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曾国藩：亦忍亦纵忍多纵少的人生

曾国藩具有极其复杂的多面、多层性格，具有多重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但无论位居两江总督，还是官至直隶总督，曾国藩总是性情不改，矢志不移。对朝廷，他肝胆涂地忠昭日月；对朋友，他诚实守信义薄云天；对家人，他老老幼幼孝感阴阳。论文，他才高八斗满腹经纶；论武，他挥兵点将纵横捭阖。做人，他力奉圣贤；做事，他克勤克俭。论谋略，他能掐善断，胸藏万千丘壑；论相人识才，他驭人有术，不拘一格广纳群贤，善听谏言忠告，身边谋士密友如云。用人善从其优，顺我者以长补短、以功掩过，逆我者用其所长、以过
克功。对忠勇壮士，他烈马佩金鞍，宝刀赠英雄。对儒道贤达，他以奇文共赏，珍品相送；对爱财之徒，他散尽千金，慷慨大方。他治军练兵，力奉封建礼教思想，以“忠义血性”育人，训练出一支能吃苦不怕死的湘军。他整饬吏治，奖掖忠勇，团结了一批德才之人。正是曾国藩身上的这些闪光点，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形成了一套道德规范，局部地、暂时地、浅层次地制止了晚清颓废风气的急剧恶化，晚清中兴之业，曾国藩功不可没。相比之下，太平天国正缺少了一位像曾国藩这样自省自律的儒将，缺少了坐天下守江山的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他在道德修养方面提炼的理念，如闻过则改、戒骄戒躁、勤俭刻苦等，融入并形成了湖湘文化，对包括ＭＺＤ、蔡和森等人在内的三湘学人产生了深刻影响。驾驭权术，曾国藩以文对文，以武压武，以文降武，以武制文，文武之道机关算尽。他一方面尊圣内省廉洁自律，一方面又厚饷养兵，默认甚至纵容部下打家劫舍滥取豪夺，一场恶战下来，湘勇们沿长江送回湖南老家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如山如海。为巴结讨好朝廷要员，他不惜以珍品重金行贿。他奸诈多疑，诡计多端，阴气逼人，杀人如麻，枉戮无辜，有“曾剃头”之绰号。他力图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至，把自己的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淋漓尽致，但又深知水满则溢，月盈乃亏的天常，心存“求阙”、“惜福”意识。这种欲舒却卷，且展还藏的心态，焉能不累?

他大概厌倦了官场险恶宦海诡谲，骨子里想做一个“道德完人”。考究了历代宦官之家兴衰史之后，曾国藩精心营造一种滋润子嗣、泽被后世的家庭家族文化。他语重心长地嘱咐子侄门，勤俭持家，不可骄奢淫逸，当以“考、宝、早、扫、书、蔬、鱼、猎”八字为本；“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意思是说，即使一人独处，也要严格要求小心谨慎，不妄取妄为；要有一种敬重严肃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要有一副仁爱慈善之心；要靠勤勉劳作、不懒惰获得社会地位；“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字”、“八本”，是曾国藩自己遵从也要求子女们遵从的一根根墨绳，如今仍闪烁着理性和人性的光芒。他既是四方学人的楷模，也是家庭家族的楷模。自曾氏兄弟以下，先后出过外交家、数学家、翰林、诗人、画家、教育家、考古学家、化学家、女革Ｍ家、中科院院士、新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家族盛及五代，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与曾氏的家训严明不无关联。

曾国藩终生手不释卷，枕书而眠，为后世留下1500万字的文字，尤以散文创作成就著称。他的文人学者情结甚重，终身追求炉火纯青的千古美文和流芳百世的道德文章。他给家人写了1400多封家书，坚持记日记达200多万字，著多篇经典范文，可谓字字珠玑，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才搁笔。他还编纂了《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籍。他对书法、绘画、诗文、收藏等多方面有精深的造诣和见地，其书论、画论、文论、书评等精当深刻，为后世效摹。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的这些咬文嚼字多在风声鹤唳的军营中、颠沛流离的车轿里、危机四伏的城墙边、军旗猎猎的战船上进行，多在夜深人静时、灯火阑珊处进行。疆土的扩展与精神的爬高，都耗人心智、苦人筋骨，一点点地熬干他心灯的油。

曾国藩是一位心思很重的人，一生都处在谨小慎微、惊恐万状之中。他为自己在刀丛火海之上支了一条钢丝绳，“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地踩在上面，“不敢片刻疏懈”，感言“余忧患之余，每闻危险之事，寸心如沸汤浇灼”。他白昼为鬼，入夜做人，时而君子，时而屠夫。角角的频繁冲突与转换，令曾国藩痛苦地挣扎在官民之间，文武之间，生死之间，君子与小人之间，佛道与鬼魅之间，坦荡与诡道之间，痛快与痛苦之间，谨言慎行，惧蹈危机。

