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双山猫纹布偶猫:文本解读硬伤三个比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22:43:32
 比方一:“要5元不要200元”的价值取向
    春节,我的父母给10岁的犬子200元,犬子断然拒绝:“给我5块钱,我要!200块我不要。”爷爷奶奶问其缘故,他说,“您们给我200块,我妈妈照单全收,等于我一分也没有,5块钱,我妈妈不会拿去,我可以自由支配。”我寻思,这小子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
    我们当下对于文本解读的价值取向就好比这个故事。不同的是,我们漠视语文素养的形成与提升,而在考分和所谓优质课堂上鞠躬尽瘁。
    十多年来语文考试模式的影响,使教师忽视“文本解读”,普遍存在着以做练习代替学语文的状况。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变成了枯燥无味的练习课,急功近利地想通过做练习来提高应试成绩。课程改革以来,有的人又试图以弘扬人文主义为借口,追求一种表面上热闹非凡的人文语文课,实质上又再一次抛开了文本价值,同样也是非常可怕的现实。比如《安塞腰鼓》一课,声光电样样俱全,热闹之极,重点讨论“腰鼓的韵味与丝竹管弦乐的异同,与西洋乐的异同”,这样的课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究竟有何裨益呢?
【出路】
    林语堂这样昭示:真正有益的读书,便是引领我们进到这个沉思境界的读书,而不是单单去知道一些事实经过的读书。“文本的解读是以理解、解释和建构文本的意义为目的的。在解读中就必然使读者与作者以文本为媒介发生心灵碰撞和灵魂的问答。”(德国哲学家胡塞尔)
    例如,如果对于《蒲柳人家》的解读凝固在“20世纪30年代京东北运河一带农村的风景习俗、世态人情”的表象上,是很难把学生携带到“一个思考和熟虑的世界里边去”的。由此,笔者继续沉思:我们该怎样坚守“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我们坚守的“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全部都是先进文化吗?其一,何大学问逼孙子读书这件事深刻地体现着鲜明的民族性。因为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他们的灵魂上烙上了深刻印记;其二,孝道作为对弱势群体关怀的教化无可厚非,但是当它作为“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强势”时就该被打倒。何满子厌恶“旧学”渴望“新学”,是不是对爷爷的叛逆和不孝呢?其三,故事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也牵涉到民族自尊与民族自卑的冲突问题、世界大同与狭隘爱国的冲突问题,是不是该“记住历史,忘记仇恨”呢?
    比方二:“没有比老猫更强大的”的思维方式
    “太好了!”小老鼠跑进来对大老鼠说道,“你要知道啊,如果狮子把猫逮住了,我们大家都可以跑来跑去玩了。”“亲爱的,”大老鼠说,“你用不着那样高兴,还不是一场空欢喜!如果这两个家伙打起来,狮子一定要送命的,再也没有比老猫更强大的了。”
    我们对于文本解读的思维方式与故事如出一辄。“中国人思维方式一个最根本特点就是‘崇圣性’……似乎只有拿着圣(别)人的观点,找着过去的东西,自己才有站得住的脚跟,才理直气壮,才可能找到真理。‘崇圣’思维经常穿着眩目的正统外衣,具有很大欺骗性(当然是对陷入窠臼者),其错误是认识方法出了偏差,症结是‘脱离实际’,游离在过往知识的苦海,不能与时俱进.基于这种思维方式,再加上自身的知识限制,一些教师长期坚守着一套封闭的(甚至是过时的、错误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看到《我的叔叔于勒》就想到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看到《项链》,就想到资本主义社会妇女的爱慕虚荣;提到周朴园,就是自私、冷酷;提到王熙凤,就是狠毒、刁滑、工于心计……这样的结论,或许并不错。但问题在于有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阅读过程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因为在这种已有结论的支配下,阅读就很难产生新的体验,形成新的认识。
【出路】
    爱因斯坦有一段著名的话:“因为我蔑视权威,所以命运惩罚我,使我自己也成为权威。”能成为权威的人,都是靠蔑视权威起家的。孔庆东曾经说过:“羊被吃,不应该骂狼。狼生来就是吃羊的,该骂的是把羊群带到狼面前的几只领头羊。”深度解读文本要从文本出发,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体验。“知人论世”让作品逼近真实,是“创新性阅读”,但不是完全的“创造性阅读”。读者要做到“与时俱进”,才能让真实从孤立隔绝中回归到现实中来。
    例如,对人教版八年级课文《台阶》的意蕴把握,权威普遍认同:“父亲”是老实厚道、非常要强、有志气、不甘人后的谦卑农民。他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讴歌父亲这种品质的同时,文中更有一种凄楚、辛酸的情感笼罩全篇,其根源在于慨叹经济落后,小说深沉地呼唤农民的希望在于先进生产力。如果我们变换思维方式进行解读,就会产生下面的批判:
    1.扭曲的价值观理应批判。鄂西的农村楼房有一种习俗,谁家的基脚高,谁家的屋脊高,就显得有气势,比邻里地位高。于是相邻的房子,后建的一定比先建的高,依此形成阶梯状。为此,邻里之间经常吵闹甚至大打出手。《台阶》中的“台阶高就显得地位高”,与鄂西的民俗一样,充满了迷信和愚昧的色彩。
    2.扭曲的消费观理应批判。鄂西的农民一辈子甚至几代人终其心血以建造一房为荣,比气派,比阔,比高级,比大,但不讲实用,这正是小农意识的虚荣心淋漓尽致的体现,自己的智力投资没有,孩子的教育投资甚微,扩大再生产没有,一味地存钱!存钱!在建房上尽最大努力无效投资,重复投资,攀比、浪费现象日趋严重。《台阶》中父亲正是这些农民小农意识的典型代表。
