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国家周刊：中国发展道路前世今生

　　中国道路前世今生

　　历史不会告诉你哪条路应该走，但是它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别再往哪里去了

　　记者 王争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展望未来五年中国如何抓住战略发展机遇期，成为全球中国利益相关者们炙手可热的显学。

　　但放宽历史的视域，2011年是中国辛亥革命百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者掀起了中国现代化的序幕，后者领导中国开创了中国现代化道路。

　　辉煌成就发生于上一个30年。但关于中国特色道路的探寻，始于百年前。可以不断追寻：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中国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再后推30年，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再后推30年，民族不独立、国家动荡。历史的演进过程颇为复杂和周折，但以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姿，重新回望百年中国道路的探索，会发现，仍有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逐渐与世界同步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

　　百年框架：中国道路的历史线索

　　《财经国家周刊》：谈起中国道路，一般都认为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但也有评论把它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联系起来。

　　秦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把握，应放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背景中去探查，跟中国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以及历史选择联系起来。中国近代以来历史问题是什么呢？国弱民穷。

　　封建统治的腐败无能造成了我们的落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我们成为殖民地。在这样的状态下，强国富民自然会成为历史的要求，中国的各种力量、各种主义都进行了一番较量和比较，其中，国民党与三民主义、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是最主要的两个力量、两个主义。历史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

　　历史的选择，人们可以给出很多种理由，最重要的有两点：一、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考虑中国问题解决的时候，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救中国的主张，采取的步骤和措施，形成的思路和目标，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二、资本主义本应该有反封建的内容，中国国民党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过程中，却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混合体，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进步。

　　《财经国家周刊》：用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道路，给“用社会主义发展中国”提供了什么启示？

　　秦刚：新中国的建立，解决了用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问题，也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奠定了社会、理论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要考虑如何用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用社会主义拯救中国的过程，已经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点的道路；用社会主义发展中国，也肯定要让这条道路符合中国国情。

　　《财经国家周刊》：但我们也看到，新中国建立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人们的感觉中，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道路，好像不是一回事。

　　秦刚：今天我们走这条道路，探索的先驱者就是毛泽东。他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思想，在探索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经验，也失误得很惨。

　　毛主席对自己一生有一个评价，他说这一生中做过两件大事，一件大事是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举世公认，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不少，搞不好还有人要翻案。

　　党内著名理论家胡绳写了一篇文章，变通了一下，后来就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来评价毛泽东了：毛主席一生中做过两件大事，一件事是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件大事就是领导我们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评价毛泽东对发展中国道路的探索？

　　秦刚：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者。我认为毛主席的探索主要存在两个局限：一个是他在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始终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思维。不摆脱计划经济，就根本摆脱不了苏联模式。

　　如果我们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今天的探索和当初毛主席的探索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但社会主义建立初期就讲摆脱计划经济，肯定是不可行的，一切都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今天的认识也是以前人的探索为基础的。第二，毛泽东在考虑中国各种矛盾解决时，始终没有摆脱阶级斗争思维，把社会化成两大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种矛盾的标准模糊，一旦受各种因素干扰，把各种事情都看成阶级斗争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就用不上了。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偏差越来越大，理论上就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思想路线上就形成了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理论、思想路线，导致探索最终走向失误。

　　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到此中断了。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是毛泽东时期我们没有完成的任务。

　　《财经国家周刊》：邓小平是怎样继承与开创中国道路的？

　　秦刚：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者。他说得非常清楚，是把毛主席没做完的做下去，做错的改过来。

　　他在开创过程中有两点非常清醒的认识：一是老路不能走，要开创新路。历史不会告诉你哪条路应该走，但是它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别再往哪里去了。二是老祖宗不能丢，还要说新话。马克思主义不能丢，但是书本上的东西不能照搬，要说出新话来。走新路说新话，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

　　《财经国家周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何在发展中国问题上结合不太好？

　　秦刚：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在一段时期内，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得很清楚。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要重新认识，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还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的问题，还要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走出新路，就要摆脱以前僵化的体制，这就需要改革，用改革促进发展。改革和发展成了我们三十年来始终把握的社会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改革发展中国的道路。