但是，这一切都被曾国藩用一个字化解——忍。曾国藩外藏内敛的百忍之道，至今为后人叹服。1857年，四十七岁的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但也是他反思自忖最深刻，对“忍经”琢磨最多的时候，为他的再次复出，一崛而起奠定了扎实的心理基础。“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但是，他的“忍”并不是一味的强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对皇上、太后，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排挤、冷落、出尔反尔和种种不公，曾国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但对误国误军、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或拍案而起参人一本，或拔剑而起势不两立。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但没有抟扶摇直上九霄，也没有一失足掉进深渊。虽然没有片段的精彩，却有整体的绚烂，总能启动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在这亦忍亦纵、忍多纵少的人生波涛中，曾国藩颠簸了一辈子。

曾国藩节俭自律，不事奢靡，生活简朴，克己甚严，有时到了苛刻的地步。身为声名显赫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始终保持一介寒士之风。床上铺草席、盖土布，衣服上常有补钉，一只竹藤箱伴他转战多年。三十岁时做了一件青缎马褂，只是每逢喜庆之时穿一次，三十年后依然如新。他身体长期虚弱，年轻时得肺病，常咯血，晚年得心血管病，头晕目眩耳鸣，视力极差，辨字识人都困难。牛皮癣伴随终身，心情一不好就奇痒难耐，夜不成寐。肝、肾不好，还患有疝气，可谓百病缠身苦不堪言。曾国藩一辈子争斗在三条战线：官场、战场[被屏蔽广告]
[被屏蔽广告]和病魔，惟有第三条战线他从来没有赢过。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不曾充分享受，倒是凡人百姓的贫寒痛楚他都没能逃脱。

1870年的曾国藩已病态残状，日薄西山。但是这轮正黯然西坠的残阳仍无可逃避地被一团乌云裹胁和掩噬。这团乌云，便是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当时，在封建Ｚ義和帝国Ｚ義的双重压迫下的天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像一座一触即发的火药库。一桩必然发生的偶然事件，导致了天津人民对洋人洋教和帝国Ｚ義的愤怒，烈焰浓烟顷刻间焚烧了洋人和他们的教堂。朝野震惊，异邦盛怒，中外兵争之势如箭在弦。已是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明知处置这桩涉外事件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但不得不奉旨行事。他写好遗嘱，拖着残弱之躯上路了。从保定到天津，近在咫尺，花甲之年的曾国藩却走了他一生中最难走，也几乎是最后的一段路。畏难与感伤情绪淤积在肠排解不开，他迷惘地对孩子们说，如果一死，请孩子们将他的遗体从运河沿长江送回湘乡老家，“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他甚至对历年奏折、所作古文家书都做了交代，不必刻印送人，只留儿孙观览。而且还放心不下子孙们的教育成长，留下眷眷拳拳的家训感言。天津，是曾国藩人生的滑铁卢。走完这一段路的结果，是广大民众把一顶帽子扣在他的头顶：“卖国贼。”海内声讨一片，他为京师湖南长郡会馆题写的匾额被愤怒的国子监学子们砸烂。一代名臣，落得如此落寞、如此凄凉的晚景，虽属个人宦海沉浮、声望起落，却也是一个朝代的投影、历史的必然。

处理“天津教案”不久，曾国藩又奉旨回到两江总督的位置。不知是圣意还是天意使然，曾国藩人生的坐标，又一次回落长江。不过，这轮黯淡失色的长河落日，仍然发出了最后一缕回光——1872年2月，他领衔上奏朝廷获准，与李鸿章、丁日昌等人一道，把包括詹天佑等在内的第一批四十名中国幼童，派往美国留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海外派遣公费留学生，这项前所未有、功在后世的创举把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推进了一大步。几天之后，曾国藩便一病不起。

1872年3月12日，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病逝南京寓中，终年六十二岁。他沉重而劳累的一生，终于谢幕了。大江浩荡，巨浪淘沙，淹没了在长江上厮杀驰骋了半辈子的一代骁雄。

展开历史的画卷，定格曾国藩的一生，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酿造的精英，也是封建腐朽文化孵出的恶果。他成帝王之业，修自己之德，既有忠君爱民之心，也有成全一己之德的私心；有诚实守信的一面，也有虚伪奸诈的一面；既有扼断长江占山为王的纠纠霸气、匪气和豪气，也有文人腐儒特有的怯懦、自卑和心虚；他既可以把道德文章做得冠冕堂皇让人心悦诚服地奉为圭臬，又可以翻覆云雨杀人不眨眼。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社会的局限，成为曾国藩人性的枷锁。

一、曾国藩的圆融之道

曾国藩认为：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因此，处世也必须刚柔并用，以圆融为做人的基本原则。圆融是一种做人的智慧，它告诉我们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凡事留有余地，把握好事物的度，灵活处理意外情况，让自己在任何情况都能游刃有余。

