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凉 董卓:英媒：中国应如何“统治世界”-大国博弈-世界风云看这里-搜狐空间

英媒：中国应如何“统治世界”

【英国《金融时报》3月22日文章】题:中国应该如何统治世界(作者  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3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颂扬“改革开放”。其结果不仅是一个新经济超级大国实现了崛起,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也很高。当前的问题在于,中国应如何使用本国的影响力。我3月下旬在北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就此问题发表了演讲。我的观点是,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今要对全球体制负起责任。

这个大国而今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仅次于美国)。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储蓄流动资金规模也位居世界第一。此外,中国是许多商品的第一大进口国,也是许多产品的定价方。简言之,中国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且在不断提升。但中国目前仍是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身份组合可谓史无前例。

中国而今需在如何使用影响力的问题上形成自己的看法。为此,中国首先须确定本国的国家利益和目标。我认为,中国最根本的利益是在全球维持稳定、和平和合作性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中国经济才有望实现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如何实现它的目标呢?大体上讲,上策是进一步发展一套有规则可依的、基于制度的全球体系。

捍卫开放贸易体系

作为世界新兴贸易大国,中国在捍卫开放性贸易体系方面是美国的天然继任者。重要的是,中国要遵守体制内各项制度原则并在进一步完善现行贸易体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应发挥一定作用,以让多哈回合谈判取得一定成果。此外,中国在保护本国知识产权方面拥有越来越多的利益。因此,确保自身遵守有关规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再有,中国在保护规模持续增加的海外直接投资方面也拥有重大利益。为此,中国应宣传各项保护外国直接投资的规章制度。最后,中国作为全球贸易大国,确保自身创建或参与的地区贸易安排遵守全球规则也是其重大利益之所在。

在支付领域,当前的紧迫问题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对本国及其伙伴国构成了诸多挑战。好在中国自身已认识到,由此带来的结果到头来会导致国内动荡。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最近表示,当前的目标是“稳出口、扩进口、减顺差”。事实上,中国的贸易顺差虽然数额巨大,但如今的贸易顺差规模大约只是危机前的一半。

中国而今想必已认识到,积累官员所称的巨额“安全”外债须与供应量相对应。不幸的是,而今满足这种需求的是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对外赤字,而这些赤字对经济稳定具有破坏性。中国或可通过加快放宽资金外流以及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等方法进行自救。

改革货币金融体系

此外,中国须为改革全球货币体系制定一项战略。这项战略应协调好中国本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稳定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一点符合中国的利益。一种可行的举措是, 与其他出口导向型新兴经济体努力协调汇率政策。此外,确保在20国集团磋商过程中以务实方式与伙伴国进行协调,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这项工作应侧重确定失衡指标、寻找各种调整政策的办法以及为有困难的国家提供资助。

在金融领域,中国的目标肯定是:首先,建立能支撑本国经济发展的国内体系；其次,推动发展可支撑世界经济的全球体系；第三,保护前者免受后者的过度影响。为实现这种具有难度的平衡,中国应以以下认识作为政策指导:该国金融体系最终将成为世界金融业的中心。但为实现完全一体化而实施的转型不仅旷日持久,还十分复杂和坎坷。其中,银行业实施完全一体化的进程尤具危险性。

确立资源定价机制

最后,让我们探讨一下获取资源的问题。中国而今依赖进口工业原材料。这在该国的历史长河中尚属首次。就大多数原材料而言,中国业已是世界第一大进口国。对中国来说,在此领域实行的政策可能最具重要意义。以优惠条件获取世界资源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利益。中国已决定利用本国廉价资本和劳动力以确保实现这一目标。这不仅符合中国的本国利益,也符合其他消费国的利益。因为资源价格具有全球性,供应量增加会让所有消费国受益。

尽管如此,如果就自然资源投资贸易条款达成共识将颇有裨益。其中一个目标是,确保商品出口国——特别是管理能力有限的穷国——能从外国投资和自然资源出口中受益。中国将在确保此类共识方面发挥中坚作用。最重要的是,世界各国需达成共识:在开放性世界市场里实行自由贸易仍是根本原则。商品价格需根据全球竞争机制确定。

随着中国的发展,其世界影响力将实现几何式增长。中国要协调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要务,二是要全面考量本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中国需制定本国的议事日程,既要确保在国内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又要在世界上维护稳定,而这两个目标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并非易事。但中国别无选择。

