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1979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有如下消息：元旦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中美建交。居然在一天里发布这么多标志历史转折的事件。接下来，1月18日至4月3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分两个阶段召开理论务虚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第一次认真讨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确定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
 　　必须改革，这是共识。但是，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改成什么样子？尚来不及想。即使后来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头脑里，也并没有蓝图。改革的序幕，是被一双历史的大手拉开的，所有的演员、导演都在场。然而，这是一场没有脚本的改革。
 　　1979年7月2日，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成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以下简称体改组），要充当“编剧”的角色。他们的任务是，制定出一个适合国情、办法配套、步骤恰当的体制改革方案来。体改组组长是张劲夫，副组长是薛暮桥、房维中、廖季立、刘明夫。专职成员有廖季立、柳随年、季崇威、徐景安等。本着大改着眼、小改着手，从7月下旬起，体改组一边请各部委和理论界人士座谈，一边收集国内外体制改革情况。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几位经济学家身上。他们刚刚从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站在新时期的起点上，激情满怀，迸发出积蓄已久的能量。其头脑之清楚，感觉之准确，预见之高明令今天的我们为之骄傲。
 　　从7月24日至8月上旬改革总体设想座谈会的发言摘要中看到，薛暮桥说：体制改革的根本道路就是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管理经济。要准备冒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明夫连发15问，诸如如何保证把商品经济纳入社会主义道路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等。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孙冶方讲到经济民主化必须有政治民主化来保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国光系统而清晰地论述经济体制模式选择、集权与分权关系、企业自主权、发挥市场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同为副所长的董辅秖则单刀直入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
 　　10月份，体改组草拟出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因为不成熟，没有提交给财委审议。而邓小平听说有这么一份素材性的稿子后说，可以披头散发和大家见面，征求意见嘛。于是，1979年12月3日，体改组把《初步意见》提交给全国计划会议，15日张劲夫做了一个说明。
 　　一上来，张劲夫先说，对于怎么改，大家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些问题也一下子吃不透、看不准，还需要探讨。这个稿子是抛砖引玉，可以推倒重来。它只是一个总的设想，不是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主要是为了解决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如何起步两个问题。
 　　“方向准、起步稳”，是张劲夫提出来的一个原则。
 　　《初步意见》主张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扩大企业自主权，划分中央和地方职权。具体地，拟定了五项改革目标：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把单纯的行政管理，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
 　　至于如何起步，他们提出，调整期间需要适当集中，改革要求适当分权。在国民经济调整任务没有基本完成以前，匆忙进行大改，不仅改革本身不能顺利进行，还可能打乱调整的部署，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对于旧体制中必须改而又可以改的部分，要积极改革，先立后破。一两年内，要拟定出改革方案和实施步骤；包括调整价格和税制改革方案；做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组织公司的试点；全面推行固定资产有偿使用、流动资金全额信贷、部分基建投资实行银行贷款、部分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化管理、一般民用建筑由专门的建筑单位统建、学校和行政单位支出实行计划包干。
 　　据体改组成员徐景安一次接受采访讲，1980年初，李先念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国务院财经会议，讨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参加的人员都不谈正题，东拉西扯。到了8点45分，李先念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对于与会者不发表意见，徐景安表示理解。因为，“他们对于怎么改，改什么，想都没有想过。”
 　　体改组只存在了一年。1980年初赵紫阳从四川省委书记任上招进北京，3月被委派主抓经济，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9月受命国务院总理。四川是国有经济改革的试验地。从1978年第四季度起，那里就开始了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80年6月已经扩展到全国6600个国有大型企业。没有脚本的演出难以为继。显然，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有意推动改革方案的出台。
 　　5月8日成立的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体现了把改革纳入一个总体规划的意图。体改办的职能是制定改革总体规划，协调各方面改革。杜星垣任办公室主任。薛暮桥任顾问。又要另起炉灶起草《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了。六、七月间，薛暮桥接连发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等一系列文章。他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一种商品经济；计划调节要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这些思想都被写进了《初步意见》。这确实是一部崭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其中最具突破性的创见是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完稿之时，恰逢中央召开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领导决定把《初步意见》提交会议讨论，指定薛暮桥在会上作一个说明。
 　　薛暮桥是一个理性、谨慎、内敛的人。从外表，人们不易发现他的感情变化。然而，今天重读他的说明，可以十分强烈地感受他的激情、热望和理想。他说：“我们起草这个文件时，深深感到所谓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
 　　“经济宪法”，何其崇高的标志！这确是那一代杰出人物的理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
 　　“现在我国的《宪法》是要解决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活动准则问题，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则要解决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的准则问题。”他向大家解释《初步意见》中一个又一个挑战30年教条的思想突破，号召大家讨论，看看这样的认识对还是不对。
 　　总书记胡耀邦大为赞扬《初步意见》和薛暮桥的说明。各省书记要求印发薛暮桥的发言稿。而发言稿是在开会前头一天刚写出来的，还没来得及修改。胡耀邦说先不修改了，拿去印吧。毕竟，人们对于改革十分生疏，会上并没有展开讨论，作出决定。《初步意见》只是作为供大家研究的草案。会后，也没有公开发表。
 　　重新想想邓小平的“披头散发”见人，李先念的“看不懂”，“先发下去”，和胡耀邦的“先不修改”，这分明是一出边演边排边导的历史剧。细节，在此时此刻，在这样的大历史面前并不那么重要，还不是精雕细刻的时候。从中，我们看到，这些共产党的元老，和参与过共和国创建的像薛暮桥这样的人，对于历史变迁、变革的需求、责任感、紧迫感和行动能力。这时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历史。
 　　有评论说，第一份《初步意见》囿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框框，思想解放不够；第二份《初步意见》，在理论上有巨大突破，堪称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是划时代的。而也因为它的超前，在高层对改革思路尚未达成共识时，除了有识之士的激赏，并没有成为政府的决策。历史常常是这样，高瞻远瞩的思想，一时不被接受。不过，凡是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终究会成为人们的共识。
 　　前后两份《初步意见》，凝聚了那个时代先进人物对于改革的全方位思考，其影响力最终化作经济改革整个行动方案的一块牢固基石。在这块基石上，深深地刻着我们今天想起来就素然起敬、在未来想起来也会素然起敬的人们的印记。（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