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访日归来第三天，1978年10月31日，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率一行二十三人去日本考察企业管理。副团长是徐良图、叶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任顾问。张彦宁是秘书长。社科院一共去了四位，还有马洪、孙尚清、吴家骏。
 　　日中经济协会盛情接待第一个来访的中国经济界高层代表团。包括小宫隆太郎等经济学家出面，介绍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脉络；经济企划厅和国土厅的官厅经济学家，从实际操作上讲解战后日本经济的运行、产业政策。代表团分成三个组，去了四十三家企业，有新日铁公司的君津和八幡钢铁厂，小松工程机械公司，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松下和东芝电器公司。在每一家，都要呆上三五天，听讲，看生产流程，交流企业管理经验。马不停蹄，连轴转。日本人午餐过后就工作。而习惯了午睡的中国人，又困又累，只能硬挺着。据说有一位曾坐在马桶上睡着了，还是听到鼾声的过路人发现了他。
 　　邓力群说：“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临其境去看资本主义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
 　　确实，这个资本主义给了他们太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深深的思索。
 　　邓力群描绘得仔细：
 　　“包括农民在内，一般都穿毛料子。服装样式很多。我们星期天到一条热闹的街上去，所看到的妇女，没有穿同样衣服的。接待我们的女工作人员，也是每天换衣服。衣服式样朴素大方，倒也不是什么奇装异服。”
 　　而此时的中国正流行卡叽布中山装，男女一律。出国时要体面，不能丢国家的脸，由国家补助置装费，每人可以做两套衣服，回来以后，上交一套，自留一套。如果是冬天，要穿大衣怎么办呢？社科院外事局有一间仓库，里面存放一些先前出国人穿的毛花呢大衣。出国人员可以去那儿挑，有合适的就穿，没有合适的才可以做。
 　　大家对西装都不在行。能做西装的裁缝师傅也少。行前，他们去有名的红都订做服装。邓力群是自己出的样子，请人家做了一套“西装”。这个“西装”的样式是，把中山装的领子改成西装领子，下面保留四个扣，比西装多两个扣。有了西装领就可以打领带，大框架还是中山装。听吴家骏老师讲这段儿时，他笑，我大笑。如此中西合璧，邓力群真是太有创意了！记得中国一度流行过男式小翻领衣服，不知是不是打他那儿来的，或是他先发现拿来的样子。吴家骏的西装，袖子长到手指头，又肥又短。日本人开玩笑说他穿的是中式棉袄罩衣。
 　　在东京，进了一家百货公司，琳琅满目，一问，人家经营了五十多万种商品。而我们的王府井百货公司只有两万两千多种。日本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都不错，这令邓力群印象深刻：
 　　“把车子放在路旁，不上锁，……工厂不生产自行车、摩托车的锁。他们的商店，下班时候不上门板，也没有铁栅栏。有些拍卖品，摆在窗外的台子上，下班不收进去。”
 　　一个公司，一上午要接待好几家，几点开始，几分钟欢迎词，几分钟答词，几点结束，都在控制之中。代表团不得不适应人家的节奏，完了这场，赶下一场。路上留出半个小时，不敢耽误。负责协调的人抽空就要提示现在是上厕所的时间，接下来就没有时间了。吴家骏觉得一切都像自动流水线，和生产组织一样。
 　　有一天参观工厂，路程比较远，怕堵车，他们出发得早，结果提前了10几分钟到达。司机把车停在厂外路边。代表团一行都纳闷儿，为什么呆在这儿不进去呢。原来是，人家夹道欢迎的队伍还没有出来，因为没到时间，不会早等在那里欢迎你。大概离预约的时间差两分钟时，代表团的车队才开进去，欢迎的人群晃动着小旗子。前后也就五分钟左右，代表团进到会议室，欢迎人群则回到自己的岗位。这种严丝合缝，着实令中国人领教了什么是秩序，什么是效率。而那时，中国人欢迎外宾，不要说事先排练的时间多长，当天早早地就等在那儿了。我上中学时，欢迎过蓬皮杜总统和班达拉奈克夫人，这两个名字至今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是因为我们长期欢呼雀跃地练啊！
 　　吴家骏说：原来我们讲有计划按比例。好像按比例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然而，在日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看到他们也按比例，而且是高超的比例。比如在丰田，一分钟一辆车被总装出来。我们问，你们的仓库得多大啊才能装这么多？人家答，不需要仓库，供应零部件的厂按小时送，这边车装出来运出去。生产衔接可以精致到这种程度，我们禁不住说，原来市场并不那么可怕啊！
 　　给邓力群印象特别深的是，1960年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让日本人全都知道，这个计划能否实现，和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他发现原来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日本较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有了很多新变化。
 　　兴奋而又高强度的三十五天。12月5日，代表团回到北京，很快写出了《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涉及：企业组织、企业计划、专业化和协作、质量管理、职工培训、日本企业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办法；提出了六个方面建议：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重视开发国内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鼓励竞争；以改革推动管理；加强立法和经济调节手段。
