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苹果手机系统修复: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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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7）简介 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
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 其主要著作书目
[创作书目]
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 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 [翻译书目]
玉虫缘（小说） 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红星佚史（小说） 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炭画（小说） 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黄蔷薇（诗歌小品集） 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希腊拟曲 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俄罗斯民间故事片 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 摘译英Arther 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 乌克兰民间故事片 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浮世澡堂皇 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狂言选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 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石川啄木诗歌 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事记 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平社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古代随笔 枕草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浮世理发馆 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卢奇安对话集 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快乐王子》）。收集在《域外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选 20年代，上海商务出版社希腊神话 50年代脱稿，即将出版 周作人与碧云寺
彦涛 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多启蒙先驱中，有一对兄弟功不可没，他们就是周氏兄弟——鲁迅(原名周树人)及其二弟周作人。鲁迅，自不必在此赘述，上过初中的人，对他已是非常熟悉。而周作人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生前的最后二十年，在文坛上是寂寞的，而且辞世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的作品更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现代散文开山大师(《中国新文学史》)的地位。
一九二〇年底，周作人的右肋患了肋膜炎，在日本人开的山本医院治疗数月后仍未痊愈，而人多嘈杂的八道湾又不适于疗养，其兄鲁迅甚是着急，便亲自去西山碧云寺，为他找到休养的房间，有鲁迅的一则日记为证:“二十七日，晴。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即现在的海淀)停饮，大醉。”
碧云寺位于海淀区香山公园东北角。元代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仁宗皇帝重修香山大永安寺，并更名为“甘露寺”。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耶律阿勒弥创建碧云庵。一直到明朝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御马监太监于经修缮碧云庵，并改庵为寺。
从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开始，周作人在碧云寺住了半年，一边疗养，一边潜心研读佛经，还先后写下了《美文》、《碰伤》、《山中杂信》、《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等脍炙人口的佳作。此前，周作人是接触过佛经的，而他的日本妻子也是信佛的。此时，他潜心研读佛经，固然有消遣的缘故，但内心有苦闷，也是确实的。刚搬入碧云寺不久给好友孙伏园写的《山中杂信》，便似乎有佛的声音，隐隐地，像缓缓的闷雷，在字里行间响动着。查鲁迅的日记，可以证明周作人在这段时间读的经书确实不少。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取回《佛本行经》二本。”(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带回《出曜经》一部六本。”(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起世经》二本，《四阿舍暮抄解》一本。”(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午后往山本病(似乎应为医)院视二弟，持回《楼炭经》一部。”(一九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当来变经》等一册。”(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
“下午往卧佛寺购佛书三种，二弟所要。”(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
“下午至卧佛寺为二弟购佛经三种，又自购楞伽经论等四种共八册……”(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上午为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往卧佛寺为二弟购《梵网经疏》、《立世阿毘昙论》各一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晚得二弟信并《大乘论》二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周作人研究佛经，在一些文章里也经常引用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吃菜》、《入厕读书》、《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在他的文章里再也难觅与佛有关的片言只字。这其中缘故，可能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罢。
