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德的爱和自由天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一）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  王真）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抵御执政风险问题就成为一个直接而现实的问题。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高度重视抵御执政风险问题，阐发了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不仅为化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执政风险提供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指导，而且对于新形势下抵御执政风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伊始，正确判断威胁执政安全的主要风险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执政风险也随即而来。这种风险是多方面的，既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经济封锁的威胁，也有国内反动势力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危险；既有面临迅速治理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也有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对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怀疑；既有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也有共产党内一些党员干部思想道德防线的脆弱。这些风险虽然表现在多方面，但不外乎两种基本的风险源，即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内源性风险是因执政党自身问题而引起的风险，外源性风险是由执政党外部因素而引起的风险。毛泽东科学地判断主要执政风险源在党内，着重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入手，提高党抵御风险的能力，防范和化解执政风险。

　　毛泽东判断主要执政风险源在党内，这可以从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看出来。毛泽东在讲话最后一部分阐述了党的建设问题，他有“两个预计”：一是预计革命胜利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二是预计革命胜利后党内会有一些人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要打败仗。前一种预计是思想作风滑坡蜕变的问题，后一种预计是党员干部被腐蚀的问题。无论哪一种预计的情况，都是对执政党先进性和战斗力的严重削弱，甚至会造成致命伤。其中，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腐化问题。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1］针对“两个预计”，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在讲到“两个务必”时，毛泽东特别指出，“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3］不要成为戈尔洛夫①。这就是要以奋发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使党始终保持活力。

　　毛泽东的预言很快被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党和国家机关中出现了部分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出现了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4］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4］（p．179）针对这种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毛泽东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严肃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并告诫说，再不切实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我们就会犯大错误”。［5］中共中央在《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中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地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6］这场运动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历时近1年，取得了重大成果。据中纪委1952年7月统计，参加运动的有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的近40％；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其中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2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4］（pp．186～187）一些重大典型案件得到果断而及时的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薛昆山、宋德贵等一批特大贪污犯被处决。“三反”运动后，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7］此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用“风险”一词，但在他看来，党内腐化问题就是最具威胁的执政风险。毛泽东对党执政主要风险源的正确判断，反映了他善于把握主要矛盾的辩证思维。早在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中，他就阐明了这种唯物辩证思维观：“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8］这可以作为理解他高度重视党内风险源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为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相关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立即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经过整风，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思想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改进了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1951年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再用3年时间整党。这次整党共清除党内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238000人，劝退不合格党员90000人，同时吸收新党员1070000人，党员总数达到6369000人，［9］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还在中央人民政府机构内迅速建立起组织系统，成立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一系列举措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抵御执政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注重内因，科学分析引发闹事问题的主导矛盾

　　1953～1956年，党领导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民内部矛盾开始突出起来，出现了一些闹事问题。毛泽东以冷静的态度对闹事问题进行了分析，先后于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就闹事的原因和性质、对闹事的态度和对策等做了系统深入地分析和论述。特别是后一篇讲话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奠定了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化解执政风险的理论基石，对于新形势下党应对群体性事件仍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指导意义。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平凡又不平静的一年，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二是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上出现混乱，相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并对我国造成了负面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半年间，我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到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这些事件带有一定的突发性，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风险。对这些现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没有精神准备，不知道如何处理。一些人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他们对人民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甚至动用武力去解决。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的路费，学校不同意，300多名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10］这种处理方法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

　　毛泽东对闹事问题从容对待、冷静处理，他科学分析了闹事问题的主导矛盾，着眼于执政党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积极稳妥地化解执政风险。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他对闹事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既有物质利益方面原因，也有思想教育方面原因，但领导者的因素则更加重要。他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11］这一分析反映了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的主导矛盾的科学认识，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两对矛盾中，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在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方面，而不是在群众方面。195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根据毛泽东的科学分析，就领导者因素问题进一步指出：“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愈是注意联系群众，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小；如果脱离群众，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大”，［12］清晰而深刻地揭示出党群、干群关系中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行为决定着人民群众的态度。实践也证明，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往往是由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造成的。毛泽东对闹事主导原因的分析，鲜明而深刻地贯穿着党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和对唯物辩证法的精深理解。

　　毛泽东对闹事问题主导矛盾的科学认识，指导党把克服官僚主义作为解决闹事问题的主要对策。毛泽东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11］（p．237）《指示》中着重讲的克服官僚主义问题就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展开。《指示》指出：“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因此，“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除了扩大民主以外，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也是反官僚主义的任务之一。”［12］（pp．155～156，158）《指示》还要求领导干部要经常向群众作报告，同群众谈话，讲解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对群众说真话，不要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瞒事情的不利方面；不要随便向群众许愿。这些指示精神，既体现了我们党的一贯优良传统，又对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指明了具体方法。对于罢工罢课，《指示》明确指出，党的方针是“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因为“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同时，“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而“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12］（pp．161～162）从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毛泽东在处理闹事问题上的法制观念，另一方面也可领略到党和毛泽东治国理政的非凡魄力。毛泽东还曾以辩证思维加以阐释：有些人闹事，“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闹事可以“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7］（p．354）而且“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群众。从这一点说来，坏事可以转变成为好事”。［11］（pp．237～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