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体理论上对吗:王涛：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思想与实践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执政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从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长期执政的党。但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党的执政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巩固的过程。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毛泽东，为化解党的执政风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进行了艰辛探索。

　　一、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

　　建国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非常艰险，要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还需要进行大量工作。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1]1438

　　事实的确如此，从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上半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党领导人民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战线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远没有清除，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个中心任务，还有许多困难亟待解决。党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两类：一是敌我矛盾还十分尖锐。（1）建国初新解放区的匪患十分严重，除了一些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一般土匪外，还有一些国民党残兵败将、反动地主武装拼凑出来的政治土匪。他们相互勾结，攻打县城，杀害干部群众，严重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反革命活动猖獗。大量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各种反革命分子采取“长期潜伏，等待时机，重点破坏与暗害”的策略，对国民经济要害部门进行破坏，严重干扰了生产的发展。二是共产党的政权还没有获得普遍信任。（1）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普遍出现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和部分私营工商户关门、歇业等问题。私营工商业的困难，使资本家与人民政府之间产生了敌对情绪。经济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2）占全国2/3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大约拥有2.9亿农业人口的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和待解放区，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社会秩序已经破坏，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中国社会正经历着转变带来的阵痛，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极大地执政困难。能否集中力量化解这些执政风险，将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并获得确实的绩效，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能否稳固。为此，党决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通盘解决面临的困难。

　　七届三中全会是党在建国初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全会于1950年6月6日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为这个报告做了详细说明，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列宁曾说过：“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挑选哪个环节。”[2]338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非常重视矛盾分析的方法，并将其用哲学的语言表述出来：“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3]320因此，只要找出事物的主要矛盾并解决之，其他矛盾就好解决了。

　　“不要四面出击”全面体现了毛泽东善于抓住事物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但当时的情况是，“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地主阶级反对我们；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反动势力是威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主要敌人，只有先解决同他们的矛盾，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据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但是，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并不意味着对次要矛盾就可以不管不顾，次要矛盾的解决也影响着主要矛盾的解决。所以毛泽东指出：“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4]73—74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反映出党在刚刚执掌全国政权时，对处理转变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保持了高度的清醒。贯彻这一思想，就能争取最大多数同盟者，打击主要敌人。

　　在“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指导下，从1950年下半年到1953年底，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剿匪、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的胜利，既清除了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的主要敌人，又为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人民政府还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一些让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整，缓和同他们的关系，这样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在土地改革中，党采取了暂时保留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孤立和打击地主阶级，促进了土改运动的稳步发展。党还在1951年11月——1952年秋开展了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划清了与反革命的界限，并在清理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观念方面取得初步成绩。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党和人民政府的上述举措取得了良好效果，在阶级斗争还比较激烈的情况下很好的维持了社会稳定，化解了主要执政风险，使国家政权深深植根于社会基层，大大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二、在执政条件下坚持“两个务必”，通过整党整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302毛泽东的这个哲学观点告诉我们：在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各种因素中，党的自身问题是最主要的。因此，党要保持并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并且使得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得到有效贯彻，必须确保在社会力量的对比中，始终控制和掌握着超过其他力量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指人数的多寡，更重要的是党员的素质和党组织的战斗力。据此，我们可以把建国初开展的整党整风运动、三反运动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视为共产党为巩固自身执政地位而开展的政治运动。

　　（一）建国初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自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为了改变因长期的革命战争而导致的党员成分单一和党组织分布不均的状况，党大量的在厂矿企业和机关、学校中发展党员。但是大发展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一些投机分子瞅准机会，希望趁机入党以牟取私利，因而“削尖了脑袋往里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党员成分不纯。另一方面，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一些共产党员贪图享乐，逐渐腐化堕落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而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共产党员自身思想作风的滑坡和资产阶级对他们的腐蚀都会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从而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对此，毛泽东提醒广大共产党员要“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 1438—1439 “两个务必”实际上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的预言确实有先见之明，在一些新党员中，许多人的思想作风不纯；老党员、老干部中也有一些人骄傲自满，发展到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针对这种情况，按照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指示，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到年底，重点在领导机关和干部中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客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群关系。由于这次整风时间较短，没有来得及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1951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党又开展了一次对基层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的整顿运动，清退了一大批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在整党期间，党还开展了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毛泽东警告全党：“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4]190—191他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时写道：“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他还警告：“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4]208在“三反”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了大批党员干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和少数腐化变质分子，这是对党员和党组织的一次群众性审查，有力地促进了整党运动的深入开展。

　　经过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党在组织成分和党员素质方面有了显著改善和提高，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巩固和加强，党的政策也得到广泛支持，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的力量的源泉更为牢固了。

　　（二）1957年的整风运动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固本之举。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但是社会制度的变革也使许多人感到不适应，一些党员和干部对如何处理新形势下遇到的问题缺乏思想准备。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向全党提出，由于党的地位和任务以及自身组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执政党面临着新的危险，即“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5]116毛泽东始终担心党的执政地位会得而复失，建国初他担心的是帝国主义的颠覆和国内反革命破坏的危险。而经过剿匪、镇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国内的反革命基本被消灭了，他现在担心的是来自执政党内部的危险。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后来被称为“三害”，构成从内部危害党的执政地位的主要危险。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成为后来他发动整风运动的依据。

　　1956年6月和10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动乱，对共产党政权和整个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震动。这两次动乱更使毛泽东意识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有可能丧失。而国内出现的一些“少数人闹事”现象加深了毛泽东的思考。从1956年9月到翌年3月，全国发生多起罢工罢课事件，农村中也出现了闹退社的风潮。面对这些情况，许多党员和干部没有辨明问题的性质，而是简单的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工作方法处理闹事问题。而毛泽东在分析少数人闹事的原因时指出：“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上或经济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6]可以看出，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影响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群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和行动；二是共产党各级领导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工作偏误。因此，今后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克服“三害”。于是，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并以此为依据，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整风运动。

