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贷官网:边国政一屁震清华-文化发展论坛

当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极尽校友荣耀之时，我的老师边国政先生没有半点儿高兴，他不以此为荣，反而为耻。这位清华1964届的毕业生近年来身体健壮、声若洪钟，一斤高度白酒之后，还能保持思维敏捷，步履轻盈。对于时事更是保持着清醒的评价，常常语出惊人，境界宏阔，并且有着神奇的预言能力。我常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一位真正热爱自由的行动者。为了自由，他说必须逃离或超越各种权力的评价体系，所以，在当年毅然辞去官职，还想辞去更多，但未能获准。

对于今天的庆典盛况，边国政先生并不陌生，其庆典的本质早在他刚入清华、在20岁的年纪时就已经识破天机。根据他同一宿舍的清华同学万润南在回忆文章中记载，他们刚入学时，学校在大礼堂召开迎新会，蒋南翔校长在大会上预言，清华培养的学生二十年后必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骨干作用。当大部分同学听得热血沸腾，并对自己的未来描画仕途美景之时，边国政给他最要好的辽宁的中学同学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到：

“……校领导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奏起了军乐，校领导鱼贯而入，一个个肥头大耳，俨然中央首长一般。校领导就座之后，乐队停止了奏乐。全场鸦雀无声，安静得哪怕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见。这时候我真想放一个屁，听听有没有山炮那么响！”

就是这么一门“山炮那么响”的“屁”，把收信的中学同学吓得魂飞魄散，出于自保，便上交了这封信，当时的辽宁省教育厅给清华大学发了公函，文件中直斥边国政为反动学生。并要求清华对他进行惩办，以后招生时要注重政治。此事成为万润南感到最为自豪的清华回忆：“如此文才、如此叛逆，壮哉边国政！清华果然能汇集天下英才。有如此学友，不枉我此生清华走一遭也。”

近年来，我常与边国政先生提起此事，每当议起这门“山炮”，他便激动得如出笼的狮子，会一下子干下一茶杯白酒。这门“山炮”的绝响虽然给他带来了一些纠缠，但并未带来致命的麻烦，这已经说明当时蒋南翔校长的气度和包容。当有部门提议要以反革命对边国进行治罪时，蒋南翔校长认为这只是一种学生的个性张扬罢了，并不存在什么更深的政治动机。正是这种对于自由意志和言论个性的宽容，才使得十五年后，边国政以《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而再次震惊中国，随后刘少奇被平反。这些完全得益于那个时候对这种个性的客观认识，否则，边国政会像今天有的大学一样，把他作为个性偏执的重点监管对象，或对其进行强行改造，或进行劝退。

胡适当年在评论易卜生时说过，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本来，个性应该是对一个人有着独特判断和行为准则的肯定，但现在则成了对一个人的讥讽或否定。就像北京外经贸大学学工处的那位副处长一样，当面批判熊培云的讲座“太个性化、不能代表当前“主流”的价值观”。

其实，边国政先生的那门“山炮”只是震破了一个神话。在那些领导模样的人道貌岸然地强调仪式之威时，仪式和庆典所带来的权力压迫并不能完全统摄人心。这种庆典仪式的中国式威严无非是在向人们进行权力宣示，通过意识形态的形式化包装而强调权力的等级和秩序。可是这种强调本身就是一种缺少合法性自信的主体虚弱，犹如吓走狼群时使用的装神弄鬼的巫术活动。带有高度官化色彩的庆典仪式还会成为一种政治象征，即展示性和表演性的政治模式。格尔茨发现，象征性的庆典和国家表演形式是政治现实化的一种途径，是追求利益和实现权力意愿过程中的动员手段而已。权力通过这种庆典仪式而得以实现，仪式又成为传播政治正确和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官员大都喜欢开会讲话？只有坐在主席台上保持一副威严状才能完成自己的权力想象，从而动员民众支持其权力的神圣性并要求民众完成权力崇拜。

