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之魂受死版 dlc:周志坚回忆中原突围

周志坚回忆中原突围 抗战胜利后，鉴于中原地区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为加强这一战略要地的我军力量，党中央命令由王震、王首道率领南下广东的三五九旅自粤北返；命令王树声、戴季英同志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自豫北南下，与新四军五师在枣阳以北地区会师。中共中央于10月底决定成立以郑位三同志为书记的中原局，成立以李先念同志为司令员的中原军区。中原军区下割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我被任命为第二纵队副司员兼参谋长，我率领的五师十三旅也编入了中原军区第二纵。
一、 桐 柏 山 战 役 一九四五年秋。
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五师野战部队在应山以北的浆溪店、吴家河举行了誓师大会。然后，从十月十七日起在桐柏山地区连续实施了自卫作战，以锐不可挡之势，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克桐柏，继占枣阳，又夺湖阳镇占唐县，再下新野城。一连串的战斗，使得以桐柏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为我军所控制。党中央致电中原局，祝贺取得桐柏山第一阶段作战的胜利。
我中原野战军控制桐柏山地区后，国民党军队恼羞成怒，重新进行了部署：北面用五战区八个师的兵力，以南阳、泌阳、确山为第一线，方城、舞阳、遂平为第二线，逐步向南压进；南面有六战区六个师的兵力，由钟祥一线向北逼进，企图南北夹击，“肃清”鄂豫边区的我军，实现其先取桐柏，继夺枣阳的阴谋。我党中央鉴于鄂豫边区敌情，当即电示中原局、中原军区：只要你们在现在地区坚持，蒋军就不能集中主力北上。平汉、陇海两路是蒋军和我军决战地带，在将来决战中你们处于外线，直接配合华北、华东我军作战，因此你们应在豫南、鄂北、鄂东、大洪山、大别山广大地区回旋坚持一年时间，不做大的转移打算，战略作用很大。
为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中原局、中原军区在敌合击尚未形成之际，令部队主动出击，展开桐柏山第二阶段作战，组织实施了一系例战斗。应该看到，我军挺进桐柏山地区以来，虽然连战皆捷，但所遇之敌均系地方杂牌，一触即溃，未能给其他来犯之敌以震摄作用。为此，军区领导决定选择时机向位于枣阳城西的双沟镇进攻，消灭守敌第１０军２０师。根据情况看，若能全歼该敌，就可以给步步进逼的诸路敌人当头一棒，挫其锐气。
战前，我军进行了较周密的部署：第一纵队过唐河西占领陈家寨，准备阻截新野敌一二五师向双沟的增援；第二纵队的十四旅驻守湖阳镇，防唐河敌一二七师可能来援；我指挥十三旅在双沟以北担任主攻，双沟以南的十五旅担任助攻；三五九旅为军区总预备队。
战斗于十一月十日晚上打响。经过一夜和第二天上午的激战，十三旅占领了汽车站、山岗坡、万安寺等地；十五旅也攻占了双沟镇以南的王家楼、大赵家一带。二个团又一个营的守敌已被歼近半，双沟镇已在我们的包围之中。
中午时分，我们停止了攻击，部队休整半天，为晚上的总攻重新进行了部署。
晚上九时左右，宁静的夜幕被爆破的闪光撕破，爆炸声隆隆直响，枪声如爆豆响成一片。我们的战士出击了，向双沟镇之敌发起了总攻。不一会儿，就传来消息：攻击顺利，三十七团、三十八团已分别从西北和正北突入镇内，并消灭了三个连的敌人。三十九团从东北也正猛攻敌人。镇外，我战士一批批鱼贯入镇；镇内，敌人一批批被歼灭。根据预定的作战方案，三十七团的突击部队一进镇就不顾一切干扰，象一把锐利的尖刀，插向敌师部，打乱敌人，分割歼灭。
我们的指挥所前移到双沟镇东北面不远处的一个村子里。白天，三十九团在此全歼了一个营的敌人。指挥所内气氛紧张，大家都密切注视着战斗发展的情况。电话铃声响起，传来了夏世厚同志兴奋的声音：“我们已经突到敌师部附近，正在续继猛攻，敌人已经陷入混乱，连敌军官垂死抵抗的叫嚣声都可以听见，不要多少时间，就可以把它拿下来。”
接连不断的爆炸声，机枪的对打声，我军战士冲锋时的吆喝声，还有被战火映红的半边天空，构成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壮丽图景。我和吴世安同志交换了一下眼色，对夏世厚说：“看来这帮狗杂种就要不行了，三十八团、三十九团也攻上去了，你那里的最后一拳再砸狠些。”
我放下电话，转身对吴世安同志说：“我到前面去看看。”他一把拉住我：“我去吧”说着，带着警卫员出了指挥所。靠前指挥，是吴世安同志的特点，他作战勇敢，作风顽强，是我们五师难得的一员虎将。
战斗的进展很顺利。根据历来的经验看，打到这一步，取得胜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我放下望远镜，离开了观察窗口，不禁舒了一口气，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润润似乎早以干渴的喉咙。
“铃……”电话铃声响起。
“副司令，文司令员来的电话。”参谋递过话筒。
“喂，志坚同志吗？情况怎么样？”文建武同志的声音清晰地传来。
“没问题，很快可以解决战斗。”
“志坚哪，情况发生了变化，要部队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什么？”我仿佛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生怕自已听错了。
“停止攻击，马上撤出战斗！”这一下听的明明白白了。
就像艳阳天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我和指挥所内的其他同志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怔住了。
“撤？简直是在开天大的玩笑。从未见过这样打仗的。这时候撤出战斗等于将到手的胜利拱手让出，绝不能撤！”我心里这样想。
“喂，喂喂，听到没有，怎么不回答？”文建武司令员话音声声催人。
我对着话筒大声说道“为什么要撤？镇内剩下不多的敌人已被分割开，军心动摇，随时可能投降，即便不投降，很快也可全歼。现在不能撤，否则就前功尽弃了！”话一说完，我就撂下了电话。
片刻，电话铃声又起，文建武再次要我们撤出，并解释说敌人的援兵就要来了。
“不是有一纵在陈家寨打援吗？”我坚持已见，全歼双沟守敌的胜利就在眼前了。
不一会儿，电话铃声第三次响起。一个参谋对我说“军区首长要你接电话。”
“喂，志坚，我是李先念，一二五师已占领陈家寨，你们还是主动撤出好，不然敌人援兵一到，被动撤出就麻烦了。”
“怕什么？让打援的部队顶一下，等我这里结束战斗后，掉头和他们一道去打这个一二五师。首长，我有把握在一个半小时内解决战斗。”
“不行，不行！不能只看到眼前这一点，要有全局观点。命令部队立即撤出战斗。”语气是平缓的，但却是不容分辩的。
再想解释是徒劳的。眼看从指挥所门前被押过去的一群俘虏，再听远处传来的阵阵喊杀声，我很不情愿地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
好家伙！就象在滚热的油锅里撒下了一把盐一样，各级指挥员反映强烈，纷纷打来电话询问为什么不打，我对参谋说“任何电话我都不接！”
一会儿，吴世安同志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离门老远就嚷道“副司令员，你搞得什么名堂？要撤你自己撤！”
夏世厚同志更是动了感情，非嚷着要我接电话。他在电话里大吼的声音，几米外的我听得清清楚楚。我接过电话，他的声音震得我耳朵“嗡嗡”发响，头脑里也是乱糟糟的，他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看着周围同志们激动的面庞，听着他们那滚烫的求战话语，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着。训斥他们吗？我怎能伤这些同志的心呢？跟他们解释一下吗？连我也弄不清到底为什么要撤。我心一横，下了一道死命令“立即停止攻击，撤出战斗，不许丢下一个伤员，违令者军法从事。”然后，在众人灼灼的目光下，忍着一口恶气，愤怒地离开了指挥所。此时我才感到浑身湿漉漉的，内衣不知何时已被子汗水潮透了。
部队终于撤下来了。干部是带着一肚子怨气撤下来的，战士们是含着眼泪撤下来的。他们或扶着伤员，或抬着牺牲同志的遗体，三步一回头，他们咽不下这口气呵！到手的胜利跑掉了，到嘴边的肥肉不能吃，战友的鲜血白流了，他们能不痛心吗？三十七团的一个营长经过我面前时，“哐啷”一脚将地上的一个坏茶缸踢得老远，嘴里嘟嘟囔囔骂个不停，眼睛里充满了遗憾和悻悻不服的神情。站在那里，我心里真象是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啥滋味。就这样到手的胜利放弃了，谁能没有怨气。我深深理解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
这一仗歼灭了千余敌人，缴获了轻重机枪七十余挺，长短枪七百多支，但我心里却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几天心情都闷闷不乐。整个部队的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