寻访周作人当年在碧云寺的住处，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惟一的线索就是他给友人的书信及公开发表的文章。他在《山中杂信》中写道:“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往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房，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般若(音bōrě)堂两旁的厢房，本是“十方堂”，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以后有游方僧人来，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
在《入厕读书》中写道:“……民国十年我在西山养过半年病，住在碧云寺的十方堂里，各处走动，不见略略像样的厕所……”
令我遗憾的是，寻遍整个碧云寺，也不曾见有般若堂和十方堂的所在；寺里的工作人员似乎大都没听见过这两个名字，有的可能都不清楚是哪几个字，更遑论给我指点了。还好，文中提到的罗汉堂倒是有一个，可是里面陈列着的据说是清代的五百余尊木质罗汉雕像，也没法告诉我什么。里面一位工作人员虽也不知般若堂和十方堂在何处，但他肯定地告诉我，碧云寺曾经历过几次大劫难，有的地方遭毁重建后，可能旧名儿就不用了。他还说，以前寺里允许住人的也就是前面的两个院子，一个是东边的含青斋，一个是西边的禅堂院。我与他道了谢，走出罗汉堂，穿过院子东角门，前面豁然见有一个院子。前门口挂一牌儿，上书“禅堂院，建于明代，为僧人修行处，一七四八年乾隆重修碧云寺，钦题‘鹫光合印’匾，二○○六年新辟《千年香山》历史文化展。”
再看周作人《一个乡民的死》的记述:“我住着的房屋后面，广阔的院子中间，有一座罗汉堂……”，他在《山中杂信》中还写道:“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字里行间，冒出那么多冷静的咏叹，仿佛他一时间得到了仙风道骨，多了一些佛道之气。同时，也可以由此断定，周作人当年在碧云寺的疗养所在，就在如今的禅堂院:正中是第二展室，东西厢房分别是第一、第三展室，但他究竟住哪一间已经不重要了。
拍了几张照片后，我步出院门，信步从大雄宝殿西侧到御碑亭。碑亭之北有两块石碑，四面都刻着乾隆御制的律诗和绝句。几百年的风雨侵蚀，石碑上面的字迹许多已经模糊，但隐约可认出“香山适才游白社，越岭便以(似乎是乾隆已的笔误)至碧云”，“玉泉十丈瀑，谁识此其源”等。乾隆是太有诗才了，据说写了上万首诗，堪称写诗者之最，要是现在，那他得挣多少稿费呀。可惜，遗憾的是，贵为九五之尊的他，没有一首诗使他迈入诗人的门槛。周作人除了专门写《乾隆的恶诗》，嘲讽这位自称为十全老人的弘历不通诗文，还在《山中杂信》中挖苦他“实在是旧诗的难做，怪不得皇帝”，“倘若他生在此刻，抛了七绝五律不做，专做较为自由的新体诗，即便做的不好，也总不至于被人认为‘哥罐闻焉嫂棒伤’的蓝本罢。”
除了御碑亭是周作人疗养时经常散步的地方，还有其东侧的水泉院，他也经常涉足。水泉院因院内“卓锡泉”而得名，依就山势，叠筑山石，亭台池桥，峭壁如城，泉清石美，林深径幽。院内数十株柏树从几丈高的绝壁石缝间生长，盘根错节，宛如长在城墙上的柏林，很是好看，为大自然鬼斧神工倾倒之时，我又不得不感叹生命之顽强。泉水自岩壁间涌出，发出潺潺之水流声，一路流出院外。院里还有著名的三代树，也堪称一绝。据文献记载:该树“生于枯树间，初为槐，历数百年而枯；在根中复生柏，又历数百年而枯；更生一银杏，今已参天矣。”此树龄已有三百余年，在树根四周，仍清晰可见枯死的柏树桩。
真可谓：一树三生独得天，知名知事不知年，问君谁与伴晨夕，只有山腰汩汩泉。 钱理群著有《周作人传》
参考资料：
1.http://www.phoenixtv.com.cn/home/phoenixweekly/55/55zhoushi.html
2.周氏三兄弟（撰稿/阿忆）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
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 其主要著作书目
[创作书目]
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 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 [翻译书目]
玉虫缘（小说） 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红星佚史（小说） 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炭画（小说） 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黄蔷薇（诗歌小品集） 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希腊拟曲 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俄罗斯民间故事片 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 摘译英Arther 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 乌克兰民间故事片 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浮世澡堂皇 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狂言选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 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石川啄木诗歌 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事记 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平社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古代随笔 枕草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浮世理发馆 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卢奇安对话集 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快乐王子》）。收集在《域外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选 20年代，上海商务出版社希腊神话 50年代脱稿，即将出版 周作人与碧云寺
彦涛 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多启蒙先驱中，有一对兄弟功不可没，他们就是周氏兄弟——鲁迅(原名周树人)及其二弟周作人。鲁迅，自不必在此赘述，上过初中的人，对他已是非常熟悉。而周作人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生前的最后二十年，在文坛上是寂寞的，而且辞世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的作品更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现代散文开山大师(《中国新文学史》)的地位。