1、刚柔并济方可成事

曾国藩语录：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译文：天地间的规则，在于刚柔并济，不可以偏废任何一方，太柔软则没有力量，太刚硬则容易折断。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立自强才能成就大事。他指出，自古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即成为圣贤的，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因而才能够独立不惧，坚定不移。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他们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刚”。刚是一个人的骨架，靠着这副骨架人才能站立于世，才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才能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人若无刚则无以自立，若不能自立则无以自强。刚，是人类生命运动中最大的源泉，否则，生命则变得无动力、无价值、无意义。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甘愿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持立不畏强敌的精神，他也因此而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它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他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优哉优哉，远离祸患。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

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逢、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惨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乏柔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在曾国藩看来，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历史上勾践灭吴就是一则外柔内刚，以求自强的故事。春秋时候，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采取了与吴国讲和的方略，向夫差称臣做奴，并献上了越国的珍财异宝和美女西施。夫差每次外出勾践总是恭顺的请夫差踩其背而上车，并在车前为夫差牵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口尝夫差粪便，以表忠心。即使有人唾骂，他也不在乎，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面孔，深讨夫差之欢心。久而久之，夫差便放松了对勾践的戒惕，放勾践回到了越国。勾践深以会稽之战为耻．一面卧薪尝胆，苦心劳力，爱抚群臣，教养百姓，发展生产；一面到夫差面前问安献宝迷惑夫差。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打败了吴国，活捉了夫差而称霸诸侯。勾践以匿刚显柔的手段，从而达到了灭吴称霸的目的。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熟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南中(今云南省一带)酋长孟获多次侵犯蜀国的边境，诸葛亮决定南下征伐。首次交战，孟获便陷入了蜀军的包围圈，他只好弃马夺山路而逃，被早已埋伏在山上的魏延活捉，南兵大败。诸葛亮下令赏赐南兵俘虏酒饭并放归。南兵个个感恩不尽。惟孟获不服，说他是因为山路狭陡才被捉住的。诸葛亮就放他回到了山寨，孟获又重整人马要与诸葛亮决一死战。他常饮酒取乐且对部下凶狠，他的部将董茶那元帅为了报答诸葛亮不杀之恩，趁孟获酒醉之际，绑缚孟获送进了蜀营。孟获见了诸葛亮大叫不服，说他是被自己手下捉来的。诸葛亮攻心为上，二次放了孟获。孟获回到山寨与弟弟孟优密议，使孟优人蜀诈降里应外合以便一举打败蜀军。诸葛亮胸有成竹料事如神，用药酒灌醉了孟优等人，孟获当夜偷袭蜀营，第三次做了俘虏，孟获还是不服，诸葛亮又一次痛痛快快地放了孟获兄弟。如此．又三捉又三放，直到诸葛亮精心策划第七次活捉了孟获，仍旧对孟获说如若不服还可以回去准备再战，孟获感激得涕泪交加，表示南人永不Ｚ反，愿与蜀国永远修好。诸葛亮以“怀柔”的手段，以柔制刚，克敌制胜，降伏了强悍的南人，达到了安定蜀国边境之目的，排除了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

“柔弱胜刚强”是老*土的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水可以冲击任何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以柔制刚，以柔克刚，运用于人格的自立自强上，往往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一次宋太祖赵匡胤正手持弹弓在后苑打鸟。忽传报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见。赵匡胤一听说有急事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召见大臣听奏，然而听奏后却认为事情不大，便斥责奏臣说： “这算什么急事？”奏臣对皇上的态度不满，随口说道：“这总比打鸟的事急吧!” 赵匡胤恼羞成怒拿起斧柄向这位大臣的嘴上抡去，大臣的牙齿当即被打掉两颗，他不卑不亢地拣起被打落的牙齿。赵匡胤更火了：“难道你还想保存这两颗牙齿找我算后账吗?”大臣说：“我怎敢与您论是非呢?这事史官自然会记的。”赵匡胤听了猛惊，连忙笑容满面的好言安慰，还送给这位大臣许多金帛。该大臣在权势和地位上是弱者，无以与至高无上的皇位抗衡，但他采用了柔弱的态度，却寓于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征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自己在人格上不畏强暴，据理而争，自立自强的目的。

退步宽广，清淡悠久。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从而从中抽取人生的信条与经验：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

2、必须坐看深远

曾国藩语录：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见其旷，此“高明”之说也。

译文：面对同一片境地，只有登上山峰的人才能见到他的深远，只有登到城墙上的人才能感受到它的空旷，这就是所谓的“高明”。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不把心思用到济国济民建功立业上，面是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惟恐不周。

他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图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仪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

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乎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而已。曾国藩

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过密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遭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诉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用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顾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顾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意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诉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

