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和尚那些话儿之第四话:拒绝魔鬼的人

        在寺院礼佛，偶尔会看见这种姿态的佛像：释迦牟尼太子趺跏而坐，右足压左股在下，左足压右股在上，同时左手捉袈裟之衣角，右手垂于膝上而触地。这叫做降魔坐。

        其中的故事是说，太子二十九岁离弃宫廷荣华、于荒野中修行求解脱道，六年后，于菩提树下瞑坐四十九日，将要解脱生死、成就菩提之际，欲界第六天的魔王前来阻挠试探。先以美女色诱，未果；继以权势和金钱许诺，不动；后以魔军、凶相威逼，太子以手触地，说：“大地是我的见证。”漫天的箭雨顿时化为清凉的露水。此一时刻遂定格为佛陀“八相成道”之降魔相。

        后来佛陀初转法轮，对他的第一批弟子解释说：“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尘世中能够激起我们感官欲望的种种，乃是魔鬼织就的网罗，凡夫如同野鹿，为缠所缠，不能得脱。因此，我聪明的弟子应当于此五欲功德不触、不染、不贪、不着、亦不见骄傲、不受入。从知道、到行道、终而证道，获致涅盘的阿罗汉于是就像那不在猎师境界的野鹿般自在。”

        现代诗人北岛写过一首题为《生活》的诗，正文只有一个字——“网”。俗世生活的种种设定，无论如何牵动我们心神、让我们魂牵梦绕、念念不忘，在智者看来，只是让人沦为猎物的网罗、陷阱、浮沙。但历代魔王偏喜欢戴上冠冕，把网织造得更华丽完美一些，诚恳地敬献在我们面前。说实话，对于一个凡人，很难不为之动心，很难不忘记佛陀的教诲——这些只是梦幻似的空花，而背后藏着生死的深渊。

        甚或是并未有这些声色荣耀、金钱权势横陈于前，我们早已是放飞出一颗驰求的心，千般计较、千头万绪地向外寻觅。岂不见那几个月大的婴儿，最大的娱乐就是四处张望，伸出肉乎乎的小手，抓住眼前一切可以抓的新鲜物事，然后一把揽入怀中，兴起时还要放在嘴中啃咬几下。是的，这就是人类的业力，或者用科学的话来说，是我们先天基因所做的设定。

        不错，诗人们偶尔会一愣神，念出“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之类的句子，但这种瞬间的惆怅很快便会被前途的明朗、功名的捷报、乃至当道者的一句期许所驱散，“仰天大笑出门去”，历史感和虚无感转眼间遗失在脑后。

        在藏传佛教的唐卡中，往往会把环绕我们的命运，绘制成一个吞噬人类的恶魔，一条条赤裸的胴体在它的巨口中咀嚼婉转，而那被吞噬者的表情，却是淡然的没有表情。我不知道这是我观画者的臆想抑或是绘图者有深意在，但至少，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时，分明注视人群而说过：“主啊，原谅他们罢，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让我们缩小点范围罢，在古代的中国，不用说，每个小民从诞生到老死，始终就是被精心缠裹进专制政体的网中的。所谓精心，便是博尔赫斯在《巴比伦的彩票》中假设发生在异国的图景，万象的偶然性背后实有一个主体，它提供我们各种可予期待的可能性，并进而掌控和操纵我们的生活。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寰宇之内，莫非王臣。从这意义上说，虽然有显达与隐穷、彭祖与殇子、男与女、北人与南人等诸多分别，但既然在网罗里，无论自觉与否，哪个不是魔王飨宴上恒沙数的菜作料呢。像《老子》这样的奇书，长期以来，我们竟然麻木到把它误读为一本解释宇宙生成、讲求修炼身心的读物，而不去追想它是为谁而写、为什么目的而写。“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治大国若烹小鲜”。全书里 “圣人”的所指相当稳定，书的内容就是教他怎么烹调好醉虾宴的攻略。

