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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宋人弦歌》全文欣赏

 宋人弦歌（一）
 
序：唯美的欢娱
 
    今夜，让我们沿着时光之河向回航行，在一千年前的长江上岸。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祖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王朝，它辉煌到了极点，又屈辱到了极点，留下的是不尽的怀念，不尽的惋惜。
    绵延了三百余年的宋朝，前半期统一而繁荣，后半期丧权而偏安，有太多的欢笑，也有太多的眼泪，而这欢笑和眼泪，共同催放了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宋词。
    我们来到了北宋的首都汴京，由今日的开封，怎能想象它当年的奢华。通衢大道上，香车宝马奔驰，游人熙来攘往。举目四望，到处是雕楼画阁，绣户朱帘。深街小巷内，燕馆歌楼密布，达数万家之多。最不寻常的是，满城的青楼、歌厅、茶坊、酒肆，响彻管弦丝竹之声，一片燕歌莺舞的景象。出入这些场所的，有普通市民，也有达官贵人。宋王朝给士大夫的生活待遇之优厚，没有一个朝代比得上，使他们得以优游岁月，宴饮唱和之风盛行。无论在公共娱乐场所，还是在私人宴会，歌妓是重要的角色，弦歌是必有的节目。曲调是现成的，文人骚客竞相为之填词，每有佳作问世，很快唱遍塞北江南。
    今天也许难以相信，在隋、唐、宋三朝，漫长的七百年间，中国曾经是一个流行音乐大国，来自中亚、西域的明快热烈的印度系音乐风靡全国，倾倒朝野，而低缓单调的中国古乐则受到了冷落，仅用于某些祭祀仪式。唐宋两朝设有教坊，实际上是宫廷乐团兼国家音乐学院，专门排演、教习、创作流行音乐。宋朝还设有大晟府，翻译成现代汉语，可以叫国家音乐总署，兼具国家音乐出版社的职能，编集和刊行流行的曲谱。正是在这浓烈的音乐氛围中，词的创作成了文坛第一时尚，词的艺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宋词成了足可与唐诗、元曲媲美的中国文学瑰宝。
    词的作者是文人学士，唱者大多是妙龄歌女，其间就有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没有一种文学体裁像词这样深深地受到女性的熏陶。有一首宋词写道：“月如眉，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让美女在花前月下吟唱的小词，自然应该是情意缠绵的了。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词的主题不外是伤春悲秋，离情别绪，男欢女爱，风格则以柔美婉约为正宗。词和诗之间有了一种不成文的分工，诗言志而词言情，诗须庄重而词求妩媚。一切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情思，不能诉之于诗文的，在词中都得到了尽兴的宣泄。词致力于表达委婉悱恻的情感，描摹深微细腻的心绪，把一种精致的审美趣味发挥到了极致。在文以载道的古代中国，宋词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唯美文学，它的文字、意境和音乐的美，没有一个文学品种比得上。
    当然，婉约不是宋词惟一的风格。首先是苏轼，然后是辛弃疾，向词中吹进了强劲的豪放之风。在他们影响下，词与诗的界限被打破，词的题材大大拓宽，演变成了一种既可言情也可咏志的新诗体。靖康之变后，南宋词人在婉约中多了山河破碎的哀怨，在豪放中多了壮志未酬的悲伤。
    宋词是音乐的产儿，流行歌曲的歌词。可惜的是，当年的曲谱均已失传，在历史的流传中，宋词早已脱离音乐，只被当作文学来欣赏。今夜，让我们去寻访宋代的词人们，带着今天音乐家谱的曲子，今天演员的歌唱和朗诵，向一千年前这些精通音律的文学家献上我们的一份敬慕之情。
 