    3.扭曲的人生观理应批判。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三级台阶和九级台阶的比较,父亲更留恋三级台阶,“自在、舒适、惬意、轻松”,与“九级台阶的闪腰、不扎实、不自在”形成鲜明对比,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其弊端,尽管人生追求的目标——地位的提高得到了满足。终其一生精力所追求的东西是那么虚幻,鄂西山区农民爬上山顶都要一个多小时,回屋休息还得上三楼的生活现实,让学生得到了“花钱买罪受”的结论,继而联想到人生不能为了虚幻的目标而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辛酸和凄楚的情感根源不应是生产力的落后,而应是思想禁锢和迷信、愚昧。“父亲”的美德理应传承,作为农村中坚力量的后备军——课堂上的多数学生,如果让他们一味地欣赏、传承,只能是悲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又哀之”的悲剧将继续下去。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应该联想到治贫先治愚,于是我们理应大声疾呼:打破禁锢、解放思想。
    比方三:“刻舟求剑”的解读方法
    “刻舟求剑”的故事妇孺皆知,我们对于文本解读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把“文本”、“教参”当作刻在舟上的记号。用这种方法解读文本呈现两种现象,其一,有些教师长期以来备课只读教参,根本没有先读文本的习惯。“教参是鸦片”(叶圣陶),让不少教师形成了思维的惰性,对文本缺乏独立的有深度的思考;其二,以教师的身份功利性地肢解文本,仅仅就文本的文字符号机械解读。笔者曾在全国优质课观摩中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名师对胡适先生《我的母亲》这样解读:角度一,母亲;角度二,后母;角度三,婆婆;角度四,妇人。在从角度四解读时(选文为“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强调“母亲”面对侮辱有刚气。这没有错,但是不应该把“寡妇”解读为“妇人”!虽然两者都是女人,但是我们细细品味,就发现“寡妇”的生存比“妇人”艰难。一方面“寡妇”孤苦无助,办事难度大;另一方面“寡妇”处境艰难,“寡妇门前是非多”。这样一改,结果使“母亲”的刚气品质褪色不少。
【出路】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指出:文本作者的意图是当代人不可能“客观”地完全再现的,文本的“原意”也是不可能完全恢复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时间间距”是不可能克服的,也是不应当克服的。理解是从文本中接受有意义的东西,并把它们“解释”成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所以,理解文本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因此,正确的文本解读方法是:让我们暂时忘却教师的身份、教学的任务,以一个普通读者的放松心态来欣赏作品,获得自然的阅读体验和真实的审美直觉。这是一种非功利的阅读,是一种以感性为主的阅读。这种阅读是在提高个性化和创造性的同时不忽视规范化的阅读。如此一来,朱自清的《背影》可以解读出许多话题:
    话题一,选择。“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背影》中“父亲”在谋事与送行二者之间再三踌躇,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父亲”要急于谋事,朱自清还在大学念书,还要供养,养家重担压在“父亲”一人肩上。另一方面,儿子远行,路途的平安让“父亲”放心不下。天平的每一头都是那么沉重,他却把天平的另一头──儿子路途平安看得更重,这种爱子之心,真是情深似海!
    话题二,代沟。在中国父母的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几十岁的孩子也还是孩子,朱自清的父亲也这样。尽管急于谋事,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去送儿子,到底放心不下,唯恐孩子有什么闪失,讲价钱要自己讲,拣座位要自己拣,买橘子要自己买,力不胜任的事情也要自己上前,能为孩子尽心尽力,心里就会感到满足、舒心。朱自清那一年20岁,北京大学学生,写《背影》那一年28岁,清华大学讲师,这是心智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年龄,所以对父爱的感受也迥然不同。20岁时的心智还不够成熟,28岁就比较成熟了。文中一再写当时怎样自以为是,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为什么起初体会不到父爱,反而对“父亲”的言行不以为是。一方面,因为中国父母不太理解孩子的独立意识,孩子长大了,有了很强的自立自强的要求,但父母还是要替孩子包办一切,无论孩子多大也要“抱”在怀里,实在是吃力不讨好,两代人之间容易起冲突。另一方面,20岁那样的岁数,又懂事又不懂事,容易自以为是,对父爱不容易体察到,对“父亲”的行为方式以为陈旧而反感。
    话题三,刚强。当时,“父亲”遭遇双重灾祸,祖母死了,差使也交卸了,丧母的悲痛加上生存危机,“父亲”陷入了困境。朱自清与“父亲”同路奔丧回扬州时才真正感到家境的凄凉:“父亲”的差使交卸了,一切丧事费用均靠借债和变卖典质;花厅上只剩下几幅清人字画,一张竹帘;往日的巨大古钟、朱红胆瓶、碧玉如意、板桥手迹早已进了当铺,满院枯枝败叶,一派萧条景象。但是“父亲”还是劝告“我”,“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大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气概。
    话题四,唠叨。“父亲”送儿子上车站一段,从父子两方面着笔。“父亲”这一面,考虑再三,觉得非亲自送儿子不可,儿子那一面却不以为然,他想的是自己“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对“父亲”的送行并不怎么在意,并没有懂得“父亲”的心思。所以,“父亲”和脚夫讲价钱,儿子“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嘱托车上的茶房,儿子又暗笑他的“迂”。“父亲”饱经世故,不会不比儿子更清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真是白托”,但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是爱子心切的缘故。然而儿子却认为“父亲”的举动讨嫌,以致腹有所诽。这自然并非儿子不爱“父亲”,而是做儿子的不理解“父亲”。后来背影出现,儿子清楚地看到“父亲”竟为自己做着力不胜任的工作时,终于完全理解了“父亲”对自己的那颗仁爱之心,以致流下泪来,这是交织着感激、悔恨、惭愧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