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电视剧《家》:抗战语境里的文化反思——“战国策派”(第一章)

抗战语境里的文化反思——“战国策派”(第一章)
发布时间：2004-02-02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博士论文） 文章作者：魏小奋
第一章 反思的切入点：时代观念
四十年代初，正当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战国策派身处这样的环境，比任何时期都感到民族生存的强大压力。
以明确的“自存自强”为最高目的，表现在战国策派文化反思上，使得他们对于此问题的切入，是从强烈的时间概念——“时代”意义的理解出发。
“我们必须了解时代的意义。
民族的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了解时代，猛力推进，做个时代的主人翁，便是茫无了解，即或了解而不彻底，结果乃徘徊、分歧、失机，而流为时代的牺牲品。”[1]
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中国比如一条金鱼，国际上几个国家都对它垂涎三尺。日本已经发动了侵华战争，张开了吞噬的血盆大口。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然而，国人对于这个政治上的转变尤不清醒，对于中国这条金鱼的处境缺乏认识。
何永佶形象地说明了这个情况：
“譬之一条金鱼：当其在金鱼缸时，‘悠在游在’，以为天下是一个‘信义和平’的世界，那里面没有鲨鲸鼋鳖而只有青草白石金鱼缸，也的确是这样的世界。那条金鱼在这安乐窝的金鱼缸里住了几千年，忽然被抛入大海，那里有的是海虎、海豹、海狮、……海蛇、海蝎，各各垂涎它金色的美，……这条金鱼也许就因自己的美丽而遭不测。把‘中国’二字代替‘金鱼’，就可知我们的处境之危。国人犹以为现在仍是‘金鱼缸’的政治，而不知早已变为‘大海洋’的政治了。”[2]
从“现时代”民族国家的生存处境出发，反思传统文化，这一点，足以使得战国策派和同时期许多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区别开来。
比如钱穆在1941年写出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对于文化的思考，从“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切入。以不同的地理环境解释中西不同的文化个性。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使得西方文化走上商业文化、富强文化的道路，中国走上农业文化、和平文化的路。
然而这不是说，战国策派思考的文化只是一个时代的横截面。他们的文化反思，也是从史的观点深入。只不过对于史学，他们自有独特的看法：
“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的精神的表现，一种整个宇宙人生观应用于过去事实的思维反应。生于某一时代若对那一时代一切的知识，欲望，思想，与信仰而全不了解，则决无明了历史的能力。对自己时代的情形与精神愈能体期，对过去历史的了解力也愈发增高。由另一方面言，一个时代愈发展紧张生动，那时代少数警觉性深刻的人对过去的历史也愈发看得透彻。一个完全平淡静止的时代，对于任何过去的大事都决无明了的能力。历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 ，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3]
这就是说，战国策派认为对于时代精神把握的程度，决定了对历史了解的能力。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身处文化精神最复杂最紧张的“战国时代”的人，最能了解历史的意义。因为只有他们对于复杂紧张的历史能够设身处地的去体会。——了解“时代”的意义，反思文化，这就是身处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自觉担负的历史使命。
很清楚，“时代精神”是理解历史、文化的先决条件。那么，战国策派对于抗战语境里的“时代精神”是怎样理解的呢？
第一节 “大战国时代”
战国策派对所处时代境遇考察之后，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当今我们正处于“大战国时代”。所谓的“大战国时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战国策派的“大战国时代”概念，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ar）思想启发而来。
