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训练计划:黄慕春：异类周作人

　　但是，有些评论者却很不理解先生的苦心，作了一些歪曲、、简单、乃至庸俗化的评论，或者就是叫嚣谩骂，非常盲目。引起我的一些反感，也跟着说了几句自以为懂的话，顺便也想借此清理一下自己对周氏、对以他为首的整个“恬淡另类一族”的感想，不一定有什么心得，只是自说自话罢了，所以不当武断处，还请方家不吝赐教，祛我之蔽的同时，顺便解我之惑。

　　——读不懂似乎就不要喉咙太高调。钱理群先生的意思似是说周作人在当时中国贫弱的情势下，一方面不满绝对民族主义的狭隘，一方面又有一种中华文化中心论的内在趋向；对日本也是一样，一方面彼邦船坚炮利，政治经济文化律法无一不上轨道，值得我们学习，一方面心底潜存的大汉民族意识又让他举步维艰，前瞻后顾，这一点相对于当时盛行的文化保守主义（林琴南）或文化自由主义（胡适）来说，他都是一个异类。

　　所以他困惑，所以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做出了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是错误的选择，但对于广大中国人民族感情来说却是一种巨大伤害的“丑恶行径”。

　　关于周作人的“附逆”，记得与巴金很要好的黄裳曾有一篇文章《老虎桥边看“知堂”》，很是“皮里阳秋”了一番，骨子里藏着的，当然还是以民族大义为依归。在文中他讲到，自己“在重庆滞留了颇久，周作人两次公审都未能旁听。”有天在街上闲步，转着转着，“已经到了洪武路。向左一转即是老虎桥，也就是‘模范监狱’了。心想何不就去看看周作人呢？”于是就以记者的身份进去看了。

　　等到接见的时候，黄裳先对周作人作了观察细微的描写：“一会，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子了的，现在看着‘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面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斑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幅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跟着来了这么一句。“与想象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面的小心，颇有‘刺头审汤’中冯裱褙的那种胁肩谄笑的样儿。”

　　又是“岸然的道貌”，又是“添上去的满面小心”，还有“胁肩谄笑”，真是字字都攻击到周作人的要害。怪不得黄裳先生评人论事都喜欢把鲁迅先生带着，动不动就是鲁迅先生也说过。。。。。鲁迅先生也认为。。。。。仿佛得到了他的家传也就有了真传，真是善于打落水狗，也许呢，还是死老虎，周氏不就在老虎桥吗？

　　下面两个人开始交流起来，黄裳以记者的姿态发问，周氏以“老奸”的身份作答。此来彼往，很是有趣。为省篇幅计，我干脆撮成直接的“对话体”好了。

　　黄：你过得好吗？

　　周：还好。

　　黄：这是第几次来南京了。

　　周：我做学生就在这里，有好几次了吧。

　　黄：（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的）你（为了自辩）何以在这次法庭上又说了那么许多不免于“俗”的话？（黄裳观察到他的嗫嚅）

　　周：这，这。。。有许多事，在个人方面的确是不说的好，作为一个国民，我不能不答辩，我只想说的是，起诉书说我“通谋敌国”，而日本人也说我“反动”，是“大东亚思想之敌”，事实上绝对没有在两方面都是“敌”的人。

　　黄：那一次元旦被刺到底怎么回事？

　　周：这恐怕是日本人的诡计，

　　黄：日本人应该没有弄死你的意思吧，恐怕。。。

　　周：这事有几点可疑，其一，那时我在燕大教书，还未投伪，中央未必要处决我；其二，日本人后来终未查出此事，其实应该查得出来；其三，那时我每周有定时出城教书，坐洋车多经荒僻之处，要下手正好下手，为了避免嫌疑，所以才到苦雨斎刺我的。

　　。。。。。。

　　黄：最近写诗了吗？要不就现在写点？

　　周：近来不曾作诗了，只有一首为朋友题画的诗，就是这首：墨梅画出凭人看，笔下神情费估量。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为友人题画梅知堂

