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前毛泽东、朱德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

胡居成  党史文汇 >KIm[kh
A  
/R !_u  
n*LFP|9Z`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５月任军委书记。他们同心协力，指挥红四军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g ]9E /M  
　　但是，到１９２９年１月，在敌人先后三次“围剿”加上经济封锁，致使“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红四军党内在建军原则上却发生了意见分歧和激烈的争论。 +Ao]F|Yj  
　　 `_| BX0c  
　　毛泽东、朱德为各自的主张争论，“有不能一朝之概” "re]q_  
　　 bqB&<-+lg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日，蒋介石任命已两次参与组织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剿”的第３５军军长何健为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８个旅约３万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 hR8}gh'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过去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攻。 X*G3 "(  
　　会议开始很沉闷，大家有的埋头抽烟，有的两手伸向火盆，一言不发，显得焦虑不安。这倒不是拿不出方针办法，主要是考虑朱德、毛泽东两位主官之间早有不同主张，常常争论，不知怎样说才好。 /P 6 !V<{a  
　　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湘赣边区，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朱德认为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主张红军远道大规模游击。朱德说毛泽东的主张是“保守主义”；毛泽东说朱德的主张是“游击主义”。对敌人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是采用毛泽东的“保守主义”方针办法，还是采取朱德的“游击主义”方针办法，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 NDh~= M+  
　　作为红四军的第“三号”人物——军委书记陈毅，打破沉寂，首先发言。他提出“围魏救赵”的办法。他说：“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作为一个后方地区，是个难得的好地方。但它‘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加上国民党军的两次‘进剿’和经济封锁，现在军民生活极端困难，红军不分出一部进行远地游击，引开敌人，同时解决经济出路，敌人第三次‘会剿’恐难以打破。”陈毅的发言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柏路会议最后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３０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３２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２８团、第３１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吸引开部分敌军对井冈山的围攻，打破经济封锁。 SKb~S$7  
　　１月１４日黎明，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３６００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地出发。当晚，红军一举歼灭大汾守敌一个营，突破封锁线，日夜兼程，向大余县城前进。大余县城无敌军设防，红军不费一弹便占领大余县城。 5G^}{WQ6  
　　出敌不意所取得的胜利却给自己带来了“不意”。据肖克等亲历者回忆，大余县是没有共产党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赣敌李文彬旅悄悄向大余县城东门逼近时，没有人来向红军报信。李旅一举攻破林彪率领的红２８团警戒阵地。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的毛泽东、朱德率军部少数人急速向城南转移。刚到城边，团长林彪也后撤到此。毛泽东即督促林彪返回团部，指挥部队挡住敌人。林彪却说部队退下来了，面有难色。毛泽东怒令：“撤下来也要拉回去!”朱德也愤然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少数兵员杀回去了，敌人的攻势果然被挡住了一阵，这就为陈毅集合做群众工作的部队赢得了时间。 DI2dwLqf  
　　这一仗，先胜后败，牺牲了两个营长、一个团党代表，代价不能说不大。部队撤到粤北南雄县乌径，刚要宿营，追兵又逼近。为了摆脱追兵，红四军主力只好日夜东行，在平头坳与追兵接火，有不小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后被俘，英勇牺牲。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腿部中弹。陈毅在夺路突围中被敌人抓住了大衣，他即把大衣向后一抛，恰好罩住敌人的脑袋，自己才快步脱身……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５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wFkq:2&BL  
　　就在这“最困苦的时候”，红四军前委内部又发生新的意见分歧。为了解决给养和宿营的困难，大家认为部队有必要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于是将红四军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一和第三两个纵队，一纵队由２８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３１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朱德、毛泽东可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但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此事在罗福嶂前委会议上发生“朱毛之争”，争而未决。一个星期后，部队在“打圈子”行军中，３６００人的吃饭很难，目标很大，又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常常饿饭。此时又有不少干部要求分兵活动，希望前委开扩大会研究决定。毛泽东看到如果开前委扩大会，则分兵可能成为多数人的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对于由此而引起的不满情绪也置之不理。为了应付紧张情况，指挥便捷，毛泽东提出，由朱德任书记的红四军军委(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日，红四军前委接中央来信决定朱德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可以“暂时停止办公”，军委的机关改为政治部，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来，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由毛泽东一人兼任，党权、军权、政权、人权以至财权，都具体地集中到毛泽东一人手里。毛泽东有了这些权力，在２月１０日的大柏地战斗中，指挥得心应手，一举歼敌第１５旅两个团。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打了这个胜仗，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于１９２９年９月１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j2dEZ'\  
　　尽管如此，不少干部对毛泽东的集权的疑虑、嫌隙仍未释然。加上２月７日中央来信(后称“二月来信”)也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散农村，朱、毛离开红四军去中央，隐匿大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就给红四军中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增加了争论的借口。尤其是５月上旬，中央派刘安恭来红四军工作，更使红四军党内矛盾渐趋激化。刘安恭是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参加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习军事，在军事理论上有一套。由于他是中央派来、苏联回来的，又善于辞令，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使红军干部很佩服。当时朱、毛间的不同意见争论常有发生，刘一来，争论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支持。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多起来，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上建议成立临时军委，在前委的领导下抓军事工作。前委任命刘安恭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2 *ARC  
　　可是，刘安恭却和朱德、陈毅谈笑更为自在。他从苏联带回来的“一长制”和侧重军事工作的观点，也和朱德的观点接近。朱德有了刘安恭的支持，就想为红四军党内军内一些原则性问题争辩一下，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久抑求伸”。 e.y+SfUv>  
