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翁永曦（1948-）、王岐山（1948-）、黄江南（1949-）、朱嘉明（1950-）联名写文章，得“四君子”之称，开青年组合先河。之后，青年经济学家三五成群形成了若干组合，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作用和影响。其中，1984年9月莫干山会后，以华生（1953-）、何家成（1956-）为首的组合，连发创举，持续时间最长。
 　　上莫干山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有：华生、何家成、高梁（1948-）、张少杰（1953-）。张少杰在企业组，其余几位在宏观组。宏观组里讨论价格改革有“调”、“放”两派。各自参加完组里的讨论，他们和中国人民大学计统系的研究生蒋跃（1958-）一起继续关于价格改革的讨论，思来想去，能不能边调边放、调放结合呢？当时的工业品已经是一物两价甚至多价，这个现象对于价格改革有什么意义呢？此时，需要纯粹的理论思维，顺着这个思路前进，又花了一个晚上，他们终于得出了“很令人振奋的结论”（张少杰语）。简言之，就是双轨制。于是，他们申请挂牌讨论。这是莫干山会的一绝，可以挂牌讨论。这天晚上，华生讲方案，张少杰讲理论，其余各有侧重。五十多人参加，从七八点钟吵到半夜。后来，华生作为代表向张劲夫作了汇报，并为价格改革报告写了一份附件：《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没想到赵紫阳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大意是：“调放结合”方案很有启发，这个办法风险比较小，又可以解决问题。不久，便形成了政策。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在《经济研究》上联名发表《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
 　　何家成是81级，1984年毕业；其余是82级，1985年毕业去了各自单位。在以不同的排名顺序写了几篇文章后，一个新的组合出现了。除了华生、何家成，还有两位同学，分别是国务院经济调节办公室的张学军（1954-）和社科院财贸所的边勇壮（1954-）。此外，便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罗小朋（1947-）。
 　　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但是，什么是它的有效实现形式呢？经济学家都在探索。华生们认为经济改革必须完成两项基本工程：一是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二是所有制基础的再造。他们以两篇长文系统阐述：《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试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再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简称《构造》）。发表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3期的《构造》，从财产关系入手，提出资产经营责任制。它包括资产评估、收益分享和经营责任，通过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保证资产完整、增殖和收益；竞聘企业经理人，不搞行政任命等等。这个思路来自于农村改革的启示：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的不是产量，而是土地。华生们似乎觉得可以找到一条路，而资产经营责任制便“是在正确方向上的破题。”
 　　《构造》不仅获得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资产经营责任制，还在体改委支持下，在沈阳、南京、重庆、武汉、烟台、安徽等地开始企业试点。经济所组织了一个企业体制课题组，有华生、何家成、张学军、罗小朋、边勇壮、杜海燕、郭季平、袁刚明、张小明、王红领、刘小玄、魏辉等。眼看着自己的理论构想付诸实践，欣喜之余是感觉责任重大。他们花大力气向地方政府和试点企业讲解理论和方案。所到之处，书记、省长都热情接待，支持改革开放，支持试验。重庆市市长肖秧就是一位积极支持者。经济所科研处处长俞敏声还介绍课题组去烟台，因为他的弟弟俞正声时任烟台市委书记。
 　　经过一段试验，从理论和实际操作上总结了很多问题，1987年初，他们编写出一本小册子：《资产经营责任制》，由何家成、杜海燕总纂和定稿，5月出版。这是一本实用手册，以问答方式讲解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意义和作用、企业的内外部关系、试行方法和程序、责任和奖罚、合同的变更和中止，还有试行条例、试行方案、招标启事、理事会章程、招投标暂行规定、标书及答辩评分标准以及试点企业改革情况等等。时任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的董辅礽（1927-2004）在序言中开宗明义：“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一个基本困难是，在向目标模式转换时，缺乏通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现实途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公有制和商品经济实现兼容。”“资产经营责任制……提供了一条富有创新意义的思路。”