宋人弦歌（二）
 
闹灯
 
    元宵节，中国古代的狂欢节，以闹灯为中心，又称灯节。宋代其况最盛，正月十五前后，五昼夜狂欢不止，满城张灯结彩，鼓吹喧天，人潮如涌，热闹非凡。家家倾巢出动，看花灯，看焰火，看百戏，总而言之是看热闹，而看热闹的实质是人看人。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元宵节的人看人又别有一番情趣。彩灯明月诚然可观，最可观的却正是那观灯赏月之人。平日幽居深院的闺秀仕女，此时暂获开禁，三五成群出游，成为节日最亮丽的风景。于是，在热闹的掩护下，或眉目传情，或私订幽会，或暗结同心，演出了无数爱情的喜剧和悲剧。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节庆热闹而欢腾，可是，有谁知道热闹反衬下的寂寞，欢腾映照下的孤独？眼看花枝招展的游女们嬉笑着走过，一队队都消失在灯火辉煌的背景中了，那个寻找了一百次、一千次的人仍然没有出现。无意中回头，却发现那个人茕茕孑立，站在灯火最冷清的地方。
    那个人是谁？有人说，是作者的意中人，一位脱俗的女子。有人说，是作者自况，寄寓了高洁的怀抱。其实，无论哪一说成立，作品的意蕴是一致的，都是对孤高人品的赞美。我们也许可以引伸说，不管人世多么热闹，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持一个内在的宁静的“自我”，这个“自我”是永远值得“众里寻他千百度”的。

欧阳修《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欧阳修是北宋名臣，学富五车，可是，你看他这首小令写得多么清新朴素。“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如此美丽清朗的意境，如此自然天成的句子，叫人看了怎么忘得了，怎么会不流传为千古名句。
    全词写一段失落的恋情，景物依旧，欢爱不再，使人不由得伤心落泪。爱情的滋味最是一言难尽，它无比甜美，带给人的却常是无奈、惆怅、苦恼和忧伤。不过，这些痛苦的体验又何尝不是爱情的丰厚赠礼，一份首先属于心灵、然后属于艺术的宝贵财富，古今中外大诗人的作品就是证明。
 
宋人弦歌（三）
 
问春
 
    春来春去，花开花落，原是自然界的现象，似乎不足悲喜。然而，偏是在春季，物象的变化最丰富也最微妙，生命的节奏最热烈也最急促，诗人的心，天下一切敏感的心，就不免会发生感应了。心中一团朦胧的情绪，似甜却苦，乍喜还悲，说不清道不明，我们的古人称之为“愁”。细究起来，这“愁”又是因人因境而异，由不同的成分交织成的。触景生情，仿佛起了思念，却没有思念的具体对象，是笼统的春愁。有思念的对象，但山河阻隔，是离愁。孤身飘泊，睹景思乡，是旅愁和乡愁。因季节变迁而悲年华的虚度或平生的不得志，是闲愁。因季节变迁而悲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无常，便是短暂人生的万古大愁了。
    我们不要讥笑古人多愁善感，倒不妨扪心自问，在匆忙的现代生活中，我们的心情与自然的物候之间还能否有如此密切的感应，我们的心肠是否已经太硬，对于自然界的生命节奏是否已经太麻木？

    宋祁《玉楼春》
 
东城渐觉风光好，彀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个“闹”字，用得出人意料，却又极其贴切，把春天蓬勃的生机一下子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因为这一个“闹”字，宋祁当年一举成名，后世备受评家赞誉。
    面对灿烂的春光，作者的感悟是：在短暂的人生中，真正值得珍惜的不是金钱，而是快乐。对于今天看重财富的时代，这不失为一个提醒。

    贺铸《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一个想象中的单身美人，和我无缘相会，她自己也在虚度青春年华。这首词的主题正是闲愁，用情场的寂寞喻仕途的寂寞。妙处在最后三句，用春天的三种景物形容闲愁之浓烈，如同遍地青草，满城柳絮，下不完的黄梅雨，充斥在天地之间，充斥在胸襟之间。