　　５月底，永定守敌弃城而逃，红四军开赴永定湖雷、金丰等地游击，形势比较缓和，毛泽东想趁此机会解决一下党内矛盾。于是，前委在湖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对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工作原则展开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称之为“攻击前委”、“分权主义”。 s.bDbKS  
　　争论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宽了”、“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没有“家长制”的倾向。有人提出要恢复正式军委。理由是有红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健全党的组织系统。 `/_ v",  
　　在当时的条件下，掌握权力并无私利可得，而争论双方也大都不是追求私利的人。权力，只是实现自己政治军事主张的必要条件。争论双方都是出以公心，追求真理。所以争论起来更觉理直气壮，各不相让。结果，意见未能统一。几天之后，刘安恭主持临时军委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并提出要求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 fyt/vf9po  
　　毛泽东认为，下级党委(临时军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前委)职权的行为，并坚决地迫切地要求恢复正式军委，这种不正常做法不能继续搞下去了。“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６月８日，毛泽东在白沙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讨论红四军要不要临时军委和要不要恢复正式军委的问题。表决结果：４１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以３６票对５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去，政治部主任一职后来也由陈毅担任。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毛泽东向前委提出辞职。他在书面意见中写道：“前委、军委成分权式，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请求马上撤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去苏联学习兼休息。” GsX,a)TI  
　　前委推选红四军军委书记陈毅代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并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简称“七大”)。陈毅在７月９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朱、毛“有不能一朝之概”。 -d(ndZ  
　　 `WBW d  
　　陈毅“两边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 hDM;2`P(  
　　 7,zM l5  
　　１９２９年６月２２日，即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城的第三天，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里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除前委委员及大队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共５０人。 m-mQziI  
　　据大会的参加者傅柏翠、江华、肖克等回忆，七次代表大会气氛紧张热烈，民主气氛很浓，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既允许批评，也允许答辩。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提出的意见最多，甚至有些过火。刘安恭就一条腿蹬在凳上，像袍哥骂茶馆一样批评毛泽东“一切权力独揽，搞书记专政，家长制”、“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主要指４月５日毛泽东给中央复信，不同意红四军分散入农村)。朱德一反平日宽容态度，作了长篇答辩。 5w/3Pv-/  
　　毛泽东、朱德对争论问题的答辩，都是采取答林彪的信的形式。林彪当时是一纵队队长。在白沙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辞职，林彪会上不说，当天夜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四军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为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你今天提出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 d:SZm"0  
　　林彪的这封信，很快在《前委通讯》上刊出。 !*"zD'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复信里认为：“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斗争”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中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能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样，党在部队里就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支尝试”。这显然是指朱德带领上山的第２８团。 f.ueQ2vq (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再次主张“绝对的党领导”：党所过问的范围是不能受限制的，“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上议决之后，才允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指导员支配军官”，“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 Zi
Ut4  
　　朱德答林彪的信首先着重提出对于党管理一切的反对意见。“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为他们的参谋部”，“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党管理一切)，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 c+yga  
　　朱德提出在党的指导下军事机关应起核心作用。“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他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时也是党给许的行政责任，绝非机械式的去执行”。“使此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朱德认为负责军事的党员要求在军事机关起核心作用不是“代表军官争自由，与党分权”。反之，朱德批评说：“甚至党还没有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 tU6  
　　朱德“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因而他便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而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实际上他最反对的是“不是集权于前委，而是集权于前委书记”。 5wCau2 _b  
　　红四军“七大”最后通过了《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和陈毅的报告是一致的。它体现了陈毅当时的政治态度——主要是在朱德、毛泽东有深刻不同意见的问题上折衷。 J&x B 2w  
　　陈毅在全国解放后对别人说过：当时毛泽东曾找他谈话，争取他的支持；陈毅说：你们是秦、晋大国，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 Eo"Wh!$5  
　　为了维护红四军党内的团结，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见能够逐渐接近，陈毅采取了“和”的态度。更重要的是陈毅确实认为，争论双方都有片面、不足之处，若能引导他们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就可形成比较全面、正确的意见。所以“决议”总的来说采取了两面维护和两面批评的做法，或者像有的人所说“两边各打五十大板”。 a ~=&I>+o  
　　“决议”首先企图回答的是过去执行政策中的重大争论问题——要不要根据地及如何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对党对红军对中国革命是最关重要的，并且直接关系到红军的性质和任务。 A%_ i"9y  
　　“决议”首先对１９２８年４月至８月实行的一些政策和制度予以肯定。如“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反对“宣传兵制度”的偏见“非纠正不可”；“士兵委员会制度”，“是绝对正确的”，等等。“决议”还认为“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军事的观点，不注意地方武装，湘南军事行动之错误(指八月失败)”，“及其他腐败思想，这些都是对的，的确有些同志犯这个毛病”。“决议”又指出：“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谓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则“纯属偏见”。“毛同志以书记兼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难免有一切事情集于一人的现象，这是组织上人才分配不好，不是书记专政”。“过去四军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对于上级，只有机械式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将一切工作推到书记一人身上，形成家长制的倾向”。“决议”中这些讲法，实质上是对毛泽东的维护。 hFQFN7Uv  