事后得知，担负打援任务的第一纵队只有一个连抵达陈家寨，其余连唐河都没过，致使敌一二五师步步进逼，军区领导不得不决定放弃全歼双沟之敌的计划。
双沟一战，能全歼敌人的战斗半途而废，使我们失去了一次狠揍敌人，挫其锐气，缓和局面的极好机会，使已处于不利环境中的我军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在时隔四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这次战斗，我们仍然是心有余悻。
双沟之战后，干部战士情绪低落，大家都感到这一仗打得窝囊极了。尽管我自己也憋了一肚气，但又深知一个指挥员的情绪会给部队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因此，部队到达指定地点休整时，我到下面对指战员作了一些思想工作。部队情绪渐渐有了改善。
我军撤离双沟，敌四十七军更加狂妄。十一月十七日，敌四十七军之一二七师又由上屯、黑龙镇而来，企图向驻守在湖阳镇的我十四旅进攻，进而占领湖阳镇。它的一二五师则在新野、双沟一线策应，配合一二七师的进攻。
敌人的器张气焰，并未吓倒我们的战士，反而给他们火上浇油。广大指战员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满腔怒火，纷纷要求杀退敌人，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
面对敌人咄咄的攻势，军区领导召开了有二个纵队负责人共同参加的紧急扩大会议。大家研究分析了敌情，一致认为，应该坚决给来犯之敌以痛击。会议上，我们第二纵队提出了自已的作战意见：以湖阳镇为诱饵，引一二七师上钩，然后迅猛出击，斩断四十七军伸出的这支魔爪。会议讨论后同意了这个意见，最后形成的作战方案是：第二纵队十四旅坚守湖阳镇，诱惑敌人来犯；十三旅集结在新店、湖河镇、元寨地区，一旦一二七师向湖阳镇进攻，立即扑向其右翼展开攻击；三五九旅在湖阳镇东北面的邢庄、不吊山、狮子山和小候庄等几个高地埋伏，准备在敌运动中出击，消灭敌一二七师左翼的三八一团；十五旅在杨家挡、七方岗、高集地区为预备队，并向双沟敌一二五师警戒；第一纵队除一部在李营、双河镇、平氏向唐河警戒外，主力集中在祁仪以南地区，为军区预备队。
散会后，我对王震同志说：“胡子，这回看你老兄的了。”
“伙计，你这话说到哪儿了，我们是共同配合，给这帮猖狂的家伙来一个……”说着，他用双手做了一个卡的动作。
在场的几个同志都笑了起来。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天空阴霾，到处是一片灰蒙蒙的。当敌一二七师象一条毒蛇刚从黑龙镇冒出头来，我们指挥所里就得到了侦察员的报告，我军迅速做好准备，严阵以待。
敌人分两路而来。他们以两个团兵力从东西双庙出发，沿张湾、曾庄、全庄、方庄一线向湖阳镇正面进攻，以一个团从董河、唐河冲向蓼山攻击。攻占蓼山后，派出二个营迂回到湖阳镇以东的徐冲、油坊庄展开攻击。英勇的三五九旅以猛虎下山的动作出击，三下五除二，在运动中全歼这股敌人。据守在蓼山上的另一个营的敌人，眼巴巴地看着同伙被歼却不敢越雷池一步。得胜后的三五九旅又分出一部乘势包围了蓼山之敌。残敌起先顽抗了一阵，后见大势已去，被迫打出白旗，六百余人全部放下武器投降。
担负正面进攻湖阳镇的二个团敌人，先头部队受到十四旅的阻击。他们的后续部队一进入湖阳镇西的五里庙，立即遭到十三旅的猛烈打击，敌人顽抗了一阵后仓惶向西逃窜。三十九团奉命由大桥符向张庄、雷庄追击，三十七团从邹庄向五里庙、东西双庙和曾庄追击。我军指战员个个奋勇争先追击敌人。他们要把积压在心头多日的怨气全抛到这个一二七师头上。可就在我军全线出击追歼逃敌的节骨眼上，老天无眼，陡然下起了飘泼大雨，刮起了刺骨寒风。风助雨势，雨借风威，豆大的雨点迎面扑打在脸上，睁眼都很困难。一时间把个本来就灰蒙蒙的天空搅得天昏地暗。不多一会儿，田野到处都积满了水。望着这倒霉的天气，我急得直跺脚，连声骂娘。敌人趁着大雨之际拼命逃窜，我军指战员虽然努力追赶，无奈行动困难，一脚踏下去，拔出来的只是光脚，鞋子却陷在泥水中，战士们顾不上找鞋子，硬是赤着脚高一步低一步地追赶逃敌，终因老天爷不帮忙，雨大天昏路滑，失去追击目标，使敌人得以逃脱。当同志们个个一身泥水回到驻地后，纷纷对未能歼灭来犯的一二七师表示无比惋惜。有的战士感叹道：“天不助我哪！”
这一仗，除三五九旅歼敌一个团外，十三旅和十四旅共毙伤俘敌五百余人，俘敌一副团长，还缴获一批军械用品。战斗总起来讲打得不错，但没想到一二七师一打就跑，偏偏又遇上大雨，使我们失去一次好的战机。此战虽未能达到歼灭一二七师的目的，但给来犯的四十七军一个警告，使他们有所收敛。只是其余几路敌人的嚣张气焰并未打下去，进逼我解放区的势头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
四十七军在湖阳镇方向吃了亏后，变得较为谨慎，他们改变战术，步步为营，每前进一步，即利用平原村庄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防我攻击。国民党军转由唐河方向的六十九军向南进犯，妄图控制祁仪地区，两面威胁湖阳镇。由于双沟和湖阳镇的二仗均未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军区领导决心倾全力拿敌一八一师开刀，力争全歼。
祁仪镇是该地区最大的一个镇子，有几千人口，它比一般的县城还要大些。军区领导估计敌一八一师来犯时会以此作为落脚点，然后再向南进。据了解，一八一师是一支东北军，攻击力不很强，但防守较坚固。因此，军区领导研究决定：让出祁仪镇，占领城南十余里处的几个高地，等敌人离开祁仪镇南进时实施反击，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占领镇南的月西山、歪脖山、龙山、钉耙山、大义等处，利用地形抗击一八一师的进攻，并予以反击；第二纵队的十四旅仍驻湖阳镇，十五旅在杨家挡、七里岗、徐寨一线警戒双沟之敌，十三旅进入镇西南的185高地，等战斗打响后迂回到敌侧后攻击；三五九旅为军区总预备队。
我还是随十三旅一道行动。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侦察员回来报告：“一八一师露头了。”敌人一反常态，排成一字长蛇阵，慢慢吞吞地朝祁仪走来。一个多小时后又有消息传来：“敌人在祁仪镇北的几个村庄停止了前进，等后尾收拢上来，似有原地休息的迹象。”
我让侦察员继续监视，并立即将情况报告了军区首长。
初冬的黄昏很短，天空说暗就暗了下来。
我们十三旅在距祁仪镇西南七、八里的几个村子里宿营。为了第二天有精力打仗，除警戒部队外，大家都早早休息了。我在晚上十点钟左右也躺下了。刚睡着不久，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原来是司令部打来的，要十三旅做好出击准备。
“见鬼！”我脱口而出：“不是明天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吗，怎么突然变卦了？现在打不妥当。深更半夜，部队分散宿营，要集合起来并作好战斗准备，还不能有大的声响，没有一时三刻怕不行。再说敌人的位置在哪里？兵力部署如何？敌情不明，我们向哪里攻击。”
“军区司令部己命令一纵向祁仪方向运动，等他们打响，你们立即向敌侧后插去，攻击一八一师。”语气是坚决的，不容分辩。
部队摸黑起床准备，不能点灯，不能有大的嘈杂声。等我们把分散宿营的各部队都联络上，我腕上的手表指针快指到“3”字了。不知怎么了，祁仪方向迟迟不见动静。战士们在寒夜中冻得瑟瑟发抖。
好不容易捱到清晨五时，祁仪方向终于传来了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于是，我即命令三十八团向大石桥、曲庄、东西王庄一线出击，三十七团向许河、炮房庄一线进攻，三十九团作预备队。
天亮前，大石桥方向传来了激烈枪声。估计是三十八团和敌人接上火了。这一天的雾气特别大，到处一片白茫茫，几步之外就看不清东西，只听到枪响，却观察不到作战情况。我心急如焚，指挥所一再前移，仍无济于事。直到八点多钟，雾气才渐渐被阳光驱散。这时，隐约可见大石桥的守敌凭借着几座房屋顽抗。我让司号员吹号，要三十八团坚决攻击。九点多钟，大石桥被攻破，守敌大部被歼。三十七团凌晨七时就进入许河西北，但因雾太大，辨别不清攻击目标，故在原地无法行动。
九点多钟，雾气完全散去，远处的村庄和近处的大河清晰可见。我们发现，狡猾的一八一师只有约一个连住进了祁仪镇的钟楼，其余都没进镇，住在镇北的几个村庄里。那里有原来地主们修造起来的坚固院墙和碉楼，敌人利用这些现成的工事，预防我军可能发动的攻击，可见敌人心还是虚的。
我站在一道田埂下向枪响处望去，看见一纵队的战士正向许河之敌攻击。村内至少有一个团的敌人在坚守顽抗，村南面有一个典型的地主院落，高高的围墙呈四方形，将一座青砖二层楼围在当中。院前的前后左右和四个角共有八个小碉楼，院落外的开阔地放置了鹿砦。碉楼上的敌交叉火力封锁了整个开阔地，一纵的战士攻了几次都没成功。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下，战士们都紧贴着地面趴着。在前几次冲锋中有几个同志冲到院墙下，他们贴在敌人枪打不到的死角处，用手榴弹爆破。无奈墙院又高又厚，手榴弹无济于事，眼见炸不开缺口，后续部队又冲不上来，他们只好又冒着敌人的枪弹往外冲，结果一个连长和一个战士在快跑回自己阵地时被子弹击中倒地。看到这些，我气愤至极，把望远镜一甩：“三十七团、三十八团上！向许河侧面攻击。”