　　毛主席不讲发展么？肯定讲发展。中国的贫穷落后摆在那里，贫穷就要挨饿，落后就要挨打。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才承担起民族的责任、国家的责任，想办法让中国发展起来。但是最后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发展思路。抓革命是把阶级斗争看得太重了，生产肯定受影响了。

　　发展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只不过是方式方法不一样，发展的效果不一样。

　　工业强国梦：建国头30年发展道路之争

　　《财经国家周刊》： 从1949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用7年的时间消灭了非公有制；今天改革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发展非公有制。今天往回看，也有人感慨，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谢春涛：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当年改造是为了建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今天的改革包括发展非公有制，难道是为了否定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么？肯定不是。而是在强化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前提下，允许各种所有制成分发展。国家只抓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产业就足够了，其他完全可以放开。所以，改革是对当年改造建立起来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丰富和完善，而不是为了否定。

　　《财经国家周刊》：还有人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农业方面也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谢春涛：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合作化前、解放前，我国的土地制度是私有的，而今天是集体所有，承包经营，至今也没有改变，而且要长期坚持。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对我们冲击很大，珠三角地区很多企业关张，农民工失去了工作，不得不回老家。就在这段时期，温家宝总理曾经在中央党校做过一个报告。他说，农民的承包地是农民最实在的一份社保，城里没有了工作，回到家还有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如果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制度，中国也会发生许多国家存在的严重贫民窟的问题。

　　我认为建国初的头七年，我们做得是很好的。当年建立起来的基本经济制度，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无非是进一步丰富完善而已。

　　《财经国家周刊》：从1956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的20多年，是探索发展中国道路曲折的20年。做错了什么？

　　谢春涛：探索自己道路的任务，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他说，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走过的弯路你还要走么？很清楚，毛泽东想走出自己的路。

　　在探索之初，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特别是1956年9月党的八大，比如强调工作重心的转移，要从搞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经济上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上，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说，这个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问题上，我们都有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决策。所以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

　　可惜，从1957年开始，接连发生了失误。先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1958年又发生了“大跃进”运动，持续了三年时间，影响非常大。“大跃进”期间，又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体制来了一次大变革。这段时间，政治上的指导又出现了问题。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后，“左”倾错误再度发展起来，核心就是一句话：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财经国家周刊》：“文革”时期，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偏差？

　　谢春涛：可以把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概括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济。当年，毛泽东把这些当成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这四条不能动，动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二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有三点他看重。一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缩小差距，他带头降低自己的工资。二是政治上，干部和老百姓要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要下连当兵。他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共产主义，没有工资、没有军衔，但大家干劲特别高。建国以后评定工资、军衔，有些人闹待遇，毛泽东深恶痛绝，把军衔制取消了。第三是强调精神上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毛泽东都关注，怕搞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领域革的命，先革文化的命。

　　《财经国家周刊》：1956年之后的曲折20年，给中国道路的探索留下了什么？

　　谢春涛：虽然失误很严重，但也有成就，那就是建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具体来讲，表现为四方面：

　　一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当年特别看重这样的体系，因为我们是大国，大国就要有自己的重工业、装备工业，我们谁也靠不了，花钱也买不着。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1954年毛泽东说不能造的东西，从1956年开始就陆续都能造了。

　　二是“两弹一星”的突破，特别是原子弹。没有“两弹一星”，就不会有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

　　三是培养了一批人才，各个领域都有。至今有的还在发挥重要作用。

　　四是外交成就，主要是中美关系的突破，导致整个西方世界同我们关系的改善。这为后来改革开放创造了前提。

　　另外，这个时期党和人民还表现出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这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涌现了焦裕禄、雷锋、王进喜、陈永贵、钱学森等一批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这些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强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现代化社会：中国道路进行时