 　　不看不知道，日本企业既生产又销售；而中国的企业只生产，不销售，与市场不联系。再有，日本的重工业也生产耐用消费品。他们从战后起步，加强企业管理，用数学统计方法进行质量管理；工时测定、工序控制；重视市场营销、综合计划，高度重视发挥员工积极性。
 　　12月底，袁宝华和代表团成员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在“大跃进”前，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而之后的差距越拉越大。我们生产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因此，在引进技术时，必须引进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汇报得到了正面反馈。余秋里和康世恩批准印发考察报告。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
 　　回过头看，他们说对了一，没有说出二。越拉越大的差距其实恰恰是制度带来的。从1955-1976的二十年间，日本工人收入增长了2.1倍。除了工资，每年分红两次，每次分红增发1-3个月工资，还有福利补助。普通家庭有四五十平米住房，每两户多拥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冰箱、洗衣机等。而中国城市职工20多年没涨过工资，人均住房3.6平米，人们盼望着拥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在农村，温饱尚不能解决。
 　　另一方面，也紧锣密鼓。1978年底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袁宝华和邓力群等人商量，向国务院提出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这是学习日本经验，由协会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纽带作用，很快获准。1979年3月3日，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在北京成立。袁宝华任会长。第一件事就是举办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第一期学员有110名，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主要工业城市经委(工交办公室)主任27名。首先是介绍日本经验，袁宝华、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等人都来作报告。
 　　代表团同日方达成了一个中日企业管理，质量管理经验交流的协议，规定日中双方互派厂长为主的考察团，互派人员参加对方的"质量月"活动。期间，他们还得知日本政府有一笔援外预算名为协力基金。如果能取得这笔资金，就可以用来培养我国管理人才。于是，张彦宁开始为此努力，最终争取到了日本政府提供的研修经费。此外，计划邀请30名日本企业管理专家、教授来华讲学，为中国企业进行诊断，中国向日本派遣150名进修生学习企业管理等，都从1980年初开始实行。
 　　据袁宝华回忆，在代表团的建议下，在京津沪三市选少数基础较好的工厂，进行改革企业管理的试点，试点厂分别与日本厂对口挂钩，定期互访，交流管理技术和经验；训练厂长培训骨干。编印日本和其他国家企业管理，质量管理的教材；设立"质量月"，颁发质量奖；开展企业管理经验的国际交流。
 　　社科院这边，在历史所小礼堂，邓力群组织了几场报告会，会场挤得满满的。邓力群讲观感，讲积累和消费，农轻重，价值规律和计划性。马洪介绍《日本资本家怎样管理工业企业》；孙尚清介绍《关于日本的技术引进和企业对职工的经济刺激问题》；吴家骏报告《关于日本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1979年10月这四个报告也汇集出版了，以邓力群的文章题目为书名，叫《访日归来的思索》。最初的企业改革是从改善企业管理开始的，然后才是体制上的变革。
 　　1949年以后，政府派高级代表团出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自1978年。这不免令人感慨。清朝末年，大清帝国多次组织高级官员出国考察，其中对清末改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八大臣出访。到了民国，不论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之频繁和深入，远非今日中国人所能想像。而中国人领受欧风美雨是从日本开始的。遗憾的是中国近现代史最大的特点就是中断，一次次中断，一次次重来。
 　　家中存有《访日归来的思索》，其中邓力群所写最生动、出彩儿。这勾起我另一番感慨。三十年前，这些人一起出发，激情澎湃地向国人介绍国外的先进思想和做法；三十年间，他们走了不同的路，留下不同的足迹。历史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些长期受封闭经济和毛时代影响的人，终于开了风气之先河；而受惠于他们，吃改革开放之果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却出现了一边用MP4听西方音乐、吃进口食品,一边标榜“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大骂“汉奸”、“卖国贼”的“愤青”。
 　　最后我想记下他们访日时的年纪：袁宝华62岁，邓力群63岁，马洪58岁，孙尚清48岁，吴家骏46岁。
 　　（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