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一院监理招聘:余英时:史学家的本分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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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史学家的本分与情怀

思郁 2011-03-10 17:03:00  评论(0)条 随时随地看新闻核心提示:从这些散发着热忱的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一个学者的学术担当,一位知识分子的时代之思,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同情的了解”的历史学家的情怀,一个浸润在西方文化中的华裔学者的敏锐观感,一个对政治有着“遥远的兴趣”的知识人的世俗关怀。

《人文·民主·思想》余英时著,海豚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余英时先生的《人文·民主·思想》是“海豚书馆”系列图书之一。这个系列出版至今已经有二十余种,在众多读者中口口相传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而且几个不同颜色的分类代表不同的文字风格,颇有相得益彰之趣。

比如余英时的这本小书就属于灰色系列的学术原创作品,大概学术的文字给人的印象相对比较扎实,以厚重取胜,因此冠以灰色的色调。但是说起来,这本《人文·民主·思想》因为收录的都是近几年的一些演讲文字,相对浅易平白,以轻巧取胜,但文字的轻巧,传递出的思想却是沉甸甸的。

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在大陆很受欢迎,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上海出版了《士与中国文化》在学人中间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至今一直再版。这些年随着大陆的文化热,两岸之间,大陆与海外之间的文化交流访问日益频繁,余英时先生的思想和声望日益隆重,他的很多著作也受到很多青年学子的追捧。

不过仔细考量坊间关于余英时的著作,最为知名的恐怕还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六卷本的余英时作品系列和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不过这些文字多被被冠以文集或选集之名,究其原因,一则因为他某种不言自明的政治立场,时常发出的批评之声,使其著作和文字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部分程度上阉割和审查;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和思想的历程仍在继续,2001年虽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定居美国,但却从未中断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思考,潜心著书立说,时有振聋发聩之声。这方面的最好佐证恐怕就是2006年他荣获素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鲁格奖”,当年的获奖演说词也被收录在这本《人文·民主·思想》一书。

这本小书相对余英时先生那些沉甸甸的大部头实在太不起眼了,除了“克鲁格奖”的演说词作为序言,另外收录三篇正文也是不同时期的演讲。与那些过于专业的史学研究相比,这些文字的一大特色是谈人文、国学、民主、理性和思想。如果以往的那些著作我们可以看作是史学家的本分,而收录这本小书中的文字可以看作是史学家的情怀。

台湾学者王汎森先生的大作《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再版,偶然之间我才注意到他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追随过余英时先生,是他的得意弟子。他曾对余英时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不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大量的中文写作,在美国会是一个成功的教授。但是进行了大量的中文写作后,你成为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中重要的一分子,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学者而已。”言外之意,做一个成功的学者容易,潜心书斋,坐几年的冷板凳,出几本专著,仅此而已。但是此时,这样的学者不过是把自己的研究当作了一种手捧金饭碗的职业,而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

读这本小书对我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这些散发着热忱的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一个学者的学术担当,一位知识分子的时代之思,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同情的了解”的历史学家的情怀,一个浸润在西方文化中的华裔学者的敏锐观感,一个对政治有着“遥远的兴趣”的知识人的世俗关怀。

我至今仍记得大学期间读到《士与中国文化》时的激动,在我看来,这本小书仿佛把我带回到了初读余英时的年轻岁月。余英时先生在中国史学研究进路中融合了很多西方的概念,比如他写《中国的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借用了西方哲学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写《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借用马克斯·韦伯对世界宗教文明的审查。但是其中对我影响最重的是他在中国古代的“士”的一系列考察中,借用了西方的知识分子的概念。

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这段最早在《士与中国文化》的序言中读到的文字,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影响了内地的许多学人,以至于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谈及知识分子必须提及的共性和常识。

当然,这种知识分子的情怀也罢,古代士大夫的传统精神也罢,在《人文·民主·思想》这本小书仍然是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贯穿始终。他在“克鲁格奖”的演讲中对“人权”这种人类共同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强调,在“余纪忠讲座”上对“人文”与“民主”的精彩阐释,对我颇多启示。他尤其提到中国的传统和民主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互不相容:“民主需要有文化的背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帮助民主观念在中国传布、慢慢使大家接受的一个重要动力。”

换句话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民主的因子,如果我们想达至民主的目标,一定要结合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不过,余英时先生阐述语境和对象是针对台湾的民主状况,似乎不太适合大陆的政治现状。借用去世不久的蔡定剑先生的说法,当一种政治体制永远不可能把民主当作一种现代生活的时候,奢谈文化与民主还只是一种“遥远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