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月物语日语小说:关于“李自成之死”的争论综述

         关于“李自成之死”的争论综述

      明末农民战争失败后，李自成的最后归宿问题，是三百多年来的一件疑案。自清顺治十五年谷应泰作《明史纪事本末》，持李自成奔死湖南黔阳罗公山说，乾隆四年官修的《明史》正式刊行，持李自成窜死湖北通城九宫山说起，争论即已存在。数百年来，公私史乘，各持异词。迨至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叶，经过史学界的一番讨论之后，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说为多数学者所认可，这个问题似有定论。

　　近一两年来，湖南省的一些史学、文物工作者以及业余史学爱好者，对上述的成说提出了挑战，认为李自成并非１６４５年死于湖北通山县，也不是死于通城县的九宫山，而是到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３月，才老死于湖南石门县的夹山灵泉寺，遂使这个问题的讨论重新展开并有日趋热烈之势。

一、李自成遁迹说长期存在  

　　李自成兵败后遁迹佛门老死夹山灵泉寺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乾隆年间，《明史》刊行不久，湖南澧州知州何璘（乾隆十一年至十八年在澧州任内）就根据自己调查所得，撰写了《书李自成传后》，对《明史》的窜死通城九宫山说进行了辩驳，认为那只是李自成“设疑代毙，以为缓追脱身之计。”该文载于《澧州志林》卷二六，其后又为《直隶澧州志》、《石门县志》、《米脂县志》、《埋忧续集》、《小腆纪年》、《广虞初新志》等书先后沿引。其文略云：

　　“闯贼李自成之死，野史所载不一。……余以澧志不备，周谘遗事，有孙教授为余言：李自成实窜澧州。因旁询故老，闻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在今安福县境，复弃骑去，独窜石门之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余讶之。后至夹山，见寺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其徒野拂所撰文，载‘和尚不知何氏子’。夫‘奉天’岂和尚所称？曰‘玉’、曰‘何氏子’，盖寓言之、亦讳言之也。遍问寺僧，对不甚详。内一老僧年七十余，尚能记夹山旧事，云和尚顺治初年入寺，是律门，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后数年，复有一僧来，云是其徒，乃宗门，自号野拂，系江南人，事和尚甚谨。和尚卒于康熙甲寅岁二月，约年七十。和尚临终有遗言于野拂，彼时幼，不与闻。奉天玉和尚为其自号，野拂即以名其塔。寺尚藏有遗像，命取视之，则高颧深，鸱目曷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为自成无疑。自成之构乱也，初僭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复僭号新顺王。其曰奉天玉和尚，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而玉又玺质，为天子之所宝，殆讫死不去僭号，与泰山贼王同一行径，可笑也。而野拂以宗门为律门弟子，事之甚谨，又题称不知何氏子，寓尊奉于讳言，岂其旧日谋臣，相与左右者欤？”

　　接着，他分析了李自成“舍骑入山，削发亡命”的原因，乃是“势所不得不然”，并列举了大顺军余部“盘踞澧境六七年”，竟然没有另外推举一个统一指挥的首领，以为李自成尚在夹山无恙的佐证。

　　迨至民国初年，著名学者章太炎亦赞同此说。他在《李自成遗诗存录》及《再书李自成事》等文中，对《明史》和《永历实录》等谓李自成窜死九宫山说进行力辩，认为“自成之死无诚证”，“不可信”。又称，亲自于夹山访得李自成《梅花百韵》诗五首，“无草泽粗犷之气，而举止羞涩，似学童初为诗者，亦举事无就之征也。”此后，持是说者间有其人。与此同时，在湖南的澧州、石门一带，民间流传有关李自成遁迹石门夹山寺为僧并物故于此的种种传说，自乾隆年间以来，历久不衰。

　　奇怪的是，长期以来，这种与《明史》相异的说法，从未得到史学界多数人的首肯。至五十年代中叶那场讨论之后，更近乎湮没无闻了。  

 二、五十年代中期的一场讨论  

 　　五十年代中期，关于李自成之死的问题在史学界又引起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是由湖北通山县杨芳小学王如江向《历史教学》提供他的一些调查材料，并对当时的成说提出疑问而引起的。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历史教学》请《晚明民变》的作者李文治作“问题解答”。李文治在答文中认为，李自成殉难于九宫山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九宫山属于哪县所辖。经过考证，他“断定李自成殉难的地点是通山县九宫山，不是通城县九宫山。”１９５６年，湖北师专、武汉大学历史系以及老史学家金毓黻，均撰文赞同李文治的结论，并从多方面作了补充、论证。郭沫若读过上述诸文后，认为这些考证“确实有据，是可以信赖的”。因此他提出，１９５５年他为通城县李自成新墓所作的题词，以及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城九宫山，“都是根据旧有的传说，应予以注销并改正。”《历史研究》将上述文章，连同郭沫若的书面意见，汇集发表于该刊１９５６年第６期。

