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诅咒的木乃伊txt:一言难尽周作人3

　1927年的中国政治，先是波谲云诡，后是血雨腥风。4月7日，李大钊等为奉系军阀逮捕，接着便惨遭杀害。李大钊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的印象，在周作人的脑海中已成为不灭的定格。可是，当时的《顺天时报》却发表文章说，李大钊“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等等。友人已殁，还横遭非议，他义愤至极，发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维护李大钊的英名，指出，李大钊是“以身殉主义”，本“没有什么悔恨”可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李大钊“身后萧条乃若此”，正是其“自甘澹泊”的明证，其高风亮节定可启示后人，怎容狗苟蝇营之辈说三道四！
　　此时，更令他忧惧的则是南方的“清党运动”。最初，他想持所谓不偏不倚的立场，不介入国共两党的争斗之中。可是，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的鲜血，使他从泪眼模糊中惊醒，况且，这些被杀戮的青年中，有许多是他所熟悉的学生，他再也不愿保持沉默和中立，在《偶感之三》中写道：
　　燕大出身的顾陈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在江浙一带为国民党出好许多力之后，据《燕大周刊》报告，已以左派的名义被杀了。北大的刘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海捕“共党”，看从英文译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
　　这凝重的文字，所体现的是对学子的殷殷关怀，而在《怎么说才好》中，他的忧惧已化为愤怒，他在文章中写道：“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乱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决不是别的帝国主义等的关系>>”
　　他站在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国民党在“清党”中的狂捕滥杀，这是他一生弯弯曲曲的思想旅程中，最为炫目的亮点。
　　李大钊就义后，他不怕戴“红帽子”，与北大教授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人参与后事的处理。李大钊被捕时，其长子李葆华已是共青团员，也在追捕之列，周作人将其藏在自己家达一个多月。后来，他又和沈尹默等筹划，让李葆华仕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以避风头。李葆华对此记忆终生：“周作人先生的确是在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让我住在他家里，掩护了我一个多月他又与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学习。他是很热情的。”
　　周作人在任伪教育督办时期，还多次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1939年，冀北暴动失败后，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及其婿侯辅庭、幼子李光华来到北平。他十分清楚他们的政治身份，仍然悉心照顾，全力掩护。1940年，李星华和李光华在他的帮助下，离开北平前往延安。
　　李大钊遇害后家境窘困，其遗属要求变卖其所遗书籍，周作人受李家之托，为此奔波，先后与胡适、蒋梦麟、钱玄同等相商，极力帮助李之遗属渡过难关。1932年，李大钊的族侄李乐光在清华任助教时，秘密搜集李大钊遗作，编为《李大钊全集》。李乐光被捕后，李大钊的文稿由李星华交与周作人，希望能够早日出版。
　　历经风雨变故，1939年4月，北新书局终于出版《守常全集》，遗憾的所出仅是原书稿的一半。周作人在《从四月六日谈起》一文中，这样提到这部书稿：“遗文散见于各杂志报章，后经其族侄搜集，编为四卷，历兵火盗贼之劫，未曾毁，将来或许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云。”
　　原书稿的后半部分，周作人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交予北京图书馆，《守常全集》才以4卷本出版，周作人悉心保存遗作功不可没。
　　
　　寿则多辱
　　
　　1949年1月，周作人被保释出狱，旧友胡适托人劝他去香港或台湾，可得教授职位。周作人婉谢说，我当年苦居北平，曾以苏武自况，这次倘离上海，难道以白俄自居，还是自称政治垃圾？可见，他对蒋记“中华民国”是持排斥和厌恶的态度。出狱的那天，他喜忧交杂，随感而发，吟诗一首：
　　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
