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德基宅急送运费多少:从陈播的一封信看《苦恋》高层争论

徐庆全
2006年第2期 炎黄春秋杂志1122

1985年，胡耀邦接见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时与白桦握手

陈播的这封信的原件
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发表了白桦写的电影剧本《苦恋》，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彭宁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在1980年底完成。
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持续了两年的争论，并在文坛上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现今留存下来的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播的一封信（此信为私人所藏，未曾公布），揭示了关于这部电影最初争论的一些情况。现将信转录于下，并结合当事人的回忆及相关材料，略作解释。
陈播致贺敬之、李英敏的信
敬之、英敏同志：
昨接文艺局的同志来电话，询问长影拍摄的《苦恋》的情况，就我了解的向部报告如下：
我们看的文学剧本，是一九七九年五月“长影”印的，还有十月印的分镜头剧本。我是昨天找来看的。分镜头剧本与文学本略有不同。
作者是白桦、彭宁二同志。此片已由厂里决定开拍了。
作者是想写一个在旧中国出身穷苦家庭的青年画家，飘流海外，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祖国，想献身祖国，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的故事。“苦恋”在剧情中写在他的一生中恋爱生活的苦情，也含意他对祖国热爱而“苦恋”的双关语。
我找了几个看过剧本的同志谈。认为：
一、这个剧本想写“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剧中不仅写了对画家晨光一家的迫害，还有对诗人、教授的迫害，逼迫他们过原始人野人的生活，只能长期隐藏湖荡吃生鱼、鸟蛋为生。写了画家一生，热爱祖国、忠贞不渝、坚强不屈的性格。从这点说来，有一定意义。
二、作者在探索“电影诗”，追求电影所表达的一种新的样式和风格，这种想法也是好的。
三、作者想通过艺术形象隐藏着自己的倾向，而不是说出来的，这种艺术探索是可取的。
四、对于剧本有以下几点看法：
1.整个剧本的构思与艺术形象的表现，使人感到在影片拍成后是悲怆的情调，这个剧本没有反映出“四人帮”横行前，党对于知识分子总还是重视的，（虽然有“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归国华侨中有许多人、许多知识分子是受到重用，也发挥了他们的为祖国服务的才能。这个分镜头剧本在结尾，写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雪地里爬行，寻找他的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是在一个大问号的那一个点儿上冷却了身体，他用两手尽量向天空伸去，两眼睁着……这和文学剧本开头引了屈原的《天问》篇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相呼应的，这样表现是不好的，使人感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晨光却死去了，是为什么？没有解答，令人难以理解。
2.这个剧本大写雁在天空写成人字，从开头贯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后结尾是“一枝芦苇在风中晃动着，坚强地挺立着……”这种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晨光死去了再现的，更加深了对死的渲染，这种手法也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
3.整个剧本所描写的，由于采用“电影诗”的手法，对于年代、时间，虽有所表现，但是，有许多使人看不明白，如晨光到天安门前贴一张屈原《天问》的画，背景是“白花山，白花海……”只能使人联想“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帮”前后也是分不清的，还有一些其他情节不一一说了。
4.据说长影对这个剧本，有不同意见，导演彭宁同志曾将拍过的两本样片，请夏衍同志看，夏衍同志因看其他影片，稍看了样片，夏衍同志说，我未看过剧本，不好发表意见。（看过样片的人认为，样片的调子低沉，主人公晨光是在雪中爬行，最后死掉，脚手朝天，有人打了火把来找他）。
最近文化部即将举行优秀影片授奖大会，我们想将各厂来的领导同志留几天，专门将这一类剧本讨论一下。看作如何处理为好。
陈播
4月24日
中宣部意见：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
根据《苦恋》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是中国人耳熟能详却没有看过的电影，介绍这部片子，还得根据文学剧本《苦恋》。