前方枪声一片。不多会儿，有战士报告；“三十七团、三十八团进攻受阻。”再一细打听，他们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守敌在地主院落内顽抗，他们在院墙上挖了许多枪眼，火力虽不很强，但枪法较准，使我们伤亡了一些同志。看到被抬下来的伤员，看到敌人在碉楼里不断向外射击，我仿佛看到碉楼里的敌人狰狞狂妄的面目，真恨不能一拳将这些碉楼砸个稀烂，但考虑到敌人分散固守，即使我们能攻克二、三个院落，也不过消灭个把营敌人，还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在我军人力，物力各方面都较敌人占劣势时与他们拼消耗是不明智的，况且这样打下去，与我军此役要全歼一八一师的目的也相去甚远。于是，我向军区首长汇报了详细情况，黄昏前，接到撤出战斗的命令，十三旅和一纵部队先后撤了下来。
一天的战斗打下来，十三旅歼灭敌人近二百人，俘虏几十个，但我们也付出了伤亡百余人的代价。
全歼一八一师的计划又落空了。
纵观整个桐柏山战役，我军集中优势兵力，突破各点，迅速控制桐柏山的主要地段，取得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促成了我军在中原地区大量吸引牵制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在战略全局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陈毅同志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曾高度评价说：“蒋介石不是说过，他要把共产党赶到大青山以北吗？我敢说，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战略牵制，那就很可能没有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的七战七捷的胜利。”但在第二阶段我军为何未能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站稳脚跟的目的呢？我感觉有以下几点：首先，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以小部队为单位进行游击战，极少有机会集结大部队活动，现在突然转为大兵团正规作战，显得整体作战能力弱，协同配合差。双沟一战就是明显一例。其次，南下干部与原五师干部之间，由于指挥风格、对战局发展的估价和敌我力量的了解程度上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平时工作和战时指挥上多次出现相互不适应的情况，出现指挥员意见不统一的局面，造成了制定好的作战意图贯彻不力，原来确定的作战方案变化突然，以致连自己部队都无思想准备。祁仪之战就是如此。第三，敌情不明，指挥犹豫，遇到复杂情况不能耐心而急躁应战。祁仪一战，知己不知彼，致使部队找不到进攻目标，或把小股敌人错当主力盲目攻击，造成伤亡，犯了“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兵家大忌。
当然，我中原部队在组建前除新四军五师长年活动在这一区域，八路军南下支队和嵩岳部队均为远程开来。会合前长途跋涉，一路征战，十分艰辛。加上没有大块根据地作依托和充足的补给，环境生疏，又逢雨季，增加了作战困难，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我军在桐柏山地区几次战斗的预期目的均未达到，大片地区和有利地形被敌人占得，并几路齐头并进，使我根据地逐渐缩小，财政经济日益困难。这样，我军试图立足桐柏山、大洪山地区的最好时机已经丧失。十二月下旬，我中原部队转向路东大别山地区，开始了新的战斗。
二 、 突 破 敌 重 围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我党同国民党签定了停战协定，双方发布了停战令。停战令规定，双方军队应在一月十三日零点在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我军恪守停战协定，以宣化店为中心就地停止待令，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继续对我中原部队进行包围压缩，他们抢在停战令生效前的一月十一日占我息县县城，又在停战令生效后的一月十四日攻占我光山县城。在坚持自卫原则的同时，我方与国民党进行了谈判斗争，先后签定了“罗山协议”、“应山协议”和“汉口协议”，规定中原地区国共双方军队必须停止一切违犯停战令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再三破坏协义，调集兵力达三十余万人，把我野战纵队包围在方园仅二百里的狭小地区，大搞军事蚕食和经济封锁。为了维持国内的和平局面，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中原军区与国民党谈判，要求允许我中原部队以四万武装转移到皖东苏北或华北就食整编，以二万人就地复员，想以让出豫鄂两省的解放区为代价，来换取中原部队主力和平转移到兄弟解放区。但蒋介石的胃口很大，拒绝了我们和平转移的要求，妄图将中原我军一口吃掉，进而夺取中原这块地盘。我中原人民解放军如箭在弦，严阵以待，度过了相机应战的艰苦岁月。
在战争阴云笼罩着中原大地的严重时刻，党中央、毛主席对中原部队极为关心，延安与我们每时每刻都保持着联系。根据当时极其复杂的斗争形势，党中央明确指示我们：一方面要开展和平民主的政治斗争，一方面又要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在武装斗争上要严守自卫原则，并对中原部队实施战略转移作了周密详尽的部署。董必武同志和周恩来副主席先后由延安到达宣化店，代表党中央慰问中原军民，还带来了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援助中原部队的赠款和大批救援物资。在那种危急的时刻，能够听到党中央的声音，看到党中央派来的亲人，对中原军民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们深深感到，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与中原儿女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更加坚定了我们战胜敌人的决心。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认定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已成熟，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这场“围歼”，定于七月一日发起总攻。从六月二十二日起，国民党的十三个军三十余个师再行缩小对我军的包围圈。敌人估计，“聚歼”开始后，我必突围，并考虑到苏皖边区是新四军主力所在地，判断我中原部队肯定会向东突围，因而把这次总攻兵力的三分之一——十一万人，摆在东线准备堵击。蒋介石反动派异想天开地以为，有了这一套“神机妙算”，就可以在“四十八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了。
六月二十一日，中原局就突围事宜请示中央：国民党军队对我边区的包围、封锁已愈益加强。我区局势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向南隔长江，难以实现；向东在津浦路附近有敌强大兵力；北渡黄河，不能徒涉河川，危险极大；比较安全的只有豫西、鄂中两路。如果待敌部署完毕，正式向我进攻时再突围，在战略上战术上都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我们认为如不突围，今后更困难。
二十三日中央复电指示：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虚，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对于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战斗，预祝你们胜利。
我军突围的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突围部队分为南、北两路：北路是中原局、中原军区直属机关和第二纵队十三旅、十五旅的四十五团，以及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等部队；南路有王树声同志率领的第一纵队二、三旅和第二纵队十五旅的四十三、四十四团。这两路部队突破敌人重兵扼守的平汉铁路封锁线，分别进入豫鄂陕和鄂西北地区。为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向西突围，皮定均同志率第一纵队一旅向东突围，突破大别山一线敌人的防线，进入皖东地区，与苏皖解放区部队会合。
六月二十六日，李先念司令员把我叫到宣化店中原局去。一进屋，他就对我说：“根据目前情况，我们要突围，不能再拖了。”他接着说：“你带三十七团的团、营、连的干部到柳林车站一带活动，选择突围路线。关于突围一事，除夏世厚外，不要对其他人说什么，要保守秘密。”
