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儿打嗝说明不缺氧吗:周作人与章太炎（1）

周作人与章太炎（１）
钱理群
（一）
周作人在论及“鲁迅与晚清文坛”时，曾说晚清学人中对鲁迅（以及他自己）影响最大的是严复、梁启超和林琴南；但又说，“后来在东京，看见《民报》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说严几道的译文‘载飞载鸣’，不脱八股文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再佩服了”［１］。如果说，严、梁、林三位对周氏兄弟的思想启蒙起了极大作用，那么，当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时，章太炎的影响是更为重要的。正像周作人自己所说：“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２］周作人与章太炎的相交，一般人都以为是从１９０８年周作人与鲁迅一起就学于章太炎开始，其实是不确的。周作人于１９０６年秋来到东京，先住在本乡汤岛的伏见馆，到次年春即迁至本乡东竹町中越馆。据周作人后来回忆，“大概因为这里比较公寓方便，来的客也比以前多了”，“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３］。这里所说的常客中有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周作人大概就是通过龚未生的关系而结识章太炎的。但他们最初来往情况却不详。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材料，是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里的回忆：他在１９０８年６月１０日出版的《民报》第２１号发表的译文斯谛勃鄂克的《一文钱》（署名三叶译）曾“请太炎先生看过，改定好些地方”［４］，这说明他们此时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这年夏、秋之间，章太炎还曾托龚未生，请周作人翻译德人德意生的《吠檀多哲学论》的英译本［５］，周作人读后觉得“茫然不得要领”，遂建议直接译邬波尼沙陀即奥义书本文，“先生亦欣然赞成”，周作人曾“用心查过几章，想拿去口译，请太炎先生笔述，却终于迁延不曾实现得，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６］。
同年７月１１日开始，周作人随同鲁迅至章太炎处听讲音韵之学。同学者有许寿裳、钱玄同等七人。本日“先讲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７］。据朱希祖、钱玄同日记，章太炎先后讲了《说文解字》、《庄子》与《楚辞》、《尔雅义疏》［８］。但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说文解字》讲完以后，似乎还讲过《庄子》，不过这不大记得了。大概我只听讲《说文》，以后就没有去吧”。周作人还这样回忆章太炎讲课时的情景：
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９］至于求教于章太炎所受的影响，鲁迅强调“前去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１０］，周作人则以为“实在倒还是这中国文字学的知识，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１１］。鲁迅与周作人对章太炎的历史评价也不一致，鲁迅以为“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１２］，周作人显然不以为然，他在《知堂回想录》中仿佛有所针对似地指出：“……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１３］１９０９年春夏之间，周氏兄弟突然接到了他们的老师章太炎的一封信：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罗已来，准于十六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书。即颂撰祉。麟　顿首　十四［１４］信面是篆文所写。有意思的是，章太炎在信中用“启明”称周作人，从此周作人就改号为“启明”。师生关系之亲密，可见一斑。
师生同学于印度梵师的情景，周作人也有亲切回忆：
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简直有点弄不清楚。［１５］但章太炎学习梵文的精神却给周作人以深刻的印象与启示。以后，周作人多次著文回忆这段历史，并且说：
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相与禅宗，而净土秘密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１６］在周作人看来，章太炎是一位“儒佛兼收，佛里边也兼收婆罗门”的学者，这是章太炎“最为可贵”之处［１７］。周作人说：“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非浅矣。”［１８］我们已经一再说过，“兼收并蓄，于杂糅中见调和”是周作人治学与思想的最大特色，这显然于章太炎等有所师承，又反过来，成为周作人评价古今中外学人的一个基本标尺。
不过，在日本时期，周作人所接受的，主要还是章太炎“革命的复古思想的影响”［１９］。以后章太炎、周作人师生各奔东西，没有再见的机会。只是在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１５日周作人日记中，我们看到如下记载：“乔风自北京归，带回太炎先生书单条一幅。”乔风，即周作人三弟周建人。查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１２日鲁迅日记：“清晨三弟启行归里……寄回……章先生书一幅。”又，鲁迅１９１５年６月１７日日记曾记：“下午许季ＮＣ１２５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与，又《齐物论释》一册，是新刻本，龚未生赠也。”这说明，１９１６年周建人带回绍兴家中的，正是１９１５年章太炎书赠鲁迅的条幅。时章太炎因“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２０］，终被袁世凯软禁，鲁迅曾于１９１５年１月３１日、２月１４日、５月２９日三次前往探视。太炎先生书赠条幅系抄录《庄子·天运篇》中的六句话：“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２１］这显然是借庄子的话表示自己的心迹。鲁迅现在让周建人将条幅带回绍兴给周作人看，大概也有让周作人领会的意思。章太炎此时在周氏兄弟心目中仍然是十分令人尊敬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