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23期

　　陈毅自责有犯大错误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前期，我随8341部队去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支左。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不定期的下车间参加劳动外，主要任务是了解厂情、整理资料和对外宣传。1968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第一次来厂检查工作时，在军代表会议上宣布：“陈毅同志这次来南口厂搞调查研究是中央安排的。他是一位老同志，对搞调查研究很有经验，大家要支持他的工作”。陈毅当即站起来轻轻地鞠了一躬，说道：“哪里有什么经验，我有犯大错误的经验。来工厂是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当然也向在座的各位学习，我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说着说着，他的眼圈红了，激动得几乎哽咽起来。此情此景，使人相当尴尬，我心里更不好受，他毕竟是我很熟悉的一位老首长啊！

　　至于陈毅下来的原因，汪东兴没有多讲，不过我们猜想可能与“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有关，后来汪东兴在军管会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谈到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一些情况时，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1967年2月，由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以前的军委会议上，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为主要代表的副总理、元帅们，对中央文革别有用心的人诬陷老干部、乱党、乱政、乱军的种种恶劣做法，进行了旗帜鲜明、强有力的斗争。特别是在中旬一次碰头会上，谭震林发言时竟激动得站了起来，大义凛然地说：“我从井冈山上开始，跟毛主席干革命，历尽艰辛，毫不动摇，一直跟了40年。现在你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这个样子，我不明白到底是安了什么心，这样下去，我是跟不上了，只好不跟了……”很快，善于政治投机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经与江青策划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结果可想而知，这些老同志挨了严厉的批评。之后，陈毅被取消了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发言权，下放到南口厂搞调查研究，不过还算幸运，保住了“老同志”的尊称，没有像谭震林那样，隔离反省，被赶出中南海，遭受多次批评斗争。

　　但愿“害中取小”

　　南口地处城北，靠近山区，除了一个有3000多名职工（包括技校师生）的机车车辆厂外，全镇仅有一条简易小街，比较清静、封闭。陈毅的到来，许多职工觉得好奇，各种议论不少，有的说：“他是搞军事和外交的大人物，来这里看厂房、机器、工人，不靠边。搞什么调查研究，摆摆样子，走马观花而已。”也有的说：“他历史上同刘少奇关系密切，交情很深，运动来了，刘少奇出事，他还有好果子吃？”更有甚者说：“为什么到处有两派？我们厂里有两派。原因很简单，就是掌权的，要保权；无权的，要夺权。一个想要，一个不给，能不打架吗？陈毅属于当权派，但斗不过中央文革那些有后台的无权派，被赶下来了。”

　　对于这种群众中的自发议论，军管会只是听听而已，不予干涉。不过有一次是个例外，那是陈毅进厂10天后的一个中午，我陪他到职工食堂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有几个小伙子端着碗，故意乐哈哈地挨着我们坐下，其中一个有礼貌地叫了一声“陈毅同志，您好”之后，立刻要求解答“二月逆流”是怎么一回事，另外两个也乘势附和着。这一举动，来得突然，我很被动，而陈毅则迅速做出回答：你问的事，我知道一些，在这里告诉你，有些不方便，大家都在吃饭，人多噪音大，讲话听不清楚，我看吃完饭你到大楼二层档案室来，我同你谈好不好？（档案室是我的办公室），小伙子见军代表比较严肃，便站起来说：“有空去，没空就不去了。”

　　军管会领导，为了保证陈毅调研工作正常进行，召集厂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和家属代表共20余人开了一个集欢迎和通报性质的座谈会。会上按文件精神讲了一些“二月逆流”和“大批判”等问题外，着重要求大家理解中央的安排，为陈毅工作提供方便和必要的安全保证。

　　陈毅也发了言，他说：“南口厂由8341部队实行军管以来，你们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停止‘内战’，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生产上去了，生活安定了，我为你们取得的成绩高兴，广大工人不愧为生产劳动、创造财富的实践者，也是工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者。你们比我高明，是我的老师。我在上面时间久了，思想僵化，跟不上‘破四旧’的新形势，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要在领导岗位上工作，所以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甚至很大的错误，大字报上‘陈毅是二月逆流的急先锋’，就是对我错误的严厉批评……”在座的代表们个个都睁大眼睛看着陈毅，还时不时地连连点头，表示赞同。轮到自由发言时，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不知不觉竟讲了陈毅四条优点：一、不带警卫员；二、不带秘书；三、自己提着小板凳参加车间工人学习会；四、坚持到职工大食堂吃普通饭菜，用的是水泥桌子，坐的是水泥的凳子，这把年纪，天气又冷，多让人感动啊！散会时有两位职工代表上前紧紧握住陈毅的手，动情地说：“我们相信，您会在‘害中取小’的。”

