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岩市永定区看守所:宁波学研究→远古文化→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交流

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交流
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由于获取食物手段的低下，长期以游猎和采集为生，并需经常地变换居住地和举族迁移，这无疑使原始人类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成为可能。迨至新石器时代，随着原始农业和制陶业的兴起，人类过上了定居生活。此时，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我国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尤如“满天星斗”，毗邻而居。虽然它们在考古学文化上各有渊源，谱系有别，但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联系却更为紧密，经过几千年的文化交融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河姆渡文化，即是在这种迁徙的大环境下产生，在交流中发展的。
河姆渡文化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曾经历了20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在其自身文化演化和发展进程中，始终与周邻的其它原始文化存在着比较广泛的交流，一些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被后继文化所继承，从而为中华古代文明的缔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河姆渡文化的分布区域，在地理位置上是一个自成系统而又相对独立的封闭区域。其南部是崇山峻岭的四明山和浙闽丘陵，阻碍了它与闽粤史前文化的交流；向东则是一望无际的浩瀚大海；只有西、北面隔滔滔钱塘江和波涛汹涌的杭州湾与太湖周围的马家浜、崧泽文化毗邻。所以，河姆渡文化与周邻文化的相互交流，主要是在西北面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之间进行的。
马家浜文化是以1959年发掘的嘉兴马家浜遗址命名的，它曾经历了1500年以上的发展时期，可分早、中、晚三期，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北岸的太湖周围平原地区。它与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南岸两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而又平行发展的原始文化。在它们的早、中期，文化面貌差别十分明显：第一，建筑形式方面，河姆渡文化是木构干栏式长屋，而马家浜文化是木结构地面建筑。第二，埋葬习俗方面，河姆渡文化以侧身屈肢、头东足西为主要葬式，而马家浜文化以俯身直肢、头北足南为多见。第三，生产工具方面，河姆渡文化以骨器为主，骨耜是主要农业生产工具，石质生产工具数量少而磨制粗糙，而且斧锛难分。马家浜文化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器形趋于定型化，特征明显，磨制较精。第四，生活用具方面，河姆渡文化以夹炭黑陶为主，夹砂黑灰陶为次。马家浜文化以夹砂夹蚌灰红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河姆渡文化陶器盛行刻划动植物和几何纹装饰，釜腹自始至终拍印绳纹。而马家浜文化器表多陶衣装饰，釜腹多素面。器类虽多有釜、罐、盆、盘、钵、豆、器盖、陶支架等，但河姆渡文化陶器另有器座、垂囊盉、孟和彩陶，肩脊釜为主流炊器；而马家浜文化却有很具特色的炉箅、白陶豆，筒形腰檐釜和弧腹腰檐釜为主要炊器。另外，河姆渡文化中的陶纺轮及小陶玩是不见于马家浜文化的。第五，人体装饰方面，河姆渡文化除常见石质的玦、璜、管、珠外，还多见骨角牙饰件，而马家浜文化则少见石质玦、璜、管、珠等饰品。
上述对比分析表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差别是明显和主要的，它们各有渊源和发展序列，是各有自身文化特征的两支不同类型的原始文化。但毕竟它们是仅有一水之隔的近邻，自然环境条件又十分相近，所以它们在创造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凭借着原始的独木舟、木筏等水上交通工具，还是有可能相互交往、互相影响，彼此取长补短的。因此，它们在文化面貌上也存在不少共性。
在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泯文化的早期，两支原始文化都已进入到耜耕农业阶段，都用水牛和梅花鹿等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加工成骨耜作为主要农业生产工具，种植的水稻经鉴定均有籼稻和粳稻。生产工具都以骨器为主，都有形状大致相同的骨镞和靴形器，有麋鹿角加工成的角柄。石质生产工具以斧、凿、锛为主，磨制都较粗糙，大多可见加工时的打琢痕；陶器都有以炭化植物茎叶和谷壳掺和的夹炭黑陶；器类以圜底器、平底器为主；陶釜是主要炊具，并且腹部多拍印绳纹，都有盘口、折敛口的肩脊釜、单把钵、椭圆形多角折沿盘等器形；纹饰方面都有斜线纹、米点纹、三叶纹和圆圈纹等图案；都使用榫卯和企口技术建筑房屋。