　　但是，“决议”对毛泽东常批评的“自上而下的民主集中制”的主张，对部队中的“逃跑主义”、“游击主义”、“流寇思想”等有争论的问题，都没有给予批评，而是作了折衷平衡、息事宁人的回答。如说２９团开往湘南是“有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对于有的部队想离开井冈山，不想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建设，“决议”认为“党内实有不同意见，不见得这种意见就是流寇思想”；２８团想去赣南，３１团想回浏阳、平江，２９团想去湘南，边界同志主张在边界游击，“都充分是地方思想而不是流寇思想或反流寇思想”。 []M,`[}T  
　　“决议”在这里稍多地维护了朱德，否定了毛泽东对“流寇思想”的批评。更可惜的是，毛泽东曾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未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因而未能充分地明确地写入“七大”决议。 ]`-4ln  
　　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的这种维护，显然和陈毅深知朱德有关。南昌起义后，陈毅协助朱德转战千里上了井冈山，他深知朱德决不是不要根据地；在湘南暴动后，朱德大力支持发动群众、建立各级苏维埃的工作。朱德与毛泽东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军在建立、巩固、扩大根据地时应主要起什么作用。朱德也赞成红军不是单纯打仗，而是要参加做群众工作、打土豪筹款、帮助群众劳动和镇压反革命等，在赣西粤北湘南，朱德和陈毅也指挥部队这样做了。但是朱德认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分配土地主要应由地方党、地方干部领导进行，红军应派人协助或抽调人到地方工作，红军本身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有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例如，红军打掉了郭凤鸣、陈国辉两支国民党军队，闽西的局面就初步打开了，发动群众等等工作也好开展。朱德特别反对在强敌围攻时红军死守一个狭小的固定地域(井冈山)，这样会牺牲红军，并使固定地域随红军的消灭而消灭。１９２８年９月至１２月，朱德主张走出井冈山去游击，打开新的局面，打得好，还可以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割据区域，而不是主张不要根据地，也不是只要求游击扩大军事影响，走州过府，大吃大喝的“游击主义”、“流寇思想”。朱德抛弃国民党部队的金章骏马、高官厚禄不要，来穿破衣草鞋、挑粮上山，还要说他怕艰苦图享受、想到大城市去享乐，也未免太不公平了! 9i8G1&7  
　　陈毅力图辩证地看问题，他起草的“七大”决议，对历史具体问题的回答，在他看来大体是正确的。 K2RSuY*}?  
　　但是，辩证法的战斗性在于把握住事物的新生的、有利于矛盾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方面，加以强化，以促进矛盾的转化。陈毅当时主张相反相成、兼容并蓄的同时，却失之两可，未能突出当时应该着重强调、使之成为主要方面的——革命军队除打仗以外还应做群众工作和筹款或生产。后两项虽然不能定为红军的主要任务，却代表着红军新的质，保证着红军的人民性和政治水平。在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这一对矛盾中，后者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中也有质的规定意义。陈毅在起草红四军“七大”决议中两个方面都照顾到的同时，没有能更为明确地强调当时的红军必须艰苦地做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工作，发挥宣传和政治作用，成为“宣传队”。在这一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上没有明确认识，当然就不可能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毛泽东的伟大贡献，正在于抓住了主导方向，即使有时强调得过分，但方向路线是正确的。 2[< 3.!  
　　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在批评毛泽东、朱德之后，又指出：造成此次严重争论，两同志都有同等错误，但毛泽东身为党代表和书记，应负较大责任，决定给予毛泽东以严重警告，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两同志的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 /E}Fmul7  
　　“七大”决议对刘安恭、林彪也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认为林彪给毛泽东写那样内容的信，“这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指出林彪信内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 sK |[  
　　最后是改选前委。毛泽东、朱德都是中央原指定的前委成员，当然继续当选。但是，由于中央在“二月来信”中要调走朱、毛，而毛泽东又要求辞职去苏联留学兼休息；特别是大多数代表(包括陈毅)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对红四军的正确领导作用认识不足，选举结果，毛泽东前委书记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OUq6%S  
　　毛泽东对“七大”的批评表示不满，认为对他和朱德的批评完全是伦理观念，都从思想、道德、作风上着眼，而没有从政治路线的高度来判断人的是非。至于对他个人的许多批评，他现在不辩，如果对他有好处，他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会自然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考虑前委书记当不成了，也就失去了贯彻自己主张的主导地位，于是，他再次请求中央调他去苏联学习。在中央未批准前，毛泽东感到不便在红四军继续工作，便于７月８日，带贺子珍、黄林、蔡协民、曾志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SRBtf? ^f  
　　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规定，改选结果“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批准前可以开展工作。 M$/tb|C{P  
　　７月９日，陈毅以“前委书记”署名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随报告送去“七大”决议、党内争论文件等。报告中说：这“皆关系四军重要问题，请中央详加指示”；“大会之后，朱方面没有意见，毛则不满意”；“朱毛离开四军去中央，请中央派人来四军主持，现在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顶端 Posted: 2008-05-22 09:05 [楼 主] ytsheu 理事局主席
级别: 管理员


精华: 4
发帖: 18512
积分: 250151
金钱: 6393
在线时间:6847(小时)
注册时间:2005-02-23
最后登录:2008-12-14 小 中 大 引用 推荐 编辑

 

　周恩来高度评价朱毛红军，陈毅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9v\?` 7v  
　　 Nx*Xs`dP  
　　７月上旬，前委收到中央来信，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前委决定让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zB]A&u  
　　８月２６日，陈毅抵达上海。他在上海住了两个月，和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等讨论红四军的问题。陈毅后来称这次上海之行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R;fu?h;a  
　　８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沪西一处花园洋房内，召集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陈毅全面而详细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会议由向忠发主持。陈毅着重汇报了红四军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党内矛盾的演变。陈毅比较明确地主张，毛泽东可以离开红四军，朱德不要离开。记录中有他的话：“代表大会决议案主张两人都离开，但事实上朱去指挥上困难”，“朱去代替人难”，“毛的信仰差”，“毛继续工作不大好”，“中央能派人去担任他俩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如不能同时派两人去，则先派一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暂时工作”。陈毅还是原来的态度：“我不行，中央派人来”。对此，陈毅专门有一段解释：“在四军中找不出代替朱毛的相当人物来，大部分是群众信仰的关系。中央派人去则不甚发生问题”。 6%cLw5  
　　政治局听了陈毅的报告后，鉴于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其重要，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织一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周恩来召集。 -ZsSU]-W>  
　　９月１日，陈毅写完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争论的报告》等洋洋数万言的５个报告及材料，委员会开始讨论。这是决定朱毛红军的命运，甚至对中国革命前途有决定意义的讨论。 , P1@s^.  
