关的探头“都因各种原因没有信号”。我非记者，有记者有兴趣么？ （2011-1-7，23:38）

　　2.事件当事人的微博发布。草根或精英，普通公众、热心网友或政府部门，往往跟公共事件密切相关，他们发布的微博基本上是一手信息、原始素材，若引起强烈关注后，其微博实质上已成“自媒体”。调查性记者往往可以由此把握事件最新进展、接近核心信源。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发生后，在凤凰周刊记者邓飞的帮助下，钟家小女儿钟如九第一时间在新浪开博，之后连续报道其遭遇，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其微博粉丝很快突破3万，所发微博往往有数百次“转发”和“评论”。

　　与此相似，一些积极参与公共事件的知名网友发布的消息，也往往能够引起调查性记者的关注和支持。如2010年12月23日，“北京厨子”发布微博，请大家关注甘肃古浪被确诊患尘肺病矿工的维权事件。“极短的时间内，这条‘艰难的求援’被转发了4282次，有超过1000条回复表示支持”，他则继续开始救助之旅，并在微博上直播事件进展。

　　与传统新闻生产中获取报道题材、寻找采访对象的方式不同，微博作为消息来源的功能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线索的随机筛选可转变为一定程度上的跟踪定制。微博的“关注”功能可以让调查记者对比较专业的报料人进行信息定制，相对高效地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择优阅读；“热门话题”功能，则由网站数据库系统根据关注热度对值得关注的热门事件或话题自动排序，使调查记者不会轻易错过任何一起重要的“新媒体事件”?。王克勤、邓飞这样的名记者，掌握的报道线索非常丰富，过去主要在QQ群中与同行分享，现在更多在微博中发布，对这些调查性记者的微博进行“关注”，基本上不会错过重大题材。而一旦公共事件发生后，如果利益相关者开设微博，其发出的声音本就是重要的事实信息，立即“关注”就能随时随地掌控。由此，获取线索的效率将比以往有很大的提升。

　　其次，记者与关键消息来源的距离缩短，由疏离、陌生变为接近、熟知。由于微博发布技术门槛低、发布主体去中心化，与新闻事件相关的名人或普通人都能在报道聚焦时期成为“焦点人物”，调查性记者可以即时掌握其动态，还可以用跟帖、转发或私信方式与其公开交流或私下联系，这样，记者与关键消息源有了几乎“零距离”的接触。除“宜黄事件”钟如九的微博外，“钱云会事件”中，发起公民调查团的学者于建嵘、媒体人笑蜀、网友王小山等均通过微博及时公布调查过程和结果，中国政法大学吴法天、华东政法大学张雪忠还各自从专业角度对乐清事件进行分析和激辩。南都周刊编委沈亚川认为，微博可以帮助调查性记者“随时锁定信息源，随时找到专家，跟信息源零距离”。

　　笔者曾在一篇旧文中指出?：“当你在用微博或Twitter写作时，你的瞬间欢娱、刹那颓丧、即刻感悟和生命轨迹，已经被复制和再现，‘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边界也由此模糊，媒体也将实质性地成为人的延伸。” 如果受访对象开设微博时间较长或使用活跃，仔细阅读其微博，还能快速从“陌生人”变成“熟人”，因为微博的个性表达往往能够透露其性格特点，特别是瞬间情绪和心灵感悟。细心的记者会由此进行观察、揣摩，从而把握消息来源的特征，找到采访的切入角度。

　　再次，记者获取线索除线人报料外，还可以主动求援、广泛搜寻知情人士。微博出现之前，博客、论坛已被一些有主动意识的调查性记者运用，耗费长时间浏览、寻找线人报料之外，还会主动公布报道选题、计划，向知情人士发出邀请、主动求援。2006年《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汉芯造假案”时，记者杨琳桦发出第一篇报道后，由于找不到新的知情人士而陷入短暂僵局，这时，她把个人博客改造成主动求援的平台：贴出报道原文，公布联系方式，呼吁知情人与她联系。不久，博客浏览量快速增长，内容被大量转帖到天涯、未名空间等论坛，通过博客主动联系她的知情者也为后续采访突破提供了重要帮助?。依托庞大的用户群、浏览量和超强的公众参与性和互动性，调查性记者借助微博进行“主动求援”的效果更佳。