　　时年，陈毅已是66岁的老人了，但工作起来，依旧干劲十足，雷厉风行，几乎每天都是上午九时进厂，下午五时回中南海。他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约查阅工厂相关资料20余份，参加工人班组学习会10余次，邀请各类人员座谈8次，找军代表个别交谈的就更多了。后来陈毅是什么时候向中央递交正式调查报告的，南口厂军管会和军代表全都不知道，当然，也不应该知道。听到此事的时间，是汪东兴第二次来厂，他在少数人会上对我们说：“前些日子，陈毅同志向中央递交了调研报告，中心意思讲了三个好，即：南口厂解放后比解放前好；‘文化大革命’后比‘文化大革命’前好；8341部队进厂后，比没有进厂前好。毛主席近日看了他的报告，基本同意，但未作批示。”别的再没有细说。

　　多数人认为：到底是在中央工作多年的老首长，有思想、有水平。也有的怀疑：是不是重压之下的软服？希望不是违心话。然而于我，总忘不了那次座谈会上，两位代表致陈毅“害中取小”的赠言。

　　在离厂前夕的日子里

　　自从我们知道了毛主席对陈毅的表态后，都替他松了一口气，他本人也随即变得活跃起来，虽然还是每天到厂，但中午饭已不再去大食堂吃了，改在办公室，一小盒饭菜是从家里带来的，还自备了一只小电炉，简单、方便、可口。由他主持的调研会不开了，但阅读“支左”简报和同军代表聊天的次数多了，缩小了等级距离，似乎成了一般同志关系。有时他也去车间，但已不是参加工人们的班组学习了，而是以看望大伙和参观、考察的心情，听取新设备和新产品的出厂情况。一次，当他参观到因战备需要，经上级批准专门生产半自动步枪的车间时，兴奋不已，还特地请来军管会副主任，8341部队后勤部部长韩二和及几个相关军代表，详细询问了枪支图纸、特种钢材的提供单位；人员的技术状况，年龄结构；车间的安全、保密制度和成品枪支的检验程序等等。大家如实一一作了汇报，在谈到个别枪支连发到3500发子弹，卡壳不能用时，他笑了笑说：“一口气要打完标准数7000发子弹，人都有点吃不消，哪有百分之百都是好的？一个民用工厂，说要生产枪支弹药，就能生产出来，多么可贵的应变能力啊！”

　　陈毅要离开南口厂的前一天，又把我叫去问了一些关于各地来厂学习“经验”的情况（包括外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在中国上学的孩子们），当我汇报到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南口厂军管会反复宣传的“敌我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个问题时，他忽然打起手势，叫我停住：“能用实际例子讲得更清楚一些吗？”“能。”接着我说：军代表进厂当天，发现地下室关押着30多名本厂干部、工人。据造反派头头介绍：被关押的人，都属于“敌我矛盾”，要他们交代问题，所以关起来，实行专政。第二天人事部门交出一份专供来厂外调人员用的《政治审查》名册簿，上名册的100多人，除了填写着这样那样的具体问题外，政审结论一律都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字句。为慎重起见，军管会反复查问有关负责人，被关押的，有无新的破坏活动或犯罪行为？回答很干脆：“没有。”“既然没有，就不能随便剥夺人家的民主权利，应立即放出来，并允许回家或上班。”头头们急了：“不是明明写着属于敌我矛盾吗？现在是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敌我矛盾，就得专政！”原来如此。事情很快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经过连续数天的走访、调查、谈话、请示、学习，迅速取得一致意见：这是一个执行和落实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政策问题。按照他们的做法，暂不论事实真伪或大小，在个人档案卷宗里，存着“敌我矛盾”或“历史反革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政治结论。表面上看似乎清楚、正确，实际上含糊得很，极难准确把握。运动一来，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影响下，多数人只看前面一句“敌我”，不管后面一句“人民”。性质更严重的，是这些人的家属、孩子、甚至亲朋好友，在入党、入团、提干、参军、报考大学等方面，都要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有的甚至会受到终生影响。因此，我们对外宣讲时特别强调：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敌我矛盾是可以转化的，转化了的对象，就是享有人身自由、民主权利的人民。

