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娜朵拉怎么样:那些人与事37：吸引外资谁利用谁 - 柳红 - 名家博客 - 博客 - 《财经网》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4/28 00:37:32

　　一直在写改革，早就想给开放一个题，对这个领域的人和事比较生。过去我的同事中，两位女士陈慧琴、江小涓研究开放。陈慧琴还有个方向是化工；江小涓则由学入官，至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她是工经所85级博士。在80年代早期，季崇威确实是旗帜性人物，从官而学，作用独特。此生他最不平凡的经历是13岁至26岁在《大公报》以记者身份掩护，实为中共特工。接触这样的历史，心情何其复杂。作为当事人，自认为为党国效力；回看历史，这些人的忠诚和牺牲是值得的吗？多么令人痛心。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留下回忆录？像徐雪寒那样不堪回首？痛心疾首？甚至有罪感？这个党国实在欠了他们。采访中所知他的清贫，是令我触动的又一桩。
　　过去三十年，开放推动改革，改革促进开放。对外开放，似乎是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政府主导过程。在这里，没有聚集大批经济学家，它更多地是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也不总是热点，甚至还有点边缘。然而，有一位既是官员又是学者，即重理论又重实践的人，一直在辛勤地探索，他的名字叫季崇威（1922-2001）。
　　

　　（一）
　　1979年6月，国务院成立“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两委），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下有外资局、外贸部、中国银行、海关总署、外汇总局、商检总局等多个单位。它打破了传统行政格局，为对外开放的“特事特办”建立了通道。
　　担任两委主任的是谷牧。1978年，他曾率领政府代表团，对欧洲五国展开了破冰之旅，奠定了中国开放的基调。这位中国政坛的长青树，数十年掌管经济，进入老年，成为开放政策的探索者和实施者。他请的搭档，副主任中，有后来的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和国家主席江泽民。荣毅仁是顾问。
　　1979年7月1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虽然，它有“强人所难”之处，不合惯例。比如，不管谁的投资多少，都由中方出任董事长。但是，毕竟它迈出了历史的大步。
　　1980年夏，谷牧邀请季崇威调入两委，任专职委员，分管利用外资。季崇威熟悉国民经济，1949年后进入轻工部，成为27岁的计划司司长；1956年到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当副局长；1960年代，在刘少奇倡导和薄一波、吴亮平领导下，参与组织研究托拉斯，执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并参加12个行业性托拉斯的试办。“文革”去干校，1976年回京。1977年6月扭亏增盈领导小组成立后，谷牧推荐季崇威当办公室副主任。季崇威有过市场经济的历练。13岁考入《大公报》做练习生，后成长为名记者。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秋，当国民党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时，季崇威在《大公报》揭露行政院长王云五的机要秘书到上海抛售股票投机牟利，要求彻查，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信誉。季崇威还通过时任资源委员会财务处负责人的叔父季树农，做资源委员会主任工作，阻止国有资源的转移，为大陆保留了重要的厂矿。季崇威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以横跨官学两界的身份参与开放全过程，是那一代人中，几乎惟一一位始终把开放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
　　（二）
　　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曾是中国人的骄傲。然而，它演变成了捆绑中国人的绳索。开放的核心就是利用外资。1980年4月上旬，外资委一天之内发出了三个文号，分别给：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北京建国饭店和北京长城饭店。其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是外审字(1980)中外合资企业001号。有人说，“不就是做饭吗？干嘛交给资本家呢？”可那时的中国飞机，只有饼干、煮鸡蛋和午餐肉，外航不得不到日本去上航空餐。
　　一上任，季崇威就参加了中国建筑机械总公司与瑞士怡和讯达升降机公司合资合同的审议，不久这个合约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引起各国企业界关注。迅达也从此成为季崇威解剖、扶持的典型。很多人对引进外资有顾虑，甚至敌视。一位地方经贸委主任曾无奈而忿忿地说，“中央说让办合资企业，我只得照办。但是，过一段儿，我就把它掐死。好不容易把外国人打跑了，又把他们请进来”。
　　格格不入是自然的。中国企业是计划经济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外商是市场经济下的私有制企业。中国的法律体系缺乏，投资环境差。外商观望的多，谈协议的少。德国奔驰汽车公司亚洲总经理对季崇威说：“中国是计划经济的汪洋大海，外商投资办的企业只是个孤岛，怎能生存下去呢？”季崇威答：“现在是孤岛，不久就会连成群岛或大陆。”对方不敢试。直到80年代后期，奔驰才在内蒙古办了一个合资生产装配重型汽车的工厂。
　　1981年11月6日，季崇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利用外资的几个认识问题》，回答“是否违背自力更生方针”，“有没有危险”，“是否有损于国内机械工业”的问题。翻看1982年外资局副局长初保泰编写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经验问答》，可以触碰到那个时代：“共产党员和资本家联合办企业，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吗？”“会不会让外国老板赚大钱？”“现在举办的中外合营企业和解放前的外国洋行有什么不同？”“外国资本家经常耍弄的花招有哪些？”“怎样避免吃亏上当？”“党组织在合营企业里还起不起作用了？”82岁的初保泰跟我讲当时怎么考核合资企业的中方经理。考核的标准让人匪夷所思，看他是不是跟外方经理坐一条板凳，穿一条裤子。优秀干部就是跟外国人对着干的，否则就有立场问题。比如某企业经理把外方的产品配方，技术诀窍弄到手，夜里带着工人偷偷生产。这，就是好样的。再有，派进合资企业的经理工资比原来所在单位高，上级主管部门眼红，想方设法找岔子；有的经理只好工资不领，还拿自己原来的低工资。到处都是引进错了、利用错了的声音。有人问，是利用外资，还是被外资利用？初保泰感慨：“现在司空见惯的事儿，那时就是大逆不道。”