　　2010年11月，记者邓飞获悉春城晚报记者黄兴能在跟踪调查宣威市癌症村，拍下数百张照片，但原因还没有定论。当晚，他在微博上贴出数张照片，并发出信息，称“宣威市一些乡村肺癌高发，但至今真相不明朗，我们将去调查肺癌高发谜团”。次日清晨，这些微博获得数百次转发、评论和私信：环保组织的人士愿意一起关注、跟进；学环保的大学生提供了美国国家环保局从遗传基因角度做的调查论文；散布在外地的当地人批评说元凶是工业污染，还列举了所有知晓的电厂、化工厂、焦煤厂和冶炼厂等；一位当地官员在私信中透露主要是当地功利性发展工业导致的结果……微博的“主动求援”让记者获得了广泛而有价值的信源。

　　二、报道机制：从记者主导、单次刊发

　　转向公众参与、循环报道

　　传统调查性报道的生产机制主要有这些特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依照媒介定位、组织文化和编辑方针选择题材，由记者耗费较长时间进行独立调查，最后在媒体刊发。一般情况，若非连续的跟踪报道，记者发挥着主导作用，生产过程是单次性的、相对封闭的。

　　而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性媒体的兴起，正开始深刻改变这种报道机制，让调查性报道的生产体现出更多公众参与、由快到深的“循环”特征，即有学者概括的“碎片化或滚动式”趋势?。公众的积极参与、信息传播的快速需求和记者报道过程中社会动员的需要，都促使调查性报道的生产由记者主导、组织把关变成公众参与、协同传播，由一次刊发、单次传播变成接力赛跑、循环报道。具体而言，这些变化的动因和表现分别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公共事件的当事人利用微博直播，时效上优于任何传统媒体，如果其粉丝数庞大、关注度高，实质上与记者的报道形成了“竞争关系”。调查性记者、媒体组织有必要利用微博作为快速传播动态信息的渠道，向公众滚动报道事件进展，由此，形成公民记者与专业记者协同报道的新格局。

　　其二，从公众获取信息的需求看，对重大、突发事件，往往渴望第一时间获知事实，消除对环境的不确定性，然后伴随事件进展，逐步深入地了解其原因、背景及幕后。调查性记者在新闻现场，要进行此类微博的动态发布，依然具有专业优势。先用微博满足公众对“快”的需要，再用调查性报道满足公众对“深”的需要，还能借助微博预告和推广自身的报道，何乐而不为？

　　其三，调查性报道往往面临监督对象的阻挠、新闻禁令的限制等压力，报道过程中若能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有利于报道风险的分担。当传统媒体的发布渠道受限时，微博还可以作为真相传播的出口，以“微博体”取代传统的“调查体”进行传播。

　　以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为案例。9月14日钟家遭强制拆迁，钟如九母亲、姐姐和大伯自焚。16日，钟家姐妹去北京接受采访，在南昌机场遭县委书记邱建国率队围堵，姐妹俩躲进女厕所不敢出来。情急中，她们电话联系上了新世纪周刊记者刘长，刘长半小时后在新浪发出了关于这个事件的第一条微博，呼吁关注，同时向媒体求救，短短数小时转发多达2000多次。8点11分，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新浪上转发了刘长的微博，8点57分他又发出微博“昌北机场直播一”，向外界传递钟家姐妹遭围困的消息，将富有戏剧性的“女厕攻防战”更大范围地传播出去。

　　紧接着，广大博友开始不断提供新的信息，如邱建国的背景、拥有的豪宅等。9月17日，钟如九在邓飞的帮助下开设微博，利用这个平台把当地政府如何谈判、钟家母女如何医治等后续遭遇滚动播报出来。为救治被严重烧伤、可能危急生命的钟家母女，邓飞又继续利用微博进行社会动员，成功将伤者送到高水平的医院接受救治。“因为快捷、开放，微博上对宜黄事件的信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调查记者们迎来一个信息流通迅速、信息量异常巨大、大部分事件真相根本无法藏匿的好时代。”

　　同样，浙江乐清钱云会被碾致死事件发生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思璟12月27日去采访。29日，她接到报社转达要求不报道的禁令，这时面临选择：撤还是留？她选择留守观察，正常渠道已无法发稿，于是采用微博进行滚动报道，粉丝数量很快突破1万。之后，她自费数千元，两次去乐清继续跟踪此事件，相关内容在微博上以“乐清观察记录”系列发表。“我更多是以公民身份在进行记录……我只是把这个当成公开的记录平台，继续调查，继续记录。”