　　周恩来一开头就热烈地称赞红四军的经验。他再次翻看陈毅所写的《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说这里头很多新鲜的办法和经验都是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从来没有，别开生面的。照这些办法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是红四军的创造，是红四军对全国的宝贵贡献。他建议把这个报告在即将开办的《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发表。在他看来，红四军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湘赣闽三省，而且对全中国都有重大的影响。 J_h2y{FJ  
　　陈毅听到周恩来如此高地评价红四军，心中十分兴奋。他在红四军时也爱红四军，但又总感觉毛病不少，纠纷很多。而今到了上海，到了中央，从大城市、从全国的高度回头一看，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是那么坚定地走着胜利的革命道路，气呼呼的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了这么好的经验！ wL7SUw=c  
　　陈毅后来说：周恩来从我写的报告和材料中，一定强烈地感到红四军领导人的共同毛病：把自己的这个战斗集体和革命战友看低了。这么好的一支军队，这么坚强而能干的领导同志们，却看不见自己的战友们的天大优点，而在为相比较起来小得多的缺点吵得大伤感情！周恩来在十多天前，为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８月２１日的信中，已经写下了这样的语言：“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中国的政治影响较于闽西一处大得多！红四军了不起！朱毛了不起！”  A[e  
　　李立三说：今年２月初，当井冈山形势紧张的时候，中央２月７日给朱毛的信（即“二月来信”），要红四军分成小部队转入农村，朱毛离开部队来中央。是毛泽东４月５日复信给顶住了。中央经过讨论，彻底纠正了错误，这对红四军关系特别重大。 tIuX * q*  
　　周恩来插话说：“真要多多感谢润之兄的信哪！” ^[E ke02   
　　陈毅听了周恩来和李立三所谈之后，感触颇深，毛泽东的身影在他眼前突然高大起来。本来在讨论红四军“别开生面”的创造的时候，陈毅便想到大多数创造正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创的。而现在，顶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恰恰是被刘安恭称之为“不服从中央指示”的毛泽东！今天，两位中央主要领导人现身说法，赞美毛泽东捍卫红四军的大智大勇！陈毅想到毛泽东写给中央的这封信，他作为前委委员是看过的，但没有料到在政治局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刘安恭在红四军“七大”会上对毛泽东的批评，在代表中产生不好的影响，作为会议的主持人，陈毅感到深深的愧疚！ W^tI4j!  
　　这时候，周恩来把他为中央起草的８月２１日致红四军的信的底稿拿出来。他向陈毅说明，中央于８月上旬收到红四军７月９日寄出的“七大”决议和有关的争论文件，在８月１３日政治局第４９次会议上讨论了。大家感到红四军党的“七大”有一些缺点，决定周恩来起草一封信，政治局通过后寄给红四军前委。现在，周恩来把底稿交给陈毅阅读，让他准备下次讨论的意见。 ,:?tFXQ+D  
　　这封信是在陈毅来中央的途中寄出的，陈毅不可能看到。现在他把底稿连着阅读了几遍，感触甚多。最打中要害之处是说：“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该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号召全体同志消灭一切纠纷，一致拥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指出正确路线？对呀！“七大”决议完全没有用足够的篇幅，完整地明确地辩证地阐述红军的正确路线！究竟什么是红军的正确路线？被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至今还不十分明确。 ?+4udA　　于是，陈毅边看边回忆两年多来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践。信中有一段话，完全是毛泽东的口吻：“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 　　毛泽东只说是“流寇思想”，周恩来干脆说是“流寇土匪的行径”了，这还是中央政治局研究讨论过的！ pTf >J!  
