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海军司令的亲家:毕节试验区诞生“前夜”

杂谈

毕节试验区诞生“前夜”

二十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剧烈论争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出台，满足了全国人民摆脱贫困的切身愿望，但却给不少人留下了无法回避的剧烈论战。作为几十年来艰苦奋斗留下的经济家业，是下一步开展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但却绝对不能成为经济建设的依赖。一旦对这份家业抱残守缺，长期执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像影子一样引起纠缠，其结果就会陷入原地踏步的怪圈，既无法与国际经济接轨，国民经济产值也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提高。

围绕着如何搞经济建设，众说纷纭，论争四起。起初，争论较多的是：一心搞经济建设会不会丧失阶级立场？追求经济效益会不会损害计划经济？扩大商品经济流通会不会冲击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姓“资”还是姓“社”？ “两个基本点”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激化了这场论争。谁都渴望改革开放，但改革什么？开放到何种程度？才算符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同样众说纷纭，以至于在当时不少省市的领导都在媒介上登台亮相，宣称自己不害怕“丢老婆”、不害怕“背黑锅”。面对这场剧烈的论争，中国渴望一批智者排难解纷，凭借超前的思维，看到几年乃至十几年的发展趋向，而不至于被眼前的剧烈论争纠缠得无法脱身。中国同样渴望一批忍者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容得下不同的学术思想并存，能够与不同的人和衷共济，把经济建设引向正确的轨道。

就在这场论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地处西南内陆山区的贵州省毕节地区，正悄悄地展开着一场影响深远的综合试验。启动这场试验的“舵手”在今天人们早就熟悉了他，但人们并不了解18年前发起的那场试验。如果不回到那个特殊的时代和长期鲜为人知的毕节，就不能算真正的了解了他。他就是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

就在胡锦涛同志就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当时，毕节地区每年要调进1.5亿公斤粮食才能帮助那里的580多万人民填饱肚子。党中央、国务院连年都要从邻省调粮救济贵州，无意中引起了临省普通群众的误解，在开往贵州的粮车上经常会看到写着“有粮也不愿养活贵州懒汉”的字样。贵州的干部和群众心灵上蒙受的剧痛，无法缓解也无处诉说，他们一直企盼新到的省委书记替自己作主，解除贵州粮食危机，使自己心安理得的吃上本省产出的舒心饭。可是，贵州为何会如此贫困？在当时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正是胡锦涛同志在贵州期间不急于作出回答而是倡导实事求是开展综合试验，探索扶贫之路的原因。

对外开放的一大创举是将中英街边的小渔村在几年间变成现代大都会，并培育出了令全国人民眼花缭乱的深圳速度和深圳精神。当时的深圳，全国人民个个羡慕，又稍感不平，贵州也不例外，从干部到群众，都指望中央对贵州实行优厚的政策并给予巨额的投资。然而，中国太大，当时的财力又有限，投资一旦分散到各省终将一事无成。但是，对穷惯了的贵州而言，却始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梦想，总希望中央能够给贵州更大的投资，摆脱经济困境。这一点，对以胡锦涛同志为班长的贵州省委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全省上下如此高的希望值，无论他们能不能办到，能不能承担，都是摆在他们的面前无从回避的大难题。

争取政策优惠、政策倾斜，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当时，计划经济的余波还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只要争取得到政策的优惠，很多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加上贵州又是老少边穷地区，全省上下期盼政策优惠自然非止一日，以胡锦涛同志为班长的贵州省委深知这一点。到贵州以后，粮食极度短缺的问题确实让省委省政府领导们费尽了心机，但他们没有把贵州的贫困作为争取政策优惠的理由，而是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实行扶贫攻坚。