    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这首词文字和音韵都异常优美，是描写春愁的名篇。从内容看，短小的篇幅，把春天的几种愁都写到了。第一层，风雨中乘舟飘泊，过了以两个歌女的名字命名的地点，正待上岸去借酒浇愁，这是笼统的春愁，也是旅愁。第二层，盼望归家，想念着会给自己洗衣、调笙、烧香的妻子，这是离愁。第三层，“流光容易把人抛”，这是人生的大愁。“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色彩多么鲜丽，时光成全了植物，反衬出了它对人的无情。

    李清照《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若要推中国古今第一才女，大约非李清照莫属。她的大部分作品已散失，流传下来的只有几十首词和诗，郑振铎先生曾感叹道，这个损失不亚于希腊失去了女诗人萨福的大部分作品。不过，流传下来的几乎都是精品，已经足够我们为她举办一台专场朗诵音乐会了。
    李清照的词以大手笔写小女子情态，清丽又大气，在两宋词坛上独具一格。最好的抒情诗人，第一情感真实，决不无病呻吟，第二语言质朴，决不刻意雕琢。李清照正是这样，善于用口语化的寻常语言表达深刻的人生感受。在这一点上，能和她媲美的词人，也就李煜、苏轼、辛弃疾三人而已。
    生活在两宋之交的这位贵族女子，一生被靖康之变斩为两截，前半生是天堂，后半生是地狱。人到中年，她接连遭遇北方家国沦陷、恩爱丈夫病故、珍贵收藏失尽的灾难，由名门才女沦落为乱世流民，从此凄凉而孤单地消度残年。然而，正是在人生的逆境中，她的创作进入了最佳状态。比如这一首《武陵春》，我们所看到的，完全不是一个词人在遣词造句，而是一个尝尽人世辛酸的女人在自言自语，句句都从心底里流出来。面对狂风后的满地落花，她心灰意懒，了无生趣。她生命中的花朵也已经被狂风打尽，她的余生似乎注定不会有新的花朵开放了。她的境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物是人非事事休”，这个哀伤的旋律贯穿在她后期的全部作品之中。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作品正是她生命中最美丽的花朵，会永远开放在人类艺术的花园里。

    辛弃疾《鹧鸪天》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岗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这首《鹧鸪天》是辛弃疾乡居田园词的代表，把乡村景物写得细致真实，历历在目。
    请注意最后两句。春的源头在乡村，而不在城市。英国诗人库柏也曾写道：“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在今天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妨反省一下，我们是否毁掉了上帝的作品，截断了春的源头？
 
 
宋人弦歌（四）
 
叹花
 
    咏物是宋词中的常见题材，而在所咏之物中，又以花居多。咏物词讲究形神皆似，写出物的神韵，在此基础上借物寓情，写出人的情怀。春夏秋冬，花事盛衰，兰花、海棠、杏、桃、牡丹、莲、荷、菊花、水仙等等都是吟咏的对象，而被吟咏得最多的却是梅花。

姜夔《暗香》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陆游《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初诗人林逋的名句描绘了梅花在中国文人眼中的典型形象，那不张扬的“疏影”和“暗香”，加上在清寒中开放，使梅花俨然成了高洁人品的象征。不过，姜夔根据林逋诗句自创调名的《暗香》，其实写的是对一位女子的怀念之情。倒是陆游的这首《卜算子》，完全是孤高人格的自勉，有力地表达了在孤独中坚守的决心。

辛弃疾《粉蝶儿"和晋臣赋落花》
 
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僝风僽。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
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
 
    春来花开如十三岁女孩儿绣花，多么细心认真，春去花落似轻薄荡子变心，何其不负责任。比喻得新颖而又巧妙，不愧是大词人的手笔。
 
邀月
    中国人对月亮格外有感情，民间有月的节日，士大夫以赏月为雅事，古诗词中充满月的意象，也许反映了牢固的乡土情结。对于守在家乡的人来说，那在宅院上方升落的月亮是天天相见的伴侣，月的阴晴圆缺都会引发无穷的思绪。一旦离家远行，月依旧而家万里，就难免睹月思乡了。
    西方人似乎很少想到要赏月，他们忙于生产和旅行，没有这份闲心情。西方文化崇拜的是太阳，阿波罗，一个积极活动的神。