        幸而，佛陀的教诲竟然从身毒之国传入了汉地，虽然一开始大家就把佛陀作为人的身份误作了西域的天神。这里我想提醒所有的读者，不要把佛陀和老子、孔子等量齐观。佛陀的教育对象往大了说是六道众生，往小了说是古印度社会包括贱民在内所有百姓——真正的有教无类。而老子发表演讲的对象是“圣人”、孔子培养的是为“圣人”所雇用的部下（《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

        对象既异，内容也不同——虽然表面看来他们讲授的都是修身和道德伦理一类的事儿——最大的不同是，佛陀从生死的痛苦说起，为弟子既解析了这个因缘相合虚妄无实的世界，也指出了地平线以外的超越维度，鼓励他们突破尘网，对生命中可遇、可求的种种，从女色到权势、从威压到享乐、从人王到天神，都要有勇气背过身去。修行者有自己的团体、戒律和行事规则，佛陀不是要用形式化的程式剥夺人的自由，而是一道善意的保护膜、阻挡俗世秩序和运行逻辑的壁垒，保护着佛弟子们免受干扰、全力去求取对世界之真的理解和生活之痛的解脱。

        但从俗世的政权角度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是对秩序的破坏、对控制的削弱，是有机体上的溃破口。痛痒之际，要么用强力手段把脓挤掉，要么就施以药膏，让溃疡平复才好。篇首提到的第六天魔王，其尝试所为，无非是这两条。佛陀以其安忍不动应对了挑战，但挑战始终横亘在每一个佛弟子的面前。

        释教一入中国，僧人也就是沙门是否应该跪拜皇帝，便是一个始终议论不休的问题。对此东晋老和尚慧远在其《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力争道：“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但马上又转圜说：“（沙门）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逆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还特别指出：“故沙门虽抗礼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后面的这些辞令当然是尽量让皇帝听得舒服些，不要行使对僧人的合法伤害权。所幸魏晋是一个讲究声望标举风致的时代，远公德高望重，思想说服工作又做得耐心细致，终于岌岌可危地争得了几百年僧人不敬王者的延续。

        不跪，当然不仅是礼仪上的问题，更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符号，意味着对佛陀教诲的遵从或背叛，意味着选择如何的道路，意味着保持自己灵魂的自由或否。依旧是诗人——战国时代的屈原，在他笔下意外地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态度的范本：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然后诗人终究是死了，他的声音也淹没在江流的喧嚣之中，人类的历史上，活着的终是苟活者的后代，渔父之歌从来不缺乏应和者。

        接近权力、加入到与权力的共舞中去，其结果在中国并不坏。皇帝尊敬你，推崇你从西域舶来的新学说，大把大把地花钱造寺布施，乃至一大家子连太监都来皈依佛教。慧远的老师道安老和尚就说过一句名言：“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从实际影响来看，早期佛教的弘传确实离不开政权的推动。然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常常有人会渐渐忘记佛陀的本怀、修行的初衷、忘记了魔王还是魔王。当你真心实意地爱上了魔王所呈上的一切时，佛教成了僧人吃饭的家什、帝王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民众消解烦恼的意识形态，于是乎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

        当然也并非没有悲剧般的不和谐音——举一段《大般涅盘经》译者昙无谶法师的事迹吧：

        《魏书.沮渠蒙逊传》记载：“始罽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使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从受法。”

        ……昙无谶是被杀死的，被杀的原因，依佛教《高僧传》等说︰魏太武帝知道昙无谶的神术，一再派人来，要求沮渠蒙逊让昙无谶去北魏。蒙逊怕昙无谶的咒术帮助了北魏，而魏的势力，又不敢得罪太武帝。昙无谶自知处境困难，以去西域求经名义而去，蒙逊派人把他杀了。然《北史》却这么说︰‘太武帝闻诸行人，言昙无谶术，乃召之。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蒙逊的确是淫乱、猜忌、忍于杀戮的。不愿昙无谶去，又不敢留他，来个彼此都得不到︰揭发昙无谶的秽乱宫庭，拷打审问，把他杀了。（以上转引自印顺《华雨集》第四册）