接令后我毫不怠慢，催马前往三十七团驻地，找到夏世厚团长，将准备突围之事告诉了他。二十七日，我们召集了营、连干部，经九里关到达柳林附近的周家祠堂住宿。二十八日上午，来到铁路边的一个叫仙石岩的山上勘察地形，监视铁路线上的敌人，侦察突围路线，选择突破点。站在山上向西望去，只见远处山恋起伏，层层叠叠。近处，平汉路静得如同一条死蛇南北而卧，封锁铁路的敌军据点一个连着一个。看来，柳林车站和附近的何家店、魏家寨也被敌人占领了。一边观察，我心里一边盘算着战斗部署问题。我和夏世厚研究后初步确定：三十七团一营过去后解决何家店、王家村敌人，再抢占几个山头，监视柳林街；二营消灭另几个村的敌人，再向北发展，向信阳方向警戒，并破坏铁路；三营包围柳林车站，力争消灭敌人。快到傍晚，我派了一个班在一所小庙里继续监视敌人，我们则回去了。二十九日又去观察，没有发现敌人有什么大的变动。下午，李司令和文建武等同志来了。我向他们汇报了侦察到的情况，并将我们初步商定的部署讲了一下。李司令详细地询问了一些问题后点头表示同意。
“嗬，蒋介石以为他的三十万兵力在我们周围构筑了万里长城，偏偏这里有个缺口。”说着，李司令的嘴角上露出了几丝微笑。他掏出怀表和我们几个对了对手表，叮嘱我们说：“今晚十点钟以前，你们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夜袭战术，拿下柳林车站，掩护中原局和军区领导机关突围。突过去就是胜利，否则就是失败！夏世厚同志，你们团今天晚上的任务是非常光荣和艰巨的，只能胜利，不能失败！”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夏世厚上前一步，严肃地答道。
当晚八时，三十七团先于大部队出发，在茫茫暮色中沿着峡谷向西行进。出发前我对三营干部说：“你们过铁路后不要让敌人过早发现，等一营和二营过去后再动手，一旦打响，就要强攻、快攻！”
九时多，战斗开始了，但一切都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山川大地，一片寂静。三营首先摸过铁路，一、二营随后也过去了，敌人丝毫也没察觉。过了一会，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何家店的敌人碉堡在一阵轰响中随着升起的一团火光飞上了天，一营用十年内战时期“土坦克”攻坚的办法，消灭了何家店守敌。与此同时，许多敌人在被窝里就被缴了械。按预定部署，守敌被解决之后，一营登上了何家店左右高地，向平汉路的南方警戒；三营也占领了柳林车站附近的高地，向平汉路北方警戒；二营封锁黄庄，迫使敌人不能前进。
当三十八团、中原局、第二纵队机关、三十九团、十三旅旅部和四十五团鱼贯越过平汉铁路后，东方天际已经微微发亮。这时，敌人正规战斗部队从南北两面增援而来。一、三营交替掩护，很快脱离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紧随大部队一口气奔出几十里开外。
同日，由王震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也从武胜关北面的李家寨突过了平汉线。
突破了平汉路封锁的北路部队，就象冲向暴风雨的勇猛的海燕，向着敌人陈以重兵的桐柏群山和豫西南平原疾进。
“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我们这支一往无前的英雄部队，在短短的十多天时间里，几乎没有经过重大战斗，就胜利地跨过了桐柏山，穿过豫西平原，插入了伏牛山南麓，使敌人企图在天河口、苍台、唐河、白河等地“围歼”我军的计划一再落空。
七月九日，我带三十七团在狮子岗与中原局会合。李先念叫把三十七团归他们指挥，要我等中原局机关和二纵队机关过后，再率三十九团跟进。下午七时，突降暴雨，当我们刚刚涉过内乡附近的湍河，上游的洪峰裹挟着树木草渣咆哮而来，只见浊浪翻滚，湍河一下宽了许多。有的同志吐着舌头说：“差一点就过不来了。”我庆幸地说“太好了，敌人来了也只能望河兴叹啦。”
十一日，我率三十九团行军来到上集南边的一个村庄，见前面大部队都停在淅川河东。我赶到前面找到李司令，他对我说：“三五九旅在前面，他们要去占领荆紫关，结果攻了几次没奏效，便转向荆紫关南边过了淅川河。王震派人送来一封信，要我们也过淅水向西进。”
红军时代我就曾在这一带活动过，印象中的淅川河并不很深，也不太宽，可是由于近日大雨不断，河水猛涨，船一时又无法找到，部队就停在这里了。我见情况紧急，便对李司令说：“我去试试能不能泅过去。”
“那好，你试试。要当心！”他叮嘱道。
“没关系，这样的河我小时候一个猛子就可以扎过去。”我解下枪弹，脱掉衣服，只穿着一条裤衩下水了。我向前走着，河水逐渐漫过了膝盖、腰部、胸部，走到河心时水已淹到肩部了，波浪打湿了我的脸庞和头发，我继续向前。突然，我感到脚下的河床硬了，水也逐渐浅了。我心里一喜：“这里可以过。”当我又走回来登上岸后，李司令员和周围的同志都兴奋地叫了起来。李司令员说：“好！要三十七团先过，以连为单位，一个牵一个过。”
我说：“还是以排为单位走好。”
战士们拉成一条长龙，在河中向对岸缓慢地蠕动。虽然一些个头矮的战士和女同志们渴了几口水，但总算平安地渡过了淅川河。
我军选择主力向西突围的线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估计较低，特别是沿途地瘠民贫等不利因素考虚不充分，思想上、物资上准备不足，使部队给养的困难情况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到达淅川一带时，部队已经很苦。过淅川河时，从前一天中午到第二天早上都没能吃上饭。个别部队出现了摘沿途田地里西瓜充饥的现象。陈少敏同志对一些干部说：“各人的部队纪律如何？你们回去好好查一查！不能出现我们部队过后被老百姓戳脊梁骨的情况。”这一段时间，仗虽然打得不多，但连续行军没吃的，部队非常疲劳。过淅川以后不久，就开始接近胡宗南的所谓“巩固区”。他们采用的连环保甲制度，强迫老百姓搞什么“坚壁清野”、“空室清野”，限制了我军粮食来源，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困难。由于断粮，连野菜、野果子也难以找到，部队只得杀马吃，以渡过难关。
尽管处境非常险恶，但广大指战员依然怀着必胜的信念勇往直前。他们不顾饥饿疲劳，不顾敌机轰炸扫射，不顾浊浪滚滚，强行渡过丹江。同日，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一道，经过缴烈战斗，冲破荆紫关，直指陕南。
七月十六日，部队抵达南化塘地区。三十七团夏世厚团长报告说：“据老百姓讲，昨晚南化塘住了许多部队，是刚从北边开过来的。”情况很明显，南化塘已被胡宗南军队占领了。李司令和大家研究了下一步行动计划，鉴于南边是大山无路可走，决定走北边。部队转过一座山，向玉皇顶方向前进。十七日，突破敌人在南化塘和松树岭之间摆起的一道封锁线。由于连日急行军，大家脚都肿起来，有些同志的双脚肿的象两只水桶似的。尤其是没有什么吃的，又累又饿，不少人倒下来就睡着了，叫都叫不醒，十八日行军时，沿途时常可见躺在露天休息的战士。看着他们一张张消瘦的面庞和褴褛的衣衫，我不由地感到一阵心酸。我找到中原局机关时，他们正通过电台和中央联系着。李司令说，中央电报指示，要我们从潼关至西安之间过铁路，再过渭河去陕北；不行就从西安至宝鸡之间过铁路去陕北；再不行就组织一个精锐旅打到四川，把敌人的大后方搅乱。大家研究了下一步方案，在有些同志提到可否采用第三方案时，李先念、陈少敏等同志都表示，若采取这一方案，他们愿意去四川。其它一些同志听后也纷纷表示要去。我想：“你也要去，他也要去，大家都要去，需要多少力量来掩护啊！这么多人都要有部队掩护，那还打什么仗？”于是，我明确表态：“四川我不去，宁愿向陕南或就地打游击。”经过一阵讨论，最后还是决定向陕南前进。李司令看着摊在地下的地图说：“派四十五团去占领赵川了，现在不知情况如何？”说着，脸上露出焦虚的神色。
“谁在那儿？”我问。
“就他们自己。”李司令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我看了一眼几位中原局领导身后跟着的一大帮人，心里很不高兴，想“情况这么危急，你们只知道跟着中原局机关屁股后面跑，也不上前指挥自己的部队，既然你们不去，我去罢了！”我转过脸来对李司令说：“我去四十五团。”
“好，你去看看赵川占领了没有？有什么情况赶快报告。”
通往赵川大都是山路。我念念不舍地丢下跟随我多年的枣红马，带着又一次轻装的警卫班急匆匆地上了路。一路上除偶尔从远处传来零星枪声外，到处一片漆黑，静悄悄的，只有我们“沙沙”的急促的脚步声。
第二天约十点钟，我们来到东赵川，只听前方枪声大作。我们加快步伐，当赶到河东的一个山上时，只见四十五团退了过来。团政委齐勇同志对我说：“我们进入赵川后，正布置宿营休息，敌人从南面山上打下来，我们只好退到这里。”
我很恼火，严厉地批评了几句：“情况这么紧急，你们连起码的敌情观念也没有。为什么不先放出警戒，占领旁边制高点后再考虑休息吃饭问题呢？”
“部队实在太疲劳了。”
“疲劳也不能这么麻痹呀！祖师顶占领了吗？”
“刚才也被敌人占领了。”
我长叹一声：“军区首长交给你们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们却连祖师顶这一要点也不派人去，现在可好，我们西进的路线也被敌人卡住了。”我写了一封短信，派人向军区首长报告，赵川已被敌人占了，估计只有黄土垭子一条路可通十里排、漫川关。望速通过，我们在此掩护。
通信员刚走，敌人就过河向我们攻击。四十五团控制着河岸东侧以前坡岭为中心的几个山头奋力抗击。半天下来，虽将敌人近十次攻击打了下去，但四十五团汪世才团长和许多战士也血洒疆场，为国捐躯了。晚八时左右，李司令来到我们的临时指挥阵地。他在听了我关于河西敌情的扼要汇报后说：“你带四十五团继续坚守在这里，掩护到明天上午八点左右，等大部队过后跟着走，我马上组织部队通过。”