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王闽运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非常欣赏，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尹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鸦片战争其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Ｚ压太平天国革Ｍ，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顾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谨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尹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如樊案的发生，王闽运、郭嵩焘求救于肃顺，肃顺便大力相助，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肃顺后来更是肃顺乘时进言，力举咸丰帝不信任的曾国藩两江总督，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面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宜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后来肃顾被慈禧以政变形式处决，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发现许多朝野文武大臣都有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与肃顺的一字一言，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今天从政的环境与往日封建社会做官所处恶劣的环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做为一个领导人，坐看深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认清国际国内局势而有所作为也是应该的。这样不但可以可以更好地少犯错误，而且可以更好地有所作为，服务于大众！

3、凡事留有余地

曾国藩语录：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易失之于刚，错而无救。

译文：凡事留有一分余地，则可周旋回转，灵活自如；凡事不留有一分余地，则容易失之于刚硬，一旦错了则无可改正。

人生在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处理得好就会使人到处受欢迎，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到处遭人痛恨。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就成为了一门很大的学问。

曾国藩在处理这些关系奉行的一个原则就是：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的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比如说，曾国藩常在家中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难免会因一些万难之事有求于他，其中不乏一些实有冤屈之事．却之，于情于理不忍，助之，又恐贪干预地方公务或有以势凌人之嫌。这时，曾国藩只好对来求者做出那种“道似无情却有情”、 “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并给别人留下充分回旋的余地。下面“一把折扇”的故事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倔强的老实农民．他一生勤劳节俭，生活过得不错，不料那一年清明节扫墓时，与人发生了一场纠纷．对方仗着自己有钱有势，硬将一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总是对方占上风，老头儿咽不下这口窝囊气，被逼想上吊自尽。

一天，有个老亲友提醒他：“你呀，心里冒长眼．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在南京做两江总督吗?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下谁个不知其名。”那人伸出两个指头，嘴巴挨着他的耳朵说：“你只要求他给衡州府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保险你把官司打赢。”

“是啊!"老头儿把胸脯一拍，说： “好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他受到启发以后，凑足盘缠钱，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往南京奔。

两江总督衙门，是不容易进得去的。 “你是干什么的?”他还未过门槛，衙役就大声喝问。

“我找干儿子。”老头儿壮着胆子回答。

“谁是你干儿于?’

“宽一。”

衙役们没有一个知道曾国藩的乳名叫宽一，见这老头儿土里土气，怎么也不让他进去。

忽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衙役们忙把这个老头儿拉开，不能让他挡住大门．可他哪里肯听，偏偏要站近门边，想着一看是不是干儿子出来．

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他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 “宽一！”他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喊，被曾国藩听出来了。他连忙叫轿夫停住，下轿后又惊又喜地问：“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便打转身，将干爹送进了自己的住宅。

顿时，督署后院的曾宅里欢乐起来。曾国藩夫妇一面招待酒饭，一面问长问短．从干爹的家境到大界白五堂、黄金堂新老住宅屋后的楠竹、杉树生长情况无所不问．当老头儿话人正题，说明来意时，曾国藩打断他的话柄说： “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他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接着说：“干儿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你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 老头儿哪有心思游览，仅玩了三天，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他对干儿媳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宽的条子。欧阳夫人说：“急么子罗?你干儿要你多玩几天，你就还玩几天再说嘛。”

“我肺都气炸了，官司打不赢，白白受人欺，哪有心思久玩了？”

“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那老头听到这句话，心里倒有几分安稳了．

又玩过了三天．当曾国藩办完一天的公事后，欧阳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来。 “你就给他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于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干爹是个天本地分的人，你也不能看着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经欧阳夫人再三请求，曾国藩动心了．他在房间来回踱了几转，说：“好，让我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了．曾国藩在督署设宴招待，老头儿也被尊了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首席是他湖南来的干爹．文武官员听了，一齐起身致敬，弄得老头儿怪不好意思．接着，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干爹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啦，为人忠厚啦，怎么也不愿意到南京久住，执意要返乡里．说着，从衙役手中接过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又说： “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作个永久纪念。”大家放下盅筷，接过一看，

只见折扇上已工工整整地落了款。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也一个个应曾大人之请，在扇上签起名来，有的还题了诗句。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曾国藩兴高采烈地把折扇收起，仍用红绫包好，双手奉送给了干爹．这老头儿也懂得礼数，起身向各位文武官员作揖致谢。

席终客散，老头儿回到了住室，嘴里连连嘀咕着什么．欧阳夫人出来一听，只见他手捧着红绫包唠叨着：“宽一呀宽一，一张二指宽的条子总不肯写，却要这么费事，在这个玩物上写的字再多，我也不得领情．”欧阳夫人忙从他手中接过红包打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干爹呀，恭喜，恭喜！”老头儿脸色阴沉，好不耐烦地说：“喜从哪来?”