　　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他为此诗注释曰：“桥者老虎桥，溪者溪口，菰蒲者蒋也，今日国民党与蒋已一败涂地，此总是可喜事也。”持此心态，他之不去台湾，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
　　他不是“公薪”作家，享受不到固定的经济来源，生活的唯一途径便是写作。建国后，他为《亦报》写了许多文章，然而，所作皆为布帛菽粟而作，终缺其文之神采，而他也似感勉力而作，江郎才尽。困窘之中，朋友劝他写写鲁迅，最初，他写“鲁迅在东京”系列文章，共是35篇小文，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一气写成百多篇文章，都是回忆鲁迅的生活和创作。
　　
　　兄弟失和后，他绝口不提鲁迅，可是，命运竟会如此的捉弄他，晚年竟要以写鲁迅来赚钱糊口。他直言不讳地说，由于他和鲁迅的特殊关系，所掌握的鲁迅的“过去的事实”，是他“写文章的资本”，换句话说，是他赚稿酬的生财之道。他甚至为生活所累，将秘而不宣的日记也拿来兜售。这种尴尬和无奈，正是他晚年生活的可悲可悯之处。
　　应该说，他的稿酬是颇丰的，每月总有300万元左右（合六七十年代300元左右，作者注）的进账，可是，他的日记所记却是：“本月收入虽亦不少，而窘迫殊甚”。之所以“窘迫殊甚”，除却家口过重，则是夫人不善理财所致。于是，他过着“拆东墙补西墙”的穷困日子。无奈之下，他只得不断“上书”，文化主管部门对他的来信予以重视，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他的译稿，全部买下来，每月先付200元生活费，其余部分在书出版后结算。他开始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同时还有稿酬及其他收入，总不该再说“窘迫殊甚”了。可是不然，他还是叫穷不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王士菁回忆说：“他总是‘缺钱用>，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这就令人觉得奇怪了：他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呢？”
　　除“穷”而外，每到秋季，他都要发作如他所说“干草热或花粉热”的病，症状类似感冒，不断地打喷嚏流鼻涕，秋分后“也就自然中止了”。这种不算大病的“病”的骚扰，毕竟是季节性的，间歇似的，而他所居住的八道湾，早已失却往日的恬静，所搬进的市民家庭，必然带来市俗的纠纷和争闹，已经搅得这个读书人的心境，再也无法安宁。
　　更令他头痛的是，风风雨雨几十年的老夫老妻，竟至晚年失和吵闹，真乃生命之大不幸。由1960年、1961年日记可见，所记多是：“几不可与语”，“临老打架”，“上午大不快”，“下午又复不快”等。“穷、病、闹”如三座大山，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他多次想到“死”，以了却这无止境的痛苦，渴求“了解古人所谓长眠之乐矣”。
　　他晚年的唯一快乐便是写作，因为，这才是他生命价值的真正展示。人之无可无不可地活着，他视之为“默杀”。他从香港友人处得知，海外对他有种种评价时，很是感慨，他说：“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不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1951年，在他66岁生日时，他在日记中写道：
　　12月28日，旧十二月朔日，不知今日为可祝耶，为可诅耶。诞生为苦难之源，为自己计，自以为少遇见此日为佳耳。>>庄子述尧时封人之言曰，寿则多辱。若是（我以为这是对的）则亦是不幸也。但我现今目的只在为人与为工作，自己别无关系。故仍愿能忍辱负重，再多译出几部书来。那么，生日还是可祝，即长生亦所希冀者也。虽然一方面死而速朽也，是极好的事。不过其利益只在个人而已。
　　“为人与为工作”，“再多译出几部书来”，正是这种达观的生命态度，支撑着他在“寿则多辱”的境遇中，依然笔耕不辍，译出多卷本的希腊、俄罗斯、乌克兰、日本等国的文学名著，并且编选《明清笑话集》等。1961年3月28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寿则多辱，良为知言，俗言豹死留皮，前日已照得一相，据云较生时为佳，此所以当豹皮耳，一笑。”
　　他终究走不出生命的阴影，而5年后的那场“革命”，却真的使他在劫难逃，陷于灭顶之灾。有人曾亲眼目睹，他在无知蛮横的年青人的看管下，所经历的生活之惨状：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1967年5月6日下午，他终于走完自己的路，与世永诀的容颜是那般的安详，仿佛沉睡般的宁静，真如他两年前遗嘱所言：“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销声灭迹，最是理想也。”时年８２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