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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东“讲传统谈新闻”（11）：用良心守望社会

2011年04月作者：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浏览次数：0 责任编辑:开心简介： 媒体是社会的良心。“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系一笔而重千钧，新闻记者职业的社会影响之大，公众效应之强，是任何其他职业都不能相比的。无论是在铅与火的昨天 ...内容：
媒体是社会的良心。“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系一笔而重千钧，新闻记者职业的社会影响之大，公众效应之强，是任何其他职业都不能相比的。无论是在铅与火的昨天，还是新媒体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一点都没有改变。也正因此，似乎应该特别强调，新闻人要用良心守望社会。
　　用良心守望社会，是新闻记者的天职。美国的约瑟夫·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在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史中，就有这样一批用良心守望社会的新闻工作者。
　　范长江同志在一首纪念鲁迅的诗中这样写道：“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 这是正直正派的新闻工作者的座右铭，也是范长江用良知守望社会的真实写照。1935年5月，还不是正式记者的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沿途写下大量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表述；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数月内，连出七版，一时风行全国。周恩来称赞范长江的通讯说:“我们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已经成为大公报社正式记者的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1937年2月2日傍晚，27岁的范长江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他先后采访了杨虎城和周恩来，写出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这篇文章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西安事变的真相大白天下，而且明晰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轰动朝野，人们争相购阅，引起蒋介石震怒，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了一通，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新中国建立后，一大批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精神营养，全新阐释、升华“用良心守望社会”的现实含义，穆青就是其中的一位。在20世纪新闻史上，许多新闻名篇是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5年，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因为别的采访报道顺路来到兰考，听到焦裕禄的事迹后立即改变了原来的采访计划，召集十多名了解焦裕禄的相关同志到办公室开会。听着焦裕禄在大雪封门的日子，自己扛着粮食走进饥寒交迫的五保户的柴门；以重病之躯领导着兰考36万群众向风沙、内涝、盐碱誓死抗争的感人事迹，看着他那破得不成样子的被褥、鞋袜，在场的人都哭了。一夜不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成文。
　　写这篇稿子时，记者们还面临着两个风险：一是要不要提阶级斗争。建国之后，中国社会从1957年开始一直在强调阶级斗争，到1966年穆青和冯健、周原一起写焦裕禄的时候，已经有8年时间。但他们发现，在写焦裕禄时，强调阶级斗争很不合乎这一采写对象的事实，焦裕禄的闪光点恰恰在于他“救灾、抓生产”。第二个风险是敢不敢讲真话，敢不敢说灾难。不讲灾情，焦裕禄救灾、抓生产就没有大背景；说了真话，如实写出灾情，肯定会犯大忌，很难说后果将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怎么写？穆青说：“就原原本本地写。这么一个县委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又这么热爱他，怀念他。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优秀品质。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他全做到了。我们一定要把他写出来！再笨也要把他写出来！不把他写出来，我们就对不起人民！”就这样，穆青顶着压力，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不仅真实地写出了兰考的灾情，而且通篇未提阶级斗争。文章改好后，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带着穆青去找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同志,当面陈述了他们的观点。彭真拍板：发！文章发表后，焦裕禄的名字传遍了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模范。而穆青，也再次用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牢记一生的四个字：勿忘人民！他说：“我们要牢牢记住人民，只要对人民有感情，就能写出好新闻作品。我们就是需要那种同群众有血肉联系、对群众有深厚感情的记者，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自己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放在党之上的记者。”
　　新时期的新闻记者同样秉持着这些优秀的传统。他们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在忠实记录历史、推动社会进步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铁肩担道义，患难见大爱。负责任的新闻记者在做好日常报道的同时，也在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中，尽到了用良知守望社会的天职，交出了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以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为例，全国众多新闻记者第一时间赶至现场，冒着生命危险，把群众受灾情况、政府救治举措等信息第一时间准确发布出来，赢得了全世界媒体的尊重。5月12日，结束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报道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张泉灵刚刚回到拉萨，大地震发生了。张泉灵的第一反应是：这可能是比32年前唐山大地震更大的一次灾难，而前方灾情不明，我得去现场！她说，这时候到一线去，不是我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职业的天性使然。5月13日，顾不上休息的张泉灵挤上了震后拉萨飞往成都的第一班飞机。打通生命线、直播受困者被救出、抓拍百姓给军队自发送蔬菜——张泉灵和她的同事，用一个个镜头，帮助外界了解灾区的情况；帮助惊恐与悲伤中的灾区人民鼓起勇气；坚定了灾区群众对党在、政府在、人民军队在，老百姓就在的信心。在抗震救灾英模报告会上，张泉灵在《汶川·向世界报道》的报告中说：在大灾难中，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古老而又新生的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大灾难中，我们用最人性的方式，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坚韧与大爱！这就是最真实的中国，我的祖国！
　　2008年，另一个记者的名字不应该被遗忘。他就是刚刚毕业5年、在《东方早报》任职的普通特稿记者简光洲。在这篇文章之后，他被很多网友称为“中国新闻界的良心”。 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A20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他的长篇报道《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 三鹿”奶粉所致》，第一次点出问题奶粉公司的名字。而此前媒体都对此语焉不详，简光洲经过大量采访核实，点出了三鹿的名字。在质检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发表这篇文章，风险实在难以预料，简光洲很可能会坐上被告席，甚至会被扣上“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年迈的父母也从老家打来电话关切地问道：“这报道能不能不做？”简光洲回答他们：“好多婴儿可能会因为这奶粉而死亡啊！”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的乳品企业、食品行业安全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党中央、国务院迅速作出重大部署，国家质检总局紧急在全国开展了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9月11日晚上，三鹿公司也终于宣布召回奶粉。上千个孩子得到及时救治，上亿个家庭得以避免再被毒奶粉所害。《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因此获得中国新闻奖。简光洲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换作你也会同样做，点名报道确实有风险，但如果不点名，我会感到良心上的不安。”他说，在这场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食品质量事件中，舆论力量强大，政府行动迅速，都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用良心守望社会，最重要的是具有坚定的信仰，要有对新闻职业的深沉的爱。“新闻是一种最具魅力的职业。如果有人问我，做新闻工作最重要的政治素质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就是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深沉的热爱”——范敬宜这样认为。而穆青的一生则展示了这样的人生轨迹：一个有信仰的记者才是一个有灵魂的记者；一个有信仰的人才是一生永不枯竭的人！也就是说，新闻工作者要真正成为社会良心的守望者，就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要从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和对历史负责三个方面，提高对培养新闻职业精神重要性的认识。
　　要加强新闻记者的实践修养，按照《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进行严格的、不间断的岗位培训。要加强自律，常抓不懈，在守望社会的同时，做好自我守望。因为新闻职业精神的缺失，最终出在道德和良心萎缩、泯灭的病灶上。也就是说，首先要做好人，才能做好文，做好记者。
　　要迈开双脚，心贴群众，一竿子插到底，在走访基层中发现题材，提炼主题。要不断提高和充实自己，勤于学习思考，善于发现问题，努力拥有追求真善美、辨别黑与白、为人民鼓与呼的能力。
　　如果做到了这些，我们的数十万新闻工作者中，会涌现更多的优秀的社会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