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过去三十年的主旋律，然而在1979年，调整被放在改革前面。中共中央决定，在三年内要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调整是关键。所谓调整，是调整经济结构。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挂帅，姚依林和张劲夫是专职成员。6月，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成立四个调研组：经济管理体制组，由张劲夫负责；经济结构组，由马洪负责；技术引进和企业现代化组，由汪道涵负责；理论和方法组，由于光远负责。6月27日，姚依林在调研组座谈会上提出，要在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技术引进三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一是现状，二是历史，三是国外经验。外国的发展道路也是调研的一个方面，“既包括苏联、东欧，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
 　　今天看，成立这四个组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选准了四个最基本的问题。
 　　结构组的负责人是马洪。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和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马洪是山西人，1920年生。他这一生，与毛泽东有过几次有意思的交道。第一次是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被评为延安模范青年，毛泽东给他颁发奖章；第二次是1939年春，毛泽东去马列学院作报告，马洪请求毛泽东题词。听马洪说爱读报，毛泽东挥毫写“看报有益毛泽东”；马洪还说喜欢读书，毛泽东又写：“读书是好的，毛泽东”。马洪接着说对工作的感想后，毛泽东第三次提笔，写“工作着是美好的”。1948年6月，马洪调往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他写的《东北经济的构成和方针》十分精彩，其中第一次把东北经济划分为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秋林经济”。毛泽东在1949年3月西柏坡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采用了五种经济成分的说法。只有“秋林经济”，用的是它的本意“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也被写入政协的《共同纲领》。俗话说：三十而立。30岁的马洪担任东北局副秘书长，主持起草东北局重要的政策文件；1952年，进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两年之后的1954年，马洪被认定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撤消党内外职务，时年34岁。《毛泽东选集》中，还为此点了他的名。1956年，马洪被重新启用，进入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1961年对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后，马洪参与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条例实施后，收到很好的效果。邓小平曾对薄一波回忆，毛泽东直到临终，枕边都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文革”后期马洪担任北京石化总厂设计院副院长，兼30万吨乙烯工程副总指挥。
 　　经济所的孙尚清辅助马洪抓结构组的日常调研组织工作，也从此开始了他们俩人长达十几年的搭档合作。马洪原本姓牛，18岁到延安时名叫牛黄，陈云要他改名马洪。有人十分机巧地开玩笑称马洪和孙尚清的合作是“牛黄上清（尚清）丸”。
 　　他们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抽调了一些人加入结构组。也有的人参加两个组。像吴敬琏既参加结构组，也参加理论方法组。理论方法组的成员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经济研究所。工经所第一届1978级的研究生也被吸收进各个调研组。朱嘉明、陈佳贵、郑海航等参加结构组，丁敬平参加技术引进组。经济所的张泽厚担任办公室负责人。办公地点设在月坛北小街2号院3号楼对面的计委楼上。
 　　事关“结构”问题，此前都是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和农、轻、重比例关系来分析阐述。提出经济结构，无疑具有极大的创新性。是谁先提出来的尚无从考证。不过国门既开，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经验蜂拥而来，可以看到日本和美国都有很多关于经济结构的研究。为了快，来不及出版，有时采用摘译的办法。工经所的钱家骏、朱嘉明、王元等人翻译了一本写于1939-1940年的书，《美国的经济结构》。书有两编，一是《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工业部写给罗斯福的报告；二是《向充分利用资源前进》，是经济专家关于经济结构的文章。1980年、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还有一个思想来源是关于三个产业的研究。中国过去只讲农轻重，没有了服务业。
 　　结构组开始全面听取汇报。每周至少听取三位以上各工业部综合计划司司长带着处长来做的汇报。一个一个部，完整地听下来，形成一个总体概念。
 　　此时，马洪对于经济结构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1979年7月下旬，在财经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开的座谈会上，他第一次系统地谈经济结构问题。