我和齐勇政委组织四十五团坚守到第二天黎明时分，当时雾气很大，十几米以外就看不见什么，山下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估计部队过得很顺利。九点钟时，十里排方向传来激烈枪声。不久，跑来一个参谋，他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军区首长告诉你，夏世厚正带着三十七团向山垭口进攻，打算攻占十里排西北阵地，掩护领导机关前进。首长要你带四十五团坚持到十二点以后再撤。”
“你回去告诉首长，这里莫担心，叫他们赶快走。”
也许是前一天敌人连续碰壁，今天只是放放枪，没有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就这样隔河对峙着。
下午三点，我见山下没有部队走动，估计都已通过，就对齐勇同志讲：“我先下去看看，你带部队随后交替掩护撤下来，我在下面等着。”说完，我带着警卫班下山。刚下到山脚，意外地看到十三旅旅部过来了。
“咦，你们怎么还在这里，没跟中原局机关一块走啊？”我很奇怪地问。
吴世安旅长说：“副司令，部队又累又饿，做了些饭吃，又休息了一下，误了时间。”
“敌人追兵都快踩到我们的脚后跟了，你们还有心思做饭吃。”我挥了挥手又说：“快走吧，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三十八团马上就到，三十九团也派人联系去了。”说着，他急匆匆地带着旅部机关走了。不一会儿，三十八团上来了，我让刚撤下来的四十五团紧随其后通过。
约摸半小时的时间，远远见十三旅政委杨焕明带着十多人过来了。他说：“李司令派人带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带旅部电台等三十九团，然后走另一条路线去镇安、柞水和他们会合。”一听这话，急得我直跺脚：“吴世安他们过去了，怎么没把电台留下来呀？”
“信送到我手中，他们不知道。”
“唉，没有电台就无法和中原局机关联系，两眼一抹黑，如何是好。”此时我心乱如麻，一肚子火。
“副司令，你说怎么办？”
虽然我的任务是率四十五团担任掩护，现在任务完成了，我完全可以走了。但一想到三十九团的同志们还处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便放心不下。自己的部队不能不要呀。可在此一等，很有可能赶不上大部队而陷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其后果就很难设想了。
“副司令，你和我们一道等部队吧。”杨焕明同志的话语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挥挥手，仿佛竭力想把头脑中纷乱的思绪抛到远处什么地方去：“好吧，我陪你们等。”我们把其他同志分散隐蔽到路旁的树林中休息，我和杨焕明来到路口，翘首眺望，希望三十九团的同志能赶快上来。
就是在前坡岭附近的这么一等，使得我们掉了队，和大部队之间的联系也被敌人完全截断。
我们陷入了困境。 三 、难 忘 的 日 日 夜 夜
我们等啊等，望穿双眼，除了四周的枪声和摇曳的树枝，山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闷热的气候，更加剧了我们的焦躁情绪，我在树下来回走动，汗水浸湿了我的衣衫。
黄昏时分，血红血红的残阳衔上了西边的山峰。我躺在树下休息，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打算。突然，黄土垭方向枪声一片，我从地下一跃而起，向枪响处张望：“肯定是三十九团在那边！司号员，吹号联系！”
两名司号员扬起脖子，同时吹响了军号。号声在山间回荡。
“嘀嘀哒哒……”黄土垭方向也传来了号声。虽然混和在激烈的枪声中，声音微弱，但我们都听得很真切。
“是三十九团！是三十九团！”有的同志叫了起来。
“继续吹号，要他们不要恋战，向右翼高地前进，我们到那里去与他们会合。”
晚上八时多，我们找到了三十九团。赵团长说：“部队非常疲劳，有的躺下休息后就无力爬起来，结果耽误了时间。刚才一营和团机关冲过来了，二、三营还未摆脱敌人，不知什么时候能来。”
我和杨焕明、赵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由赵团长率一营立刻去追赶旅部要电台，我们原来的人马来到山边的一个小村里隐蔽下来，继续等后面的二、三营。
陆续有人上来，说部队又累又饿，无法跟上，我们只得耐心等待，一等就是三天，也只收拢了三百人左右。第四天，大约一个连的敌人向我们这边搜索而来。我们的战士隐蔽着，五十米，四十米，直到敌人离我们三十米时才一齐开火，打得敌人象稻草捆子一样，不是肚朝天，就是嘴啃泥，横横竖竖倒了一大片，没死的掉屁股就往回跑，由于四周都有敌人，我们已经暴露，不能久留了，只好向漫川关方向前进，目的还是希望能追上大部队。同志们休息了几天，体力有所恢复，虽是避开大路走小路，甚至要从没有路的地方跋涉，但速度还算可以。
二十六号下午，我们与一小股敌人迎头相撞，我们一个冲锋，抓了几个俘虏，询问后得知，漫川关方向住满了敌人。很明显，继续前进只能是鸡蛋往石头上碰了。
我们面临的情况确实严重，四周都有大股敌人活动，村庄也被敌人占领，我们完全陷在敌人的窝窝里，西进路线也被切断了，一旦暴露，随时有被合围乃至全部覆灭的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同志们走了大半天，早已是饥肠辘辘，而好不容易弄来的一点粮食早已吃光了。由于敌情严重，大家只能忍饥挨饿，熬到天黑以后再想办法寻吃的。我感到这样不行，人多目标大，不容易突出去。看来要分散，不能只走一条路，否则有可能谁也走不出去，我们决定将现有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杨焕明同志指挥，剩下的由我率领，分散打游击，有机会就从敌空隙处插出去，突围方向自己选择，坚持到与大部队会合。
当晚，大家食不果腹地吃了一些干粮，一个战士手拿纸条跑来报告说：“二营营长带几个人下山了。”
“这时候下山干什么？”我感到有些蹊跷，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部队在此，都得饿死”几个字。一查，原来二营营长带着司号员、卫生员等几个人开小差逃跑了。看来，部队的情绪不太稳定，有必要鼓动鼓动。我立即召集全体同志开会。我先介绍了我们队伍面临的困难局面，然后说：“越是艰苦险恶，越能看出我们这些人是硬骨头还是一群软蛋、孬种。不错，现在情况是很危急，随时有被包围和牺牲的可能，但我们每个同志都不要忘记自己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战士，是堂堂的七尺汉子。我们要继续斗争，不为困难所吓倒。要坚持游击战，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一条枪，绝不能当革命的叛徒、可耻的逃兵。我在这里重申战场纪律：谁要是开小差、当逃兵，军法从事！”最后，我又把部队分开行动的计划向大家宣布。
会后，两支队伍就要分开行动了。杨焕明同志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志坚，从入党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突出重围！”
说实话，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分别，谁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我不想让分手充满了悲壮的色彩，便佯作轻松的说：“行啊，胜利的时候我一定灌你两杯！”
我们摇了摇紧握的双手，笑了。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又逼上来了。杨焕明带一部分人向一大山上撤，我带另一部分人向漫川关方向走。一连几天，都是被敌人撵着屁股后面追打，刚做好的饭还没吃上口，敌人就追来了，刚把他们甩了想休息一下，后面枪声又响了，搞得我们吃不好睡不宁，十分疲惫。在一次小战斗中，一个司号员被敌人抓走，不久，来了约四个营的敌人在那一带反复搜剿。我们的对策是隐蔽，除非被直接发现再作必要自卫外，绝不轻易暴露目标。晚上敌人搜山的兵力少了，我们再活动。根据情况判断，如果我们坚持向西，敌人众多，行动将更加困难，又没有电台联系，两眼一抹黑，盲目乱闯必然要吃亏。因此决定折头向南到武当山，希望能找到十五旅后再图良策。于是我们采取昼伏夜行的方法，翻山越岭，泅渡江河，艰苦跋涉着。一路上时常遭到国民党部队和地方保安团的围追堵截。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一小山上休息，突然被地方民团包围。他们派了一个团副前来谈判，异想天开地要我们投降，并诱惑说：“山下已被好酒菜，只要诸位缴枪，立刻可酒足饭饱，免得生灵涂炭，自取灭亡。”看着这家伙唾沫四溅地信口雌黄，我恨不得一枪崩了他，但考虚到我们仅百把人，敌人几倍于我们，敌众我寡，不宜硬拼。我耐着性子与他周旋着拖延时间。磨到天一擦黑，我立即要战士用枪顶着那家伙，逼他给我们带路下山。此时脸色刷白的“团副”浑身颤抖，顺从地领着我们从小路溜出了敌人包围圈，转危为安。除了与敌人斗外，我们时时还在与饥饿斗，部队很少能搞到粮食，这对部队影响最大，常常是几顿吃不上饭。部队最后实际不是被打散的，而是被拖垮的。