汪藻《点绛唇》
 
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衔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
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如酒。

王沂孙《眉妩"新月》
渐新痕悬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暝。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画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
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尽、桂花影。
 
    这两首词都写新月，都寄托了忧愤心情，但意境不同，所忧所愤也不同。汪藻是北宋受排挤的官员，他看见新月下寂静的江山，想起官场上“乱鸦”的聒噪，生出了强烈的归隐愿望。王沂孙是南宋末年的词人，经历了元灭宋的亡国之痛，他眼中的新月是嫦娥“犹带离恨”，未能画妥眉痕，发出了故国难团圆的悲叹。

苏轼《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绛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全部宋词中，这一首《水调歌头》也许是传诵最广、最脍炙人口的。苏东坡不愧是大文豪，中秋赏月怀人，原是最常见的题材，到了他的笔下，偏能不同凡响，赏月赏得这样壮思逸飞，怀人怀得这样胸怀宽广。上片赏月，他身上玄想的哲人问“明月几时有”，他身上浪漫的诗人“欲乘风归去”，而最后的心愿却是平实的“何似在人间”。下片由赏月而怀人，他身上多愁善感的诗人怨月亮“偏向别时圆”，他身上豁达的哲人用“此事古难全”来开导，而最后的心愿也是平实的“但愿人长久”。苏东坡是哲人，诗人，但归根到底是一个真性情的常人，这正是他最可爱的地方。
    苏词以豪放著称，但又岂是豪放这个词概括得了的。他的作品的魅力来自他的人格的魅力，他兼有大气魄和真性情，这两种品质统一在同一人身上极为难得，使他笔下流出的文字既雄健又空灵，既豪迈又清旷，不但格高，而且境大。读他的作品，我们如同登高望远，真觉得天地宽阔而人生美好。

宋人弦歌（五）
 
悲秋
 
    四季之中，春和秋最容易牵动心绪，被吟咏得最多。这大约是因为，夏暑冬寒，物象比较单调，而在春秋两季，物象却呈现丰富的变化。春和秋又有不同。春雨菲菲，花讯匆匆，使人愁，秋风萧瑟，落叶纷飞，使人悲。春是色，姹紫嫣红，情意缠绵，秋是空，天高云淡，胸襟落寞。春是诗人的季节，秋是哲人的季节。不过，中国多诗人，少哲人，所以我们看到，咏秋词仍是说愁的为多。
    吴文英《唐多令》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系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
    开头两句有趣。“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一个心字上一个秋字，合成一个愁字。把字谜巧妙地引入词中，毫无斧凿痕，点出了这首词的主题是离愁。

    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在辛弃疾的几百首词中，这一首传诵最广。它的确是一首绝妙好词，言简而意赅，语浅而情深，表达了普遍的人生感受。
    年少之时，我们往往容易无病呻吟，夸大自己的痛苦，甚至夸耀自己的痛苦。究其原因，大约有二。其一，是对人生的无知，没有经历过大痛苦，就把一点儿小烦恼当成了大痛苦。其二，是虚荣心，在文学青年身上尤其突出，把痛苦当作装饰和品位，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只是到了真正饱经沧桑之后，我们才明白，人生的小烦恼是不值得说的，大痛苦又是不可说的。我们把痛苦当作人生本质的一个组成部分接受下来，带着它继续生活。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就说点别的，比如天气。“却道天凉好个秋”——这个结尾意味深长，是不可说之说，是辛酸的幽默。