　　《财经国家周刊》：纵观中国道路曲折探索过程，凡是出现失误的时候，都有急于求成、好心办坏事、脱离实际的影子，如何用阶段性目标体现发展的过程性？

　　秦刚：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理想目标最高远的执政党，是人民群众期望值最高的一个政党。目标高、期望高，就容易导致急于求成。因为承诺的太多了，就需要加快步伐。加快步伐没有问题，但容易急于求成。民众期望值很高，觉得现在的成就是应该的，应该更好。

　　社会主义建设是有规律的，理想目标的实现有一个阶段性的过程。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远大的理想现实化，把宏大的理论具体化，从摆脱贫困开始，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让共产党的目标立足现实，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让共产党人时刻都能感受到，这样的理想目标，是有感召力的，就会脚踏实地。有了这样的目标体系，执政党和民众就能说到一起去，想到一起去，做到一起去，共同的理想就是基础。如果我们脱离这样的现实，总是讲远大的理想，曲高和寡，唱久了，自己都容易跑调。

　　《财经国家周刊》：也有人说，我们现在太关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过于崇拜GDP，因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秦刚：这是误解。如果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就废掉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务不能变。

　　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为什么这么说？就怕我们的日子过得好了点，有些人又要折腾。经济发展不起来，一切问题都难以解决。和谐社会不都是用钱买来的，但是没有钱真的很难和谐。看病、养老、教育等问题，不靠投入，靠啥解决？

　　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发展中的问题，要用发展的办法去解决，回头路走不得，也走不成了，只能向前走。

　　《财经国家周刊》：与GDP崇拜相对应的，就是近年来大家对社会建设这条短腿的议论，越来越多了。

　　秦刚：社会建设要突出一个重点，就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通过民生问题的解决发展社会公平正义。

　　一个根本，就是以人为本。只要是共产党执政，就不能变。这是我们的宗旨，也是发展的目的。在发展中，要维护好整体利益，协调好整体关系，还要保障好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利益。过去的发展中，整体利益维护得不错，群体利益的协调差一点，个体权益的保障不太到位。在发展过程中，拆迁改造等工作都是维护整体利益，从过程来看，出现了不少伤害个人利益的事情，上访事件、群体性事件等，都能说明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直至今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还有各种各样解读。如何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人心？

　　秦刚：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解决中国问题所作出的最重要决策，也是拯救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命运的最关键选择。通过改革，中国社会主义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人心，还有好多工作要做。要做两方面努力：既要让人们感觉到市场经济的作用，也要让人们感觉到社会主义也在逐步到位。应该讲利益上的共有共享的原则体现。还要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语言表达大众化。毛主席的话，有的说得不一定准，但肯定能让人们记住，比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来的话越说越对，句子越来越长。当所有的报告千人一面的时候，就涉及到我们的文风了。

　　《财经国家周刊》：邓小平理论之后，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如何看待中国道路的理论创新？

　　秦刚：没有改革开放，我们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就不可能超越毛主席，社会主义理论就不可能发展。

　　邓小平理论提出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一个显著特点：实践的脚步在加快，理论创新的脚步也在加快。邓小平理论提出不久，就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有人认为理论创新是不是太快了？实践的脚步快，面临的问题就多，理论是着眼于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新思路、新途径。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怎么看理论，都是模模糊糊一片。当一个国家理论特别繁荣的时候，也许是社会问题较多的时候。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少，事业发展，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道路的理论创新加快，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

　　秦刚：用西方时空压缩理论来说，我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干了别人百八十年的事情，取得了别人百八十年的成就，别人百八十年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也会在三十年的时间内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有很多问题产生了很多变种。

　　例如，刚开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没有人不高兴，都以为自己是那一部分人呢。即便自己不是那一部分人也不要紧，因为先富起来的会带领大家共同富裕。但是一部分人富起来后，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利益失衡，情绪不稳，社会也就不稳了。现在人们看什么都看不惯，就是因为利益失衡，如果不解决，社会就不稳。

　　现在各级党委政府做什么呢？调整利益关系。这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理论的相继产生，也就是为了解决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拓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发展的道路不会一顺百顺，而是要把新问题解决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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