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里的书架上摆着四册《国外经济学讲座》，绿皮，扉页上写着张纯音老师赠，时间是1980年11月2日。张纯音是社科院经济所研究人员，顾准的好朋友，去世二十多年了。这一切，都标识着已经久远的八十年代，以及西方经济学在那个时刻的登堂入室。
 　　这四本书，印得简朴，注明“限国内发行”。但是，出书的目的和内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全部讲座六十次，覆盖面极广。以第一册为例，有宏观经济分析、经济政策目标分析、人力资本理论、消费经济学、微观经济分析、西蒙等人的现代决策理论、经济增长论、发展经济学、哈罗德多马模型、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计划经济问题的论战等等。此时此刻开展国外经济学讲座，既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仓促上阵，它是在中国改革决策集团推动下实施的。他们显然意识到，中国需要焕然一新的东西，需要新的理论方法，改变思维模式，开拓想象空间，而传统政治经济学不论是理论体系还是话语系统都不足以支撑中国的改革，没法和世界对话。
 　　1979年6月下旬，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各部负责人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开会，要求大家结合起来，对我国经济情况和政策，进行调查研究，并决定成立四个调研组，即经济管理体制组、经济结构组、技术引进和企业现代化组、经济理论和方法组。这四个组的工作方向，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中国改革的四个基本领域。其中，负责经济理论与方法组的是于光远。
 　　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同时因为他的教育背景和涉及的领域，成为这个阵营中，最有条件与西方经济学界人物沟通的人。就是他，推动着开辟了西方经济学的课堂，也是思想解放的课堂。他的道理有意思，“没有理由拒绝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理由拒绝吸收西方经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还说：“偏爱可以，偏见不可。”
 　　这构成了改革开放伊始的交响曲：一面拨乱反正，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面开堂宣讲，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与此相呼应，1979年9月，许涤新、陈岱孙、胡代光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于光远领导的理论方法组委托研究会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从而，使这件事有了官方背景的支持。
 　　这是一个大舞台、大契机。讲座从1979年11月开始，每周一次，总共四十多位老师讲了一年半时间。谁是听众呢？听众有科研人员、有高校教师、学生，还有参与经济改革的国家工作人员，从事政策研究的人，其中不乏能够影响重大决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传播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为改革提供思想资源的学习班，培训班；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扫盲班、普及班，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实践。从此以后，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语系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宏观、微观、供给、需求、市场、创新、均衡、投入产出、经济预测、货币主义等等，成为人们交流的新概念和语言元素。不能设想，没有这样的元素，中国改革的观念、模式怎么能够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综合平衡等一系列与计划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相关的语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是一场革命。
 　　二
 　　除了政府背景，开讲西方经济学还因为，中国本来就有一批训练有素的教授。他们大体是在20世纪初叶到20年代出生的人，或前往西方、日本留学，或在中国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其中一些人在1949年以前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非常遗憾的是，他们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历史，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西方经济学不仅没有用武之地，甚至成为批判对象，被打入冷宫。在漫长的岁月中，有些人去世了。而活到改革时代的一些人，也已经垂垂老矣。长者80岁，少者也60岁了。在这儿，我按捺不住地想把做讲座的老师名字写下来，不仅因为他们可敬可爱，也因为这样的机会不多：
 　　北京大学的陈岱孙（1900-1997，哈佛博士）、罗志如（1901-1991，哈佛博士）、陈振汉（1912-2008，哈佛博士）、范家骧（1924年生，北大毕业）杜度（1915-2000，中央大学研究院硕士，留学伊利诺斯大学）、胡代光（1919年生，曾就读于中央大学研究院）、厉以宁（1930年生，北大毕业）；中央财经大学崔书香（1914-2005，哈佛硕士）；社科院经济所朱绍文（1915年生，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毕业）；农业大学安希伋（1916年生，留学华盛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陶大镛（1918生，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中民人民大学高鸿业（1921-2007，科罗拉多大学博士）；华中工学院张培刚（哈佛博士）；武汉大学朱景尧（留学威斯康辛大学）、谭崇台（1920年生，哈佛硕士）；上海师范大学陈彪如（1910-2003，哈佛硕士）；复旦大学吴斐丹(1907—1981，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复旦大学宋承先（1921—1999）南开大学滕维藻（1917-2008，毕业于西南联大）、易梦虹（1916—1991，威斯康辛大学硕士）、钱荣堃（1917-2003，伦敦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学博士）；辽宁大学宋则行（1917-2003，剑桥大学攻读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博士）……。