“干儿给您的这个，可是一个大宝呢！”

“一把折扇算什么大宝?给我写个二指宽的条子，才是上方宝剑。”

“哎呀，干爹”，欧阳夫人凑到老头身边细说： “这可比您要的那个条子更宝贵呀，拿回去后，不论打官司也好，办别的什么事也好，任他多大的官，见到此扇都会有灵验，千万不要把它丢了，随手带着，还能逢凶化吉呢！”

一番话，说得老头子心里热乎乎的． “啊!一一”他似有所悟，会意地笑了．

刚回到家里，衡州知府升堂，衙门八字开着，老头儿手执折扇，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在那个时代，被告上堂打官司，手执扇子是藐视公堂，要受到惩治的。

“把扇子丢下！”衙役喝令．老头儿装作没有听见，一个衙役上前从手巾夺过扇子丢到地上。

“这个可丢不得，是我干儿子送的。”

知府大怒，惊堂木一拍：“放肆!拿上来”知府接过扇子一看，“嗯……”他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后，又将视线转到老头身上，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一声令下： “退堂！”

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用轿子把他接了回去，不仅将这把折扇恭恭敬敬退还了他，还热情地款待着他．他的坟山官司是输、是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把折扇，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是在显示亲情，实则相助，意在让地方官给面子，又不使其没有可否的余地。这把折扇同时也给足了亲人以面子，并使曾国藩免于干涉地方公务之嫌，曾国藩谋事之深，虑事之远，不可谓不厉害。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这就是曾国藩为人处世常胜不败的奥秘之一了。

凡事留有余地，也应成为今天我们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因为时势每时都在变化，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有考虑不周全的时候，凡事不留余地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犯一些愚蠢的错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凡事三思而行，话不可说得太死，行不可做得太绝，这样我们就会永远稳操胜券，进退自如！

3、凡事须把握好度

曾国藩语录：有求于上，委婉而言，颇得实惠，步步高升。

译文：有求于上级的时候，话语要讲得委婉，这样就能得到你所需要，从而能得到重用，步步高升。

曾国藩在居丧期间伸手向清廷要官一事，几乎断送了他一生的前途，对此晚年他曾对此痛加检讨。经历过了这件事之后，他就对与上级的关系处理方面有了一定的“度”的概念，对此，有了更好的把握。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孝忠。三、无奈的时候，“缓”和“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这几招能使得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脚跟，并能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这种事情历史上有过许多教训，杨修的被杀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

杨修乃曹营内主簿，思维敏捷，甚有才名。曹操率大军迎战刘备打汉中时，在汉水一带对峙很久，曹操由于长时屯兵，到了进退两难的处境。此时恰逢厨子端来一碗鸡汤，曹操见碗中有根鸡肋，感慨万千。这时夏侯悼入帐禀请夜间号令，曹操随口说到： “鸡肋!鸡肋!”于是夏侯悼便把这句话当作号令传了出去。行军主簿杨修听后即叫军士收拾行装，准备马上归程。夏侯悼见了便惊恐万分，把杨修叫到帐内询问详情。杨修解释道：“鸡肋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何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夏侯悼非常佩服他说的话，营中各位将士便都打点起行李。曹操得知这种情况，以杨修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罪，把他杀了。

曹操生得面厚心黑，岂容得杨修在他面前如此放肆?曹操把他斩了，并非因为他要退兵班师，是因为他的恃才放旷罢了。

杨修耍小聪明并非只此一次。一次曹操兵出潼关，到蓝田访蔡邕之女蔡琰。蔡邕盛有才名，因哭董卓被王允害死。蔡琰原为卫仲道之妻，字文姬，后来她被匈奴掳走，作得《胡笳十八拍》，在中原地带广为流行。曹操非常敬慕他们父女俩的才华，便派人去赎蔡琰。匈奴惧怕曹操势力，送蔡琰归汉室。曹操便把蔡琰许给董祀为妻。当日曹操进了蔡琰屋内，见屋内墙上挂一碑文图轴，上有“黄绢幼妇外孙薤日”八个字。曹操便问手下众位谋士，谁能解释这八个字的意思，众谋土一个个挠耳抓腮，不能答出，只有杨修一个说能解其意，曹操让他先别说破。告辞后，曹操上行三里后方才省悟，那八字中含“绝妙好辞”之隐语。曹操当时有些羞愧，因为杨修早已解出，他却在马上一直思索了老长时间。

又有一次，曹操命人造一所花园。花园造成之后，曹操去观看，他也没说好坏，随手在花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杨修见了，深知其意，便对人说： “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是嫌花园门太阔了。”众人听了便把花园翻修了一回，曹操见后非常高兴，但当知道这是杨修的主意后，内心对杨修遂生厌恶。显然，曹操这点故弄玄虚的手段被杨修察得一清二楚。还有一回，塞北给曹操送来一盒酥饼，曹操便在盒子上写了“一合酥”三字，放于台上。杨修看到之后，竟拿出来与众人分着吃了。曹操问为何如此，杨修回答说，你在盒子上面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嘛，我们也只好一人一口，哪里敢违背你的命令?曹操于是对杨修更加厌恶。