 　　1988年中国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是，比华生他们设想的总局低了一个格，而且主要做政策研究。直到2003年成立国资委，建立国有出资人制度，才接近他们当年的想法。社科院研究生院83级研究生，现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有一次见到华生说，现在我们还在用你们当年提出来的办法。
 　　如果说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有发明权或者专利的话，国有资产管理局的首创专利应该属于华生和他的同伴。
 　　“提出资产经营责任制，费了很大力气，但真正推进是很难的。”华生坦承它的历史局限，特别是在没有资本市场的情况下。
 　　1988年，华生、张学军、罗小朋在《经济研究》发表了7-8万字的长文《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与前景》。他们写道：
 　　“当前改革的困境在于改革的深化已经触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定和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历史特别是一部中国史反复证明，官权的膨胀从来是改革的主要威胁和社会危机的前兆。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文章结尾是那句被马克思和黑格尔引用过的：“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在第一个十年，又是这个组合，对于改革做了如此重头文章。它突显了华生的犀利锋芒，受到挑战，引起巨大反响。针锋相对的批评是发表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2期，石小敏、刘吉瑞所写《经济学家首先要尊重历史和事实—评华生等《中国改革十年（回顾篇）》。它写道：“《十年回顾》一文采用直接指名道姓地批评自己的论敌的方式，打破了我国经济理论界许多人墨守不移的‘文章不争论，争论不点名’的陈规，也是有益的。”毕竟，这是一种健康的学术和观点之争，八十年代式的，难能可贵。
 　　1984，1986，1988，循着这个轨迹看去，华生团队最突出的特点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开拓。所有的知识都是拿来用的，决不固守。华生说：“经济学以严格的假定为前提进行推论，但在中国急剧变化的时代，很多严格假定的条件不存在，所以简单照搬不行。”
 　　华生组合有这么多因素。早年的社科院研究生院没有校址，借居玉泉路11学校的两栋小楼。82级经济各系同学，每周一次，聚集在张学军、张少杰、高梁他们宿舍，讨论时政，交流读书心得。这成为他们日后合作的基础。华生和比他们早一级的何家成的合作始于莫干山。而罗小朋，1978级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早先在农村发展组做农村调查时，应征在校研究生，华生、张学军等人都是参加者。从那时他们开始有了交道。华生，文章好，勇于辩论，有学术偏好；何家成看问题深，勤于思考；罗小朋，性情中人，在发散式思维中时常闪出亮点；张学军和边勇壮性格温和，勤恳。这是一个稳固而有力量的组合。
 　　他们毕业的1985年，恰逢已经当了7年的，社科院最能干的副所长董辅礽上任所长，实行所内重组，破格提拔。成立微观经济室，任命华生为主任；成立宏观经济室，任命何家成为主任；成立发展经济室，把分到国务院经济调节办公室的张学军请回来任主任。而边勇壮是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的学生，自然留在财贸所。张卓元也是放手使用，先是让边勇壮当价格室副主任，后来是物资经济室主任，支持他跟经济所的人一起写文章。这些老师的恩泽，让饱经沧桑，如今五十多岁的学生回忆起来，感激不已。边勇壮说：“董老师开一代新风，大刀阔斧。”当老先生还没有机会评职称时，他们就被破格提拔成了副研究员。据说巴山轮会后，何家成在写纪要时加入了自己的东西，被刘国光看到，非常欣赏，毕业几个月就让他当室主任。众所周知，社科院经济所这个老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累积了很多矛盾。然而，老一辈学者没有因为自己这一辈的矛盾影响对于年轻人的欣赏和使用。青年们还特别感谢《经济研究》的常务主编唐宗焜，“我们发文章，他从不置疑，无论是篇幅上还是内容上。按理，一年不能发那么多，可是一年发我们好几篇。”
 　　除了师长，还有政府领导的求贤若渴和对青年的提携。莫干山会后，华生经常受邀参加国务院会议。被邀请的青年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华生的角色是谈城市改革。无论多高级的干部和领导，对他们都特别友善。“那时很单纯，没有想别的。也没说要和某位领导拉拉关系，谋个一官半职。开会的气氛宽松，大家畅所欲言，只是研究问题。”华生说。
 　　1986年，赵紫阳有一次外出要求华生同行。在专列上，华生给总理讲资产经营责任制。赵紫阳问他：“现在这些事情都是财政部的，这不是把钱从财政的这个口袋放进那个口袋吗，这两个口袋（财政部和国有资产总局）有什么区别呢？”当时大家对于以一个独立的资产管理系统作为产权代表确实还不理解。不过，总理支持他们试。
 　　2008年，华生、罗小朋、张学军、边勇壮以一字之差，再写同名文章：《中国改革三十年：回顾、反思与前景》。
 　　这是一段佳话。成就这段佳话的是八十年代的天时地利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