贵州暂时的困难还不是最大的挑战，与贫困相伴的环境恶化更叫每一个主黔的领导人揪心。就在当时，国土资源的调查结果已经表明，乌江上游已经成为水土流失的重灾区之一。全省森林面积锐减，土地石漠化等严重的生态灾变，虽然还没有引起贵州群众的普遍关注，但事情的严重性已经在国家机关和学术界引发了深远的影响。待经济发展后再治理环境，还是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两手一起抓，在学术界争论已久。更其关键的是国家当时正在计划上“三峡工程”，而水土流失造成的乌江水库淤塞已经引起了工程技术界的高度关注。以胡锦涛同志为班长的贵州省委认为，治理乌江流域的水土流失责无旁贷，决不能因为贵州而影响“三峡工程”的上马。贵州省委义不容辞地应该将这严峻的挑战及时向全省上下敲警钟，让大家意识到摆脱贫困并不是贵州惟一的追求目标，生态建设同样刻不容缓。就长江上游的毕节地区情况而言，根据当时调查，1988年前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4.9%，严重水土流失面积高达1683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7%，侵蚀模数高达每年4927吨/平方公里，年均土壤侵蚀总量达6945.55万吨；土力衰退、土地石漠化日趋严重，石山、半石山面积已达1533平方公里，30%左右的水源枯竭，25%左右的江河支流和溪沟断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约有100万人口、66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再加上人口过快增长，形成了“粮食、人口、生态”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着毕节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贫穷和生态恶化互为因果，伴随人口剧增而愈演愈烈，毕节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威胁。每年泻入长江的泥沙垫高河床，扰乱了长江中下游水沙配置，增加了防洪压力，而长江中下游又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这一地区的安危关系着全国经济发展的部署，在加上当时正在规划“三峡工程”的建设，长江上游水土流失不能有效控制，还会给“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建成后的运行造成隐患。

与此同时，贵州的贫困还带来了连锁反应，教育拖后腿，人才留不住。有的县中学教师大量流失，发展到难以开课的地步，高级技术人员被发达地区挖走的现象频频发生。到哪里去寻找人才？又如何稳住基层的教师队伍？这样的具体问题，对当时的贵州各级党政而言，真可以说得上是逼到了没有回旋的余地。为了不至于打乱贵州建设的大计，当时的贵州省委另辟蹊径，向各民主党派的专家学者发出呼吁，请他们到贵州智力支边，以解决贵州人才奇缺的燃眉之急。

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为了把准毕节地区贫困的由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听取了各厅局、各地州的汇报和充分征求先后主持贵州工作的几位党政领导意见后，与贵州省委、省政府一班子同志协商，达成了共识，形成了毕节试验区的初步构想。而为确保毕节试验区规划的提出能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他把这个构想在两年间内分别向专家、学者作了咨询，向党内外有关人士通报了试验的具体内容，争取到了省内外各方的支持和理解。这里，仅提及如下一些值得回顾的大事。

1987年12月8日至18日，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特邀研究员李学智、研究员张忠发到贵州调查生态问题，写出了《贵州省农村生态问题调查及建议》。12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与李学智、张忠发座谈时就提出，能否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立试验区。李学智、张忠发二同志认为这个思路可行，表示愿意帮助呼吁。随后，贵州省委副秘书长王俊和省委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许西记向胡锦涛同志和贵州省长王朝文同志写了书面报告，胡锦涛、王朝文指示，确定由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乔学珩主持、许西记同志承办，拟订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方案。

1988年1月7日，胡锦涛同志约见许西记、吴荫生（省农业区划办主任）等同志，正式提出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思路：要用更加灵活、更加优惠的梯度政策，解决这些年出现的梯度效应。第一，要从实际出发，提出更加符合区情的政策，并争取中央的支持；第二，要把中央的政策用好用活；第三，对行之有效的现有政策要狠抓落实。试验区重点解决起步阶段的问题，而不是提出起飞方案。

1988年3月9日，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贵州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问题。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意见（讨论稿）》，决定建立毕节试验区，由苏钢、乔学珩带领原研究小组对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方案修改完善后上报国务院，争取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

1988年4月9日，胡锦涛同志与王朝文同志及毕节地区领导同志在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汇报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问题。田副总理肯定了贵州提出的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集体、个体经济的意见，赞同“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思路，并委托国务委员陈俊生召集17个部办委负责人会议，研究建立毕节试验区的问题。胡锦涛等贵州的同志出席了4月11日召开的这次会议。会上，各部委一致赞同，都表示支持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1988年4月中旬，胡锦涛同志在北京贵阳饭店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代表省委、省政府邀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对毕节地区开展智力支边工作，国家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接受了这一邀请。