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虽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生活上也处处得到人的照顾。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享受着有别墅、汽车、画室的豪华生活；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祖国解放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之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回到祖国享受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如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早在电影剧本发表后，就引起了文艺界的争论，也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听到这些争论后，给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王阑西副部长和陈播写了信，要求他们关注这部影片的情况。陈播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王任重先是听到有人向他反映情况，等看过样片后，他给王阑西同志和我写了一封信，说到正在拍摄的这个片子的问题，要我们关注。我把样片调来看了，果然像王任重所说的一样，我们就很重视。（2002年7月10日采访陈播记录。以下所引陈播的回忆均源于这次采访，不再注明。）
陈播的这封信，是就王任重的询问，给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贺敬之和副局长李英敏的答复。
4月28日，贺敬之将陈播的信转给王任重：
任重同志：关于影片《苦恋》的情况，文化部电影局的陈播同志写了这个情况和他们处理的意见。我建议你、周扬同志和我们一起调看一下这部影片的样片。可否？请批示。
当天，王任重批示说：
敬之转周扬同志，这部片子我看不要演，如看也可以看一下，请夏衍同志也看看。
5月17日，周扬让秘书露菲转告贺敬之的秘书张作光：调《苦恋》看一次，看时要把夏衍请上。
周扬等人什么时候看的样片，没有材料。5月21日，王任重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一起看了样片，“大家都反对拍这部电影”，但是，显然也有人提出了修改后拍摄的意见。所以，王任重告诉王阑西和陈播，“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1981年8月25日王任重致周巍峙的信）
修改过程中的争论
根据这样的意见，文化部电影局便开始组织修改这部影片。陈播回忆说：
我们专门研究了剧本和分镜头剧本，帮助导演分析剧本中所存在的问题，说服他进行改动。导演彭宁思想不通，但口头答应改。为了能修改好电影，我们让丁峤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去，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长影，让长影修改，并要求他们拿出书面的修改意见，报文化部。长影接受我们的意见，写出了修改意见给我们。我看到他们的修改意见后，又报中宣部。中宣部同意按照修改意见拍摄。
可是影片完成送来审查时，我们发现，基本没有按照修改意见修改，只是将结尾凌晨光趴在大问号上改掉了。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时，白桦、彭宁也在。他们让我马上表态。我说：现在我不好表态，因为你们没有按照修改意见修改。我还要报告中宣部，报告王任重同志。
王任重同志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很慎重。他提议，请中央党校和军队的同志们来看看，王任重同志的意思是，让这两部分观众来说服白桦，对影片进行修改。
在此期间，白桦和彭宁又找到电影家协会，借了放映间放映该片，寻求支持，看影片的有七百多人，还有外国人。看过的人都说好，感觉是在替知识分子说话。
影协的林杉同志对这部片子很看好，他召集了一个座谈会，大概是在1981年1月份，要我去参加。我当然不便参加。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位女同志去了。她回来后向中宣部作了汇报，也向我讲述了座谈会的情况。座谈会上都说好，这就造成了一种声势。这样，这部片子就不但是送审的问题，而且变成了文艺界关注的问题了。
陈播所讲的白桦和彭宁找电影家协会的事，林杉在1981年8月召开“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重要指示的座谈会”——为叙述简便，简称“思想问题座谈会”——的发言中也谈到，可与陈播的讲述相印证：
电影剧本《苦恋》在刊物上发表后，未引起影协一些同志的重视。影片《太阳和人》的样片，电影局审检后，按惯例为中国电影家协会放映了一场。后来按白桦、彭宁的要求，又加映了一场。这一次白、彭还邀请了一些外国人来看，事先我不知道。放映后，《大众电影》编辑部应白、彭的要求，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开会那一天，编辑部通知我去主持。会议中途，我有事退席了。后来得知，会上除了一两位同志委婉地从政治上指出影片的问题外，其他发言大多是肯定这部影片的；又听说白桦即席赋诗并朗诵，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当时并未引起注意，而是认为对一部影片可自由讨论，各抒己见，看不到一片叫好声是当前社会思潮的反映，因而没有采取补救措施。后来才知道，白桦、彭宁利用这个座谈会对影片的支持，到处宣扬，并向电影局施加压力。（见《会议简报·林杉发言记录》）
参加过这次座谈会的原《电影艺术》的副主编罗艺军，对陈播所提到的中宣部有人参加会议也有印象。他告诉我：
我记得中宣部文艺局参加会议的是两个同志，一男一女。女的我记不清是谁了，男的是梁光第。我在会上有一个支持这部片子的发言。散会时，梁光第还跟我打了个招呼，谈及我的发言，还是表示支持的态度。（2003年1月26日采访罗艺军记录。以下所引罗艺军的回忆，均源于此次采访记录，不再注明）
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我曾想方设法想找到会议记录，但是没有成功。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