施宾格勒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把每一个文化看作一个有机体。
斯宾格勒认为，文化的有机体——这一历史研究的单位，都必然经历一个生命周期，产生、成长，衰亡。尽管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有不同的特征，但所有文化的这一轨迹是共同的。不同的文化有机体，即使他们彼此时间上相距遥远，只要处于同一文化的发展阶段，就算是同时代的文化。正是根据这一观点，施宾格勒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走过了它的创造阶段，现在处于文化的没落期。
战国策派认为“说来奇怪，却是千真万真的事实。在过去历史上，凡是自成体系的文化，只须有机会充分发展而不受外力中途摧残的，都经过了三个大阶段：（一）封建阶段，（二）列国阶段，（三）大一统阶段。”[4]在每个阶段中，虽各体系的文化都各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但同时却多少表现出若干根本形态，彼此大致类同，就这一点而言，历史是重演的。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列国阶段，就是所谓的“大战国时代”。
由此可见，战国策派所用的诸如“大战国时代”这些概念，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文化概念，类似于美国文化人类学者benedict,ruth f.(1887-1948)用以描述不同文化精神的“阿波罗型”“狄奥尼斯型”这样的概念。
在战国策派文化有机体生命发展的方程式里，大战国时代，与封建阶段、大一统阶段相连接，是文化有机体发展的中间阶段。
具体而言，“封建阶段是‘原始人群’与‘文化人群’的分界。许多人群永留滞于‘原始’状态，创不出封建的局面来；但一旦创出封建的局面，这人群便大步踏入‘文化大途’。”
封建阶段的文化特征：
1 整个社会组织，划出了一个极端复杂的“差别”结构hierarchy。人群分为统治与被统治两大阶层，彼此隔如鸿沟，不容逾越。在这两大阶层内部又有许多更细的，区别出“距离”的划分。
2 封建阶段的“时代标志”，或文化的中心精神是“上下”两个字。
“一切的行为，一切价值，都要以这两个字为根本标准。一切物质精神的设施，为的是要维持这个‘上下谨别’的结构；也为的要维持这个结构，才会有一批杰出人物绞尽脑汁以想出种种新鲜复杂的花样，的办法，的文物制度”
3 封建阶段是以贵族，或贵士为中心的阶段。层阶结构的社会组织为着他们。创造文化的也是他们。[5]
战国策派对于这一阶段文化的评价：封建阶段对文化创造的贡献是“在那‘距离’，在那冷酷的‘区分中，前此混一无别的人群乃无形中逐渐诞生两种相反相成相激相引的看法，的态度与努力，——就是由上看下而产生的自高与自持，以及由下望上而产生的景仰与向往。也就是说‘贵士传统’（aristocratic tradition）形成以及这传统在整个社会中的‘引升向上’的功用。……贵士传统乃是任何文化体系的生命或源泉。”[6]
“大战国时代”的文化特征：
1 封建的层阶结构塌倒。社会结构“平面化”“平等化”。 平等化的社会上面，建立了若干森严对峙的“国家”
2 成熟的大战国时代，基本的价值标准便是“内外严分“，这也是以“列国”，或“战国”为此阶段命名的原因。
3 在这个阶段，文化的中心精神可以概括为：“个性的焕发”和“国命的整合”[7]。虽然这两大潮流同时产生。但往细里看，“个性潮流要在列国阶段的前期特形活跃，愈向后期发展，国力运动愈要把占上峰。其实，国力潮流始终是这阶段的主题。”
第一， 个性的焕发。针对着封建阶段的层阶束缚，主张自由平等，发展个人才性的尊严与活力。虽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个性潮流的表达自有不同的形式，但大体上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看出来：平民参政，民众入伍，商人活跃，宗教信仰自由。最能表现个性焕发气象的，“恐怕是理智应用的发达，蔚成为百家争鸣的学说”。
第二， 国命的整合。与个性焕发相反，它注重统一与集权，是一种向心的运动。在封建的层阶结构打破之后，再把“散沙化”的个人收拾起来，重建一个新集体。具体表现在，国家政权集中，军权统一，经济干预，思想统制等方面。最能表现这一倾向的是百家争鸣之后多多少少的思想统制。
很明显，这两大潮流是相互矛盾的。“个性潮流代表‘创造冲动’，国命潮流代表‘秩序要求’。这二者相克相成，到了国命潮流占了上风，完全压制了个性潮流的时候，这一阶段文化的中心精神便遭受毁灭。文化走入了另一阶段，大一统阶段。
大一统阶段的文化特征：
1“内外之别”的价值被打破。列国之间的战争，最终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模型。所谓纵无剑拔弩张的敌国，横无凝固不变的社层。“在一个‘无外’的天下之中，‘无别’的兆民之上，建立一个高高悬空的独尊的专制皇权——这就是过去一切大一统阶段的使命！”