　　陈毅听罢便问：“你们不怕会犯右倾错误码？”“不怕，这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只是敢公开地、大胆地重复几句罢了。”他点点头，笑着又说：“小张，你们军管会很有胆识，会抓住重点，工作细致，真是一批紧跟中央、紧跟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你也锻炼得不错嘛，在中南海里，你是招待服务人员，在这里，你是会做一些工作的军代表。送你一句话，‘勤奋学习，小可为上’。”我立刻站起来表示：“谢谢，我终身铭记。”

　　平静离别中南海

　　陈毅回到中南海后，在党的“九大”会上，虽被选为中央委员，保留着原来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职务，但未能进中央政治局，这就意味着他已正式从党中央高层退下来了。忙了一辈子的他，在家里清闲了半年，由于中苏关系已恶化到“说打就打”的程度，所以中央主要领导人和一些老同志，不得不进行战略疏散，陈毅也是其中之一。其时仍住在中南海内的朱德、李富春、董必武、王稼祥、胡乔木、陈琮英（任弼时夫人）等，将和陈毅一样，先后搬出中南海。在陈家要走的前一天，因要移交大门钥匙和处理一些琐碎事务，我特地前去看望。家里大部分人都离开了，见到的只有陈毅一人。他心情低落地跟我说：“在中南海住了十几年，认识了你们，为我工作了那么长时间，向你们表示感谢。现在依照中央的决定，我们和其他老同志家都要搬出中南海，恐怕还要离京在外地住一段时间，你们在这里继续好好为毛主席、周总理工作。后会能否有期？老天爷定吧。”我环顾空空荡荡的办公室，心一下不免一阵苍凉，曾经光彩高雅的场所，而今只孤零零地留着一张紫檀雕花办公桌，一张他在上海当市长时照的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的合影。他指着办公桌对我说：“这是我从上海带来的公家财产，我不带走，你们搬动的时候，一定轻起轻落，不要磕碰，这件东西比较珍贵，如果别人不用，可送给故宫博物院收藏，他们会保管。”说完他又拿起照片，对我讲：“现在这里面的人，死的死了，倒的倒了，即便还在工作的，日子也不好过（他指的是许世友），我拿着也没什么用了，把它送给你作为纪念，要是想到我们，拿出来看看也好。”我双手接住，深情地答道：“谢谢陈毅元帅，请多多保重，我们会再见面的。”不久陈毅怀着种种的置疑和仍旧坚定的信念，离开了中南海。

　　留下真话，惊世落幕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史称“九一三事件”。11月，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平反。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元帅们又荣耀地回到了中南海怀仁堂。不过此时，陈毅已重病在身，为了对历史负责，他在老同志座谈会上或与少数同志交谈中，除了愤怒揭露批判林彪叛国反党罪行和早期革命处于低潮，在江西赣南山区，经不起艰难环境考验，曾擅自脱离队伍，当过可耻的逃跑分子外，还实事求是地评价林彪在长达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组织大兵团作战的历史功绩。尤为感人的，是把自己摆进去，叙述当年井冈山时期，在某某地方与某某敌人打仗时，林彪的行动路线和组织指挥是正确的，而我陈毅是错误的，我不如他。当时在一片大骂林彪声中，这种不计个人恩怨、尊重历史、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的确难能可贵！后来中央向全国下发的“红头文件”里，也明确指出，林彪曾经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就更加说明了陈毅的心胸是多么坦荡！

　　因为听说陈毅刚做完大手术，所以我在怀仁堂工作时，尽量不打搅他，甚至不让他看见。根据现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一刻不停地讲完一个多小时下来，累得头上都出汗了，手拿水杯也抖得厉害。看来属于他的时间不长了，我心里默默地祝福、盼望他多来几次怀仁堂吧！多见见老战友吧！多讲讲话吧！仅仅过了一个多月，这位我敬重的老首长已病重得进不了食，不能行动了。又过了一个多月，1972年1月6日，陈毅同志被癌症夺去了生命。4天后，谁也没有想到，同样患病的毛主席亲自决定，去八宝山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消息传出，世界惊动。这是对离我们远去的逝者最至诚的悼念，也是逝者最大的光荣。尽管还在台上的“四人帮”竭力淡化它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广大干部群众，以及无数国际友人，无不传诵着毛主席的话：“陈毅是个襟怀坦白的人，敢于改正错误，是个好同志。”

    延伸阅读：心胸坦荡的陈毅元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