 【美国《美国人》双月刊3月号文章】题:为什么现在仍是单极时代?(作者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卜大年)

    有些时候,只有爆发危机,才能驳倒学术上的时髦观点。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其他国家崛起”,世界出现新的“无极状态”。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局势的反应表明,上述说法大错特错。在描述冷战末的“单极时刻”时,查尔斯·克劳萨默说错了一点:我们经历的并非单极时刻,我们在见证单极时代。为什么?因为“其他国家”——也就是中国和印度——不能也不愿发挥领导作用。

    英法需要美国领导

    外交政策辩论中的现有流行做法是说,美国正在衰落,相对于亚洲而言尤其如此。新衰落论者通常会罗列一大堆惊人的统计数据,证明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军费开支高,能源消耗高。新衰落论者的说法有道理:原始数据确实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是,权力可远不只是数字。它是政治领域最难以捉摸的概念。除非是在运用的时候,否则通常无法准确衡量。

    西方最近决定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动武。这个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人们原本认为,由于受到严重金融债务危机的困扰,美国政府不愿为自己的军队划拨充足经费,所以美国正在进入新的克制乃至衰落时代。此外,我们的总统在动用美国影响力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在卡扎菲屠杀本国民众的同时, 奥巴马总统却一味慌乱和拖延。

    奥巴马总统在苦恼一番之后弄清了两个问题:华盛顿需要的世界秩序要求制止卡扎菲,而且只有美国能制止他。奥巴马大谈美国并未牵头反对卡扎菲,但也只是说说而已:这种论调意在推动一项古怪的公共关系议程(中东地区真的有人认为我们没有牵头对利比亚采取行动吗?除了让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感到满意之外,假装处在次要位置还能达到什么目的?)。在奥巴马总统授权美军制止卡扎菲之前,国际社会无所作为。英国和法国出色地提出了展开干预的道德和战略理由,但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英法就无法采取行动。

    中印难起主导作用

    那么中国和印度呢?新衰落论者不是说它们是世界秩序的未来维护者吗?我们充其量只能说,它们没有加以阻挠。

    两者当中,印度更令人失望。华盛顿之所以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潜力感到欢欣鼓舞,原因之一在于印度是个不同凡响的民主国家。华盛顿认为,印度具有民主特性,所以会与西方保持一致。但在围绕制止卡扎菲不义行为的决议展开表决时,德里决定投弃权票,从而表明共同的价值观并未延伸到阻止独裁者屠杀民众的范畴。除非德里放弃任性和情绪化的不结盟政策的残余,否则该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积极影响力的可能性极小。

    还有中国。无人知道中国为什么弃权,而没有扬言要投否决票。也许北京不想再次与华盛顿对抗。

    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中国将崛起为全世界的领导者,就是假定北京除了维护物质利益之外,还对世界秩序有某种构想。但是,指望中国帮助铲除极端分子是不现实的。即便在距离中国边界较近的地方,在阿富汗(该国的失败可能会对中国产生有害影响),北京也不愿付出一滴血乃至一元钱(原文如此。实际上中国向阿提供了大量物质与金融援助——本报注)。相反,当北约和美国军人为南亚的稳定而战斗并捐躯时,中国却在打造一支足以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匹敌的军队。由此产生的是一个不太和平的世界。

    单极时代仍然漫长

    事实表明,如果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在国际机构中的决策权等标准来衡量影响力,确实会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有所了解,但那还不够。这些粗略的衡量方式忽视了领导权的无形因素:政治传统、价值观和意图。围绕世界应该如何运转的问题,西方拥有一整套理念。这种构想包括在必要时推翻残暴的独裁者。除了推动狭隘的私利之外,印度和中国无意参与国际政治。

    印度是个民主国家,这意味着该国也许有朝一日会决定在意识形态上加入西方的行列。华盛顿充其量只能指望北京不要使局面恶化。不要指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当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了。

    新衰落论者忽视了一点:在物质实力方面,美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领先优势没有原来那样大,但美国与北约盟友有着共同的世界秩序构想, 而这种构想使美国具有了无法衡量的道德优势和正当性。新衰落论者指出,“其他国家”可能会给西方制造很多麻烦,但说到维护国际秩序,德里和北京就会袖手旁观。我们可能已经厌倦了单极时代，但这个时代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