　　陈毅禁不住回忆起上井冈山前部队经过赣南山区的艰苦行军之后，一进信丰城士兵就抢当铺。针对这种情况，开大会当场枪毙了３个才杀了杀这股歪风。“八月失败”进郴州，２９团官兵不听命令，各自散回家时，枪杆上、腰窝里，都带着给老婆、娃娃的好物件。２８团发洋财的本领比２９团还强，那时陈毅发高烧躺在病床上，听说团长林彪也搞到一百几十块大洋…… ?9-[=v  
　　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打胜仗，古今中外都一样。但是，红军有不同的质，那就是它反抗对群众的剥削压迫，全心全意地服务于群众。这就是政治。毛泽东强调，红军的主要任务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要花大力气做群众工作。打仗的时间和做群众工作的时间是一与十之比。这就是政治观点、群众观点，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抓不住矛盾的主导方面，就会折衷调和，迷失前进方向…… A$%u)h!  
　　李立三、周恩来与陈毅的第二次讨论，除了谈红军的任务与无产阶级政治建军的原则外，着重谈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BtRmX8-  
　　周恩来说：“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敏捷，步调一致，便于行军作战。你们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群众自由讨论有关。” _Et q,　　说到湘南失败，陈毅不胜感叹地说：“当时我是军委书记，去湘南还是回井冈山，军委本身没有非常坚定的意见，却交给扩大会１００多人去随便讨论，自下而上发扬民主，当然就会失控了。” ZU "d*WE  
　　“如果润之兄和你们在一起呢？”李立三意味深长地问。 *n ?yEFo  
　　“那当然大不相同了。”陈毅说，“毛泽东这个书记不像我，他一是铁定要坚持井冈山；二是厉害，在他面前，龚楚等人不敢瞎捣鼓。” s~:d 5  
　　周恩来说：“这就说明前委一定要集权。前委还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一个能把大家的正确意见、把委员们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的书记。”周恩来看了一眼放在陈毅面前的８月２１日信的底稿，接着又说：“我在信中专门有一段话强调书记的作用。委员中既然有一个书记，他当然要比别人多负点责任。尤其是在军队中。尤其是临时紧急处置的时候。这绝对不是家长制。就像军队的指挥不采取委员制，军长就是一军之长。军中的书记也同样要把职权集中一些。” kuU
 l4  
　　陈毅在阅读信的底稿时，曾对这一段存有疑问。现在听周恩来重新强调，就指出它的矛盾说：“军长既是一军之长，军指挥员的权力不能因为书记要多负点责任而削弱。红四军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够好。” Z8Op 8B  
　　周恩来说：“这就是‘党管一切’的毛病了！党应该领导一切，但不宜说‘管理一切’。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要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可以看到，后来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这里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H=NP{{^E  
　　陈毅听着笑了。他说：“我们那里是把‘党管一切’理解为党应该领导一切非党组织，才是符合中央精神的。老毛当了一年半的书记，除了人‘事’关系紧张，大政方针都是对头的，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么说，‘党管一切’又是对的罗！”…… ig@_U We  
　　这以后，三人委员会又讨论到“组织问题”：红四军的领导怎样配备，谁走谁留？ 4DL!I? >  
　　陈毅坦率地讲到“八月失败”后开代表大会，对他这个代前委书记批评很激烈，有的主张撤职查办，有的主张打四十大板。“七大”前夕，他没能引导前委扩大会议拿出正确路线，没有接受‘八月失败’那一次极端民主化的教训，又一次放任下面自由讨论，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朱毛的威信。“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正说明我管不了这一砣嘛！” }W%`N0t  
　　李立三开门见山：“毛泽东如何？” CGm\-;d  
　　陈毅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说：我现在对毛泽东在政治上更加拥护。“他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是非常正确，不但正确，而且别开生面，为中国革命闯出新路。但在组织上，我仍担心搞不好团结”。“我在汇报时都说了，个个怕他。这次代表大会没选他，出乎意料，但也不奇怪。很多人把他和朱军长一比，当然是朱德更得人心”。 yH8 ?c~-M$  
　　周恩来从容地提出一个问题：对一个政治家如何认识？周恩来对陈毅说：“你汇报时说，‘七大’结束后，毛泽东说大会对他的批评‘完全是伦理观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衡量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艺家，应该主要看他的主张和活动对于发展生产力、打破旧的已经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推动历史前进起了什么作用，而不是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优缺点。党的代表大会不看党的负责同志奉行的政治军事路线对革命起了什么作用，而是集中更多的注意力批评个人的意识、作风、态度，当然要偏离当前的对敌斗争，难以分辨是非了。” >#/BRxn&  
　　陈毅感到被打中了要害。他内心仿佛被切了一刀，虽痛，却通透了：“惯兵等于杀兵啊！” 1vG-c  
　　周恩来和李立三都认为，现在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先锋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在１９２７年就率先提出上山打游击；不久就看清楚在中国农村可以实行武装割据，建立红色的政权；就认识到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他身体力行，不怕艰险，在第一线领导第一线的斗争。周恩来还说，他相信这样一位同志，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的思想作风的。 2jm5\x   
　　这对陈毅大有启发。“八月失败”后，毛泽东亲自率部队去湘南迎接他和朱德；红四军“七大”前夕，毛泽东作了相当大的让步，促成了“七大”的召开。朱毛的矛盾，本来在前委内部是可以解决的，但由于中央要调走朱毛，大家想至少要调走一个吧。于是，留朱还是留毛，两种意见就在部队里“哄”开了。结果，本来就有的小团体主义发展了。刘安恭来了再添一把火，于是就“哄”起来了。 \aktZ@ ?v  
　　“当然。”陈毅说，“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出朱毛的天大优点，没有指出正确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奉了中央的‘圣旨’去做工作，我相信退一步可以进三步！” JhD3J~/~  
　　周恩来、李立三开怀大笑。周恩来提议：三人委员会要为中央提出的决议就由陈毅来起草。 EBZ'4T  
　　 ~kcnPP-Nr  
　　中央“九月来信”统一红四军党内认识，陈毅打倒“陈毅主义” ~v0n?e  
　　 I 6eW~Pz  
　　陈毅夜以继日地起草《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陈毅后来对人说过，陈毅起草的这封指示信，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改。９月２８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１０月１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离开上海，启程回闽西。经过２０天昼夜兼程，于１０月２１日来到东江，在梅县东源与朱德见了面。 &tdi\`A^  
　　陈毅问起毛泽东的情况。朱德告诉他：１０月初，红四军召开“八大”时，由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去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回信说不能回来：陈毅让他当八面玲珑的观世音菩萨，他做不到。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 L_Zm.\1  
　　这消息对陈毅震动很大。毛泽东果然耿耿于怀。但是，政治上陈毅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此时的陈毅已在党中央“训练班”毕业了，他真诚地承认自己有调和折衷的倾向。因而，他笑着对朱德说：“陈毅其他的用心是没有的，但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是有的。老毛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陈毅这次回来，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接着，他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向朱德介绍了在党中央所见所闻所感受所讨论所决定的一切，使朱德受到很大的触动和鼓舞。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的“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具体办法。第二天，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远道送到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f:a_;[  