    李清照《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首词是李清照前期的名作，因思念两地分居的丈夫而写。丈夫也是文人，收到后欲一比高低，废寝忘食三昼夜，写了五十几首词，把这一首混在里面，请一位朋友品评。那位朋友读后说，有三句绝佳。这三句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真为女性争光。

    柳永《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顒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在悲秋题材中，这首词的艺术成就极高，受到的赞誉最多。上片写秋景的凄凉，用字富有动感，令人觉得这凄凉有逼人之势，简直要把天地淘空，把人淘空。下片写心境的愁苦，走笔极尽曲折，使我们看到百结愁肠的一个个结都是打不开的。
 
宋人弦歌（六）
 
伤别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伤别之作不计其数。伤别更是宋词的一大主题。事实上，那些惜春悲秋、问花叹月的词，春花秋月是景，抒发的情往往也是离愁别绪。晏殊的词写道：“无穷无尽是离愁。”古往今来，被离别所苦的人，离别者心中的苦，真是无穷无尽。
    离别的苦，仔细分析起来，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人生聚散不定，一别之后，不知何时再聚，也可能再聚无日，一别竟成永诀。其二，命运莫测，别后不免为对方担心，有了无穷的牵挂。其三，生命短暂，青春相别，再见时也许皆已白头，彼此如同一面镜子，瞬间照出了岁月的无情。总之，人生之所以最苦别离，正因为离别最使人感受到了人生无常。
    然而，也正因为离别，我们更懂得了相聚的宝贵。让我们珍惜爱情、亲情、友情，珍惜人间一切美好的感情。

秦观《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秦观的词是北宋婉约词的代表，在意境、文字、音乐三方面都精美，当年风行一时。在这一首词中，作者怀念一位歌女，寓情于景，句句都写景，而又句句都是情。

柳永《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两个深爱的人，在不得不离别的那一刻，会怎么样？请看词中描绘的场面：“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两人拉着手，只是相看，只是流泪，只是哽咽。平时纵有千言万语，这时刻是一句也说不出来的，这时刻的心情是说什么也不能表达的。
    想象自己辞别了情人，乘上夜行舟之后，又会如何？我们得到了一个千古名句：“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一觉醒来，看到的是清幽的美景。可是，因为情人不在身边，再美的景也都是虚设的了。
    作者对于离情别绪的体会，真是细致而又到位。在宋朝词坛上，柳永是一个重要人物。过去词中只有小令，他首创篇幅长而容量大的慢词，擅长铺陈，细针密线织出一幅幅男女情感图。宋人囿于成见，以诗文为正业，词只被当作业余爱好，惟有柳永是一个专职词人，一生的主业就是给歌女伶人们写词。他是北宋最走红的流行歌词作者，作品雅俗共赏，传播极广，远至西域，一位派到西夏的官员归来后说：凡有井水的地方，都在唱柳词。但是，他一生潦倒，屡试不第。他的倒霉是因为他的清高，他有一句歌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因此下令把他榜上除名，说：你就去浅斟低唱吧，干嘛要浮名！最后他穷愁而死，靠歌妓们凑钱把他埋了，死后也只有歌妓们年年祭他。然而，有这些善良女子为知音，应该说，柳永并不凄凉。

陆游《钗头凤》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婉《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尝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陆游和唐婉，一对恩爱夫妻，硬被陆游的母亲拆散，唐婉被迫改嫁。若干年后的一个春日，两人游园邂逅，陆游醉题园壁，唐婉随后应答，词林中有了这两首伤心之作。陆词充满悔恨和哀怜，唐词充满悲愤和屈辱，而压倒这一切的，是两人共同的绝望。
    今天我们要说，这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陆游不该有这样的母亲，中国不该有这样的伦理，而最后，也许是苛责，陆游不该服从这样的母亲和这样的伦理。

李煜《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句句明白，没有一个生字。句句凝练，没有一个废字。寥寥几笔，情景毕现。这才叫大家小品，能让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