        然而那场醉心之大乐决不会因为几个杂音而到曲终人散的时候。从武则天“革命”开启“赐紫”之风后，许多和尚们汲汲以穿上皇帝赏赐的、象征僧人中尊贵地位的紫袈裟为荣，乃至动足脑筋去主动求请，或靠请托地方上的官僚，或靠自己的种种技巧、本事，求不到还要闹情绪，令人惊呼释子们不输士子的“热中肠”。

        《佛祖统纪》第四十二卷记载：唐宣宗时，安国寺沙门修会，凭借自己能诗应制，善于写“遵命文学”，向皇上求赐紫衣。宣宗说：“不是我对你吝啬，而是看你面相有缺陷，恐怕赐紫对你有所妨害。”后来修会还是执意恳求，赐紫后果然一夕暴亡。真是福薄得可怜。然而比修会还时运不济，因求不到紫袈裟而郁郁而终的佛弟子，恐怕不在少数。见此“崇紫”的时尚可趁，当道者也乐得悬一鹄的，以一件没什么成本的亮丽饰物牵动大量佛子的心，让天下英雄尽入吾觳中矣。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上记载：晚唐诗人郑谷有“爱僧不爱紫衣僧”的诗句。而宋初续写《高僧传》、身居僧录（统领全国寺院、僧籍，及僧官补授等事宜，打个不恰当比喻，类似今天的佛协会长）之职的赞宁法师正是一位衣紫的大和尚。他“辞辩纵横，人莫能屈”，是位机智敏捷的人物。还有一个叫安鸿渐的儒士，“文词隽敏，尤好嘲咏”，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在街上遇到赞宁与数僧相随，便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答道：“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一时传诵广泛。

        其实这逸事从侧面正反映出吃佛家饭的与吃儒家饭的为了要在官家面前抢饭碗，而互相敌对的状态。从大的方面来说，老字号、传统品牌的儒家占了绝对上风。因为儒士名正言顺是管理人才，一旦录用，可以直接帮助帝王进行行政管理，是“帮忙”；而佛弟子，随便怎么用功向上，其方外异流的形象很难一时改变，对王朝来说，只便于让其做一些锦上添花、颂赞太平的事儿，是“帮闲”。

        少林寺从南北朝起，就是禅宗最早、最重要的祖庭，达摩面壁、神光断臂、乃至火头是紧那罗王……有种种令人心生向往的传说。雪窦禅师在《百则颂古》中就咏到：“大野兮凉飙飒飒，长天兮疏雨蒙蒙。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静依熊耳一丛丛。”那种神情疏朗、遗世独立的情态可以想见。但到了明朝，在明武宗的大马戏团——“豹房”里，除了各种珍禽猛兽、杂技方术之外，赫然就养着一群少林寺的僧人。这就连帮闲都算不上，只能甘认是“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一类的角色了。

        超然微笑的是帝王。还是欧阳修记载，还是我们的僧录赞宁：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在僧录赞宁等一行的陪同下亲切参观了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当走到佛前烧香时，他故意询问左右，自己该拜还是不拜？赞宁早已揣摩到了皇帝的心思，连忙上前奏曰：“不拜。”皇上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皇上微笑首肯，从此定下制度。

        禅宗典籍《五灯会元》上还记录了宋太宗的几则逸事：有一天，有僧人朝见。皇上问：“甚处来？”僧答说：“庐山卧云庵。”皇上说：“朕听说‘卧云深处不朝天’，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僧无对。还有一次，有僧人到宫中接受召见，故弄玄虚地进奏说：“陛下还记得么？”皇上反问：“（我们）啥地方见过？”僧人说：“灵山一别，直至如今。”（意思是恭维他是大菩萨，曾经参与佛祖的灵山法会）怎奈皇帝反应冷淡，说：“卿以何为验？”僧无对。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种居高临下的嘲弄虽然让人下不来台，并彰显出“咫尺天颜应对难”时的龙威，但毕竟皇帝还肯恩赐相见，如果对答得体、能够讨到欢心，就有紫袈裟拿，并安排去好的寺院做住持，风光体面，利益无限，众僧人们依旧趋之若鹜。