　　毛泽东看了中央“九月来信”，心情舒畅了，他的一些思想、主张、做法大都在信中得到了体现和肯定。如对“七大”和前委扩大会的评判：“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的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次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再如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九月来信”定为三条：“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与全国”，“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不能实行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对于“家长制”和“书记专政”的问题，“九月来信”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为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门指挥政治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军队最民主最完备的领导体制：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这里已显端倪。 2,5#%>0!!  
　　关于红四军的“组织问题”，“九月来信”中写道：“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并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LNZ~v ?  
　　陈毅对毛泽东是比较熟知的。陈毅相信他对于“七大”这一段因缘是不会忘记的。但是，红四军的巩固与发展，是如此地具有全国性的重大意义，一切个人的浮沉得失，相比之下都是小如草芥，轻若杨花。果不出陈毅所料，在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占领汀州的第四天，即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６日，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蛟洋回到汀州。毛泽东在汀州看到的红四军，士气振奋，斗志昂扬。尤其是三纵队一部正好住在街上，看到毛委员毛党代表回来了，纷纷拥上街头，欢笑流泪，直把毛泽东送到军部驻地。 aS/*s?  
　　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同志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九月来信”除对前委有批评外，对朱毛个人的工作方式等也有专节的批评——表示愿意回前委工作。当晚，陈毅特地把毛泽东、朱德请到自己屋里，他已经自掏腰包备下酒菜，请“秦晋大国”喝几杯。樽箸之间，陈毅非常诚挚地谈到了到上海以后对毛泽东、朱德两位战友产生了新的认识，并且当面作了“打倒陈毅主义”的保证。朱德也说了对部队极端民主化的感想，觉得部队组织松懈确实是问题。毛泽东说“八大”的时候，他因身体不好，情绪也不好，写信回来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他已经撤销了这封信。他们可谈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直谈到２７日鸡叫二遍…… ?@(_  
　　这样，“不能一朝之概”就消除了。 bPkr9\V  
　　１１月２８日，在毛泽东、朱德、陈毅都出席的前委扩大会上，大家踊跃发言，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三项决议：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除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 j\E4y*15  
　　红四军前委的积极变化，毛泽东、朱德、陈毅之间的感情的和谐，在同一天（１１月２８日）毛泽东写给中央和“立三兄”的两封信中跃然纸上：“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闽西已有８０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 顶端 Posted: 2008-05-22 09:06 1 楼 ytsheu 理事局主席
级别: 管理员


精华: 4
发帖: 18512
积分: 250151
金钱: 6393
在线时间:6847(小时)
注册时间:2005-02-23
最后登录:2008-12-14 小 中 大 引用 推荐 编辑

 毛泽东与新泉整训

陈再生   毛泽东思想研究  08年6期 H@T-F+5\  
0B,&V1u  
E?b-ur;1e  
　　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在革命老区福建龙岩连城的新泉对红四军中大量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深入调查和初步整顿，从而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uoHv{zi  
　　 @Waj|I0u  
　　一、毛泽东开展新泉整训的历史背景 v!oD:mM1K  
　　 Z4nIy6$G)  
　　1929年，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离开赣南入闽，在打开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新局面的同时，由于部队结构的变化，斗争环境的改变以及艰巨的工作任务，红四军内部面临新的考验，由此构成了新泉整训的历史背景。 P]dL0M6a*#  
　　第一，革命队伍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特点以及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而武装斗争的依靠力量是军队，因此，如何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根本问题。虽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注意加强军队的思想建设，力图将主要由农民和旧军队组成的红军建设成能执行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任务的革命军队，但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特别在1929年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到赣南、闽西时，由于战争造成的减员和新兵员的补充，部队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的红军构成正如陈毅在同年9月份向中央汇报时指出的：四军官兵的成分，(1)历史的：叶贺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分子，……此项人数约占十分之二左右，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约占十分之二左右。由此可见，红四军的成员大多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被俘虏过来经改编的旧军队士兵，中下级军事指挥人员甚至是高级军官也大多来自旧军队。部队结构的复杂性为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毛泽东把此时红四军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归纳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类别，他还明确指出，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 C #oI
Z:1  
　　第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经受严峻考验。自从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以来，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摆脱了秋收起义失败的颓丧之气，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也得到巨大提升，确保了红军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打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区站稳了脚跟。但是，随着红四军进入闽西后，由于频繁的军事行动，部队中一大批优秀干部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同时部队亦无暇开展正常的思想教育和党内理论教育活动，直接导致红军的政治素质下降。此外，新兵员补充过程中使部队的成分更加复杂化，使得红四军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滋长。这些错误思想的存在与发展，最终引发了红四军内部关于建军原则的大争论。1929年6月，红四军因要不要在前委下再设军委及前委与军委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军委是否存在的问题，其实质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问题〔2〕。尽管军委的问题在上杭的白沙会议勉强得到解决，但由此带来的后续争论并没结束。为了统一思想，解决分歧，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但大会只是采取折中与调和的办法解决争论问题，会上不仅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而且毛泽东本人还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前委书记一职也被陈毅所取代。不过，红四军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离开而得到解决，相反日益滋长起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部队的发展起着严重的干扰作用。为此，红四军的许多干部都希望毛泽东返回主持前委工作，以扭转部队中出现的不健康局面。 j"j m"/  