　　据《微博力》作者谢尔?以色列预测?，新旧媒体在短期内实现融合，将兴起“辫子新闻”（braided journalism），即由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公民新闻（公民记者）、社会性媒体（新闻从业者与公民记者共同参与）这3条绳组成，每条绳又包含大量纤维，这种信息汇集和交织将改变新闻生产的形态和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浙江乐清事件的微博报道，均体现出“辫子新闻”的特征，也改变了传统调查性报道的生产方式。

　　概言之，微博已从多个层面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1.公民新闻。人人皆有话语权，人人都可拥有自媒体；2.内容微化。碎片化的文本，最适合移动发布、最容易快速传播；3.裂变传播。超强的互动性和去中心化的方式，使信息可以在短时间里爆炸式传播。从获取信息的角度看，它主要满足了公众对“速度”的要求，同时又改变了调查性报道“深度”的呈现方式，客观上把原来长篇幅、单个的深度报道以碎片、连续、循环的方式加以呈现。

　　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如何平衡速度和深度的关系？美国学者保罗?布拉德肖（Paul Bradshaw）曾设计出新的钻石模型（The News Diamond）（如上图）。依据此模型，新闻生产将包括快讯、草稿、报道、分析/反思、背景、互动、定制等7个步骤，先以快讯、草稿实现“快传播”，再以报道、分析和背景提供“深解析”，同时要在新闻生产全过程考虑让公众参与、为用户定制信息。上述调查性新闻报道机制的变化背后，体现的就是这种“新闻钻石”的趋势：一方面，先以微博的快速滚动信息及被切割的调查报道，满足公众对快的需求，再以传统媒体刊发的长篇调查性报道满足公众对深的需求。另一方面，让公众参与到报道中来，以公民新闻、跟帖讨论等形式传播信息，又可以“关注”方式满足微博用户定制和跟踪信息的需求。

　　三、行业互动：从独立调查、业内沟通

　　转向支援协作、公开动员

　　新闻生产是一种社会化的建构过程，新闻作品也是社会化的生产结果，始终充满着传播与控制的复杂张力。就具体的生产机制看，则主要由记者独立采访、编辑协作统筹、组织控制把关，是组织化的产物，也是相对封闭的活动。

　　按理说，调查性报道往往是独家报道，是记者成名的关键和媒体竞争的利器，不同媒体组织间的行业互动应该极少，但基于相似的新闻环境、较高的报道风险，中国的调查性报道之间仍有一定的跨组织合作，主要形式有集体作战、稿件转投、同行肯定、报道协助、舆论制造等，笔者曾用“默契协同”来概括其特征?。过去，“默契协同”主要体现在QQ群上的线索分享、新闻现场的采访交流或媒介组织之间稿件交换的合作机制，这些行业互动都是非公开化的。

　　微博的兴起，不仅强化了调查性记者跨组织间的支援协作，也便利于他们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同时还让这些原本封闭的行业互动变成公开的生产实践，让普通公众更近距离、原生态地了解新闻记者、参与新闻生产、理解新闻环境。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资源动员的平台。如王克勤1月13日凌晨00:07分，利用新浪微博发帖，寻找媒体来帮助刊发其同行做的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的报道，因为该文无法在记者所在媒体刊载。此帖发出后，很快引起热烈反响，截止1月15日凌晨，短短两天便有约1300次转发和400次评论。

　　@王克勤：【乐清事件重磅调查急寻首发媒体】一位资深调查记者朋友，钱云会案发后即潜入乐清，经十多天扎实、深入、细致调查，成稿万余字。以我及部分同行的看法，是目前对该事件最缜密、公正、客观的调查，可颠覆此前的许多说法。因众所周知原因，所在媒体无法刊发，现急寻首发媒体。有意者请速与本人私信联系。（2010-1-13 00:07）

　　2.同行支援的阵地。如2010年8月6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和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在吉林某县采访洪灾，被当地公安扣留在派出所，被令删除照片和录音，上厕所还被辱骂。邓飞接到王立三求助电话后，请他写了140字短信，加上“两记者现设法发出求援信息，请全国同行关注报道”，发到新浪微博。之后，经新浪管理员推荐到微博首页，这条消息引起数百名同行关注，很多记者给该省公安厅宣传处、省委宣传部打电话，当地公安局和宣传部很快向记者道歉。

　　3.专业讨论的空间。今年1月30日，中央电视台评论员王志安发微博，质疑有“中国第一揭黑记者”之誉的王克勤的专业素养，短时间里引起1000多次转发和600多条评论，引发了一场关于新闻业务和伦理的专业讨论。支持者认为，其观点有利于促使调查性记者的自我反思和提高，反对者认为，其观点忽视新闻环境和记者成长路径。发帖者主要是新闻从业者，但也有不少普通网友参与，微博里的意见交锋在一定范围了增进了公众对名记者、对新闻业的了解。