2 大一统阶段的中心精神是“太平”。如果说“封建阶段‘持于尊’honor，列国阶段‘争于力’power（韩非子语），大一统阶段却一心一意要‘止于安’security。”
在战国策派看来，一切自成体系的文化，如果在发展中没有外力的阻挠，大体都会经历这三阶段。当然，这只是文化发展的“标准标格”。实际存在的不同的文化体系，有出入的地方，但大体的轮廓则差距不是太大。
正是从文化发展的这一普遍规律，战国策派认识到已经成为现代全世界文明的动力，并且决定了人类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史”的发展模型与方式的西方文化，正处于文化发展的“大战国时代”。支配世界史的西方文化的这一发展阶段，决定了时代的精神，决定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立足点。
具体而言，战国策派用“大战国时代”这一文化概念，对西方文化而言，是自十六、十七、十八三世纪形成雏形，以拿破仑战争为序幕，可能延续三五百年的这段历史。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建的历史语境
在大战国时代的精神或意义，集中表现在国与国实力的竞存，突出发挥在“战”这一个字。
这里所谓的“战”，是一种文化概念，是从文化有机体发展的过程而言。
战国策派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从事的抗战，倾向于看作一次文化大战。认为这次战争，从深处看，实在是由整个西方文化为动力而形成的现世界文化发展的若干结果；如果从战争的结果看，胜败与否，关系主导西方文化的命运，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前程。这样一个关头，正好象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后期，“到这时代，一个文化的若干基本的生命源泉竟发生了一种显似不可排解之矛盾与冲突。结果，有两路可走：（1）独夫之路——一拳朴杀了那些生命源泉以消灭矛盾；（2）哲人之路——在那些矛盾与冲突之中，重建出一个新平衡。”[8]
体现“大战国时代”精神的“战”，有怎样的特点呢？
林同济认为，第一， 战为中心。“所谓战争中心者，战不但要成为那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事实，而且要积极地成为一切主要的社会行动的标准。”第二，战成全体。也就是尽起文化的可能范围，“人人皆兵，物物成械”的能力。表面上看，这种全能化国家是与民主潮流正相反对，然而事实是“有没有本领随时可作全体战，可作‘战国之战’，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先决条件。”[9]第三，战在歼灭。取胜之战，战的结果，无非割地赔款；歼灭之战，则非到敌国活力全部消灭不止。
可以看出，战国策派从“时代”角度反思文化，实际上表达了他们深入抗战语境的象征意义，“体验”文化生命的反思模式。正如雷海宗认为《史记》谈不上哲学眼光、史解价值，真正具有史学价值的著作是《左传》。原因是《左传》“全书的线头虽然非常复杂，条理却十分清楚，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对春秋时代整个的国际局面以及少数大国的内部状态都能一目了然”[10]
战国策派的文化反思，不是远离时代，而是“身临其境”进入抗战语境，从而发掘文化活力，高扬时代精神。
第二节 “地缘国家”
国家是‘时代的界线’！是‘时代的大前提’。中国自近代以来，政治的动向，可以说完全致力于民族国家的建设——对内统一，对外独立。
独立，是指国家、民族或政权不受外力的支配与影响而能完全自主地存在。它意味着国家能够以法律手段（或法定的规则）来组织非亲属成员的权力结构，用以维持阶层化的秩序。这种秩序的维持有赖于主权的观念与现实。
中国尽管在前近代时期，已经出现了简单商品生产。但国家的观念仍然是“天下”的观念。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能够得到以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的概念，独立与主权的观念也并未显露。传统文化里的爱国主义，某种程度上仅限于对现存政治秩序与文化基业的维持，而又以忠君与孝道为其根本体现。爱国思想停留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比如眷恋家乡故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关心民族命运等一般爱国情感。