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泽梓无马ed2k:再议周作人

　　《周作人平议》居然出到第三版了，这让人有些纳罕。周作人是何许人？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点过名的曾做“汉奸文艺”的两个人物之一，抗战胜利后，他还被当时的法院判处徒刑。一些同志对于近年来“汉奸文人”的作品风行而大为不满，指出让年轻一代读者沉醉在他们营造的“闲适”“温雅”文字中，会很容易忘却写这些文字的人在民族大义前曾有过的不光采历史。
　　好在《周作人平议》不是周作人作品集，这可以让书的作者减轻许多心理负担。他应当庆幸这个时代已经很宽容了，没有人会站出来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研究谁不好，非要去研究周作人？
　　　　周作人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由此而可能出现研究周作人也成为有争议的行为。你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研究他、评论他？
　　　　当一方高呼扫除汉奸文人遗毒、肃清汉奸文艺妖氛的口号之时，另一方也聚集了一批人，拱手说：请手下留情，我们承认周作人气节有污，不过周作人的文学贡献真不好一笔抹杀的噢。
　　　　《周作人平议》的作者张铁荣先生，就是这反对“因人废文”的人群里的一个。书名中“平议”二字，就是他刻意用来象征免战牌的意思，表示请他人去去火，消消气，心平气和地来议论周作人。
　　　　他要人家心平气和，这就要看他怎么个“平议”法了。
　　　　将他的书翻开，可以发现，他把人带入了一个历史现场！关于周作人遇刺未遂事件，关于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我相信，即使对于贬其人、褒其文颇有微辞的人，对于这样的现场回顾也一定不会摇头说一个“No”字，因为其中包含了为人处世中的节与义的深义。
　　　　如果说，从历史现场，铁荣先生让我们看到了在民族大义前“下水”与敌为伍的可恨可悲，那么，对于周作人与鲁迅一起在五四运动中的冲锋陷阵的回顾，对“语丝时期”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的评说，又为人们认识周作人在新文学领域中的建树开启了一扇窗。加之通过《文字同盟》、《古今》等杂志看周作人在文学上与日本的关联，通过新诗创作和日本文学翻译看周作人与鲁迅的异同，尤其是通过1949年以后时代的变迁看周作人晚年的散文风格，无一不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周作人的文学世界，看到了一个在气节上有污而在文学上成就卓然的明暗分明、富于立体感的人物形象。过去人们曾称周作人为中国新文学的“重镇”，现在人们如果也像铁荣建议的那样，将其人与其文分开来解读，那么，或许就真的会心平气和许多，也就真的是在听人“平议”、与人“评议”周作人了。
　　　　你也许会问，我怎么看周作人？我要说，周作人是个很高傲和固执的人。别看他表面上总是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当他挥笔上阵与人对决时，那也像旧时有人所给予的评价：“铁与温雅。”这从他发表驱逐沈启无的“破门”声明时的冷酷，可见一斑；50年代初，他很落泊，不得不为出版社审校一位年轻作者的译稿，他也有“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的慨叹，从中也可以看出他那深入骨髓的傲气。与高傲相关，便是他的固执。周氏兄弟失和，即使他后来意识到了自己对兄长的不公，他也不肯一笑泯恩仇；再看抗战胜利后他因出任伪职受到审判，他也不肯认罪，这种态度到死也不曾改变。
　　　　他也是一个贪图安逸的人。抗战之初，有多少人劝他避难南下，后来又有多少人在“国难声中怀知堂”，而他就是不想放弃安稳的留守生活，不愿像他人那样颠沛流离，宁愿在沦陷的北平“苦住”，坐下来喝苦茶，直到最后把苦茶喝成了苦酒，毁了自己此前曾有过的大好清名。
　　　　世说性格决定命运。一个过于看重自我的人，一个贪图享受的人，注定了他会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他高傲，却并没有保持气节的傲骨；他固执，又没有摆脱以自我为中心、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大气；他想闲适地生活在没有硝烟的书斋中，两耳不闻全民抗战的呐喊，从而把自己的人生引向了一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
　　　　然而，我们通过这个人物的历史沉浮，通过他在这沉浮中写下的成百上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却也可以看到一种别样的文学创作轨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是闯将，他的笔下如风卷残云，锋芒直指传统文化中的腐朽势力；随着后来的政治风云变化，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他觉得到了刀枪入库的时候了，于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高举“闭户读书论”的牌子，认为谈龙则已，谈虎则色变，还是做做那雨天的书、来点“夜读抄”吧，文章遂有了别一种内涵。抗战军兴，他自然属于只作与抗战无关文字的人了，而且，由于1939年以后出任伪职，也使他的笔下不免还有一些媚日的文字了。战后因下狱，他停笔若干年。50年代以后。为了生计，他重操旧业，写下了大量散文随笔。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他偶尔也拿起《人民日报》来反复认真地读上好几遍，也很想紧跟上时代的步伐，无奈以他的身份，他不可能融入当时的社会潮流，从而所写下来的大量作品，也只能是随他的兴之所至的小品文，政治色彩很淡，这与那个时代的流行文章又形成了一种对照，或者说，他的随笔倒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道独特风景。
　　　　如此说来，从周作人人生的几次变化中，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如果一个作家的创作能让后人既感受到时代潮流的脉搏，又能看到与时代潮流不很合拍的、具有一定个性的文风，我们是不是应当对这样的作者及其作品予以足够的关注呢？承认这一点，则不可“因人废文”的说法，或许就有一定的道理了。
　　　　我不想说自己也是个“因人废文”的反对派，但我很想告诉读者，自称很平和地反对“因人废文”的张铁荣先生的这本《周作人平议》一书，出第一版和第二版时，它的责任编辑正是我！

 

（附记：本文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1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