 　　首先提出问题：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同世界各国相比，发展速度都是相当高的，为什么别的国家富裕起来了，中国却很穷？为什么生长增长，生活困难？他的回答是，国民经济结构有严重缺陷是一个重要原因。举“以钢为纲”的方针为例，马洪追问:这是哪儿来的？是上帝决定的，还是长官想当然、拍脑袋、天才意志决定的？还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钢只有成为最终产品时，才能供人们消费。应该由农业、工业发展的需要决定钢铁生产，而不是由钢来决定其他。1958年大跃进时决定钢产量翻一番。难道对钢的需要量一下子就翻了一番啦？他语重心长地提请大家：“‘以钢为纲’究竟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在党内是可以讨论而且应该讨论的”。当时中国的钢产量超过3000万吨。马洪以美国、苏联、西德、日本钢产量3000万吨时的经济结构与中国比较，得出，我国虽然用了很多钢铁，并没有做出相应的事情来，是一种以钢为纲的、重轻农的、闭关锁国的不合理经济结构。
 　　此时，结构组的工作目标和内容已十分明确：弄清楚我国经济结构的历史、现状、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更深层的目的是，总结30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研究一些主要国家，探索其经济结构发展的规律性，找到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结构。
 　　酝酿了好多次，结构组决定从10个方面开展调查研究：一，产业结构；二，技术结构；三，经济组织结构，包括专业化组织，联合化组织，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大、中小型企业的关系；四，所有制结构，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的相互关系；五，产品结构和进出口产品结构；六，就业结构；七，投资结构；八，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九，价格结构；十，积累和消费的结构。结构组还打算研究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比较理想的经济结构是什么样子。研究3年调整时期和今后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应的产业政策，提出逐步向合理的经济结构过渡的办法和步骤，为编制近期和长远的规划提供依据。
 　　400多人的队伍,200多人搞理论,100多人作为综合调研直属队，分别到十几个省市，包括广东，海南，江浙，东北等等，进行经济结构调查，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经济调研活动。调研进行了10个月，到80年春天基本结束。调研成果陆续上报国务院，提出在调整经济中必须着重加强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要讲究质量而不是数量。1979年计划会上讨论“六×五规划”草案时，吸取了一些调研成果。
 　　马洪和孙尚清要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专著，在报刊上发文章。他俩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在1980年秋天完成，参加撰写的阵容十分庞大：有周叔莲、张卓元、杨坚白、李学曾、刘中一、戎文左、孙尚清、邱靖基、于祖尧、杨圣明、汪海波、陈吉元、张曙光、吴敬琏等数十人，共二十六章，分部门讨论中国经济结构现状、问题，提出调整和改革的建议。开篇第一章《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周叔莲写；最后一章是吴敬琏所写《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他指出，结构和体制互为因果。集中计划体制来源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反过来又加强这一路线，造成结构失衡。长期以来，限制、排斥市场的作用，导致生产和需要脱节，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发展的决策权几乎完全集中在党政领导机关，个别领导人的目标和意志处于支配地位，加上各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决策失误等，使得既没有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也没有生产的高速增长。这本书1981年出版，一上市便脱销。有评论称它是中国第一部用数字说话的经济类著作。它确实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本影响很大的书，有俄文版，英文版。当时的苏联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后为俄罗斯总理的普里马科夫来华访问时，曾专门就经济结构问题拜访马洪，认为当时苏联经济结构问题比中国更严重，而这种情况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必然导致的。
 　　结构组的调研对之后较长一段时间的经济结构研究有重要影响。1982年，马洪出版了《中国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以研究生身份参加结构组的朱嘉明1980年在《百科知识》上发表《经济结构和经济结构学》）和《国民经济基础结构》，然后写《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被纳入上海知识出版社的《现代化知识文库》丛书出版。当时正在考虑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钱学森还就这本书给朱嘉明写了一封信，讨论产业革命和经济结构的问题。可见，那时，经济结构问题不是局限在经济界的问题，它被当作一个新概念新知识来普及，启发了很多人的思想。一度非常流行的使用投入产出法也与经济结构研究相关。张泽厚留守多年，陆续出版了《经济结构研究丛书》十八本。孙尚清则以经济结构研究作为自己带博士生的方向。而相关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研究随后兴起。
 　　从经济结构的视角看，计划经济的问题就彻底显现了，这对否定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起了相当的作用。
 　　（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