“精忠报国”“杀身成仁”就是这种情感的模式，但十分抽象而概念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被强制纳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之中，巨大的落差显示了民族与国家的深刻危机，巨大的震荡助长了主权与独立的观念。独立就是要救亡图存，一方面反抗外来的侵略和国内的腐败势力；另一方面就是要保卫祖国独立和民族生存，并建设一个新型的国家，使中华民族跻身世界民族之林。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人全新地认识和研究中国的问题，把中国放在更为广大的坐标系里参照比较。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孙中山1905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首要的内容，是民族国家的独立。到了抗战时期，日本的侵略，使得民族国家的独立问题空前突出。
不可逃的抗战语境，使人们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传统文化的“世界主义”面临严峻的困境。面临这样的困境，对传统中国文化恋恋不舍的钱穆也唱不下去他“天下大同，世界太平”“天下国”理想的赞歌，只好不大情愿的说：“中国的人生并不很错，而错的只在他的世界主义，中国人自始就自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大世界。中国文化走过了头，和世界不能接笋，宋明的缺点就在这里。”宋明以后，平等的社会，没有大贵族所集合的势力，整个社会是平铺的状态。外族一来，击败了中央政府，其他地方就没有办法和他抗拒。民众没有办法组织起来，只有靠政府，政府一倒台，人民自然就没有办法。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后来也走入了消极的路，只可供人消遣，民气一蹶不振。
中国文化的世界主义的，传统社会的无组织力，民众的享受生活，不思进取的精神气质，这是战国策派第一痛加针砭的文化积弊，也是战国策派最突出的文化反思特征所在。
一 “地缘国家”， “大战国时代”生存的基本单位、第一需要：
战国策派，将民族国家独立的问题，放在世界文化进程的时代背景里考察。他们依据独特的“文化形态史观”，将“民族国家”对内统一，对外独立的问题，以独特的文化反思模式，表达为“大战国时代”中国文化有机体生存的基本单位——“地缘国家”。
根据战国策派的看法，“大战国时代”，国与国间的形势，其性质不折不扣恰恰就是力的单位与力的单位，在力的相对关系下，不断地动，不断地变。“大战国时代的特征乃在这种力的较量。比任何时代都要绝对地以‘国’为单位，不容局限于个人与阶级，也不容轻易扩大而多言天下一体。国家是‘时代的界线’！是‘时代的大前提’。换句话说，你我的力必须以‘国力’的增长为它的活动的最后目标。你我的力不可背国力而发展。“因为在这时代你我的力乃绝对离不开国力而存在！”[11]
“大战国时代”要求绝对地以“国”为单位，而非局限于个人或阶级，也非扩大为“天下”。一切文化反思、重建的努力，国力’的增长为它的活动的最后目标。这种立意，使得战国策派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首先针对 “天下国”意识。
天下国意识，表现在中国人的民族观念里，没有很深的民族界线，看重文化，远于看重血统。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对于不同民族，只有文化高低，没有血统异同。中国史上之所谓民族，即无异于指着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意味不同的人民集团而言。
天下国意识，表现在中国人头脑中，将中国等同看作“整个世界”。
秦以前中国的四境，东南临大海，西隔高山，北接大漠；这些地方，都不是中国农业文化所能达到的。在当时，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天下了。认为整个中国版图以内的一切地方，就同是一天下，就同在整个世界之内了。在这整个世界之内，文化已臻于大同。
在那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单位，那时只有中国人和中国。所谓中国，就是包括整个中国人的文化区域，他们以为这就已经达到了世界和天下的境界。“世界大同”“天下太平”，这是中国古人理想的一种人类社会。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即“人文主义”的，亦即“世界主义”的。它并不只想求一国的发展，也不在想一步步的向外扩张它的势力，像罗马，像现在一般的压迫主义、侵略主义者的西方帝国一般。惟其如此，所以使中国文化为可大。238－239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文化理想，当时就已经表现在中国文化的奠基人身上。象孔子他们，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阶级观念，国家观，并不特别对于宋国，或鲁国忠心。他只想行道于天下，行道于全人类。所以孔子实在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墨子、庄子、老子，都没有狭义的国家观和阶级观。239