 　　阵容多庞大！几乎网罗尽所有对国外经济学学有所成的人物。讲座之后，有些人从此走上历史舞台，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力，比如厉以宁；更多人，守着讲台默默耕耘至死；也有不久就去世的，像讲“新古典综合----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吴斐丹。
 　　中国原本有很好的西方经济学基础。早在1935年前后，一批经典经济学著作被翻译出版。1963-65年，又有一次西方经济学名著翻译出版高峰。很多热爱经济学的青年至今能数出在私底下读过的汉译名著。北京、武汉、上海、天津都是西方经济学的重镇。有80年代的研究生议论北京的两个高手：北大杜度和人大高鸿业。高鸿业1980年所译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影响了几代人的经济学思维和道路。无数人享受过高鸿业先生优雅的译笔，只可惜这样的翻译已成绝响。直到80多岁，高鸿业每个月还要从西三旗的家去一趟国家图书馆，“要不总觉得少点什么。就去外文新书阅览室看看有什么新书没有，看看新到的杂志上有什么新的动向，多了解一些情况，到时候学生有问题，我好歹可以跟他们说。”他还说过：“我能干活的时候没有机会，有机会能做点事情的时候又老了。”而照高鸿业说起来：“杜度可比我懂得多多了。杜度不写文章，可是问什么他都懂，可能是懂得多了，觉得都没必要写了。”听杜先生的博士生讲导师对西方经济学整体把握拿捏得多么好，又见树木又见森林。幸遇改革开放，给了这些步入老年的教授最后一次机会，我们为中国历史庆幸，为他们庆幸。据说武汉大学在1980年代所拥有的海归比后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还多。前者接受经济学训练时的年轻、纯正，国学功底、道德风度以及家国情怀，恐怕是后人很难超越的。
 　　“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早已被“现代经济学”取代了。而在80年代，所谓西方，不以地理论，以阶级论。马克思是西方人，《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不属于“西方经济学”；“西方”，特指资产阶级。“西方经济学”的前身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听过这样一个传说：当初人大、北大和清华的几位教授在一块“取名字”时，怕取不好影响学科发展，想来想去琢磨出来这么一个折衷的名字，避免了“资产阶级”的标签。
 　　三
 　　西方经济学的喜剧登场掩不住它曾经的悲剧命运。1957年，不能不记。这年5、6月，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北大经济系教授陈振汉两次邀请同系教授徐毓枬、罗志如和中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巫宝三，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中国人民银行干校副校长宁嘉风聚会，谈经济学现状及发展，起草了《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这成为经济学界反右派斗争的一件大事。《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经济学界反右派斗争专辑》，集中批判陈振汉，罪状之一就是“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因为《意见书》说：“我们主张：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应该本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精神，先彻底研究后，考虑是否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利用的问题，而不是预先存着一无可取的想法，对之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它被说成是“经济学六教授”向党进攻，陈振汉被打成大右派，在经济系资料室从事翻译和资料整理工作。1955年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厉以宁也在经济系资料室工作，得缘和陈振汉交流，系统阅读了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国外经济学期刊，翻译经济史著作。在胡代光教授支持下，厉以宁办过一份内部油印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出了30多期。这些储备，为他最终实现老师们《意见书》的主张而埋下了伏笔。
 　　60年代，毛泽东提出要开一些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课程，北大经济系决定开设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罗志如为高年级学生主讲这门课，并指导这个方向的研究。中宣部还组织编写《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五册，分别是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和人民资本主义，由樊弘,高鸿业,严仁赓,罗志如,巫宝三,孙世铮,胡代光编著，商务出版社只出了四册，“文革”一来便中断了。