      继之，童书业在《山东大学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６期，陈登原在《人文杂志》１９５７年第５期，先后撰文作进一步论证。童书业断定李自成死于乡兵（即地主武装）之手，时间是顺治二年五、六月间。陈登原除了得出与各文相同的结论外，还着重就产生李自成为僧说进行了说明，指出这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希望义军领袖卷土重来，至少不曾身首异处。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以及王如江向中共通山县委的建议，在通山县高湖公社境内修建了闯王陵，并创办了李自成生平事迹展览馆。此后，讨论逐渐趋于平息。这次讨论，基本维持了《明史》的说法，它的成果则在于将九宫山由通城县订正在通山县。

三、问题的重新提起  

　　当李自成墓在通山县正式落成，李自成于１６４５年死于湖北通山说似成定论之后，主张遁迹并死于夹山说的一些研究者，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而是转入更广泛的调查和更深入的探讨。湖南省文物局及有关部门也多次组织过专门的调查。

　　然而，正式将此问题重新提出并向成说发起挑战，却是１９８０年下半年以来的事情。先是刘世善于《社会科学战线丛刊》１９８０年第二集发表了《九宫山李自成墓质疑》，继之是１９８１年出现了如下的文章：

　　１．熊超群：《关于李自成隐居夹山的探讨》（《湖南日报》１９８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８月２６日断续连载）。  

　　２．韩长庚、向祥海：《李自成死地、终年问题考》（《湘潭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社会科学版第三期）。  

　　３．石珍、丘朔：《李自成禅隐石门夹山说新证》。  

　　４．陈俊武、龚少通、贺文龙：《九宫山闯王陵观后质疑》（以上二文均见《求索》１９８１年第三期）。  

　　这些文章一致指出，长期以来沿袭的《明史》说不可信。李自成最后隐迹湖南石门县夹山为僧并老死于此的说法更近情理，因而也可能更近于历史的真实。  

　　除了何璘的《书李自成传后》外，对上述文章的出现起着直接推动作用的，是近年来在夹山寺附近若干新材料的发现：  

　　（一）立于奉天玉和尚塔前、由野拂和尚撰文的残碑。五十年代末，夹山林业科学研究所掘得此碑，但未引起重视，后被移作他用。１９８０年冬，石门县农民运动史资料调查组重新查得此碑，但仅获半截。断碑残文落款处镌有“野拂”篆文图章。碑文十五行，残文中有“和尚……于壬辰春飞（锡来兹）”，“子门徒已数千，指中兴××”，“况值戎马星落雨泪天”，“百炼精金”，“补之为铭”等语，盖即昔时何璘所见碑无疑，证明何氏之言并非虚传。

　　（二）奉天玉和尚骨灰坛及《中兴夹山祖庭弘律奉天玉和尚塔铭碑》。原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开发种子园时发现一墓穴，内有两口大缸，盛木炭若干，当时未悉何人之墓。１９８１年１月有关部门进一步发掘时，于原墓穴之另侧又得两个并排之墓穴。居中的坑内得青花瓷骨灰坛一口，经初步鉴定为晚明制品，内盛舍利子（火化后的骨骸团粒）甚多。紧靠坛侧有碑铭一方。碑文完整，启首书曰“中兴夹山祖庭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为赐进士第翰林澧阳刘瑄所撰文。立碑时为“周王丙辰三年（吴三桂年号，１６７６年）孟冬吉旦”。碑文记述了奉天大和尚事迹，内有“师于大清壬辰年（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六月，受石邑魏侯请书领徒开山”，“殁于甲寅年三月”，“门徒（此字原夺，但有补刻）弟子数千众”，西岗有坞，永歆佳城”等语。更有“百炼精金”、“补之为铭”语与野拂断碑相同。与当年何璘所记时、事相符。于主墓穴之又一侧，还出土护墓符碑一方（内容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梅花百韵》木刻版。１９８０年１２月，修整夹山寺大雄宝殿时，于西墙洞内得木刻残板一块。双面分别刻有《雪消梅》、《含霜梅》、《马上梅》、《竹梅》、《胭脂梅》、《西湖梅》、《东阁梅》等诗七首（另两首诗题字迹不清或失题）。因系残板，每诗仅得一、二、四句，缺第三句。中缝有《梅花百韵》四字，即书名也。相传李自成隐居夹山寺时，曾以梅花为题，咏诗百首，“即以木刻印行者”。据研究，此次发现的各诗残句，与章太炎所辑五首，在体例、思想、语言风格上颇相类似，亦与李自成的经历、行事及身份相符。

此外，向来为人注意不多，立于夹山寺大雄宝殿门侧之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夏月谷旦立的《重修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记》，道光三十年孟冬月立之《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亦更为人重视。