        宋代临济正宗第九世传人五祖法演禅师，一次他的两个弟子：太平佛鉴、龙门佛眼到去寺院探望他。师徒相见，五祖禅师却并不考问修学见地，而是一连串地问佛鉴，寺院所属的舒州田庄熟了吗？太平田庄熟了吗？诸庄共收稻多少？佛鉴一时回答不上，五祖禅师就正色厉声地批评他说：“汝滥为一寺之主，事无巨细悉要究心。常住岁计，一众所系，汝犹罔知。其它细务不言可见！”（《禅林宝训》卷一）

        五祖有一次上堂还失态地高呼：“四五百石麦，二三千石稻。好个休粮药，耆婆不得妙。”（耆婆是佛陀时代的印度名医。）

        依照史学界考证，宋代南北方粮食平均亩产3.3石，合今市制亩产309斤。根据上述的数字，粗略的估算就得出他的寺院拥有一千亩土地，年产三百万斤的粮食。算得上是殷实之家，且比殷实之家还好——因为完全免税。这些自然都拜朝廷所赐，是皇上给与五祖禅师的“俸禄”。辛弃疾虽然有词云：“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然而在田园般的乡绅生活中，“医得眼前疮”，也就不顾“剜却心头肉”了。寺院的田庄有大量农民庄户为其耕种，像五祖法演这样的禅师名流根本无需摞起袖子，只需一方面多方交好各类官员求取庇护，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地把自己的接班人培养成懂经营、会会计的高级管理人才就是了。

        当然还有自愧为朝廷效力不够，不甘空享名誉利养的忠义和尚。例如南宋初年，丛林中排名第一的大善知识大慧宗杲禅师与士大夫积极交游、经常议论朝政，因为反对秦桧而被贬逐到湖南、广州，但他始终坚持着对皇上的信仰和热爱，即便在逆境中也绝不动摇。他在自己的书信中就表白道：“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矣。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虽然自己年纪大了，已经无法在实际的工作中大展手脚，但他仍然坚持教诲别人说：“……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亲者。亦未有孝于亲而不忠于君者。但圣人所赞者依而行之，圣人所诃者不敢违犯，则于忠、于孝、于事、于理、治身、治人无不周旋、无不明了。”（大慧普觉禅师法语卷第二十四）诸位读者，是哪位圣君值得大慧禅师如此五体投地呢？是杀死岳飞、坚决不抗战、坚决遗弃自己父亲和哥哥的宋高宗赵构，他的丑恶事迹略微看过一点宋史的，应该都不会陌生。

        这里提到的“菩提心则忠义心”论，是禅宗发展史上的前所未有的一次理论创新，也可以说标志着佛教精神在中国专制文化传统中已经被彻底“奥伏赫变”，僧人们跃跃欲试地要从理论上证明自己的“新定位”。鲁迅先生在一篇杂文中写道：“凡事彻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连自由的本身也漏掉了，原来只剩得一个无底洞。”

        之后元明的禅宗思想，在这种三教圆融、忠君爱国、积极为政权服务的气氛下果然乏善可陈的很，刻薄地说，成了一个空空洞洞的废话匣子。禅师们陈陈相因，出则上堂、高唱顿悟，做法事、和士大夫交游，入则念弥陀、求净土，采取最简易、最不必花心思的“老实”解脱法门。语录倒是汗牛充栋、每人死后出一册。检点起来，明初楚石梵琦禅师又有一点小小的进展：

        洪武元年，朱元璋做了皇帝，九月十一日，楚石老和尚钦奉圣旨，于蒋山禅寺水陆会中升座。他说：“真如净境界，一泯未尝存。能随染净缘，遂成十法界。法界者，众生心也。众生心即佛心。（以下略去大量老生常谈）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国恩。”（《佛日普照慧辩楚石禅师语录卷第二十》）他的进展在于公然将《楞严经》中“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改易一字，从此佛国一体，服务政权就是报佛恩，不必像大慧那样循环论证。释子报国恩、皇恩，那是理直气壮、不言自喻的。