 　　1978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招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专业研究生。顾名思义，似乎是要培养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后备力量。35岁的梁小民就是从东北林区考来的研究生。杜度、胡代光、范家骧、厉以宁几位老师讲课时并不以批判为主线，而是让学生了解西方经济学。陈岱孙为77级本科生和78级研究生讲授经济学说史，是他最后一次上大课。厉以宁在给本科生讲过一个学年大课后，便由1981年毕业留校的梁小民接任了。在那个连称萨缪尔森为著名经济学家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罪状的年代，梁小民因为坚持只介绍不批判，而受到指责。
 　　打破僵局的还是陈岱孙。他在1983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上发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6日加编者按转载，肯定了陈岱孙的基本观点，使西方经济学有了一个合法的生存空间。
 　　四
 　　以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讲座开头儿，紧接着一个一个行动引发了重大的变化和影响。
 　　西方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开始。最初脱颖而出的人物就是厉以宁。1980年，厉以宁在北大第一次开讲西方经济学大课，78、79级一块儿上。如今社科院世经所所长张宇燕和北大经济学院教授王跃生都是世经79级学生。张宇燕说：“刚学完政治经济学，一听，它的逻辑、概念非常清晰，耳目一新。”那样的盛况，至今回想起来也是美景。阶梯教室的讲台、窗台、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外系同学也来听，提前占座。没有教科书，记笔记。王跃生说其实他口才不属于特别好的，略微口吃，可就是吸引人，有思想，有技巧。而厉以宁做起讲座来，就更轰动了。他的讲课内容，后来整理成《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于1983年出版。前后几年，他还出版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张培刚、厉以宁著，1980）；《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胡光代,厉以宁主编，1982）；《简明西方经济学》（厉以宁著，1985）张培刚、《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厉以宁著，1986）。1987年，世界银行向教委建议修改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后来被采纳，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成为财经类专业的必修课。
 　　中国进入了一个与西方经济学全面交流的新时代。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受邀来华，在京做了三场讲演：《货币和通货膨胀》、《八十年代的西方世界》和《市场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运用》，社科院副院长宦乡、许涤新和陈岱孙都参加了。同年夏天在颐和园举办的数量经济学讲习班，由克莱因（1920年生，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率领七位美国教授授课。其中的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1929生）教授，此后又多次回国，从1984年开始和教委合办暑期教学班；1985年发起“福特培训班”，出版《中国经济》，安排赴美留学生。世界银行也在1986年与中央财金学院合开国民经济管理讲学班，培训政府官员。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等人应邀参加巴山轮会，讨论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和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人热情而又审慎地听取、学习、采纳，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和逻辑。
 　　从一开始，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就是一个课题。陈岱孙说“既要反对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又要反对盲目迷信、机械照搬的作法。”那些忠于学问、忠于教书的教授，将西方经济学从书斋、课堂推广出去，再被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的学者接过来，换一种语言表述，使之本土化，国产化，对政策产生影响。像薛暮桥、马洪这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扑面而来的潮流，加入支持的行列。受苏联模式经济学训练的中青年，则是补课，刻苦学习现代经济学，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实现把现代经济学和改革实践融汇贯通的转换，进入改革前沿。
 　　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1980年来华时的一个观察：（主要官员）“几乎没有读过中文与俄文之外的著作，也没有去过任何西方国家。……对市场或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惟其如此，才突显了中国高层的卓识远见。这需要了不起的智慧和开拓精神！不过弗老忘记了邀请他的钱俊瑞（1908—1985）就是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相比苏联转轨，中国因为有香港、澳门、台湾，因为受西方教育的人还有少量留存，成为一个优越条件。现代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如果不是在改革最初时刻，那样大张旗鼓，中国会在僵化的思想体系中耽搁更久；改革开放，也全然没有思维的基础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符号。
 　　（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