先秦时期一般学术思想，都抱有一种“天下观”，所以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最后还是要平天下。这个理想，到秦始皇时代，似乎实现，真成天下一家了。
怀着天下国理想，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一面并不存着极清楚鲜明的民族界线，一面又信有一个昭赫在上的上帝，他关心于整个下界整个人类之大群全体，而不为一部一族所私有。从此两点上，可以推想出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48
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隘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因此两者间常如影随形，有很亲密的联系。“民族融合”即是“国家凝成”，国家凝成亦正为民族融合。中国文化，便在此大纲领下，逐步演进。23
在西方就不同，希腊人是有了民族而不能融凝成国家的，罗马人是有了国家而不能融凝为民族的。直到现在 西方人，民族与国家始终未能融合一致。中国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之大工程，很早在先秦时代已全部完成。23
二 “地缘国家”与天下国相对立：
何永佶概括“天下国”的含义，说所谓“天下国”，是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一种国家概念。“这种国家对于其公民不是以他是否常住我这地域内为去取，而是以他是否与我同其宗教或同其文化为去取。即使对于不同文化者，亦不放弃希望，总想把他教化起来，成为我的宗教圈子文化圈子以内之一员。”[12]
战国策派强烈批判传统文化的“天下国”观念。试图以“地缘国家”的现实感冲开“天下国”理想的迷雾。
何永佶说，“天下国”，是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一种国家概念。国民的归属，是以一定的宗教，或者文化观念为标准。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就是对于不同文化者，实行教化，使之成为自己宗教圈子文化圈子的一员。
所以，对于“天下国”来说，教育是最大的事。教育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教育。然而，天下国所灌输的教育，依据何永佶的看法，就是一套教条dogma，比如孔教，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当时苏联的马列主义。这样的教育，有两个特点：第一，因为国家靠这样的教条来维系，所以不能容忍“异端”，否则，就是容忍天下国的分裂。第二，对于思想分歧，由地位最高的人(中古时候罗马教会的教皇，中国的皇帝，苏联的斯大林)的言论为断。第三，维系统一的主导思想，日久流为硬化、公式化、划一化的工具，在中国传统社会，表现为科举。凝结成书的，则成为“圣经”“古兰经”“四书五经”；凝结成房子的，则是回教寺，基督教堂，孔庙。
“天下国”的主要作用，是维持统一和平。“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只有这一个政府才有作战权，除此之外，动兵兴戎者，以违法论，大逆不道。所以，天下国不承认国际战争的合法，不承认国际公法的存在。天下国虽然意在和平，但和平的代价是思想自由身体自由的限制。
“地缘国家”正好与“天下国”相对：
1天下国以宗教、文化、阶级、优秀的民族为发条，地缘国家则均舍而不用，只用一样，那便是‘地缘’。不管你属于什么宗教，什么文化，什么阶级，只要你常住在他那个地理圈子以内入其国籍的，都一视同仁，予以法律的同等待遇。
2“天下国”，以宗教，或某一思想体系为立国之道，所以对于异端的打击，反可加强核心的团结；但是地缘国家以“地缘”为基本观念，在地缘以内，如果再因宗教、文化、民族等等区别对待，则其立国之本即遭破坏，国之崩溃灭亡势所难免。地缘国家，代表公道的法院，是维系社会的重要力量。
三 传统文化在演化中日益丧失“地缘国家”观念：
战国策派非常看重春秋战国时期。在他们看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才真正有“地缘国家”。