1988年5月20日至6月1日，国家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派出九三学社、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中央赴黔工作组，对毕节进行了为期13天的考察论证，从专家的角度，对毕节试验区的规划和项目，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

1988年6月6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建立贵州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贵州省委、省政府在毕节召开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成立大会。

胡锦涛在会上强调，“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主题，要针对全地区还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用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和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针对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的现实，他说：“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良性循环。如果这两大目标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

在当天的会上，胡锦涛宣布：“同志们，经过前段时间的酝酿准备，加上这次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建立试验区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序幕已经拉开。这次会议后，毕节试验区就要由准备阶段转入起步阶段。”

一个崭新的试验区在毕节诞生了！毕节地区几百万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脱贫有望了，生态良性循环有期了，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

当时的毕节，贫困人口高达300多万。为了救济数量如此庞大的各族贫困人口，每年调运的粮食高达1.5亿公斤。

对此，各方人士提出了不计其数的建议和方案，但以胡锦涛同志为班长的贵州省委最终选定的扶贫对策则是将扶贫工作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运用价值规律，在经济开发中去化解贫困，致富一方。严重的水土流失与陡坡开荒交织在一起，为了生态维护，停止陡坡开荒立即会导致数百万群众口粮无着；放松生态维护步伐，越演越烈的环境恶化又会将已经极度贫困的毕节各族群众陷入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出路在哪里？专家们的意见其说不一，但专家们介绍的国外环境观念的新动向却深深地打动了以胡锦涛同志为班长的贵州省委。他们清醒地意识到，维护生态环境也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建设任务，被动地维护而不顾及眼前人类生存的绝对环境观，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与专家们反复磋商后，贵州省委以过人的胆识，首次倡导在毕节全面开展生态建设。人口恶性膨胀，与贫困和生态恶化互为因果，彼此交织。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该如何落实？专家学者的建议同样纷繁多样，但有关人口质量与数量辨证统一关系的建议引起了以胡锦涛同志为班长的贵州省委的极大关注，使他们意识到人口的恶性膨胀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其内在的制约因素还是人口素质低下和人口结构不合理，而且，历史上积淀下来的人口恶性膨胀还与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密切关联，应当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基于这样的认识，通过深思熟虑的贵州省委提出了控制人口这一试验目标。毕节试验区的启动，牵动了整个贵州最高决策层，综合进了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吸收了专家学者的新思想、新理念，代表着集体的智慧。因此一经启动，就得到了毕节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和配合，从而，一次全民性的社会综合试验就这样在中国西部乌江上游的崇山峻岭中蔓延开去，持之以恒地延续下来，并因此再造了毕节的秀美山川，重塑了毕节地区的一代新人，使当年贫穷得不能自保的群众走向了和谐、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毕节试验区启动之初，绝大多数人关注的仅是试验区近期探索的具体目标：贫困人口的脱贫、水土流失的遏止、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等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毕节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逐步领悟到大胆探索、艰苦奋斗这两个可以无限延伸的行动口号，旧的难题解决后，新的探索目标又会立即呈现在眼前，新一轮的大胆探索随即开始，艰苦奋斗精神又持续了下去，毕节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人们惊讶地发现，开发扶贫与生态建设互为依存，人口控制与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互为因果。三项总体目标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相互渗透，最终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复合发展，而且与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殊途同归，从追求物质文明发展起步，终至于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质的飞跃，试验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终于越来越明白：他们原来是遵循着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并按照它的指引追求着社会的协调发展。

有关专家指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制定如此完整的治理方案并大范围实施，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世界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是1987年，那是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出现的。但一直到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人类环境会议上，“可持续发展”才被广泛认可，正式写进《环境与发展里约热内卢宣言》和《世界21世纪议程》，被规定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战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这一杰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无疑是极具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光辉力作。而以市场手段和多种成分并存的经济手段去实施这个方案，更是彰显了决策者的胆略。正如后来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一直认同的那样，毕节试验区确定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试验主题，将毕节多年的痼疾，近忧远虑一体解决，“是一大创举，对贫困地区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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