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的比较研究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使“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口号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将其翻译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许多人却愿意将其翻译为“更美的城市，更好的生活”。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积聚地，城市，是美好生活追求的家园。

    在对于都市文化的研究中，国外显然具有比较领先的地位。且不说马克思、韦伯等对于都市社会学建构的贡献，以帕克、伯吉斯、沃思、佐巴夫、思雷舍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社会学，以法国的卡斯泰尔、美国的哈维、英国以帕尔为代表的新城市社会学，都对都市文化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国内对于都市文化的研究中，翻译介绍国外的都市文化理论，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都市文化研究》，自2005年12月起，已编辑出版了6辑。该刊以大量的篇幅刊载国际都市文化理论的翻译文章，对引进和介绍国外都市文化的理论，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2008年12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薛毅主编的四卷本142万字的《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该著选编了国外诸多在都市文化理论方面有建树的学者的文章，促进了都市文化理论的引进与研究。

    2010年3月，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研究丛书》，包括鲍宗豪著《国际大都市文化导论》、奚洁人等著《世界城市精神文化论》、贺善侃等著《国际大都市公益文化比较研究》、鲍宗豪、燕·雪莉主编的《文明与后现代亚太都市》。该丛书以全球化的视野，以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的方法，展开多方位的都市文化研究，呈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精进的现实精神。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说：“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它也是以同样程度的同样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过程。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被‘全球化’——面对被‘全球化’的人来说，被‘全球化’的意义大体是相同的。”（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P2，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版）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向，因此在对都市文化的研究中，也应该有全球化的视阈。

    在文化研究中，已经形成了诸多的研究方法，诸如文化历史方法、文化模式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文化心理学方法、文化生态学方法、文化符号学方法等。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文化的比较成为学者们展开研究的重要方法。美国人类学家C·恩伯、M·恩伯指出：“只有当我们拿自己与其他社会的人们相比较时，才会意识到人们在文化方面的同和异。事实上，人类学在其开始成为一门学科之际，所采用的正是这种比较方法。”（C·恩伯、M·恩伯著《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杉杉译，P23，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版）都市文化比较方法的采用，可以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探究某个都市的文化特性，寻觅某个都市文化建设的长与短，寻找都市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差距，借鉴都市文化建设中的经验。

    我认为，《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研究丛书》的独特价值在于这么几个方面。

    立足于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的视阈与方法。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谈到城市与乡野文化的不同时，也涉及到城市文化的比较。他说：“城市的剪影，所表达的语言，是属于它自己的灵魂的。城市与乡野，各有不同的灵魂；在一个文化的各大时期中，城市之间，自有其不同的特色。当然，不同的文化，其城市也必然有所差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陈晓林译，P35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城市的不同构成了文化比较的基础，也决定了文化比较的意义。《世界城市精神文化论》将古罗马、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莫斯科、东京、孟买、墨西哥、上海列专章分析，认为古罗马是质朴务实精神、纽约是多元文化精神、伦敦是理性自由精神、巴黎是创新与批判精神、柏林是追求秩序与静穆精神等。在对不同都市的文化精神的分析中，呈现出都市文化比较的视野。《国际大都市公益文化比较研究》在对公益文化概念的界定、战略意义、发展途径、发展载体等的梳理分析后，设立专章分析纽约、巴黎、莫斯科、上海、北京的公益文化。该著认为纽约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不仅是文化产业的中心，也是公益文化的中心；不仅是大众文化的中心，也是高雅文化的中心；不仅是科技文化的中心，也是人文文化的中心”（P85）；指出“巴黎作为辐射世界的文化艺术中心，代表了欧洲经典文化的源流，更折射出法国公益文化建设的光芒”（P100）；认为“莫斯科是一座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城市。到过莫斯科的人都会感受到那里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会发现莫斯科人对文化艺术执著的追求和向往，对文化作品的熟知和了解，以及对芭蕾、戏剧、绘画作品的高度欣赏力和鉴赏力”。著者认为，纽约、巴黎、莫斯科等国际大都市公益文化建设和发展给我们的许多深刻启示，对于发展我国公益文化事业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从探究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出发。鲍宗豪先生在丛书总序中提到“新的城市世纪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到了城市人口日益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城市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城市发展面临精神文化缺失的拷问，这大概也是著者构思编撰该丛书的缘起之一。因此，该丛书就体现出一种深邃的城市问题意识。《文明与后现代亚太都市》一书中诸多篇章就呈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如鲍宗豪《亚太都市发展新趋势、新特点》，郁龙余《当代中国都市发展四策略》，张远新、贾慧《试论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职能定位》，洪菲菲《中间阶层：中国都市消费文化“新领袖”》，张雄、曹东勃《人口快速老龄化背景下的都市养老模式转变》，严黎昀、洪明《我国现代城市突发事件风险保障机制研究》，张■《对城市安全管理体制、机制的研究与思考》等，都从都市发展战略的现实问题出发，探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呈现出敏锐的思路与深邃的思考。鲍宗豪的《国际大都市文化导论》立足于全球化视野中探究大都市文化，提出国际大都市文化自觉精神。在谈到国际大都市的价值追求时，他提出：国际大都市应该在与世界不同文化主体的合作中，奉献民族特色，促进全球文化新体系的建设；维系民族文化，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对“全球场”中的文化实现平等、公正的整合目标；自觉地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以舍弃民族文化中不适合文化全球化的消极、落后的东西；在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中，对民族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在深化改革开放、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全方位地促进文化的现代转型；要抑制后工业社会的非理性主义文化，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格调，促进和谐文化的建设。

    对现代城市发展的趋势展望。在鲍宗豪、燕·雪莉主编的《文明与后现代亚太都市》中，诸多篇章呈现出对于现代城市发展趋势的深切关注，如鲍宗豪《文明与可持续城市化》，张光、王秀婷《天津离北方经济中心城市有多远？》，杨光睿《浅论信息化背景下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娄金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实现路径》等文章，都立足于都市发展的视阈展开探究。奚洁人等著的《世界城市精神文化论》在探究世界不同大都市的精神文化特征时，认为：“国际大都市的文化竞争力，在本质上与其文化产业密切相关。上海在发展国际大都市文化产业的问题上，也需要‘文化自觉’的意识与精神，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文化竞争力的经验时，认清上海文化竞争力的现状，反思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发展文化产业面临的这一深层问题。”贺善侃等著的《国际大都市公益文化比较研究》，在对于不同都市公益文化的分析研究中，在整体上对国际大都市发展公益文化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思考，认为：在经费管理机制上，更多地鼓励多层次投入，实行政府投入与社会赞助结合；在文化服务主体管理机制方面，政府实行对文化集团和企业的税收优惠，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介入；在文化服务方式上，大力提倡数字化平台，等等，都呈现出借鉴国际大都市在公益文化建设经验，对中国都市公益文化建设趋势的展望。

    从总体上看，《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研究丛书》是一套具有探索性的丛书，在采用国际都市文化比较方面呈现出平行研究多、深入比较少的缺憾。然而，瑕不掩瑜，该丛书对国际都市文化研究的开阔视野、深入思考、细致探究，给了我们诸多的启迪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