　　@王志安：我一直认为王克勤的专业素养太低，无论新闻学还是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当年王克勤的成名之作，分析北京出租车司机遭到盘剥的文章，是典型的不懂需求决定劳动力价格的规律。他或许有满腔热血，或许希望以此博名，但在我看来，动机不重要。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督促他提高的是，众人围观的水平！（2011-1-30， 12:44 ）

　　4.行业生态的呈现。由于大量新闻记者在使用微博，分享报道甘苦、推广新闻作品，探讨行业环境、分析新闻生态，甚至 一般只在业内传播的宣传通知也可以不同形式隐晦地在微博上传播。传统的新闻生产，“把关人”主要是记者、编辑、编辑部、主管领导和宣传部门，社会性媒体正让这种复杂的、动态的把关过程，比较开放、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由此，新闻生产不再只是纯组织化的实践过程，而变成相对公开化的社会实践。

　　总体上看，微博正成为调查性记者“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日常平台和行业互动“默契协同”的重要空间，发挥着积极的双重作用：既促进情感层面的专业认同，又促进功能层面的资源协作，有利于拓展报道空间、提升专业化。

　　结语

　　上文考察了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的生产实践，可见，社会性媒体对传统新闻生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从组织化的新闻生产向社会化的新闻生产转型。对这种新闻生产的变革，至少可做一些总结和探讨：

　　首先，社会性媒体让“人人是记者”变成可能，促使组织化的新闻生产逐渐“去中心化”，但公众的积极、活跃参与，并不意味着专业新闻从业者将被彻底取代。公众需要“速度”，也需要“深度”，遵循专业原则、经由把关核实、关乎民主政治的新闻业，始终需要专业记者。一则，绝大多数公民主要是信息的接受者，而不是信息的生产者，不可能耗时耗力地去采访、写作和报道，公民记者传播的主要是亲历事件的信息及表达的观点，而非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主要事实；其二，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大量被权力遮蔽的信息永远都得靠专业记者来挖掘，调查性记者的使命依然任重道远。

　　其次，社会性媒体让公众快速获取信息、积极表达意见乃至促使社会行动，如“围观改变中国”所言，其民意聚集、舆论生成的功能将对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样要注意避免其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如传统新闻生产受公众的影响，主要是从业者对读者期待的间接“想象”，公众需求和意见往往以虚拟舆论的方式施加影响，而在微博平台上，各种跟帖、投票、评论，使网络舆论以非常直接、即刻的方式影响着新闻从业者的情感、判断和倾向。如有网友@游魂CG发起投票“乐清及温州警方关于钱云会案的结论可信度调查”，短时间内150人投票结果显示，84%选择“畜生在胡说”，13%选择“非常不可信”。有参与此事件报道的记者认为，若缺少业务甄别和专业支撑，网络舆论对新闻生产的负面影响很大。“网络舆论肯定会影响记者的报道，至少在传播方式上，会对自己稿子的效果有预期。但很多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会以事实为依据，不会被民意所左右。”?具体，则主要体现在“不少记者把报道重心太多聚焦在车祸本身，而忽视了对背后深层背景和原因的挖掘。”?既要尊重民意，但更要尊重事实、敬畏真相，从业者要始终坚持独立意志和专业规范，坚持新闻生产的自主性。

　　最后，调查性记者借助社会性媒体平台进行沟通、协作，既有利于“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记者积累社会资本、进行社会动员，也可能影响新闻生产的独立性、自主性，导致新闻报道思维的模式化、报道作品的同质化。因此，有必要平衡这种行业互动的协作和竞争关系。一方面，新闻的专业精神和规范需要继续强调。如《21世纪经济报道》新闻总监左志坚所言?，调查记者的未来除依赖网络工具的运用能力外，“采访突破能力、协作能力依然是安身立命之本”，还要有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职业共同体”的发育还远不成形，需要各方努力来培育和推进，使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发挥结构性作用。这恰是组织化新闻生产的要义所在，在社会化新闻生产兴起的浪潮中不会过时。■

　　（□张志安 作者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化繁荣与新媒体发展”上海社科创新研究基地副主任。本文是2009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深度报道史（1978-2008）：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视角的研究”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9YJC860005）

　　注释：
（责任编辑：郭晶）  

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

——以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为视角的研究

《新闻记者》杂志供稿

2011年03月30日15:1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原文链接：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9489/218080/142778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