 宋人弦歌（七）

相思

离别之后，有情人就要忍受相思之苦了。于是，在伤别的词之外，又有了许多怀人的词。相思之苦，苦在心中有许多生动的记忆，眼前却看不见人。情由忆生，记忆越生动，眼前的空缺就越鲜明，人就越被相思之苦所折磨。不过，相思不只是苦，苦中也有甜。心里惦着一个人，并且知道那个人心里也惦着自己，岂不比无人可惦记好得多？人是应该有所牵挂的，情感的牵挂使我们与人生有了紧密的联系。那些号称一无牵挂的人其实最可悲，他们活得轻飘而空虚。

李清照《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写相思之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妙趣横生，使整首词活了起来。
朱淑贞《清平乐"夏日游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一男一女携手游湖，途中遇雨，躲雨的地方想必没有旁人，彼此又挨得很近。在这短暂的片刻，女子趁势撒娇，依偎到男子怀里。回家后，女子百事无心，仍久久回味着这片刻的亲昵。
    两性世界里一个可爱的小片断。朱淑贞是一个所嫁非人的才女，这样的小片断也许是她感情生活中惟一的亮点，真让人替她不平啊。

晏殊《玉楼春》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春日凌晨，一个女子在钟声雨声中醒来，想起一个离她而去的少年，没有怨恨，只有无尽的相思。
    柳永说：“多情自古伤离别。”晏殊说：“无情不似多情苦。”伤离别的，受相思之苦的，都是多情之人。那无情之人倒是一身轻，但他们其实更不幸，因为他们的心是空的。
秦观《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牛郎织女的传说被代代文人不断演绎，秦少游的这首《鹊桥仙》最有新意。上片说，虽然相会艰难，但质量绝高。下片说，虽然相会短暂，但感情久长。作者评说天上的故事，其实表达了人间的情操：两性关系要讲究质量，真挚而久长的爱情远胜于轻浮而短暂的风流韵事。“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句名言已成为追求真爱的人们的座右铭。
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飘忽得像一个梦，又清晰得像一幕哑剧。词中的那个幽人是谁？是一位相识的女子，是作者自己，还是一个虚构的意象？不知道，只知道我们的心为之颤栗，充满了忧伤的同情。

  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贤、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有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隽”、“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

  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几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于整个北宋词坛。柳永所走的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拓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在这一阶段中，除了柳永、苏轼的“变革”，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也为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的词“俊逸精妙”（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与苏轼并不相近。赵令畤为苏轼门客，学苏轼作词，亦未得其真髓。但是，秦观所作〔调笑令〕10首（并诗），歌咏历史上许多美女的故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12首，将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谱入歌词，构成了大曲的雏形，不仅为后世戏剧之滥觞，而且也为多种风格的北宋词增加了品种。此外，贺铸的歌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张耒《贺方回乐府序》），这同样也为发展中的北宋词增添了姿态。

 北宋后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歌词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周邦彦“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刘肃《片玉集》序），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多用唐人语檃括入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南宋词体的蜕变南渡后，歌词创作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南宋时期的歌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及蜕变，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南渡作家李清照与向子諲，由北而南，他们的创作是歌词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

 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她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歌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向子諲于“靖康之变”前，过着闲适的和平生活，所作词多为“花间”“尊前”的娱乐品，是地地道道的酒边词；“靖康之变”后，他被卷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旋涡当中，其所作词，内容、风格都与前不同。向子諲将“江南新词”排列于前，而退江北所作于后，称之为“江北旧词”，这是有其用心的。向子諲的创作，同样为大变革中的歌词创作提示了门径。

 南渡以后歌词作家，诸如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以及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人，在李清照、向子諲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前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为词体继续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同时，在“工”与“变”的过程中，他们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词体的蜕变。