我们这支衣衫不整的队伍，不顾饥饿疲劳，艰难而执着地前进着。 八月五日，我们行进在草店附近，与一大股刚从草店出来的敌人不期而遇。由于敌众我寡，地形不熟，加之我们体力不支，除我带少数几个人奋力拼杀冲出来外，其余同志均被打散，有不少同志伤亡或被捕。我们未敢久留，直奔武当山方向。当第二天东方天际晨熹微露时，我们上了武当山岭。向老乡一打听，说是十五旅十多天前就开拔了，可能是向宜昌、当阳方向去了。一听这话，我不禁暗暗叫苦。
我清点了一下我们这支队伍：除了我和警卫员罗少华之外，只剩警卫班的唐班长、郭志斌、马文英、吴树秀，通信队姓沈的副队长，还有一位记不清姓名，只记得耳朵上缺一块的侦察参谋，再加上三十九团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同志的女婿吴敏生两口子，共计十几人。
往那里去呢？没有电台无法联系，也不知十五旅到底到哪里去了，周围敌情又不明白，使我左右为难。我们只好在武当山上休整了一天。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决定向东南方向的荆门一带前进，到江汉根据地后再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让吴敏生夫妇改扮成医生，化装返回武汉，其余人则全部换成便服，冒充国民党十五军侦察队。出发前大家彼此检查了一下，当确认一切可能引起敌人怀疑的东西都摔掉后才启程。
刚上公路没走多远，迎头撞上一队敌人，避让已经来不及了，且会引起怀疑。我见有些同志有些紧张，便低声命令：“沉住气”。我走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迎上去。当相距不足一百米时，我掏出手枪，首先发问：“哪一部份的？”
“均县保安团。”对方答道。
“噢——，是自己人。我们是十五军侦察队的。”说着，我把枪掖进裤腰。那帮蠢货信以为真，也放下了手中的枪。当双方擦肩而过时，听到一个敌兵说：“看人家多神气，到底是正规军，武器都那么好，清一色的盒子炮。”
由于是白天走大路，行军速度较快。一路上，老百姓见了我们纷纷逃避，我们到一些地主家弄吃的，饭后一看，人家跑得连人影都不见了，想必是都把我们当成土匪了。也难怪，几十天的激烈战斗和千里征途扑扑风尘，使我们都变成另一种模样，个个胡子拉茬，衣衫不整，腰间还都插着一支枪，的确不象好人。我们也顾不上那许多，你跑你的，我吃我的，吃完就走路。
八号，我们行军到谷城附近，正为如何过南河而发愁。恰巧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庄稼人，走在前面的罗少华便上前搭讪：“老乡，我们是国军十五军侦察队，要过南河，请你帮忙带个路。”这位农民打量了我们一下，便领着我们一口气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南河上的一个小渡口。当我们将一块银元塞进他衣兜时，他神秘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你们是什么队伍。”然后他会意地笑了笑，转身走了。我的心猛地颤动了一下，难怪我们刚才一路走得竟那么顺利，原来是他领着我们专拣山间小路、甚至是没路的地方走，绕过了敌人的道道岗哨关卡。当我再次抬起头时，情不自禁地挥手向他道别，心里轻轻说道：“多么纯朴的老乡啊，谢谢你了。”其他同志站在我身旁，目送着他消失在山径的尽头。
我们来到河边，只见对岸停泊着一只船，几个保安团的兵丁在岸上转悠着。罗少华上前一步大声喊道：“喂，把船划过来，我们要过河！”
一个歪戴帽子的家伙大概是个小头目，嘴里骂骂咧咧地问道：“***咋唬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十五军侦察队的，有紧急公务在身，快把我们渡过去。”罗少华答道。
“你***少啰嗦，摸摸有几个脑袋，误了大事当心你的狗头！”我佯作发怒，冲着对岸放开了喉咙。
那家伙口气一下小多了，不一会，船靠了过来。当我们乘船抵达对岸时“歪帽子”带着团丁站在那里点头哈腰。我们装腔作势骂了几句，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出老远一回头，见那几个家伙还口喊“长官一路顺风”呢，有的同志不禁掩嘴笑了起来。
两天后，我们进入保康县境内。大约是中午十一时左右，我们来到一个两山夹峙的小村庄，准备在村公所休息弄饭吃。不知我们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被人告了密，做好的饭刚端上桌，就被二、三百敌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包围上来，嘴里还喊着：“抓活的，不要让新四军跑了！”我一把推开热气腾腾的饭碗，大声命令：“敌人来了，撤！”警卫班的郭志斌同志大叫一声：“我来掩护！”端起枪跳到房外，倚着一堵断墙向敌射击。我带其余同志向南边山上猛跑，全然不顾头顶上如同蝗虫一般乱窜的子弹。郭志斌见我们冲出了包围圈，就边打边撤，不幸在村边中弹，负伤被俘。我们伏在山坡上目睹这情景，个个心如刀绞。有的同志要冲回去救出战友，我竭力劝阻住大家。同志们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硬拼无疑是以卵击石，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我压抑着悲痛的心情，领着大家迈着沉重的步伐，三步一回头地向前走着。
十二号晚上，我们行军来到南漳和荆门交界处的一个镇子，准备向老乡买些饭吃。由于对周围情况不了解，为减小影响，我们特地选择了东头第一家。谁知门未敲开，屋里老乡隔着窗户便大声喊叫起来：“土匪来啦！土匪来啦！”这一喊可不得了，真是一呼百应，整个镇子到处一片“土匪来啦！”“强盗来啦！”的叫喊声，还杂夹着打锣敲面盆的声音。我大惊失色，急令大家不要打枪，快往后面山上撤。等我们气喘吁吁刚上山，便见沿路的各村庄都闹了起来，许多村民一手提着大刀，一手举着火把向这边涌来，喧嚣声不绝于耳。吴树秀同志不禁骂道：“***，没想到这里敌人组织防范得这么严，真是见鬼。”情况表明，这一带敌人或是地方封建势力影响很大，把各村老百姓都组织起来了，这对我们行动非常不利，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区。我们忍着饥饿和疲劳，避开所有村镇，披星戴月，疾走一夜，在十三号拂晓又巧妙混过了有敌人哨兵防守的一座大桥，并于下午抵达荆门。
我们在荆门人地生疏，故弄了些食物草草填了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早已麻木得不知道饿的肚子，没作停留，继续前进。
越往前走，感到情况越复杂，敌人搜查也越紧。为此，当我们来到皮集南边的一个树林里时，我将沈副队长、马文英和耳朵缺一块的那位同志疏散回家。我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说：“你们回去后先隐蔽起来，等将来我们打回来后再联系，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还给他们每人二块银元，嘱咐留着最困难的时候用。几位同志都哭了。是啊，大家都是朝夕相处、出生入死的战友。我们在树林边依依不舍地握手道别。
这样，我们剩下的四个人在树林里又躲了一天，于十五号夜里来到荆门东南约五十里的沈家集王亭岗，在罗少华的家中住下。休息了几天，由于外面风声很紧，到处在抓新四军的散兵伤兵，在罗家期间，我俩各买了一套衣服换上，又托罗少华一位在国民党乡政府当差的叔兄搞了几张通行证，把武器埋在牛棚的地底下藏好。一切准备就绪后，于二十二日踏上了去茅庙集的路途。
当我们步行来到四十里外的沙洋附近时，途中已被敌人的关卡哨所检查了不下四次。虽说每次都混过来了，但心里总是不踏实，路还远着呢，总是这样查下去，迟早要出问题。看来还需要想其他方法才行。
说来也巧，过汉水时我们正坐在堤坝上休息，只见远远一队国民党救济总署的汽车驶来停在江边，等待用大船运载渡过河。这时，从一辆美式十轮大卡上下来一个班长模样的家伙。罗少华和我嘀咕了几句，便凑上去问道；“老总，你们的车捎人吗？我们有点急事。”
那家伙打量了我们一下，反问一句；“干什么的？到哪里去？”
我一见有希望，连忙插上一句：“到长江埠去，一个亲戚重病危险了。”
“五块钱一个人。”这小子胃口不小。
我心里一喜，想：“只要肯带，甭说五块，十块也行。”但表面上还得故作为难地说：“老总，能不能少一点……”
“不行，少一个子也不行！”
我们如数付了钱。那家伙点了点，一把揣到兜里，用叼着香烟的嘴努了努 ：“喏，你们到车厢里面躲起来，别张头探脑的，不然你们被查出来，老子也跟着倒霉。”我们满口答应，一头钻进车蓬里。
过汉水后，汽车载着我们在大道上奔驰。我们几个人相对发出会心的微笑。是啊，敌人一道道岗哨、一个个关卡不断掩没在我们车后卷起的灰尘之中。那个国民党的班长也许正在为捞了点外块而得意洋洋呢，可他哪里会想到，他车上带的竟是几个解放军，其中一个还正是纵队的副司令哩。我们从车蓬布的缝隙处向外望去，不时见到东一伙，西一群手提长矛大刀的“红枪会”成员在到处游荡，搜查解放军。我轻声骂了一句；“呸！你们搜吧，老子坐你们的车走喽。”
当天傍晚，车到长江埠。第二天，我们雇了一只船，于下午太阳落山时来到茅庙集我军联络员周风池家中。周风池对我说：“这里风声紧，敌人贴着告示，说抓着李先念、陈少敏赏大洋十万；抓着周志坚赏大洋五万。活的没有，死的也行。看来此地不可久留。”