        不过，大慧禅师还是太过认真了点，其实报恩之类的话，那只是叫叫而已：

        例如前面提到的五祖法演禅师，平时升座拈香，开头就说：“此一瓣香，先为今上皇帝。伏愿——常居凤扆，永镇龙楼。”第二瓣香则：“奉为州县官僚。伏愿——乃忠乃孝，惟清惟白。永作生民父母，长为外护纪纲。”第三瓣香才能轮到自己的老师白云守端。端午节上堂就说：“今日端午节。……一要今上皇帝太皇太后圣躬万岁；二要合朝卿相文武百官州县寀寮常居禄位；三要万民乐业雨顺风调。”圣节上堂就说：“十二月初八日，今上皇帝降诞之辰，不得说别事。”乃高声云：“皇帝万岁！皇帝万岁！”

        中国人常常就是这样口惠而实不至，高喊口号者并非真有什么报恩的举动，只是大家都这么喊，我也就是加入“淈其泥而扬其波”的行列，说过就算做过了。然而这种姿态却是必不可缺的——我们恐怕不这么做会遇上“天怒”，我们期待如此做会撞上“天听”，谁知道他会不会记住自己忠顺而匍匐的模样呢？或许能得个封号、增加点庄田，乃至最不济年节打点些赏钱。

        自号“圆明居士”，并以禅宗大师、僧界领袖自居的清世宗雍正皇帝，在他的自选语录中记录了这一则公案：

        岁底，王（当时雍正还是亲王，尚未登基）至柏林（禅寺，禅宗重镇，赵州禅的祖庭），书春福散众（形式上是写很多福字送给僧众，当然不会只送几幅字而已）。一僧至云：“一大藏经尽被王爷布施了也。”王随手执笔，自向额上一点。（鲤鱼点额成真龙，意谓自己已经是悟道之人。）僧云：“王为何自己点额？”王云：“自己点了，免被他人点。”僧云：“作家王爷！今日大有人我在。”王指额点云：“者点的是我是人？”僧惭惶作礼。王急取乌帕拭净墨点。又一僧出云：“金不博金，王爷为何将乌帕拭墨？”王云：“仁者到诸方切不可举，圆明分黑疏白。”僧云：“衲子不敢。”王云：“水洗水也。”有一老僧在傍云：“王爷真正仙机。”王云：“仙机与否无据，情知你不解佛话。”又一僧云：“请王爷道佛话看。”王云：“且书寿字。”僧云：“王书底是福字，何得言寿字。”王云：“不见道——人间五福寿为先。”老僧复拍手笑云：“有趣！”王云：“八十公公嚼秫秸。”老僧云：“贫衲实不解此语。”王云：“老老大大，何曾尝着些滋味。”众笑无语。王云：“今日无端，频遭点额。”

        雍正洋洋得意写来，这文字确也是活灵活现，把一群禅宗和尚们簇拥着王爷，摇头摆尾、膝前承欢的媚态写的极为逼真。当对权势的拒绝，一变而成依顺、再变而成索求，并连索求都成了下意识的卑劣习惯，不得不说，禅宗风骨已经颓坠无余，剩下的是一群乌蝇围着碗残羹冷炙团团转。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在和魔王的对峙中，中土佛教渐落下风，经过暴力的蹂躏与和颜悦色的诱导，原先立志拒绝魔王的人最终竟甘心情愿地成了他怀中的舞伴，在万方奏乐中踩着规定的舞步，感觉良好地大谈“兴会更无前”。经过几百年的玩弄、肢解和遗弃，奄奄一息的中国禅还剩下了什么？

        这类沉重的问题，显然是我所不能答、不欲答的，只能用“诸方自有明眼人在”这一句话头搪塞。终于还是忍不住引一段宋代曹洞宗祖师芙蓉道楷的事迹来收尾，算是为本文抹上一层亮色：