一九二〇年底，周作人的右肋患了肋膜炎，在日本人开的山本医院治疗数月后仍未痊愈，而人多嘈杂的八道湾又不适于疗养，其兄鲁迅甚是着急，便亲自去西山碧云寺，为他找到休养的房间，有鲁迅的一则日记为证:“二十七日，晴。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即现在的海淀)停饮，大醉。”
碧云寺位于海淀区香山公园东北角。元代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仁宗皇帝重修香山大永安寺，并更名为“甘露寺”。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耶律阿勒弥创建碧云庵。一直到明朝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御马监太监于经修缮碧云庵，并改庵为寺。
从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开始，周作人在碧云寺住了半年，一边疗养，一边潜心研读佛经，还先后写下了《美文》、《碰伤》、《山中杂信》、《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等脍炙人口的佳作。此前，周作人是接触过佛经的，而他的日本妻子也是信佛的。此时，他潜心研读佛经，固然有消遣的缘故，但内心有苦闷，也是确实的。刚搬入碧云寺不久给好友孙伏园写的《山中杂信》，便似乎有佛的声音，隐隐地，像缓缓的闷雷，在字里行间响动着。查鲁迅的日记，可以证明周作人在这段时间读的经书确实不少。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取回《佛本行经》二本。”(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带回《出曜经》一部六本。”(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起世经》二本，《四阿舍暮抄解》一本。”(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午后往山本病(似乎应为医)院视二弟，持回《楼炭经》一部。”(一九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当来变经》等一册。”(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
“下午往卧佛寺购佛书三种，二弟所要。”(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
“下午至卧佛寺为二弟购佛经三种，又自购楞伽经论等四种共八册……”(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上午为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往卧佛寺为二弟购《梵网经疏》、《立世阿毘昙论》各一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晚得二弟信并《大乘论》二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周作人研究佛经，在一些文章里也经常引用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吃菜》、《入厕读书》、《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在他的文章里再也难觅与佛有关的片言只字。这其中缘故，可能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罢。
寻访周作人当年在碧云寺的住处，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惟一的线索就是他给友人的书信及公开发表的文章。他在《山中杂信》中写道:“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往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房，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般若(音bōrě)堂两旁的厢房，本是“十方堂”，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以后有游方僧人来，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
在《入厕读书》中写道:“……民国十年我在西山养过半年病，住在碧云寺的十方堂里，各处走动，不见略略像样的厕所……”
令我遗憾的是，寻遍整个碧云寺，也不曾见有般若堂和十方堂的所在；寺里的工作人员似乎大都没听见过这两个名字，有的可能都不清楚是哪几个字，更遑论给我指点了。还好，文中提到的罗汉堂倒是有一个，可是里面陈列着的据说是清代的五百余尊木质罗汉雕像，也没法告诉我什么。里面一位工作人员虽也不知般若堂和十方堂在何处，但他肯定地告诉我，碧云寺曾经历过几次大劫难，有的地方遭毁重建后，可能旧名儿就不用了。他还说，以前寺里允许住人的也就是前面的两个院子，一个是东边的含青斋，一个是西边的禅堂院。我与他道了谢，走出罗汉堂，穿过院子东角门，前面豁然见有一个院子。前门口挂一牌儿，上书“禅堂院，建于明代，为僧人修行处，一七四八年乾隆重修碧云寺，钦题‘鹫光合印’匾，二○○六年新辟《千年香山》历史文化展。”
再看周作人《一个乡民的死》的记述:“我住着的房屋后面，广阔的院子中间，有一座罗汉堂……”，他在《山中杂信》中还写道:“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字里行间，冒出那么多冷静的咏叹，仿佛他一时间得到了仙风道骨，多了一些佛道之气。同时，也可以由此断定，周作人当年在碧云寺的疗养所在，就在如今的禅堂院:正中是第二展室，东西厢房分别是第一、第三展室，但他究竟住哪一间已经不重要了。
拍了几张照片后，我步出院门，信步从大雄宝殿西侧到御碑亭。碑亭之北有两块石碑，四面都刻着乾隆御制的律诗和绝句。几百年的风雨侵蚀，石碑上面的字迹许多已经模糊，但隐约可认出“香山适才游白社，越岭便以(似乎是乾隆已的笔误)至碧云”，“玉泉十丈瀑，谁识此其源”等。乾隆是太有诗才了，据说写了上万首诗，堪称写诗者之最，要是现在，那他得挣多少稿费呀。可惜，遗憾的是，贵为九五之尊的他，没有一首诗使他迈入诗人的门槛。周作人除了专门写《乾隆的恶诗》，嘲讽这位自称为十全老人的弘历不通诗文，还在《山中杂信》中挖苦他“实在是旧诗的难做，怪不得皇帝”，“倘若他生在此刻，抛了七绝五律不做，专做较为自由的新体诗，即便做的不好，也总不至于被人认为‘哥罐闻焉嫂棒伤’的蓝本罢。”
除了御碑亭是周作人疗养时经常散步的地方，还有其东侧的水泉院，他也经常涉足。水泉院因院内“卓锡泉”而得名，依就山势，叠筑山石，亭台池桥，峭壁如城，泉清石美，林深径幽。院内数十株柏树从几丈高的绝壁石缝间生长，盘根错节，宛如长在城墙上的柏林，很是好看，为大自然鬼斧神工倾倒之时，我又不得不感叹生命之顽强。泉水自岩壁间涌出，发出潺潺之水流声，一路流出院外。院里还有著名的三代树，也堪称一绝。据文献记载:该树“生于枯树间，初为槐，历数百年而枯；在根中复生柏，又历数百年而枯；更生一银杏，今已参天矣。”此树龄已有三百余年，在树根四周，仍清晰可见枯死的柏树桩。
真可谓：一树三生独得天，知名知事不知年，问君谁与伴晨夕，只有山腰汩汩泉。 钱理群著有《周作人传》
参考资料：
1.http://www.phoenixtv.com.cn/home/phoenixweekly/55/55zhoushi.html
2.周氏三兄弟（撰稿/阿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