春秋时代，“整个的天下虽未统一，但列国的内部却是主权集中的。……至此只有国际间的战争，而少见封建时代普遍流行的地方战乱。真正的外交，也创始于此时。贵族的侠义精神与礼节仪式发展到最高的程度。”[13]春秋时代国与国的斗争有侠义精神，这不同于战国时代惟利是图的风气；春秋时代，国际之间，普遍都以维持均势为最后的目标，战争是维持均势的战争，这一点也与战国时代的歼灭战不同。
但是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有一个关键点是共同的，就是“内外之分”。
“此时社会上的意识，不注重贵贱阶级之互异，而最注重国与国间之区别。所以外战可以消除内争，攘外足以安内。在封建时代，甲国的贵族往往可以公开被迎入而为已国的储侯，两个敌国的统治门阀，可以彼此媾婚，而不能与本国平民媾婚。到列国时代，则此风渐泯，而‘国籍’乃成人们最基本的标志。‘内外’（国内国外）两字乃成鉴别一切价值的标准了。”[14]
秦统一六国之后，尤其在汉王朝，基本形成了延续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的政治话语规范和天下国意识。这一方面是基于汉王朝开拓疆域的成功，另一方面是政府有意识地提出新的政治观念。比如董仲舒以儒家为主，调和墨、道及其他各家，邹衍始创的阴阳学派。他们的这些思想，经过几个世纪有意识的提倡，已经成功地和国家的政治实践挂上了勾。这从汉朝的政治姿态的变迁可以看出来。
前期，汉王朝，积极进取，武力开拓疆域，到公元前108年达到外交军事胜利的最高峰。往下，政治上保守的姿态占了上峰。对外关系上，迁就、仁慈宽厚的赏赐，赦免更多一些。这正如何永佶所言“在‘天下国’的时代，本无所谓‘外’，一切都是‘内’，内则施行‘声教’，‘欲与于声教者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夫既‘与’矣，则置其地为郡县，置于一个行政、纳税、考试系统之内，使此地能与其他部分一样，有机会参加全国中心之政治生活。其尚未‘与’者，如朝鲜、蒙古、西藏等等，则只以天下‘册封’之一法为羁糜之具，颁册封浩书‘厚往而薄来’之皇帝为边疆与中国本土唯一之联系。”[15]
当然这种“厚往而薄来”册封的联系的方法，是文化辐射的最外围的方法。皇权之下的天下国，最理想的是设立郡县，把行政、纳税、考试置于一个系统之内。中央与郡县的关系，汉的模式也可谓是两千年皇权的原版。
四 “天下国”与“地缘国家”最显著的区别是对外关系的不同：
“天下国”概念里，说到“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
天下国意识反映在传统农业文化中国的对外政策上，保持一种绝对优势下的怀柔的对外政策：（或姑息政策）。
现在的中华民族，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结果。在传统文化天下国的意识里，民族融合运动本身，是文化的同化过程。所以对于外族，传统中国文化意识里，对待他们只有两种政策：“一：是‘隔绝’。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便为此用。希望异文化的匈奴人暂时隔离在长城外，慢慢进行同化与融合的工作，这便成了汉初之‘和亲政策’。二：是‘招徕’。如汉武帝以下之对待南匈奴，把匈奴人移入内地或边疆，与中国国民同一待遇，好把中国传统文化教导灌输给他们。武力挞伐，则是不得已。”[16]历史上，中国文化长期的绝对优势地位，也使得这样的对外政策自身有其可行性。
总体上，几千年中国文化在对外表现上武力虚弱，而怀柔有余。但中国文化真正地面临威胁，只有一次。那就是远在汉末魏晋的大破裂时代，大一统的政治瓦解，不可收拾，旧文化也衰微僵化。这个时候，外来文化势力乘机入侵。中国当时完全被佛教征服。南北朝时期，中国几乎就是印度中亚文化的附庸。但当时侵入的外族是文化落后的五胡，渗透的文化则来自于印度。中国文化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吸收，把佛教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把五胡汉化，说明当时中国的民族自信心并未丧失。到了鸦片战争后，情况不同。民族在存亡上（从武力到文化）所受的压迫，都来自文化发达，民族精神积极进步的民族。中国文化面临大的调整，否则，文化是否能幸免古埃及文化、古代巴比伦文化覆辙的老路，值得疑问。
战国策派从斯宾格勒那里得到启发，得出了关于时代的核心概念，“大战国时代”。同时也明确意识到，主导全球的西方文化正处于这个阶段。从拿破仑的统治到一战，是西方文化的‘战国时期’的序幕，二十世纪则是真正战国的世纪。 “各个大陆将被孤注一掷。印度、中国、南非、俄罗斯、伊斯兰将被召集，……主要的世界都市的权力中心将随意处置较小的国家——它们的领土、它们的经济以及它们的人民。……在这些血和恐怖的灾难中，一再响起了要求民族和解、世界和平的呼声。……文明可以尊重追求这一切的愿望，但是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事实的真相……生活如果要成为伟大的，应是坚强的；它只允许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允许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选择，胜利的牺牲品是属于胜利的。”677