　　第三，党的工作重心面临新的争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因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影响，城市工作一直是我党的工作重心。尽管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但在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此时的中央，一方面是以李立三为首的把持大权的同志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上，一直是过高估计了城市工人运动，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3〕。另一方面，作为当时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则已初步把握了中国革命的一些规律性问题，比如他已认识到：“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4〕，“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5〕。中央对工作重心的不同意见必然导致地方无所适从。以红四军为例，既有像毛泽东那样对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有着牢固信念的典型代表，也出现以林彪为代表的产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疑问的动摇派，但由于当时执掌中央领导权的同志把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把十月革命经验神圣化，从而使“城市中心论”一直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即使在多次城市武装暴动失败和农村割据斗争蓬勃发展的正反两方面事实的对比面前，中央的领导同志仍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现实，迫切希望和命令红军进攻大城市，提前同反动派较量。中央的这些错误指令反映到红四军就表现为部队的官兵看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希望，由此导致他们不愿意做艰苦的农村根据地工作，“对建立苏维埃，建立农民协会，建立游击队和农村中的党组织，不关心或不大关心，不积极做群众工作”〔6〕，喜欢“走州过府”，搞流动游击。所有这一切，显然是在实践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 MCatPe9D  
　　 HGBg CI  
　　二、毛泽东开展新泉整训的主要内容 }*%&Dy}`  
　　 "_%ttcV  
　　新泉是闽西重镇，交通要隘，北通连城、长汀和江西瑞金，南通上杭、永定和广东潮汕，东通龙岩、漳州和厦门，地理形势十分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对此并不陌生，整训前他曾几次带兵驻扎过新泉。1929年5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等人率红四军抵达该地，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武装斗争，该月下旬攻打龙岩时，当地农民武装30多人参加了斗争。同年6月中旬，毛泽东再次带领部队回到新泉，在他直接领导下建立了连城第一个红色政权——连南区革命委员会，并在此组建了红四军第四纵队，将连南农民武装改编为第四纵队第十大队。毛泽东还指示地方党政负责人创办新泉工农妇女夜校，使夜校成为提高当地妇女思想觉悟，推动革命斗争的重要场所。 oEu3PZ}  
　　面对部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11月28日，回到部队的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贯彻执行中央“九月来信”指示。会议在分析时局和红四军内部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决定：一、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毛泽东深知，彻底纠正部队中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肃清旧军队影响，是提高广大指战员斗争觉悟，实现党对红军政治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关键，因此，要完成前两项工作必须以做好最后一项工作为前提。于是，一场全军的思想整顿运动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帷幕，新泉整训则是这场整顿运动的序曲和重要组成部分。整训是从12月3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驻扎进连城的新泉开始的，前后持续了十多天之久。新泉整训包括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两个内容，其中军事训练由朱德负责，目的是严肃军人风纪，提高作战本领。政治整顿则由毛泽东和陈毅负责，旨在让指战员明确红军的主要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整训期间，毛泽东围绕红四军中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开创性地做了以下工作： 09UHnC3  
　　第一，举行各种调查会，摸清部队官兵思想问题及其根源，为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做了前期准备。召开调查会是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攻陷长汀城后，毛泽东曾组织召开了由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老私塾先生、老佃农、无业游民等六种人参加的座谈会，借此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阶级状况和民情风俗。正是这些调查结果，为一周后他在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制定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提供了依据。1929年7月，回到地方的毛泽东在中共闽西“一大”召开之前，发现与会代表对闽西的革命形势和社会状况缺乏全面了解，便推迟开会时间，让代表分散到各地开展一个多星期的调查，自己则主持参加各种座谈会，了解实际情况，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准备材料。重回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尽管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了如指掌，但为了提高整顿效率，整训期间，他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就部队的错误思想进行深入调查。比如，部队到达新泉后，毛泽东就在其住所“望云草室”的小厅里召开红四军支队长、支队党代表以上干部约20余人的为期两天的调查会。调查会上，毛泽东亲自发问、亲自作记录，并同与会者一起探讨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深入连队，召开士兵调查会，听取战士对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表现的意见。为了使了解的情况更准确、更全面，解决问题的措施更得力，毛泽东还邀请红军指战员到“望云草室”座谈，真诚地请他们提意见、反映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还和陈毅一起召集由红四军党内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再次对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此外，毛泽东还深入附近的农村，步行到离新泉五里外的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收集农民对红军的意见。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摸清了红四军内存在问题的种类、性质和根源，从而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n 8 i }  