在这次清华的百年庆典中，更有意味的是庆典仪式设在了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布置也完全设计成一种政治格局的权力结构。这种象征仪式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大学校庆的普通纪念，而成为一种国家符号和朝廷政治活动的具体化。与其说清华在炫耀自己的权力资本，不如说，清华在构筑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样来看，清华已经不再仅仅具有大学的一般意义，它的意义要构成覆盖未来中国发展的结构性力量。这种大学精神的倾斜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虽然清华不乏一些有着高度、深度和清醒的人文学者，但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抵制更多的人人性中的权力迷恋。这些人平时能以学术的客观中立进行标榜，但只要有合适的天气，就会马上出来挥舞权力的魔杖。因为权力带来的红利远远超过了在学问中追求真理所获得的利益。索尔仁尼琴说，权力是一副毒剂，对于相信在我们众生之上还有着某种最高的东西、因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人，权力还不是致命的。但对于没有高级领域的人，权力就是尸毒，一旦传染上便不可救药了。他在《古拉格群岛》中记载，当年新任区委书记在台上宣誓对斯大林效忠，全体开始鼓掌，然后谁第一个停下来就会被密探逮捕，鼓掌十几分钟后，一位造纸厂的厂长实在忍不住就停下来，结果当天晚上就以其他罪名被捕了。

看来，权力的本性并不仅仅是要求民众在行动上的绝对服从，它还有着被民众进行信仰的精神要求。权力对于庆典仪式的迷恋便是主宰他人命运的欲望，庆典仪式也因此成为权力神圣化的重要手段。所以，我们看到的政治化的大学庆典还远不是它的豪华与排场、攀龙附凤与资本炫耀的问题，而是独立精神丧失后对于权力的匍匐膜拜。在这种权力剧场中，大学的追求会背离对于真理和知识的忠诚，会在一种先验的立场上消除每个人的独立判断，然后去完成对一种文化的服从和崇拜。这种效果，就连宣称“他人即地狱”的萨特也曾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崇拜激动不已。民众在这种剧场效果中会成为“乌合之众”，然后加入群体性政治狂欢。本来，大学是抵制这种狂欢的最后堡垒，但清华恰恰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百日疯狂的中心。文革中，井冈山兵团、百日武斗、蒯大富都是那个年代的核心经典，武斗中互相残杀致死的师生数字触目惊心，至今没有准确的官方数字。最为残忍的是，清华学堂第一任监督（校长）周自齐的夫人王喜顺被红卫兵拉到厨房殴打，然后当着她女儿的面用菜刀砍下头颅，女儿从此精神崩溃。近年来，一些媒体试图采访蒯大富，但是难获成功。然而，蒯大富在非接受正式采访时表示，当时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对领袖的崇拜，从来没有想到领袖的号召会有错误，所以，才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在清华百年庆典中，在所有正式的宣传报道中我们未曾见到有谁借此机会进行了忏悔。这次百年庆典，蒯大富还一身荣光现身学校，竟被年轻的学生们围住签名，此时也看不出蒯大富有什么悔意和不安。

然而，即使在权力崇拜的狂欢中也有保持清醒的人，是他们打破了权力崇拜的绝对神话，消解了权力话语，戳破了皇帝的新装。在那种威严的权力笼罩之下，毕竟还有边国政这样放“山炮”的人，他因此使自己和更多的人从这种笼罩下逃出。正如甘地所说：“在奴隶决定他不再做奴隶的那一刻起，他的镣铐就已经脱落，他使自己自由并将自由展示于人。自由和奴役是精神的状态，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说：我将不再接受一个奴隶的地位，不再服从与我的良心相违的命令。”权力的恩典真理也曾许诺给边国政一个“二十年后”的权力待遇，但是边国政从自己的经验原则和价值取向出发，在这种权力恩典中不仅没有感激涕零，而且只想对着天空放一门“山炮”。正如人们在看到黄河时会激动得感恩戴德、泪流满面，而诗人伊沙路过这里时，用一首《车过黄河》向列车下的黄河撒了一泡尿，从此打破了黄河文化的神性压迫，完成了个人主体自由的解放。

休谟发现，臣民的服从就是长官的快乐和利益。所以托克维尔说：“我只希望政治上的平等要做到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而千万不要像我们目前随处可见的，人人平等地屈从于同一个主人。”

本来，清华大学的原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现在则砍去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既不能“独立”，也不能“自由”，更不能有“思想”，只能“厚德载物”了。这里抹掉的是人的主体性权利，强调的则是绝对服从下的工具理性；蔑视的是人作为人的基本含义，号召的是对于绝对价值的绝对奉献。然而，享利·梭罗说，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是人，就意味着卢梭主张的“天赋人权”，意味着有放响“山炮”的权利；是人，也就意味着柏克所注重的“人赋人权”，意味着有拒绝庆典、使用国家这种工具的权利。卢梭还告诉我们，由于每个人生下来便是自由和平等的，所以，只有当我们看到出让自由有充分的利益时才会出让自己的自由。否则，当自由遭到无端的侵害时，即使不能完全保卫自由，也会像边国政先生那样将“山炮”放得惊天绝响。

2011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