战国策派在对传统文化的“天下国”无情批判中，要和斯宾格勒告诉西方人一样警告国人：“我觉得，告诉后代的人什么是可能的——因而也是必须的——什么是他们的时代的内在可能性所没有包含的，这教训对他们是有益的。迄今为止，一份难以置信的知能和力量在错误的方向下浪费掉了。”不论怎样历史地思维和感觉，西欧人总是处在某一个始终不明确自己的方向的生活阶段上的；他在摸索他的道路，试探他的道路，但是环境一不顺利，他就迷失了他的道路，但是，现在，若干世纪的工作终于使他能够按照与一般文化体系的关系去观察他自己生活的意向了，使他能去考验他自己的力量和目标了。我只希望新的一代能被这本书所打动，从而委身于抒情诗，委身于海洋而不委身于画笔，委身于政治而不委身于认识论。他们所能做到的，仅此而已。67——这同样是战国策派对于中国人的最大的呼招。省察过去、现在，纵观国际的风云变幻，战国策派的这一呼招的回响仍清晰而有力。
“显然的，站在民族生命长久发扬的岗位看去，抗战的最高意义必须是我们整个文化的革新！尤其是“天下国”文化理想的更新，是民族国家意识的牢固树立。是“公民”的养成，就这一点而言，战国策派认为：抗日战争，战胜是不够的（更莫说因人成事的战胜）。打倒人家侵略主义，收复一切沦陷河山，是无意义的。——如果重新的占了那金瓯无缺的神州之后，我们，尤其是有智力有才力的份子，还是依旧地愦愦喜喜，依旧地欺人自欺，还是一味地肮脏，混乱，愚昧，贪污。抗战历程中的种种浩大牺牲，若要有真正的代价的话，我们竟无可逃出必定要在那座收复回来的江山之上，培养出一个健康的民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17]
[1]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
[2]何永佶著，《为中国谋政治改进》商务印书馆印行，1945年8月重庆初版，1946年6月上海初版。“政治外在论”，原载于1940年4月15日战国策半月刊，原名“大政治”。
[2] 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重庆《大公报》1942年3月25日，《战国副刊》第17期。
[3] 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4]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陈铨主编，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5]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陈铨主编，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6]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陈铨主编，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7]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陈铨主编，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8] 林同济《文化的尽头与出路——战后世界的讨论》，《文化形态史观》。
[9] 林同济《战国时代重演》
[10] 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11] 林同济《柯伯尼宇宙观——欧洲人的精神》重庆《大公报》1942年2月14日，《战国副刊》第7期。
[12] 何永佶《从‘天下国’到‘地缘国家’》上海《观察》，1947年7月5日。
[13] 雷海宗《中外的春秋时代》
[14] 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列国阶段的形态观》
[15]  何永佶，《中国在等盘上》观察丛书8，上海观察社发行，1948年9月初版，发行人，储安平。何永佶“从‘天下国’到‘地缘国家’”原载于上海“观察”，1947年7月5日。
[1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4年6月修订版。第94页。
[17] 林同济《疾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战国副刊》第19期，重庆“大公报”1942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