 辛弃疾生当衰世,“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他将自己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及其“抑郁无聊之气”寄之于词。不但在词中抒写抗金、恢复的大题材、大感慨，而且在词中歌咏自然风光，赞颂农家生活，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在艺术创造上，辛弃疾经过多种探讨与尝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辛弃疾的创作体现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但是，辛弃疾的某些作品，表现形式上“大声鞺鞳，小声铿鍧”（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似十分狂放；某些作品着力太重处也不免剑拔弩张，这对于词体的蜕变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与辛弃疾同时代的作家陆游、陈亮、刘过，或者与稼轩“人才相若，词亦相似”(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或者效法稼轩，“词多壮语”（黄升《花庵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或者激昂感慨,有过于稼轩（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八十《诗话》续集）。可以说是辛弃疾的“同调”或“附庸”。南宋后期及宋元间歌词作家刘克庄与刘辰翁，是辛弃疾的崇拜者，在南宋词坛上，称得上辛词后劲。陈亮、刘过以及刘克庄、刘辰翁等人的创作，是对辛词的补充，同时，对于辛词的缺点也有所发展。

 南渡以后作家，陆游、辛弃疾等人的成就主要在于以歌词形式反映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

 姜夔登上词坛，正面临着词体的蜕变问题。姜夔依据自己关于“合”与“异”的理论（《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二》）,以江西诗派诗法入词,别裁风格，于清真、稼轩之外,自创一体。同时，因其长于音律，精通乐理,词与音乐相结合已臻极诣,所谓“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四库全书总目》）。其艺术追求也获得了较高的成就。

 史达祖的词奇秀清逸，风格颇与姜夔为近。论者或以姜、史并称,或将史作为姜之羽翼。在艺术创造上,史词“妥帖轻圆”，“辞情俱到”，“有镶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訑荡、污淫之失”（张镃《梅溪词序》）。但因其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其成就仍逊于姜夔。

 姜夔之后，南宋词坛的另一巨擘当推吴文英。吴文英曾提出论词四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义父《乐府指迷》引）所谓协与不协，雅与不雅,直突与深长,狂怪与柔婉，相对立论，说明吴文英的主张是针对词坛现状而提出来的。吴文英“以隽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其词“沈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扶潜,开径自行”(朱祖谋《梦窗词集补》跋)。应该说与这一主张相关。但是,吴文英过分强调内容上的“雅”，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协”与不露，其词“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沈义父《乐府指迷》）。这对于南宋词的衰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元之间，号称“乐笑翁”的张炎，是一位兼擅乐律的词学家。张炎既“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艺概·词曲概》），对于词坛先辈的各种长处，多所采摘,又“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词林纪事》卷十六引)，“研究声律,尤得神解”(《四库全书总目》)。他的词“清远蕴藉，凄怆缠绵”（《艺概·词曲概》），自成一家。但是，在“声音之道久废”的情况下，张炎“独振戛乎丧乱之余”（殷重《山中白云》序），终究无法挽救宋词的厄运。至此，宋词的时代已经结束。

 南宋歌词作家，无论是陆游、辛弃疾，或者是姜夔、张炎，他们虽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对于词的艺术世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开拓，但他们都未能圆满地解决词学上的新问题。词至南宋，一方面“渐于字句间凝炼求工”（冯煦《蒿庵词话》），朝着雅化、文人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继续合乐应歌，曼衍旁流，与民间抒情“小调”（主要是“嘌唱”“唱赚”与诸宫调）相融合，蜕变为曲。

 这就是长短句歌词发展的总趋势。

 宋词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把人带入其中的意境。简单的例子，柳永的八声甘州会让每一位读者头脑中浮现出那“天际归舟”的景象。

列岳峥嵘、百花竞艳的宋代词坛

公元 960年赵宋政权建立后，先后兼并了各地割据的势力。耐人寻味的是，西蜀、南唐政权虽为北宋所灭，可是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及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及大臣冯延巳的词风却深深影响着北宋词坛。特别李煜入宋以后所作，正如王国维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鹏运说李煜是“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所以李煜在政治上是亡国之君，在词坛则无愧为开创一代风气的魁首。