　　在运动中，毛泽东深切感受到整风的紧迫性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1957年5月10日，他在一则批语中写道：整风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风党就毁了”。[7]429毛泽东确实是希望通过整风改善党的作风，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但是少数人越过了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一界限，公开质疑党的执政地位，要求“轮流坐庄”。储安平还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本人，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8]类似这类激烈言辞触动了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底线：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被质疑的。毛泽东决定对这种行为进行反击，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但是却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使正常的整风受到干扰，整风运动的效果大打折扣。

　　从新中国成立到反右派斗争前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心情非常舒畅，思维也十分活跃。他希望通过整风运动，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9]485但由于受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的影响，党和国家最终陷入了内乱，他生前未能见到这种局面。

　　建国初的整风整党、“三反”运动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较好地遏制住了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党风政风比较清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

　　三、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有赖于其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的不断扩大，而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政治权力主体与社会成员之间内容相同的共同利益构成的。毛泽东以共同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为号召，通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尽可能多的将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到共产党周围。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意识到：“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了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10]“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果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11]“人民有意见就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了。”[12]为了避免因不民主而出现的社会问题，毛泽东提出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处理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没有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的参与是难以想象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5]2但在当时知识分子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大批知识分子由于受到长期的压抑，不能发挥其专长；二是学术界缺乏民主，学术教条主义现象严重，不同学术流派不能展开自由争鸣。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3]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54则是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

　　提出“双百”方针，毛泽东表现出一种大度。一方面，毛泽东提出这一方针是为了努力促使学术的科学性与民主性达到一致，在中国知识界开创一种健康民主的气氛，使广大知识分子放下思想包袱，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通过实施“双百”方针在党内外营造一种民主气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毛泽东认为，对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如果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14]但是“双百”方针的适用范围存在界限上的模糊，从理论上看“双百”方针的实践群体是“人民”，而对“敌人”则要实行专政，但是“人民”与“敌人”是难以确定的，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发生改变。而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人民”与“敌人”的界限更加模糊，“双百”方针更难以实施。

　　（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集合了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等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些民主党派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贡献的，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把他们纳入新政权，组成了“联合政府”。毛泽东还指出：“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4]80

　　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掀起经济建设的高潮。1956年1月25日，统战部在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应当肯定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将来可以根据需要发展它们的组织。毛泽东批示：“觉得可用，请酌办。”[15]29—30毛泽东还将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的问题形象地比喻为“两个万岁”，即“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进入社会主义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但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要严于律己、经常整顿作风外，还需要来自党外的监督。毛泽东十分看重民主党派的咨询价值和对官僚主义的监督作用。他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5]235

　　在实践中毛泽东也是这样做的。1957年整风运动中，为了造成一种批评的“空气”，毛泽东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广泛邀请民主人士为共产党提意见。实践证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完善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不可或缺的，后来这一方针进一步完善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对民主党派的性质没有正确的认识，加之后来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一方针没有产生应有的民主效果。

　　总之，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扩大民主的措施都是在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范围内，证明党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实现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四、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随着建国后几年的实践，毛泽东关于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的认识更加深入。他在论述生产力的发展与巩固政权的关系时指出：只有“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9]491

　　为了实现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战略目标，毛泽东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制定了赶超型的发展战略。毛泽东始终自信的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很快。他曾在时间上对其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过构想：要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大约需要50—75年。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让他得出了“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很容易”的结论，头脑开始发热，在大跃进时甚至提出要在两三年内赶上英国的目标。大跃进的失败终结了毛泽东赶超战略的实践，主要原因是他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复杂性和规律性。

　　毛泽东还认识到维护政权稳定必须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思想。他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5]241他认为，要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应该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这样也可以使重工业的发展多些和快些。大跃进的实践使毛泽东更加深刻认识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他在庐山会议上强调要把农业搞好，并第一次提出了要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总之，只有经济平稳发展了，人民群众生活提高了，才能夯实和巩固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五、几点重要启示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关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思想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成果，是我们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与实践揭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真理，对党在新形势下巩固执政地位具有重要启示。

　　（一）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依法治国

　　法律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执政党获得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而法制意味着正常的法律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或压倒一切的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客观地说，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策略方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为什么在实践中会出问题呢？这些策略方针缺乏法律和理念根基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毛泽东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17]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政策依然高于法律。但是，政策治国虽然具有灵活高效的优势，但由于其没有法律约束，制度化程度低，缺少有效的纠错机制，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和受到下级抵制，“双百”方针提出后出现“党外热，党内冷”的现象就是一个例证。因此，要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不动摇。

　　（二）关注民生，处理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民生的基本满足或曰基本正义的实现，是政权稳定最为坚实的基石。前苏联的解体和历史上很多政权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危机所诱发的。毛泽东在分析1956年个别地区发生的罢工罢课事件时说：“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5]236这些经济上的诉求未能得到满足，不仅成为一些动乱发生的直接原因，也是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的隐形因素。因此，民生问题不仅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是政权稳定的晴雨表，应该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关注民生的执政党才能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关注民生、不断改善民生，只有这样才能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发挥民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三）加强党的建设，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在新形势下党应对各种执政考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邓小平曾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8]380长期执政的最大危险是容易脱离群众，领导干部容易官僚化，甚至与群众形成某种程度和形式的对立；容易滋生惰性，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失去创造力和感召力；容易使党的肌体受到权力的侵蚀，产生各种腐败现象，等等。因此，必须加强执政党建设，建立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防止个人专断、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蔓延，这是执政党建设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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