二十四号天没亮，周风池把我们送到附近山上的小草棚里藏起来。我叫他去汉口浦堂里李惠民处，那里也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想办法和武汉中共代表团三人小组取得联系。周风池走后，我又打发唐班长、吴树秀两位同志回家隐蔽，等待我军回来后再跟上队伍。当天 周风池回来了。他说三人小组的邝林回话，要你们赶快去武汉。这样，我和罗少华、周风池三人经水路到汉口，于二十八日来到浦堂里十二号李惠民家。
李惠民先生是国民党平汉铁路局特派员。他的儿子李树仁是平汉铁路局的大队长，他当时才二十多岁，曾在国外留过学，有知识有水平，又长得仪表堂堂。长期以来，他本人和其父都是我党的统战对象，实际也是倾向我们的，在抗战期间曾多次掩护过我们不少同志，为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运送过医药物资，对鄂豫边区根据地的斗争和新四军五师的壮大作出了贡献。李树仁对我讲，听到你们和大部队失去联系后，邝林同志奉命多方寻找，得知你们平安抵达的消息很高兴，要你们按上级指示想法速去南京中共办事处。
汉口情况也很紧张，马路上警车成天呼啸，警察到处乱闯，一片白色恐怖。我们到达约一个星期后的一个夜晚，警察突然堵住浦堂里巷口，挨家挨户搜察。为应付敌人的查问，我临时改名李明。警察乌烟瘴气地将巷内搜查了一遍，唯独没进十二号。恐怕是因为李先生的影响和势力较大，在当地也很有身份，警察没敢贸然踏进李宅大门。我趴在窗口上听见一个家伙讲：“咦，怎么没搜到，难不成搞错了？”敌人有目的而来是无疑的，但是否冲着我们来就不得而知了。敌人走后，李家和我们都长长舒了一口气。
我们住了十来天，经过李树仁多方奔波，好不容易搞到两张去南京的船票。九月十号（即阴历八月十五）那天，我化名李明，和罗少华一道，带着李树仁搞来的国民党武汉铁路局运输大队排长的身份证，以出差为名，登上了开往南京的轮船。
船是国民党军队的差船，一只拖轮在前，拖着后面的木船。我们混在一大群国民党校、尉官之中坐在木船上。一路上只听见这帮家伙不是谈论某个人的风流艳事，就是胡诌十年内战时他们如何打红军等等，有时提到“蒋委员长”，这几个家伙还起立“啪”地一个立正，我见了直想笑：“什么委员长，老子恨不能一枪崩了他呢。”
老牛似的破船，在深黄色的江水里喘着气走了五天，总算到达南京。那些八年抗战躲到峨嵋山的国民党军官们拥着大箱小包的没个完，拼命抢着涌下船，一片混乱。
等这帮家伙走得差不多了，我才拎着唯一的提包走出码头。映入眼帘的是嘈杂纷乱的情景，吆喝叫卖的小贩，挥棒驱打乞丐的军警,满街奔跑的黄包车夫……我们从未到过南京，也不知去梅园如何走法。这里是国民党的老巢，特务密探多如牛毛，一不小心就有危险。为慎重考虑，我们先找了一家旅店住下，准备打听一下再说。
晚上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听到临床一位商人模样的人向店主人打听哪里不经检察就可以进城。店主人轻声说：“步行或是乘车进城都要搜查，坐三轮车却很少查。前二天查出了几个新四军嫌疑分子，听说沉到长江里了……”后面声音小得听不清。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尽管有风险，我决定明天还是乘三轮车去闯一闯。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算清店钱，来到大街上，特地选择了一位五十岁上下、看上去很忠厚的车夫。坐上他的车后，我说了一句：“去新街口。”我没直接讲明目的地，觉得还是警惕些为好。
这是我有身以来第一次坐三轮车，看着骨瘦如柴的人力车夫在炎热的天气里拼命踏车，身上的汗水如同下雨一样，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一路上，目之所触，一片混乱：有挥棒维持秩序的军警，有呼啸而过发出令人心悸怪声的警车，有伸手满街讨乞的流浪者，也有牵着小洋狗悠闲溜达的官太太。看到的这一切，就象一条粗大的鞭子无情地抽打着我的心，我真恨不能一巴掌把这个万恶的制度推翻掉。
幸运的是，我们乘坐的三轮车一路顺利地来到市区中心新街口，车夫擦了一把满脸的汗珠问：“新街口那家？” “汉府街。”我依然未讲明目的地。
车头向东一转，继续行驶，不知怎么的，离汉府街越近，心跳的越历害。车走了约二十分钟，车夫又回头问：“这里就是汉府街了。你们到多少号？”
经过一路观察，我们确认车夫不是坏人所扮，终于从嘴里吐出了“梅园新村十七号”这几个字。
车夫一抬头，眼中闪烁出异样的光芒。他恍然大悟似地说：“噢——，知道了。好，这就到。”只见他猛踏几下，一转弯，来到一座不太大的青砖门前。我一抬头，只见门上赫然写着“梅园新村十七号”几个字。
此时，我的心不禁怦怦直跳。我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加倍付了车钱，然后，带着罗少华跨进了中共办事处的大门。
四 、飞 向 延 安
带着一种如同久别的孩子又重新回到母亲怀抱中一样的心情，我们跨进了大门。迎面正碰上一位原五师师部的机要班长，现中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一见我，便脱口而出：“呀，周旅长，你怎么来了？快，快进来！”
见到了自己同志，回到了组织身边，我终于未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了眼眶，不知是否受我的感染，罗少华同志已是痛哭失声。此时此刻，突围以来的八十多个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那战火中的激烈拼杀，大川中的艰苦跋涉，失去战友时揪心的悲痛，以及因饥饿疲劳而陷入困境时的情景，仿佛一下子又展现在眼前。是啊，我们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终于胜利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中。热泪啊，你尽情地流淌吧，因为这不是怯懦的眼泪！
我很熟悉而尊敬的钱瑛大姐来了。她原是湖北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她把我们让进了屋内，关切地问寒问暖，让我们坐着歇息，亲手端上了茶水。然后急急忙忙地要去向董必武同志汇报，并安置我俩的食宿问题。
钱大姐出去后，我放下茶杯，走到窗前，放眼向外望去，只见庭院内阔叶覆盖，树影婆娑，一派镇定、静谧的气氛，与院外那个贪婪、坠落、虚伪的世界成鲜明的对比。
晚饭后，我所敬仰的董必武同志来了。他慈祥地微笑着，紧握我的双手说：“辛苦了，志坚同志。”坐下后董老接着说：“周副主席很忙，也许过两天来看你们。他要我转告你们，说五师同志们很辛苦，要照顾好些。”
一席话，说的我心里热呼呼的。周副主席身在敌人巢穴，斗争那么尖锐复杂，还牵挂着我们。董老认真地听了我关于中原突围的汇报，偶尔插几句话，多半是进一步询问。我汇报完后，请董老指示。他说：“突围的基本情况我们和中央是清楚的。现在几路部队都已经突出来了，李先念同志率领的北路主力抵达陕南，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八月下旬回到陕甘宁边区，王树声同志率领的南路主力也到达鄂西北地区，还有皮定均的一支部队向东突围，于七月中旬进入了苏皖边区，与新四军主力会师了。”董老还高度评价了中原解放军是好样的，牵制了三十多万蒋军，对全国战局起了很大的战略牵制作用，是有功劳的。
自从和大部队失去联系之后，一直不知道同志们的处境如何，心里象悬了一块大石头。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的全是他们的“捷报”。虽说其反动的宣传伎俩不可信，但又没有确切消息，难免心里时时惦念。董老这么一说，我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了地，感到十分欣慰。
董必武同志亲切地对我说：“前些天李先念同志打来电报，要我们和武汉办事处设法找到你，现在你平安来了，很好。我马上去给他们回个电报，让那边也放心。”
董老临走时叮嘱我们：“洗个澡，好好休息休息。”
晚上，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囫囵觉，二个多月来的疲劳和痛苦一扫而空。
第二天上午，钱瑛大姐来到我们住的小屋，她和我以前见到时一样，园园的脸庞，瘦削匀称的身材，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出亲切而慈祥的神采。她和蔼地和我交谈起来：“董老和你们谈过了吗？”
“谈了两个多小时，对我启发很大。”
“董老是革命前辈，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他讲的话你们要好好领会，对今后工作会有益的。”钱大姐还嘱咐我们：“这周围百米之内国民党当局的特务机关密如蛛网，有军统局监视站、空军司令部监视站、特刑庭侦讯室等，前后左右与我们代表团住房门窗相对，咫尺相隔。沿街的不少摊贩、鞋匠、算卦先生，还有三轮车夫都是特务分子所扮，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外出，不然出了麻烦可就不得了啦。”
我们在梅园的一间小屋里住了约一个星期，钱瑛同志几乎每天来看望我们，董老也来过几次，告诉我组织关系已转来，要我放心。说实话，几个月来连续行军打仗，感到很疲劳。由于不能外出，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好好休息，调整一下身体。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报什么的，疲劳感渐渐消失了。当然，我们心里仍牵挂着一件事，那就是想见一见周副主席。