到了马家浜文化晚期，这种相互之间的文化交往更加密切，双方文化面貌上的相似点也就越来越多。如在马家浜文化的生产工具中，以磨制精细的石器为主，器形以背部弧突的石锛为主，同时还出现了穿孔石斧和石刀。陶器有夹砂和泥质陶两系，并以外红里黑的泥质红陶最具特色，主要器形有鼎、釜、豆、盉、鬶、罐、盘、钵等。鼎釜共存，鼎足有圆锥形、扁锥形、宽扁形；釜以腰沿釜最为突出，也有一定数量的大圈底扁腹釜。豆为喇叭形高圈足豆，豆把上常有小圆孔或长方形矮孔。盉以平底带把短咀盉为主，也有垂囊式盉。鬶为两袋足的异形鬶。罐的腹部常有牛鼻形器耳。有玉或石质玦、管、珠等人体装饰品，上述文化现象我们在河姆渡第二文化层也经常见到。
太湖周围的平原地区继马家浜文化发展起来的是崧泽文化，其分布地域基本上与马家浜文化相重合，它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当河姆渡文化发展到晚期阶段，即河姆渡第一文化层时期，文化面貌上有许多地方与崧泽文化相类似，例如石器中的长条形石锛，有的背部渐露脊线，而长方形石斧，器形扁薄而有弧刃；陶器中有竹节把豆，缕孔圈足豆，缕孔盛行长方形、圆形、弧边三角形，并以数组缕孔排列环绕一周，少数为二周或三周。此外，凿形、鱼鳍形、扁凿形、三棱形鼎足；花瓣形圈足，壶，杯，异形鬶，折腹突棱或折肩罐，折肩盆，及至陶器的质料、烧成温度等，均与崧泽中层墓地和邱城中层所见相同。尤其是河姆渡第一文化层发现的一座编号为4的墓葬，死者头部倒扣一刻划神秘图像的陶豆，不但图像与崧泽中层盘形豆所刻图像相近，而且还和草鞋山、圩墩等处用红陶钵倒扣在死人头部的葬俗相同，表现了河姆渡人对头部的崇拜。
上述共同文化因素的出现，说明河姆渡文化发展到晚期阶段，外来原始文化的影响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越来越明显。以至于乍一看河姆渡第一、二层文化面貌似乎与马家浜文化晚期以及崧泽文化十分相似，所以，以前有些人将它们分别归属于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但仔细考察，它们之间还是可以看到本质上的区别的，这在最富时代特征而又最敏感的陶器上更能清楚地反映出来。
河姆渡第二层陶系以夹砂灰红陶为主，并有少量特有的夹炭红褐陶；马家浜文化晚期以夹砂红褐陶为最多，其陶土中羼和介壳粉末现象为河姆渡文化所不见。河姆渡第二层装饰花纹，釜腹仍盛行绳纹，圈足的镂孔大多未穿透；马家浜文化晚期器表多装饰陶衣，釜腹素面，圈足均镂穿孔，但不见河姆渡第二层常见的三角形孔。河姆渡第二层的炊器以釜占主导地位，鼎虽已出现，但可复原器鲜见，并以敞口扁圆腹釜配以象鼻形、猪嘴形釜支架作为主流炊器，另有特色的冲天嘴垂囊盉，其常见的外红里黑大喇叭豆的表里成色不一，是烧成时气氛变化所引起的，外表的红色并不是陶衣；马家浜文化晚期以腰檐釜配炉箅作为主要炊器，鼎的数量也较多，流行短咀侧把盉，外红里黑大喇叭豆的形制虽与河姆渡文化类同，但外表的红色是陶衣。
河姆渡第一层以夹砂红陶为主，并有少量的夹炭红衣陶；崧泽文化则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河姆渡第一层虽出土丰富多样的鼎足，但鼎的复原器和完整器极少。在宁绍平原发现的15座河姆渡文化第一层时期墓葬中，随葬品大多是釜、罐、豆，而且部分墓葬出土的陶釜形态小，制作粗糙，与地层中发现的实用釜明显有别，它是一种专用于墓葬的冥器，活着使用釜，死了还要做冥器釜随葬，足见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釜的地位是鼎所不能及的。这反映出河姆渡第一文化层时期河姆渡人仍以釜配釜支架为主要炊器，此时典型陶器组合为釜、豆、罐；崧泽文化则以鼎为主要炊煮器，器类组合是鼎、豆、罐、壶。河姆渡第一文化层陶器仍以手制为主，晚期出现轮修技术；而崧泽文化则以轮修为主，晚期出现轮制，显然崧泽文化制陶技术较河姆渡先进。另外，河姆渡第一文化层几乎不见彩绘宽带纹，在崧泽文化中则极为流行。
综上所述，河姆渡文化与周邻的马家浜、崧泽文化的文化面貌有着本质的区别，应是两支不同类型的原始文化，但其间也有相互影响和渗透。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技术的进步，越到后来它们之间的交往越频繁，相互间的影响也越深。这可以从已发掘过的余姚鲻山，宁波慈湖，奉化茗山后，象山塔山等遗址的后继地层出土遗物中看到这一迹象。在上述遗址河姆渡文化上直接叠压的地层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属良渚文化典型器的鱼鳍形足和“T”字形足夹砂红褐陶鼎，泥质黑陶竹节把豆，泥质黑陶长颈双鼻壶，泥质黑陶贯耳壶，泥质灰陶翘流宽把杯，泥质红陶小口锥刺纹罐等。而且后者无论是从陶质陶色、制作工艺，还是花纹装饰都与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十分相似和雷同，其变异程度也未超出良渚文化陶器的基本组合范畴，因此，河姆渡文化后继地层的考古学文化应属良渚文化。可见处于钱塘江和杭州湾两岸的这两支原始文化经过较长时间的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文化面貌渐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