　　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全面开始。1979年10月4日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坚固的城墙上开了个窗。季崇威负责联系中信公司。他支持他们一上来的三把火：成立咨询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海外发债。其中，1981年中国国际咨询公司的成立尤其值得记载。不仅因为“班子”，荣毅仁任董事长，季崇威任副董事长，经叔平任总经理；而且因为“权力”。用当时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的话：“凡引进外资的项目必经中信咨询公司提出可行性报告。”
　　季崇威推荐季树农、虞家殊等财会专家，手把手地教新毕业的大学生用借贷法做复式簿记；还请法学家沈达明、李文杰来培训法律人员。他提议和组织编写《中国投资指南》，亲任编委会主任。该书和英国朗文公司合作出版，在八十年代连出五版。同期，初保泰编写的《中国投资问答》也出版了英、日、意、繁体字等多个版本。整个世界对于开放的中国充满了好奇和向往。融资发债的阻力最大。季崇威帮助公司分析欧美和日本情况，选择在成本较低的日本发债。在中信首次发出100亿元武士债那天，新华社的报道却没能发出。因为审稿通不过，说是“跟外国人借钱有什么光彩的？不发！”结果各家报纸用的都是中新社周继胜写的消息。
　　合资企业从最初的生活品，到工业品，再到煤矿资源，步步深入。1985年6月，中国银行信托咨询公司同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平朔第一煤炭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山西省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1979年，邓小平访美，有人向他介绍哈默，邓小平说，不用介绍了，我知道，你曾经帮过列宁的忙，你也可以到中国来帮我们的忙。1982年，哈默来北京，签订了平朔煤矿合作协议。有亲历者说，参加项目论证时，吵得厉害，像火山爆发。在场的季崇威，当然是合资经营的支持者。在他看来，利用外资开发自己的资源，是个本事，和外国人掠夺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1985年曾预言：“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成功地取得资金和有效地利用资金”。这话开始被证实了。
　　（三）
　　季崇威具有官学商均能接受的身份。1980年10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研讨会上，季崇威作《中国利用外资和有关的经济法律问题》的演讲；1981年3月，在杭州世界经济国际研讨会上，又作《中国吸收外资情况和政策》的演讲；1982年5月，在香港经济导报社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投资促进会议介绍会》上，作为中国投资促进会筹备处负责人，他介绍合资项目，答记者问。
　　季崇威始终站在理论辩论的第一线，坚持开放中的问题在开放中解决。1982年他提出中国应发展开放型经济；1984年，全面阐述对外开放政策的理论依据；1986年首先提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在实际中，他时时感到，改革落后于开放，有些方面甚至拖了开放的后腿。1986-1987年，“利用外资将摧残扼杀民族工业，应加以限制”的声浪很高。季崇威十几次接受记者采访和参加研讨会，表达利用外资发展民族经济的观点，阐述正确认识跨国公司和对待跨国公司应采取的政策，既发出理论先声，也被吸收为中央政策。
　　1986年，是中国第一次向关贸总协定递交申请，要求恢复缔约方地位。季崇威敏锐地意识到“复关”的意义。为此，他和“复关”代表团团长沈觉人等专程到上海，鼓动汪尧田（1918-2006）成立关贸协定研究中心。汪尧田是安徽人，194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世界经济学博士时，就开始研究关贸与最惠国待遇问题，回国后在贸易部国外贸易司工作。1958年，编著《国际贸易条约和协定》。在季崇威等的推动下，中国第一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后更名为WTO上海研究中心）不久就成立了。
　　（四）
　　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两委撤销，季崇威应薛暮桥之邀来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分管对外经济组。他只想把有限的时间用在调查研究上。接下来的十余年，季崇威发表了100多篇报告、论文。他的很多建议变成了国家的政策主张。
　　受季崇威栽培和提携的青年很多，有些是面对面的，有些是背对背的。《经济日报》编辑赵兹就曾收到季崇威的信，推荐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研究人员的江小涓的稿子；工经所的杨沐则在第一次拜访季崇威时，谈及当时正火热的“国际大循环”，俩人都认为需要论述清楚外向发展和国内经济的内在关系。季崇威授意杨沐写一篇文章，于是，有了发表在7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执行外向发展战略》，和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
　　季崇威是个特例。他的新锐，他的开放，他的老革命资格和纯真的学者品质。一直在想什么是他的思想根源？显然，1940年代，上海的经历为他打了生命的底色。他是那一代共产党人少有的，熟悉并且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人。如同，他和延安出来的人不一样，注重仪表，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服熨得平平整整。然而，他又出生入死。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李白，就是季崇威的下线。而潘汉年，则是他的上司。
　　晚年患肝癌时，为了少花国家钱，季崇威不肯用进口药。对于从事引进外资工作的高级干部和名家，这样的品德已成绝响。亲友为他编的纪念文集选了这样的书名：《把一生献给亲爱的祖国》。
　　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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