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元婴地劫任务:一言难尽周作人

一言难尽周作人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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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人物，恐怕很少有人像周作人那样的是非混杂，毁誉参半。新文化运动时，他和其兄鲁迅，都是大潮中的中坚人物。后来，他们兄弟失和，成为陌路。日军占领北平后，他竟然出任伪职，沦为文化汉奸。然而，也就是在此期间，他又尽其所能地保护李大钊的儿女，并将他们送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如此谜一般的人生经历，吸引众多的文化人进行研究和破解，可是，就是没有人能够说得清、道得明。
　　
　　五四弄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的地位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他以小品、散文见长，文章风格清涩幽默，所汇聚的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永日集》、《谈虎集》、《看云集》等。他对神话、童话和民俗学的研究独有造诣。他是一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文学家，在五四大潮涌来时，他站在文学革命的前沿，由主张“人的文学”到呼唤思想革命，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营垒中的领军人物。所以，著名的文学家苏雪林说：“与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他和鲁迅在五四时期，“同称为‘思想界权威’”。他的小品文创作，其成果在新文学运动中是“第一位”的。所以，“他给予青年的影响之大和胡适之、陈独秀不相上下”。
　　1917年1月，陈独秀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其所创《新青年》也随之在北大落户，成为北大文科的同仁刊物。周作人是以翻译家的身份，活跃在《新青年》时期的文坛上。他批评林纾这类翻译家，“用汉文一般样式”，把外文作品，变成“随意乱改的胡涂文”，这种“抱定老本领旧思想”的译作，无非是“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斑马文章，孔孟道德”。他主张：“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他之所以如此推崇“直译”法，就是要输入与中国传统迥异的新思维、新语法、新词汇，以弥补中国语言的贫乏和不足。他的译作得到《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誉，钱玄同说：“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
　　他不单是个文学家和翻译家，还和鲁迅一样，深刻了解民族病态的劣根性，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他大声呼唤：
　　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
　　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痛疽
　　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
　　此时，新旧思想之争日趋白热化，《新青年》一月出一刊，已远远落后于形势，于是，陈独秀倡议再创一更贴近现实政治的刊物。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下午至学长室（陈独秀办公室，作者注）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3元。”
　　当时，中国知识界内激进与保守，营垒分明。周作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阵地，乃激进的文化精英人物。《每周评论》创刊伊始，他便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和《平民文学》等。陈独秀读过这些文章后，很感振奋，立即写信说：“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周作人的文章频频在《新青年》和《每周批评》上发表，改变着文坛的创作走向，用胡适话说，周作人用“最平实伟大的宣言”，概括了中国新文化理念的“两个中心思想”，即“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继《人的文学》后，他又发表《思想革命》等，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他主张新文化运动要有破有立，那就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在五四那一代青年学生中，周作人享有极高的威信。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当年都是北大文科学生，他们本不太来往，是周作人把他们召唤到一起。他们常常聚集一起，并和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等发起组织“新潮社”，此乃五四时期最具号召性的学生社团之一。此时的北大校园内，并蒂绽放两朵奇葩，一为老师辈的《新青年》，另一为学生辈的《新潮》，周作人一身兼二任，被《新潮》奉为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文章，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1919年5月，《新潮》刊出《特别启事》，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本社社员”，不日，又被推为《新潮》主任编辑。
　　周作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理论，自然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所要取缔的“新思想”。1922年冬，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取缔新思想”案，《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被上了黑名单，他们还责成警视厅“定期禁书”，被查禁的书中，除《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外，还有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迷惘了，他的美丽的“启蒙救国”梦，难道真的是一枕黄粱，难道“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必然’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再现”？他在《不讨好的思想革命》中，这样谈到中国思想启蒙者的命运：
　　（他们）是个孤独的行人，……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
　　
　　兄弟失和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他们青少年时代“兄弟怡怡”，其情融融。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活跃在文坛，成为现代文学史的佳话。但是，正当他们互勉共进、增辉新文化时，兄弟俩却突然失和决裂，恰如杜甫《赠卫八处士》诗所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据他们的母亲说，周氏兄弟幼年时，绍兴长庆寺龙师父曾给他们取了法名，鲁迅叫长庚，周作人叫启明，长庚、启明都是天上的星星，一为黄昏天出，一为五更天出，两颗星永远不相见。如果以此附会，不免宿命迷信，但是，要以此比喻他们失和的事实，恰是最为形象的说法。
　　据他们的日记所提供的信息，直至1923年上半年，他们之间还是“兄弟怡怡”，一起在八道湾生活，共同指导北大春光社的文学青年，多次与中外友人聚会。可是，到了7月14日，《鲁迅日记》却突然有这样的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7日，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后来又被他“用剪刀剪去了”。次日，周作人再也耐不住性子，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一周后，鲁迅离开他们朝夕相处的八道湾。他们都尽量抑制着情绪。次年6月11日，这种难耐的沉默，终由无可名状的愤怨而爆发，他们终于出言相伤，大打出手，周作人甚至拿起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挡住，才没酿成流血事件。鲁迅在当天日记说：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即周作人，作者注）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
　　周氏兄弟对于失和之事，对外不言不语，毫不声张。鲁迅所遗的全部文本，没有一字明白无遗地涉及此事。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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