        大观初，开封尹李孝寿上奏宋徽宗，举荐芙蓉道楷禅师，说他道行卓冠丛林，宜有褒显。于是皇帝即赐紫方袍及“定照禅师”的称号。

        内臣拿着勑命来宣读后，禅师婉拒，并解释说，自己出家时曾经立下重誓——“不为利名，专诚学道，用资九族。苟渝愿心，当弃身命。”父母这才同意自己出家。今天如果不守本志，接受了皇上的赐封，就是背弃了佛法和对亲人的誓言。于是上书皇帝辞谢。

        皇上不准，又降旨给开封尹，一定要禅师接受。但禅师坚决不改变主意，于是龙颜大怒，禅师以抗拒君命而坐罪，最后被判流放到淄州。

        读过《水浒传》的知道，按照宋代的制度，犯人流放是得好好地用一顿刑后再上路的，林冲出发前就吃了二十脊杖。但有司照顾禅师，说他身体有疾，可以免刑。可是当办事人员问他时，禅师自己却说：“无疾。”

        办事人员只好提示性地问他：“怎么没病，你看你身上有灸瘢呀？”

        禅师说：“以前生病，今日已经痊愈。”

        办事人员没辙了，要他再好好想想，是不是真的病了。禅师说：“您的好意我完全明白，但身为僧人，我不愿意妄语，还是请你赶快用刑吧。”于是神情恬然地就刑而行。

        放回来后，他结庵于芙蓉湖心，有很多佛子追随着他来修行。他有一大篇示众的说话是这样的：

        “夫出家者，为厌尘劳，求脱生死，休心息念，断绝攀缘，故名出家。岂可以等闲利养，埋没平生？直须两头撒开，中间放下。遇声遇色，如石上栽花；见利见名，似眼中着屑。况从无始以来，不是不曾经历。又不是不知次第。不过翻头作尾，止于如此。何须苦苦贪恋。如今不歇，更待何时？所以先圣教人，只要尽却今时。能尽今时，更有何事？若得心中无事，佛祖犹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边相应。

        “你不见隐山至死不肯见人，赵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担拾橡栗为食，大梅以荷叶为衣，纸衣道者只披纸，玄泰上座只着布，石霜置枯木堂与人坐卧——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办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从上诸圣有如此榜样，若无长处，如何甘得？

        “诸仁者！若也于斯体，究的不亏人。若也不肯承当，向后深恐费力。山僧行业无取，忝主山门，岂可坐费常住，顿忘先圣付嘱。今者辄皦古人，为住持体例，与诸人议定：更不下山、不赴斋、不发化主。唯将本院庄课一岁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随人添减。可以备饭则作饭，作饭不足则作粥，作粥不足则作米汤。新到相见，茶汤而已，更不煎点。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务要省缘，专一办道。

        “又况活计具足，风景不输——花解笑，鸟解啼。木马长鸣，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鸣泉无声。岭上猿啼，露湿中宵之月。林间鹤唳，风回清晓之松。春风起时，枯木龙吟。秋叶凋而，寒林华散。玉阶铺苔藓之纹，人面带烟霞之色。音尘寂尔，消息宛然。一味萧条，无可趣向。

        “山僧今日向诸人面前说家门已是不着便，岂可更去升堂入室、拈槌竖拂、东喝西棒、张眉努目、如痫病发相似。不唯屈沈上座，况亦辜负先圣。你不见达磨西来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于立雪断臂，可谓受尽艰辛。然而达磨不曾措了一词，二祖不曾问着一句。还唤达磨作不为人，得么？二祖做不求师，得么？山僧每至说着古圣做处，便觉无地容身，惭愧后人软弱。

        “又况百味珍羞，递相供养。道我四事具足，方可发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时光似箭，深为可惜。虽然如是，更在他人从长相度，山僧也强教你不得。诸仁者还见古人偈么——山田脱粟饭，野菜淡黄虀。吃则从君吃，不吃任东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