　　四　几个问题的探索  

　　下面几个问题是上述诸文探索的重点：  

　　（一）李自成窜死通山之说不可信。  

　　李自成走死通山说虽然出自“正史”，由来已久，影响也大，为多数史籍沿袭，但它的材料来源乃出自传闻，且自相矛盾，不合情理。韩长庚、向祥海文认为，《明史》、《小腆纪年》、《南疆逸史》、《永历实录》及《绥寇纪略》等记明末事的重要史籍，无不众口一词说李自成窜死通山。然而其材料所源均来自顺治二、三年间的三个官方报告：一是清军统帅阿济格向清廷的报告；一为南明大将何腾蛟向南明小朝廷的两次报告。何的第一个报告原文虽未查获，但从各书零星摘引的来看，其言词是十分含混的。故一送到唐王之手，即在小朝廷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从宰相到御史都纷起弹劾何腾蛟所报不实，是据传闻以冒功图赏。于是唐王“亦疑自成死未实”，令其再报。何受命所作的第二个报告，不得不承认关于李自成的死讯是数月之后，即大顺军余部与南明联合之后，从个别“降卒”、“降将”那里听来的，已无法交验首级。

　　同样，阿济格给清廷的报告也非实讯。当阿济格班师至北京时，清廷已察觉李自成之死非实。且又有奏报李自成“已窜江西”。于是摄政王多尔衮出面责其“自成未死时，先以死闻”。其实，阿济格何尝肯定李自成已死？他在报告中只说在九宫山“遍索自成不得”，闻个别“降卒”说自成已死。遣人验尸已“朽莫辨”，因此他特别申明：“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可见这两个报告均不能作为李自成死于通山的确证。经过分析之后，他们认为“李自成死于通山之说殊不可信”。

　　刘世善分析了李自成南下的行军路线之后也得出结论说：“李闯王既在李过军中，既非走咸宁、蒲圻一路，九宫山之死，证据不足，情理不符，疑点甚多。”  

　　（二）李自成遁迹石门之可能。  

　　多数文章都认定何璘是首倡李自成遁迹夹山说的，而新史料之发现更证明了何说之可信。如石珍、丘朔在分析何氏认定奉天玉和尚“为李自成无疑”时指出：佛教视诸天为凡夫，诸天皆是奉佛的，僧名“奉天”，是存蹊跷。由奉天王转隐成奉天玉解释似更合理。就凡俗而言，自称“奉天”是大胆犯上，为当道者所不容的。只有李自成这样身份的人才配称、才敢称“奉天”。佛门中宗派门户之见历来森严，形同水火。以宗门之野拂而奉律门之“奉天玉”；且“事之甚谨”，为佛教史中之所未见未闻。与其说他们为师徒关系，毋宁说其为旧日主臣关系更合情理。寺中直到解放时仍存之木质雕像。甚类《明史》中所描述李自成之状貌。而寺僧师徒相传则云系依奉天和尚遗像所刻，则此奉天和尚之酷似李自成恐非偶合。奉天和尚１６７４年３月卒时“约年七十”，亦与李自成年岁相符。新、旧史料皆说奉天和尚来寺时间为顺治初，系由公安（湖北境）奔澧（湖南境），与当时李自成所随之大顺军高一功、李过部之行军路线亦大体吻合。奉天和尚来寺不久，徒众陡增至数千人，由当时寺院修建规模可证所言不虚。在这人迹稀阔之处，佛徒偶然大增，如排除由部队隐化而来，实使人大为费解。附近长久相沿之传说似亦非无源之流。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何璘的判断“并非妄说”。

　　其他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之可能性。  

　　（三）李自成遁隐石门是迫不得已的策略。  

　　象李自成这样一个经过十七、八年战火锻炼、屡经失败仍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领袖人物，为什么尚有数十万大军，竟会遁隐山林？韩长庚、向祥海认为，李自成奔死九宫山，是李自成本人及大顺军的领导核心所共同制造的一个流言，是在战略大转变时期，为了保存实力，联合南明共同抗清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必要的却也是非常‘痛苦’的决定。”清兵入关之后即尾随李自成而西而南，紧追不舍。在这阶级矛盾显著下降，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清兵成为大顺军和南明的共同敌人的时候，解决联明抗清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李自成与南明是有“君父之仇”的，由他出面与南明联合显然困难。经过利害权衡，决定施用一个“设疑代毙”之计，自己暂遁山林，随即放出李自成已死的流言，让部下与南明达成联合抗清的协议，实是“势所不得不然”。

　　李自成为什么选择石门县的夹山作为隐遁的去处呢？熊越群认为：夹山原为佛教圣地，适于隐居，固然是因素之一。但更主要的还是这里的战略条件于李自成隐居及其以后的活动有利。首先，清军和南明势力均未到达这里。此地原由土司管辖，而九族十五家长官土司在崇祯十五年都归顺了大顺军，在这里隐居可以长住久安；其次，大顺军与南明联合后的军事配置及这里的战略地位，使将来进可取荆、襄以窥中原，退可游击于湘、鄂、川、黔。事实上，大顺军余部后来也确曾在这一带久盘不去。

　　目前，这场讨论还刚刚开始，对上述看法已有文章提出了质疑。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０日《长江日报》发表的《青山何处埋英骨》，１０月８日《北京晚报》发表的《李自成并未当和尚》，就是不同意李自成遁迹山门并物故于夹山说的。估计今后还将有不同观点的文章陆续出现。关心此问题的人正期待着讨论进一步展开、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