曹操奸诈无比，常对手下人说，他好做杀人之梦，借以恐吓别人不要暗杀他，吩咐手下人在他睡觉之时不要靠近。一天他睡午觉，把被子蹬落在地上，有一个近侍慌忙上前拾起给他盖上。曹操突然跃起拔剑把近侍杀死了，随后又装模作样地上床睡觉。不久他起来后，假意问是谁杀死了近侍，大家把实情告诉给他，他厚着脸皮痛哭一场，命令给那近侍厚葬，于是众人都以为曹操会梦中杀人。杨修独深知曹操之心，便一语道破天机。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不善于把握与上级相处的度，最终难逃杀身之祸。

曾国藩则深明这其中的道量，所以他向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所上的奏折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的第一点，他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曾国藩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Ｆ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曾国藩节制调谴。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第三个要点是，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第四个要点，是奏篇中的要害。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篇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纵观曾国藩以上四条，没有一处明确表示他还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

曾国藩就是这样向他的上司——皇帝和清政Ｆ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的。这也是以柔克刚之一法，清朝廷果然准奏，杨、李所部仍旧归曾指挥。

面对领导，凡事须保持低调，讲究以柔克刚。杨修自恃聪明才高，而不识时机乱下断语而触犯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就是很好的反面例子。凡事讲求中庸，委婉圆柔，才能融入人群，走进社会。英国的著名首相丘吉尔，在对英国国王所表现出来的委婉，无疑都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4、灵活处理意外情况

曾国藩语录：君子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

译文：君子在面对大的困难从不畏惧，看到闪光的刀刃放在面前就像没看到一样。

大家知道，世界纷繁复杂，许多事情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曾国藩认为，面对这错综复杂的环境，做大事者必须善于处理变乱。处理变乱的基本点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善于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应变，不拘泥于成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多变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二是要跳出思维方法的固定模式，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全方位地看问题，不怕突发的事变。三是要临变不惊，临乱不慌，处理变乱要有恒心，有决心，有勇气，不能手软心慈。四是应当多注意总结、分析，在变乱发生之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不至于事到临头，还不知如何应付，这样就会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局面。五是面对变乱要积极地寻找处理变乱的方法，而不能慌不择路，毫无根据可循。

宋朝的李允则有一次在军中举行酒宴，而甲杖库起了火。李允则仍然饮酒作乐不停。没过多久，火被扑灭了。李允则暗地里派人拿着他的文书到赢州用茶叶箱子运载武器。不过十天，库里的武器又齐全了，而军队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事后，有关部门弹劾李允则不救火。宋真宗说： “李允则必然有话说，先问问他看。”李允则回答说： “兵器库防火措施十分严密。这里刚刚举行酒宴，那里就起了火，必定是内奸干的。如果离开宴会而去救火，中了他的调虎高山之计，恐怕要发生意想不到的祸事。”

上例说明一个道理，即面对突发性的意外事件，应保持冷静，不乱方寸，进而随机应变，转危为安。反之，手忙脚乱，惊慌失措，胡乱动作，就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十分明显，如李允则听说失火后，和大家一起去匆忙灭火，那么，后果一定是很糟糕的。而他并没有这样做，遇变不惊，临危不乱，则掌握了事态发展的主动权。

每临大事有静气，遇变不惊，最重要的功用在于，在突发性事件面前，拿出最及时最正确的决策。因为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思考，而正确的思考必须以冷静的心境为前提。就是说，没有遇变不惊的本事，就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要想使自己在变幻莫测的外界环境前，尽可能决策正确，就必须养成每临大事有静气的行为方式。

《三国演义》里曹操献刀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汉灵帝死后，董卓乘机专断朝政，私自废黜少帝，立陈留王为献帝，引起满朝文武的愤恨。曹操想方设法得到了董卓的宠信，想乘机刺杀董卓。

书中写道：“次日，曹操佩着宝刀来至相府，问：‘丞相安在?’从人云： ‘在小阁中。’操直入，见董卓坐于床上，吕布侍立于侧。卓曰： ‘孟德来何迟?’操曰： ‘马行迟耳。’卓顾谓布曰： ‘吾有西凉进来好马，奉先可亲拣一匹赐予孟德。’布领令而出。曹暗忖思：

“此贼该死！“欲拔刀刺之，惧卓力大，未敢轻动。卓胖大不耐久坐，遂侧身而卧，转而向内。操又曰：‘此贼当休矣!’急掣宝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思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蹦问： ‘孟德何为?’时吕布已骑马至阁外。操惶惧，持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与恩相。’卓接视之，见其刀长尺余，七宝嵌饰，极其锋利，果宝刀也；遂递与吕布收了。操解鞘付布。卓引操出阁看马，操谢曰：‘愿借试一骑。’卓就教与鞍辔。操牵马出相府，加鞭望东南而去。”

曹操拔刀欲刺董卓，而被身肥力大的董卓突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在这一“大事”面前，曹操基本上保持了镇静的心绪。虽然小说说他“惶惧”，但那是一般人都具有的不自觉的心理，总的看，他保持了“静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能从容地由“刺杀”改为“献刀”，否则，在那千钧一发的刹那间，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的答案呢?

