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凸显美国制度性矛盾

——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

    10月15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美国的这次“占领华尔街”运动,主要针对美国金融机构和制度性矛盾。美国金融机构是金融危机的肇始者。

    运动的深层次原因

    曲星说,美国政府一直声称要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要加强监管,改善治理等等,却迟迟未见确实有效的行动。奥巴马上台三年多了,“变革”的口号一直没有落到实处。这是为什么?究其根本,是因为美国的两党政府都与华尔街金融寡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政党活动都要依靠财团支持,庞大的竞选开支、造势、媒体宣传等等都需要巨额经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党争来吵去,都不愿意从根本上触及金融寡头的根本利益,自然是拿不出实际行动的。终于,民众情绪在忍无可忍中爆发了。

    曲星说,“变革”困难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美国的两党政治制度本身。美国的两党从根本上是“零和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执政党的失败就是反对党的上台机会。所以,反对党处处制造矛盾,和执政党作对。朝野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合作来解决问题。这种两党政治的思维惯性随着两党轮流执政,造成美国的种种社会问题都在两党互相拆台中积累下来,以致积重难返。 

    曲星指出,这次“占领华尔街运动”可以说是美国经济危机在美国国内政治上的集中反应,是美国难以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矛盾在社会层面的体现。最近关于美国债务上限上调的争议就是一个可以用来简单说明美国体制矛盾无法克服的例子。美国竞选政治的特点是政治家漫天许诺,为取悦民众许以实际上自相矛盾的条件,比如加薪、减税等等。政府上台后为了兑现承诺不得不借贷度日,结果就是美国的债务不断增加。政府借债度日,民众超前消费,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但这终究是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早晚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尽管奥巴马政府承诺要削减公共开支,但实际上却难以落到实处。”曲星分析说。“因为公共开支的大幅度降低将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减少,选民是不会答应的。美国选举政治的特点造成政治家所有政策都必须围绕选举和任期开展,必然带来短视的眼光和短期行为。两党党争造成朝野对立,社会和谐被撕裂,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这些由根本制度带来的矛盾为什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引发严重后果呢?那是因为美国有雄厚殖民积累和长期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所获得的巨大财力来支撑。二战后六十多年的消耗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美国的竞争优势逐渐下降,美国国力的相对衰退也是其社会矛盾日益显现的原因。”

    西方新闻报道的双重标准

    曲星认为,美国的媒体在这次“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表现克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是某个发展中国家发生类似的街头运动,西方媒体早就铺天盖地“滚动式”报道了,并且多半会不断以支持态势和渲染性报道挑动民众情绪,其结果是游行示威在和政府对峙中变成流血冲突,然后西方又会对该国政府进行干预制裁,从而进一步鼓动民众情绪和街头政治。在这种舆论环境和外界压力下,政府根本没有机会在良性状态中恢复正常的法律和秩序,以至最终导致全面失控——这几乎成为发展中国家街头运动在西方媒体和政府干预下的固定模式。

    曲星进一步指出,反观西方,无论是不久前的伦敦骚乱还是这次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在事态相当严重的情况下,西方媒体都表现得那么低调,而发展中国家媒体则向来很少会因为这样的内政去指责干涉西方,即便有一些指责之声也难以造成影响。这是因为目前的国际传媒和信息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全球传媒的信息流量中,80%来自西方。这样的舆论环境使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在相对正常的条件下来及时恢复法律和秩序。比如,伦敦骚乱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刑事犯罪”,政府和警方得到充分的空间来控制和平息事态。这次“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警方一度逮捕了700多人,如果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肯定会被西方媒体严重政治化和妖魔化。但发生在美国,媒体就非常宽容。

    曲星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媒体对同样事情发生在不同国家而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运动的下一步发展方向

    曲星指出,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本身是从美国开始,后蔓延到欧洲,应该说欧洲民众生活所受到的影响也非常严重。欧洲国家从2009年开始,示威游行等一直就不断,只是没有像美国这次这样提出明确的“占领华尔街”的口号,这当然还是因为华尔街实在具有太大的象征意义了,它不仅代表着美国的金融界,也象征着全世界的金融体系。贪得无厌的银行家成为民众愤怒情绪的集中对象。

    曲星说,可以预见,美国的这次社会运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全面失控,引发大的社会动乱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即便事态最终平息,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美国的政治家必须认真思考美国的制度性矛盾,以严肃态度解决美国的问题。当下,美国还可以依靠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全世界,回避种种社会矛盾,继续支撑一个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但这究竟能持续多久呢?

    （本报记者 刘 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