　　北宋前期重要词作家如张先、晏殊、宋祁、欧旭修以至晏几道等，都是承袭南唐、《花间》遗韵的，晏欧之词，甚至有与《花间》《阳春》（冯延巳词集名）“相杂”者。然而试读他们的代表作，其气象高华而感情深沉，也各具个性，“士大夫之词”的格调成熟了。尤其是晏殊之子晏几道，贵介公子而沉沦下位，落拓不羁，其词“清壮顿挫”，更胜乃父，故论者以晏氏父子比拟南唐李璟、李煜。柳永则是其时进一步发展词体的重要作者。他长期落魄江湖，因在其词中更能体现一部分城市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能采用民俗曲和俗语入词，善用铺叙手法，创作大量慢词。柳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宋词的新潮。

　　北宋中期苏轼的登场，词坛上耸峙起气象万千的巨岳。他不仅倡导豪放词风，“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且“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的境界更大为拓展。苏门弟子及追随者秦观、黄庭坚、贺铸等都能各自开辟蹊径，卓然成家，在词坛呈现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尤其秦观的词深婉而疏荡，与周邦彦的富艳精工、李清照的清新跌宕如天际三峰，各超婉约词之顶巅。前代论者或谓周邦彦是词艺的“集大成”者。周邦彦与柳永并称“周柳”，主要是指他们在词中的情意缠绵；与南宋姜夔并称“周姜”，则主要指他们对音律的精审，故也有称周姜为格律派的。然而在“淡语有味”“浅语有致”、“轻巧尖新”“姿态百出”方面，周邦彦是不及秦观、李清照以至柳永的。故明、清人推秦、李为婉约宗主，是很有见地的。李清照生当南北宋过渡时期，南渡以后词风由明丽而变为凄清，沈谦谓：“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见《填词杂说》），以与李煜相提并论，确也当之无愧。

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从宋金抗争到元蒙灭宋，爱国歌声始终回荡词坛，悲壮慷慨之调，应运发展，把豪放词风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张元幹、向子諲、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吴潜、刘辰翁、文天祥等，如连峰叠嶂，峥嵘绵亘。其中以辛弃疾的成就为最高，他一生有词六百多首，其中有抒写抗金和恢复中原的宏愿，壮志被抑的悲愤，对苟安投降派的批判，也有对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的赞美，深挚情意的低诉；风格以雄深雅健、激昂慷慨为主，也有潇洒超逸、清丽妩媚的。辛弃疾在宋词人中创作最为丰富，历来与北宋苏轼并称“苏辛”，也各有特色。前人或在苏、辛之间比较高低，正如唐人之作李（白）、杜（甫）优劣论，是很困难的。陈毅《吾读》曾说：“东坡胸次广，稼轩力如虎。”不加轩轾，允称卓识。南宋时期还有许多杰出词人对婉约词风进一步开拓，宛如丛丛奇葩争胜，也不可能都用婉约一格来概括。妻夔的“清空”“骚雅”，史达祖的“奇秀清逸”，吴文英的“如七宝楼台”，王沂孙的“运意高远”、“吐韵妍和”，张炎的“清远蕴藉”、“悽怆缠绵”，等等。他们都是在词的音律与修辞艺术上精益求精，有时也在所作中寓托家国之感。值得注意的还有与南宋大略同时北方金朝地区之词，大致都是受宋词的影响，而与南方桴鼓相应，故当为当时词坛的组成部分。金末元好问词为北国之冠，足与两宋词家媲美。在艺术上他学习苏（轼）辛（弃疾）而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兼有豪放婉约多种风格。元郝经《祭遗山先生文》说他“乐章之雅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辛弃疾）。”张炎《词源》谓其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邦彦）、秦（观）”。故可作为宋、金时代词艺发展的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