宋代文学家苏洵曾说“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这也说明遇变应不惊，临危应不乱，要善于自.制，控制自己的感情行动，做出正确的判断。在遇变和临危之时，动不动就鲁莽行事， 动不动就发怒或不知所措的人是无事不败的，从政尤其如此！

在人的一生中，大多数时候是按部就班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太大的变故，可是遇到危险、紧急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危急情况发生时，因为人们大多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吃惊、恐慌。要处理这种情况，首先要沉着、镇定、果敢、自信，不为危难所吓倒，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样才能使他人不因你的紧张而更加恐慌和慌乱。其次我们应该看到危难已经临头，势态紧急，只有沉着还不够，忍耐住、控制住自己的吃惊仅仅是第一步，紧接下来是善于顺势而行，引导着事态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5、凡事以忍让为怀

曾国藩语录：邻里乡亲，万不可造成仇隙，凡事必以忍让为怀！

怎样与乡亲邻里相处，对于治家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与乡亲邻里关系处理得好，则可以使家庭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可以在有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而处理得不好，则有可能造成仇隙，制.造一些事端，这样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那么，曾国藩是怎样来处理这些矛盾的呢？在这方面他奉行的原则就是：让他三尺又何妨！

这个话含有一个典故，据《桐城县志》记载，康熙时期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而张英回馈给老家人的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书，主动在争执线上退让了三尺，下垒建墙，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动，退地三尺，建宅置院，闻名中外的六尺之巷也就因此而成。

咸丰初年，曾国藩父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曾国满在家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兄长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古人的这首诗便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襟豁然开朗。 “让他三尺又何妨”!用这一思想，将地退缩了三尺。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见解，转让给了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这件趣事代代相传，简直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曾国藩的后人，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还在Ｔ灣著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Ｋ戰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拿着我的双手说了曾国藩“让他几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的这首诗。终身受用，乐趣无穷。

与邻里、乡亲相处，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是曾国藩以退为进处世不败的一个秘法。

曾国藩家风传乡里，人们至今还在传颂，而他的父亲及诸弟却依仗权势，干预地方官事。尽管曾国藩家教极严，其弟则违教者多、听从者少，尤其是其四弟曾国潢(字澄侯)，在乡最为跋扈，颇为人们所怨恨。

就说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起，特别是湘乡地方，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多，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不仅剿杀哥老会卖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不答应攒不过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友人间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十六个人举祭。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他常在家信中告诚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居乡勿作恶事。1857年曾国藩奔父丧在籍，听得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想要惩教其弟。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横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 “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又问：“吾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耶?”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作为邻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关系处理不好则会虽然日常也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但只要我们抱着“让他三尺又何妨”来处理这矛盾与问题，定会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关系处理好了，则会自己心里舒畅，大家愉快，再说天底下谁没有个急事，这样也好请人家帮忙。方便别人也就是在方便自己！

5、做事必败的四种人

曾国藩语录：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译文：做高官的人，昏庸懒惰，任下而为者必然失败，刚愎自用，骄傲凶狠，胆大妄为者必然失败，贪得无厌、没有顾忌者必然失败，三心二意、对手下玩弄权术必然失败。

居官为宦的人，许多人走向失败，有的原因很清楚，也有不清不白稀里糊涂被免职罢官的。居官而败的“软原因”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得如何、是否与时代合拍等，但“硬原因”却有惊人的相似。曾国藩在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归纳出了居官司而败的四者：

其一为“昏惰任下者败”。曾国藩说，为人主者，不可能知晓所有的天下事，不能不委派任用贤能的属下，但属下的贤与不贤，又难以全部了解，就不能不信任自己左右的臣属。然而受到左右臣属赞誉的人，未必就是贤才，受到左右臣属所诋毁的人，未必就是庸才。所以，耳目不必依靠别人代替，予夺之权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古庸臣在位，他的才能遇事处理时就显得不足，巩固自己的宠遇则很有办法。这类人羞于粗茶淡饭，大多贪心且行事卑鄙，善于阿谀奉承，一旦大权旁落到这类人手里，政治将日非一日，国家将大难临头。

唐玄宗李隆基，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集明君和昏君于一身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前期，励精图治、任人唯贤，重用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人，把贞观以来的大好形势，推进到了开元盛世。然遗憾的是，唐玄宗未能做到善始善终。在他执政的后期，纵欲无度，生活奢摩，昏惰任下，造成了天宝危机。公元736年，唐玄宗因废太子事，听信了李林甫的谗言，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之职，改任李林甫为宰相。李林甫口密腹剑，给党营私，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在位十九年，政治败坏、天下大乱。李林甫死后，外戚杨国忠继任宰相，使政局更加昏暗。唐玄宗除了任人唯亲外，还重用宦官。玄宗后期，宦官增至3000多人，五品以上者就有1000余人。按唐旧制，宦官品级不得超过三品，而宦官杨思勖的品级竟从一品，一直封为国公。更有甚者，开元末年，四方奏表都有高力士阅示、处理。像宇文融、李林甫、

