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末生：张执一与“中原突围”
(2010-11-21 22:07:00) 
1939年8月，父亲张执一时任中共鄂西北特委委员，受命奔赴延安出席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途经河南竹沟时，因得知党代表大会推迟召开，主动向时任中共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提出要在敌后与日本鬼子打游击。随后，他加入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挺进支队（即新四军五师前身）。从那时起，一直到1944年11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举办的高级干部整风班结束，他奉命到中共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而离开新四军五师，满打满算在新四军五师及中共豫鄂边区根据地战斗、工作、生活了六个年头。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对在五师战斗、工作、生活的这段日子，充满着特殊的情感，对五师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对共同创建的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权，更是情深意切，每每不能忘怀。在他遗留下来的《行踪吟草》诗集中，记录当年战斗、生活以及战友情深的诗作就有56篇，100多首。我们经常听到当年和父亲在一起战斗过的叔叔、阿姨们赞扬父亲对五师发展的贡献。
每当叔叔、阿姨们提及“中原突围”时，总会感慨地告诉我们一件令他们难以忘怀的事情，那就是父亲在1944年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在大悟山白果树湾的扩大会议上力排众议的慷慨进言。
当时，根据党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父亲就任中共豫鄂边区襄河地委书记兼第三军分区政委，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奋战，新四军五师已经完成了对日寇占领区——武汉的合围。我军敌后根据地的发展蒸蒸日上。而那次扩大会议，主题是讨论边区的工作和向河南发展的问题。当时，父亲看到在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溃退，河南一带存在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形势，认为利用此时机打通与华北的通道，可改善我豫鄂边区孤立的局面，于是，在会上审时度势地疾呼出：“在巩固中求发展”、“就是倾巢而出地打通通往八路军的道路，也是划算的”的意见，主张向河南方向发展。当时，尽管党中央也向新四军五师发出了向河南发展的指示，但是，由于与会干部们多数都不知道，加之边区主要领导有不同意见，认为：边区根据地发展太快，战斗太频繁，部队多数是由地方党组织发展的游击武装整编而成，红军干部不多，老底子不硬，强调今后要“以巩固为主”。导致在会议表决时，父亲成了极少数。
回顾历史，不少当年新四军五师的高级将领们都说，如果当初采纳了我父亲的意见，新四军五师以及中原部队就不会是孤军受困，发生令中原军区战士们心酸的“中原突围”。
当然，从解放战争的全局来看，也许“中原突围”由坏事变成了好事，我数万人马牵制了国民党30万精锐部队的兵力，为我军华北、华中等战场赢得了有利契机。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当时对我父亲来讲，“中原突围”事件，使经他亲自参加，并浴血奋战而发展壮大起来的鄂豫地区的人民队伍和革命根据地，在短短的时日里，被国民党发起的强大的内战攻势改变了，我中原军区5万大军和根据地的大批干部、地方武装，合计八万之众，只有1.5万余人整建制分别返回陕西、东北、胶东等解放区，在感情上可以说是万分痛心。父亲当时已经被派到国统区的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当他听说五师有不少同志在突围时失散，有的同志化装转移，有的同志投亲靠友躲避了起来，还有的同志流离街头，生活没有着落，更有些同志在突围中牺牲或者被俘时，异常的着急。他立即通过所在的中共上海局的地下交通渠道，千方百计地到长江沿岸寻找、接应离失的突围干部，并把他们安全送往东北、山东解放区。
根据父亲的回忆文章，当初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护送，并提供资金帮助和掩护了上百名团职以上“中原突围”的干部，其中包括王树声将军、颜东山将军等高级将领。
据我大姐张纪生回忆，在那段日子里，六岁的她很是好奇，为什么在上海家的阁楼上，总是来来往往不断变换着在那里住宿的人员？而且每次来人，老奶奶都要坐到阳台上去，利用阳台可直接俯览到弄堂口的视角，了望、放哨。大姐当时已经知道小孩子是不可以多嘴提问的，因为她早就被告知不得过问大人们的事情。
后来，我们听父母讲过，妈妈也曾被父亲派往武汉寻找化装突围出来的干部。她当时找到了鲁直阿姨和梁丽灵阿姨。梁丽灵阿姨由于不知道鲁明健伯伯已经随部队从另外的地方突围了，坚持要在武汉等候鲁明健伯伯，没有跟我妈妈走，导致梁阿姨因此丢掉了党组织关系，长期得不到组织认可，一直到“文革”后她去世时才得以恢复解决。
我婆婆邓启群，当时刚生下我丈夫李战平，闻讯我妈妈来找他们，急忙抱着孩子赶到梁丽灵阿姨家，但因晚到了半天，我妈妈不敢久留，已经带着高度近视的鲁直阿姨离开了。结果，我婆婆吃了好多苦头，身无分文，又不敢直接回家乡躲避，带着刚出世的孩子躲到天门岳口一带，靠在一家砖窑上做苦工隐蔽，一直到刘邓大军进入湖北,形势好转后,才被李学先伯伯专程带着部队来接走的。