　　对话结束后这首诗颇让黄裳先生有感：这或者正是周氏的“夫子自道”，以他人的酒杯，消自己的块垒。居然“风貌不寻常”，这在我一些也看不出来，只觉得这个“老人”的愈益丑恶而已，很奇怪，这诗没有衰飒之音，而反倒颇有“火气”，岂真是愈老愈要“向世上浓一番”乎？

　　最后黄裳先生以“附记”作结：这是一篇报导，我只是记下了他的话，其“谬论”在明眼人看来，自然是响亮的。而且在监狱里辩论也不免为奇谈，因此也就不再加以仔细的批注了。

　　相较之下，还是我们这一代的学人“宽容”得多，也许是时移世易，我们没有“水深火热”一回，也就难免缺乏那个时代的“忧患意识”与“批判之风”，虽然到了反右文革的“跃进时代”，我们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我这也没有“腹诽”黄裳先生的意思，虽然关于他的“清白”，我也恍恍惚惚听到有人很有一些不利的议论，因为与本文的主旨无大关系，这里就恕不繁引乱道了。站在他的角度，对周作人有此“正论”，也不足为奇。何况，他也不是作《周作人传》的钱理群，——或止庵先生。

　　但是关于周氏，鄙人站在一个“伪客观”的立场，凭着读过他的不少文章立论，总有他浙江同乡郁达夫那样的观感：我始终觉得周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求荣的人，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在一篇讨伐周作人檄文的名单上，郁达夫始终没有落下自己“款”，倒是很有一些“曲笔回护”的味道。

　　假如我们不“以人废言”的话，周作人在现代文化史的成就大略有一，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散文风。二，对民俗学宗教学的整理与提倡，三，对儿童文学的收集与重视。四，对西方文学的绍介与引导。五，对国故的整理也就是再认识等等。

　　他有许多精神都被自己的弟子像俞平伯、废名、江绍原等【原还有沈岂无，但后被周作人“破门”，视为“中山狼”，成就也只是编书（《近代散文钞》《大学国文》）。所以就略而不提】吸纳传承，而各在自己的领域里焕发“新一度的青春”，像俞平伯散文的“晚明风气”，就是受到乃师的一些启迪，废名简练幽深到晦涩的“竟陵气”，以及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再认识新发现，也很有周作人的一些影子，至于大弟子江绍原，后来成为我国民俗学的业中翘楚，堪称大师，更是与周作人的提倡鼓励分不开。而且总的来说，周作人的影响还及于当时围绕在他身边很大一部分老北大的作家学人，像我喜欢的梁遇春（他曾就翻译的问题专门请教于苦雨斎），我所不熟悉的另一位民俗学大家钟敬文等，都曾或多或少受过他的一些启迪。

　　就是这样一位真正“美文”的开创者，真对“人”的文学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大师，不幸却晚节不保，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真真令后人如我徒生浩叹于当今之世。不过我还是喜欢他，我也知道有些东西是“无以自解”，辩也无从辨起，就像前两年由狄龙扮演的杨继业所谓：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的得失荣辱根本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反过来说，那段晦暗的历史阴云也将永远笼罩在周氏身上，成为他解不开的困惑与痛。

　　最后，让我们引他我很喜欢也常在心头的一段话，看看这位异类人物异端之言吧：

　　。。。我看许多反对神话的人虽然标榜科学，其实他的意思以为神话确有信受的可能，倘若不是竭力抗拒；这正如性意识很强的道学家之提倡戒色，实在是两极相遇了。真正的科学家自己既（原文作“即”，我改了）不会轻信，也就不必专用攻击，只是平心静气地研究就得，所以怀疑与宽容是必要的精神，不然便是狂信者的态度，非耶者还是一种教徒，非孔者还是一种儒生，类例很多。即如近来反对太戈尔运动也是如此，他们自以为是科学思想与西方化，却缺少怀疑与宽容的精神，其实仍是东方式的攻击异端；倘若东方文化里有最大的毒害，这种专制的狂信必是其一了。（《雨天的书。<济南道中之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