安禄山这样的误国之臣，都是走了高力士的后门才取得将相之高位的。唐玄宗的用人不当，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终于造成了天宝危机，暴发了“安史之乱”，使强盛的唐王朝由此而走向了衰败。历史的经验说明，为人主者要敏于观察，知人善任，在用人上，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国家兴亡、事业兴亡的关键。历史上，亡国之君，败事之臣，其祸都源于昏惰任下。

其二为“傲狠妄为者败”。曾国藩常说，“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人因骄傲而妄为，而奢、而淫、而佚，而无恶不作。人欲求成立，就必须除掉骄傲的恶习，“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且不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地；明思宗朱由检，在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勤政的皇帝。他即位之后，改革旧弊，诛杀阉党，大有励精图治之志，然遗憾的是，思宗本人刚愎自用，自作聪明，在内忧外患俱存的危急之秋频罢宰相，“用匪其人”，遇事急于求成，误杀、乱杀了诸多朝臣。例如：思宗希望增强辽东一带的防守，在群臣的推荐下，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崇焕赴任时，他还赐酒慰劳。后来，皇太极亲带大军绕过袁崇焕的防区人塞劫掠。因袁崇焕以前曾与清议和，有人诬陷他引诱清兵来逼迫议和，将要缔结城下之盟，思宗便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第二年处死。如此等等，使本来就缺乏人才的明朝更加无人可用，思宗又重蹈前帝的覆辙，起用宦官，终于导致了明朝灭亡，思宗吊死煤山的残局。明思宗既不知人，又不自知，因而造成了事与愿违的恶果。

其三为“贪鄙无忌者败”。为官不可任情放纵，随心所欲。汉桓帝、汉灵帝好利贱义，成为有名的昏君；隋炀帝奢侈腐化而死于非命；吕不韦贪鄙无忌最终自饮毒酒；田延年贪赃枉法事败自刎。在《蜀记》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秦惠文王准备攻打蜀国，苦于不知道出兵蜀国的捷径，于是就让工匠雕刻了五头石牛，并把金子装在石牛的屁股后面。蜀人看见了，以为石牛能屙金子。蜀王便派五个大力士将石牛运人蜀国，运石牛的道路修成了，秦国的军队便跟随其后。对蜀国发动突然袭击，蜀国便亡国了。历史上像这样亡国、亡身的教训不可胜数。古人云： “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既居高位，享受厚禄，就应立身忠正，行事廉洁，切不可贪鄙无忌，引火烧身。

其四为“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曾经指出，用人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相见，不玩弄权术。《旧唐书》云：“去邪勿疑，任贤勿二，可以兴矣。”去除邪恶之徒不要犹豫不决，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切忌三心二意，这样任何事情都能兴旺昌盛。明太祖朱元璋在乎乱之时对徐达信之任之，从来不对其进行任何节制，朱元璋对徐达说：“将军的智谋勇敢超群绝伦，因此才能遏制贼人，削平群雄。逢事一定禀报，这是将军的忠诚，我对此十分赞赏。但是，将在外，君主不便指挥。将不视军中情况缓急便宜行事。我不加以约束。”即使徐达订了败仗，损失残重，也未遭受过朱元璋一句指责。正是由于朱元璋的高度信任和宽容博厚，才使得徐达有了拔取两座都城、三个省会、百余个郡邑的战功，为明朝的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任用人才时候，要给与充分的信任，不能存在任何猜疑之必。身为人主，切不可多疑善忌，用人不专，朝令夕改，反复多诈，否则将自引其咎。当年的“赤壁大战”，曹操就是由于对水军统领蔡瑁、张允缺乏信任才中了孙刘的“反间计”，从而使其水师失掉了水上优势，导致了赤壁之战的惨败。“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史实证明，上以推诚待下，下必谒诚而效命，只有上下一心，上下同德，才能成就大业，兴旺百事。

历来仕途多变幻。曾国藩置身官场的漩涡之小。且能洁身自好，常保盈泰，除了他自身聪敏，善于处变而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在总结居官四败的基础上又从“责任、道德、才具、态度”四方面，提出了为官的要求，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己践行，没有一刻放松对自己的戒惕和监督，因而才得以在宦海的风浪中稳步前进，步入辉煌。

做一个成大事的人，要善于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曾国藩所说的失败原则，指出了仕途中所引以为戒的主要方面，对现今当领导之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韩国的大宇汽车集团，后期领导层决策昏暗不明，盲目贪图企业规模，致使自身不断膨胀，终于无法控制，陷于破产解体的窘 迫境地。  

晚清名臣——曾国藩为人：圆融 人际 用才 进退（二）

 晚清名臣——曾国藩为人：圆融 人际 用才 进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