另外，据我们所知，像万流一伯伯、高纯一伯伯、李守宪伯伯、甘学标叔叔、安琳生（余秉熹）叔叔、张翼叔叔、顾剑平叔叔、肖秀楷叔叔、谢威叔叔、李蔺田叔叔等，这些我们熟知的叔叔、伯伯们，都是父亲派人或托人到湖北和他们取得联系后接到上海的。其中像李守宪伯伯、鲁直阿姨等，被父亲派专人护送到解放区去了；像谢威、李蔺田、李炳南、程全（游击战争中牺牲）等叔叔，父亲（此时兼任中共上海局外县委员会书记）将他们又派回到已经失去根据地的湖北鄂东、洪湖地区，组成中共湘鄂特委，担负起“开展军运，发展敌后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艰巨任务。他们一直坚持斗争到1948年5月。像万流一伯伯、高纯一伯伯、甘学标叔叔、安琳生叔叔、张翼叔叔、肖秀楷叔叔等被父亲留在了中共上海局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有的负责地下交通、有的打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有的被派往台湾、有的做难民工作、有的负责党产的经营和掩护工作、有的参加军运工作，还有一批军事干部被输送到了我党浙东游击队加强力量。
据说，当时妈妈专门负责为这些突围经上海转移的干部准备路费，为他们买火车票或船票。肖秀楷叔叔专门被派到难民收容所去寻找混在难民中的突围干部，然后经过识别确认后，才敢接头安排他们离开。由于父亲的身份不易暴露，所以，这些具体工作他都没有出面，但是，当时在五师突围的人员中，流传着一句激动人心的话：到上海找张政委去。尽管这句话里面浸透着战友们的信任，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父亲他们随时都有被暴露身份的生命危险，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
有一次，父亲在上海大街上发现了一位正在乞讨的原五师人员，由于不明他的情况，也不知他是否被敌人逮捕叛变，所以连忙躲开了。父亲说，当时是很危险的，万一被人发现，万一那人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收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父亲住的秘密机关以及一干人员都会处于危险当中。后来肖叔叔他们是否去找过那人？找到没有？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王树声将军是父亲安排安念生叔叔一路护送到解放区去的。据说，当时也有个别干部到上海后，见到上海的花花世界，流露出留恋安逸生活的念头，父亲他们警惕性很高，怕他革命不坚决，导致中共上海局的工作由此遭到敌人破坏，坚决派专人把他送回解放区去了。
父亲没有直接参加举世闻名的“中原突围”，但是，他在党组织的部署下，妥善接应了数以百计的突围出来的部分干部，为党保存了一批有生力量。这些干部在后来的工作中，都为党、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我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少可圈可点的卓越贡献。
1980年，文革后复出工作的父亲，依旧没有忘记当年因“中原突围”而与组织失去联系的老战士们。他在时任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的支持下，拖着患了癌症的身躯，奔走在几位在京工作的原新四军五师的高级将领中间，和他们一起给党中央联名上书，反映当年根据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指示，复员、化装转移、隐蔽以及在突围中掉队，或虽然被俘却没有丧失革命气节的一大批我中原部队的干部、战士，在军龄、参加革命的工龄以及党籍、党龄等问题上长期得不到承认的历史遗留问题，呼吁湖北、河南两省省委统一予以解决。根据父亲遗存的文件，我们看到参与这件事的老同志分别有：郑绍文、刘少卿、栗再山、刘子厚、赵辛初、刘放、李人林、顾大椿、黄民伟、鲁明健、杨子谦、蔡思烈等。为了让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清楚地了解这段历史情况，父亲还专门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说明情况的信函，随联名上书一同递交到胡耀邦处。1981年7月，中央组织部下发了中组发[1981]16号文件《关于转发湖北省委组织部、民政局党组“关于处理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掉队人员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为分散在各地的中原突围人员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统一了标准，使当年曾经为党和人民浴血奋战过的上万名官兵，解决了党籍、军龄、工龄等问题，使他们老有所敬、老有所养。
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当年联名上书的老前辈们，现在仍然健在的已经屈指可数了。虽然，包括父亲在内的一些老前辈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在“中原突围”这件事情上，没有留下他们的遗憾。
今年是“中原突围”六十周年纪念，恰巧也是我父亲诞辰95周年、参加革命80周年纪念的日子，谨将我所知道的我父亲与“中原突围”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述出来，以作为我们对他们的怀念吧。
张末生
（写于2006年4月10日）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