记得一九三五年六月间，我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的一次行军中，曾见过周副主席。当时我在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当团长，部队正在向北疾进，军长何畏要我把他的一封信交给总部的周副主席。我等了一会儿，远远见周副主席骑着马过来了，我迎上去立正报告：“报告周副主席，这是第九军何畏军长给你的信件。”
周副主席敏捷地跳下马来，看过信后抬起头对我说：“好，你们团在此警卫，不要走，等总部过去后你们就地宿营。”说着，伸手和我握了一下，跨上马走了。尽管话语不多，时间不长，但他那清癯的面庞上浓黑的眉毛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光阴如梭，时光荏苒，十一年的时间眨眼间就过去了，现在和周副主席咫尺相距，我是多么想见他一面啊。
钱瑛大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她不无惋惜地说：“近几天来外面情况越来越紧张，国共和谈已到了随时可能破裂的最后时刻。周副主席和董老他们白天黑夜的忙个没完，周副主席来看你们的打算恐怕难以实现，他确实太忙太累了。”钱瑛大姐满怀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在南京这座畸形的半殖民地都市里，国民党要员大发国难财，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而我们中共办事处却同延安一样，实行供给制，生活清贫而朴素。艰苦的生活，繁巨的任务，不知劳累的工作，严重损害了周恩来同志的身体健康。同志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一再提醒他注意身体。他总是当面虚心接受，过后一如往常，把整个身心扑在工作上。每天都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等着他处理，从清晨到深夜，哪有时间休息？
一次支部会上，同志们终于吐露了这种敬爱和埋怨交织的忧虑心情。
有的同志规劝道：“不知恩来同志想过没有，您的身体，并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整个革命事业的，您要是以对革命负责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身体就好了。”
有的同志说：“如果恩来同志不接受会上的意见，那大家都这样没日没夜的干吧，这样下去，就没法子向毛主席交待了。”
一位同志提议：“请董老和邓大姐做些工作。”
周恩来同志嘴角泛着慈爱的微笑，以感激和友爱的目光注视着大家，等同志们逐一表达了自己的心愿之后，他说：“同志们的意见都是好的，我接受。但是，我们代表团是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托，带着全国人民的希望来到这里进行工作的，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民族的大事情，我个人的休息和健康相比之下，就太渺小了。”他笑着继续说：“同志们的心意我是理解的，这样吧，我请求大家能同意在夜间十二点你们下班后，给我两个钟头看报的时间。”
同志们终于采纳了他的意见。然而，支部会以后的日子里，周恩来同志办公室的灯光，依然是通宵不熄……
我们听了深受感动，见不到周副主席固然是一件憾事，但一想到他的工作安排几乎是以分秒计算的，我们便打消了想提出见一见周副主席的念头。我们在心底里默默地祝愿他身体健康。
大约是二十一号那天，钱瑛同志来告诉我说，组织上决定明天送我回延安，要我准备准备。她还告诉我：“由于国民党政府没有诚意，和谈已经没有希望，代表团的部分同志也和你一道走。罗少华同志留在《新华日报》社当工作人员，继续留在南京。”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要离开梅园新村时，我不禁回头凝望，庭院内那几棵苍劲挺拔的翠柏，正沐浴在旭日的阳光之下。此时此刻，董老的谆谆教导又回荡在耳边，钱瑛大姐周到的安排和其他同志热情帮助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这一切都激励着我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
我们坐车来到南京城外的大校场的停机坪，一直等到近九点钟，两名美军驾驶员才姗姗而来。我和中共代表团的部分同志依次登上了一架由美国制造的飞机。
天上飞的飞机经常看到，但坐飞机却是平生头一遭。飞机是草绿色的，左右机翼上各有一个螺旋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飞机舱门很矮，我要弯腰低头才能进得去。
九时左右，大雾散去。飞机的螺旋桨转动起来，开始在跑道上向前滑行。很快，我感到心好象猛地向下一坠，窗外的大地也仿佛下沉一般，飞机起飞了，向着延安。
我透过小窗俯视着白云下苍茫的大地，那一闪而过的山川、河流和田野，激起了我的无限遐想，勾起了我对过去岁月的深深怀念……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在红四方面军任十师师长。一天，我接到上级命令，要我立即收拾行装，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接到命令后我激动的一夜未能睡着。
到达延安后，我被编入第二期一大队，并担任了分队长。参加学习的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很多同志还是多年不见的战友。分别多年的战友相见，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特别是我，仿佛做梦一般，一个只读了半年私塾就给地主家当了放牛娃的贫苦农民的儿子，竟然能进大学学习，真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记得“抗大”里有几所低矮简陋的窑洞式的房屋是校部办公室。和现在相比，“抗大”的条件是很差的，生活也艰苦。学员住的窑洞，上课在露天，背包当桌子，但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到处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气氛。
生活中的困难对于我们根本不算什么，真正感到为难的是自己的文化和理论基础差。课程多，时间紧，有些课学起来很吃力。按理说关于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一课，对我这个打了十多年仗的人来说，应该是比较熟悉了，但由于一直都没有从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去总结过，因而学起来仍有点吃力，好在有亲身实践，教员讲后，自己琢磨琢磨，大脑也就记住了。那时上课没有教材，每个分队只有很少的几份讲义，还是印在又粗又黄的劣质纸上的。人多讲义少，只好轮流看。
学习期间，毛泽东同志多次亲临学校给我们讲课。他讲课生动、幽默、通俗、深刻，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他讲述的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情景，至今还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此外，我们尊敬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同志等也经常来给我们讲课。朱总司令讲的辛亥革命和我党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军事课，刘伯承副校长那次代表学校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对我们这批新学员寄于深切期望的发言，都使我们受益匪浅。虽然几十年来许多其他事情的记忆已被流逝的岁月带走了，但这几件对我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事情却至今历历在目。
我在延安几个月的学习中，在“抗大”这所革命的大熔炉的薰陶下，政治水平、思想觉悟和军事素养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对我后来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开展工作，有极重要的作用。
飞机在白云间穿行，我的思绪也在广阔的天地里驰骋。我想的很多，即想起了过去，又想到了未来……
突然，机舱里活跃起来了，美军飞行员告诉大家，飞机已经进入了解放区上空，不用很久就可以到达延安了。
延安，多么神圣庄严的字眼，延安，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九年来，宝塔山巍峨的身影，经常在我眼前闪现，延河水潺潺的清流，时时在我心中流淌。今天，我又回到你那宽广的怀抱中来了。我透过身旁的小窗，向着前方，深情地在心底里呼唤：“呵，久违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