　　第二，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为提高官兵、军民的思想觉悟做了大量工作。政治建军是我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重要标志，是我党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重要制度，新泉整训无疑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整训期间，毛泽东体会到“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7〕。因此，他把思想政治工作娴熟地结合于各种调查会中，分别做好三类人的思想工作：一是党员干部。召开调查会时，毛泽东既认真倾听干部的意见，也注意做好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他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对持有错误观点的同志进行耐心的说服和帮助，启发他们自觉提高认识。如在与干部座谈中，针对有些人存在“军队只管打仗，至于苏维埃政权、群众工作等大可不必去做”的错误看法，毛泽东循循善诱地指出，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应该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权的使命，否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8〕。二是普通士兵。整训期间，毛泽东借调查会的机会向士兵讲事实，摆道理，提高广大战士的思想认识，号召战士们起来为彻底肃清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而斗争。如在士兵调查会上，当有士兵提出“红军中官长骑马，士兵走路不合理”的意见时，毛泽东在认真做好记录的同时，更是耐心进行说服教育，指出绝对的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9〕。在与战士们就部队中存在的肉刑问题进行交流时，毛泽东既肯定了废止肉刑、打消官兵隔阂的必要性，又提出战士要更加自觉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纪律的要求。三是发动部队内部开展大讨论，让官兵在讨论中认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和纠正这一错误思想的必要性，从而达到思想的统一。整训期间，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红四军各个大队、中队、班都对红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根源以及解决办法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使新泉整训成为一场广大指战员全员参加的思想政治运动。 re(H2rz  
　　第三，加强组织纪律建设，为打造新型人民军队提供纪律保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部队的纪律建设，他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整训期间，毛泽东结合当地妇女常集结于溪边洗衣服的实际情况，与朱德、陈毅商议，最后在“六项注意”的墓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形成我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全军贯彻执行。这两条规定丰富和完善了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纪律建设的内容，既充分体现了红军尊重当地百姓生活习惯的优良传统，又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纪律保障。 |/fjY6^fl5  
　　总之，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整顿，全军指战员初步认识到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四军的危害，认识到纠正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军队建设乃至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从而使全军官兵的思想达到初步统一。 > s||1  
　　 v* )$(%u"  
　　三、新泉整训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p\F\p3WU  
　　 _ce!2K
  
　　第一，新泉整训是古田会议前毛泽东对红四军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初步整顿的思想政治运动，是古田会议的预备会。仔细考察古田会议前后红四军的巨大变化，我们可以断定，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固然起了主要作用，但如果不开展新泉整训，对红四军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彻底的了解和初步的整顿，很难想象红四军广大将士的思想能够由原来在建军原则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达到高度团结和统一。古田会议作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它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决议彻底地批判了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军以来同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经验，从根本上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同旧军队的界限，解决了我党我军建设的方向、路线等重大问题，这一决议正是毛泽东集中新泉整训期间的调查研究成果撰写而成的。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坚决贯彻执行决议精神，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再次整顿，全军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纠正了不良倾向，“全军面貌为之一新，迎来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大发展。两年之后，原来不足四千人的红四军，发展成了有三万将士的红一方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数十万人的三次围剿；根据地发展成了几占江西省半壁山河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0〕。由此可见，新泉整训是红四军建设史上的重大创举。 E:K%p  
　　第二，新泉整训丰富了军队政治工作经验。新泉整训是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一次正规化整训。毛泽东领导的政治整顿的内容和方式，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集中体现，也是手段多样、成效显著的思想政治工作典型案例。其表现在于：一是关心群众生活，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整训期间，毛泽东既重视挖掘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根源，更注重立足实际，关注官兵、民众所关心的切身问题，他通过调查会，以集体座谈、个别交流、探讨沟通等方式，就官兵关心的肉刑、党组织约束以及农民关心的地租剥削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调研，并耐心细致地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官兵、军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收到良好的效果。二是开创了利用重大纪念日开展政治工作的先河。整训期间，恰值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借此组织了包括纪念大会、阅兵仪式、游行和军民联欢会等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他和朱德在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并检阅了经过整训的红军和地方武装，会后又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军民自编自演的联欢会则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整训工作也由此宣告结束。 >)M4+i　　第三，新泉整训深化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式。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注重调查研究，投身革命后，他更是把深入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作为打开革命新局面的重要途径。大革命时期，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徒步32天的实地考察之后总结出来的杰作。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土地革命时期，身处偏僻山沟的毛泽东，只要时间、环境允许，他都要抽空开展调查研究，并将调查结果作为制定革命政策和决策的依据。在新泉整训的十多天时间里，从“望云草室”到农家住户，从部队营地到练兵场，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调查会，对部队中存在的应该纠正的错误思想以及如何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等问题广泛听取官兵的意见。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收集了多方面的材料，进一步摸清红四军内存在问题的种类、性质和根源，在此基础上，他又进行认真梳理分析，其不朽之作《古田会议决议》由此诞生了。从此以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这一工作方式，成为毛泽东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和行之有效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