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小辞店:抗战语境里的文化反思——“战国策派”(第三章)

抗战语境里的文化反思——“战国策派”(第三章)
发布时间：2004-02-02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博士论文） 文章作者：魏小奋
第三章  “独特”的中国文化
战国策派运用“文化统相法”，通过揭示标志文化有机体生命兴衰“转折”事件的象征意义，提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病象、病理的独到看法。
根据战国策派的看法：中国文化“病”在：1 文化生命独具“两周”，目前正处于第二周文化总崩溃，第三周文化着手重建的时期；2 中国文化有机体的生命，表现出的最鲜明的败相，即“无兵”的文化。
如果参照钱穆对中西文化的观察，也许更见战国策派，对中国文化“病症”诊断的独特：
根据钱穆的看法，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化，西方文化属于商业文化。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国文化所遇到的困难，正是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相遇时，势所难免的不适应。
钱穆是这样看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正是自然环境，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以此为依据，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的分别不外有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
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濒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西方文化为商业文化的代表，中国文化是农业文化的典型。
钱穆以此为理论原点，对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作了这样的对比：
西方商业文化，起于内不足，而向外寻求，因此为流动的，进取的。
商业文化的生活环境是濒海地带，向大海求生活的生存要求，逼迫人们有强烈的“战胜与克服欲”。并且单恃人力不足谋生，必须依赖船舟等工具，于是有深刻之“工具感”。……他们是克服外在的自然来获生存，故对外有敌意，此种民族，内心深处，无论是世界观还是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对自然是天人对立，对人类则是敌我对立。形成哲学心理上的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于是而 “尚自由”“争独立”，这与战胜克服的要求相呼应。所以这种文化的特性就表现为“征伐的”“侵略的”。2
中国的农业文化，是安分、守己、和平。
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农业，所依赖，是气候，雨泽，土壤，这三样，都不是人类力量能安排的，倒好象冥冥中有为这些安排妥当，而人类只要忍耐以为顺应，不必战胜克服。所以农耕文化心灵里感到的是“天人相应”“物我一体”，“顺”“和”，自勉也是用“安分”而“守己”，这种文化的特性常见为“和平的”。[1]
1 两种文化熏陶出的人生追求不同：
商业文化的民族向外争取，因为流动的争战生活而与生俱来“空间扩展”，“无限向前”。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联系，不能移动，祖宗时代都守在一个地方。所以不寻求空间的扩展，而惟望时间的延续。不想人生无限向前，而只求安足，循环不已。所想象而企求的，是“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2 两种文化的人生，进取强弱不同：
商业文化的民族有鲜明的“财富观”。财富银钱可以深藏，可以用符号计数。体现在精神上，是企业心理积极。而农业文化的农人惟重生产。土地出产，有一定限制。则没有多大的野心刺激可以追求。加以农产品不易保存。所以常常是感到满足而实在是不富有。所以前者追逐富强，后者常保安足。
总而言之，尽管代表农耕文化的中国文化，遇到了咄咄逼人的代表商业文化的西方文化，产生了老大的“不适应”，但钱穆念念不忘的是，寻出这不逢时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就这一点而言，与战国策派这个激愤的文化“医生”相比，钱穆更愿充当一个鼓舞传统文化信心的吹鼓手。
基于这一立场，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意义、价值在于《易经》上说的‘可大可久’。
中国人脑子里对于生活的希望也是可大可久。表达出来，就是“世界大同，天下太平”。中国人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就是中国文化的理想。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的，世界主义的，他并不只想求得一国的发展，也不妄想一步一步的向外扩张势力，像罗马，像现在一般压迫主义，侵略主义者的西方国家一样。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普遍摆在一个大地上，交通所达，彼此都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这一文化的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
战国策派，最看不过的中国文化的病症，最要想尽办法诊治的，就是钱穆乐陶陶鼓吹的“可大可久”“世界大同，天下太平”。
第一节“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
战国策派对于中国文化有机体“命运”进行了一番识“相”的功夫，认识到“当下”文化有机体的生命时段：处于第二周中国传统文化总崩溃的时期。但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亦造成了文化融合、重造的契机，目前的任务，是开辟文化的第三周。——这是战国策派运用文化统相法，从史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化病症之源，所得出的第一个看法。
通过历史，观察将来。战国策派看到世界上最活跃的文化，是最初限于西欧，今日普及欧美并泛滥于全球的西方文化。战国策派通过文化形态史观，对于这个有关人类命运的文化的前途做了一番考察，认为如果西方文化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化相比，生命历程没有例外的话，大趋势，大概也终久要演到大统一帝国阶段。
“西洋封建与列国并列的两时代，普通以西元一五00年左右，距今至少尚有一世纪的功夫。西洋现在正发展到中国古代战国中期的阶段。今日少数列强的激烈竞争与雄霸世界，与多数弱小国家的完全失去自主的情形，显然是一个扩大的战国；未来的大局似乎除统一外，别无出路。”[2]
然而，身处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所继承的，是第二周的文化遗产。这第二周的文化遗产，如不创新的话，恐怕只有在“列强的激烈竞争与雄霸世界”里“完全失去自主”。
到底这“第二周”的文化遗产是怎样一个情形呢？
战国策派对于中国文化史的认识，受斯宾格勒前文化（pro-culture）阶段，文化（culture）阶段和文明（civilization）阶段思想的启发。认为“历史就是变化，研究历史就为的是明瞭变化的情形。”[3]战国策派研究历史“变化”的方法——揭示富有历史事件的“象征”意义。
雷海宗将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分为两周，以383年的淝水之战为界。
“淝水之战”的文化象征意义在于，以“淝水之战”为界，前此第一周的中国文化，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到了“淝水之战”以后的第二周的中国文化（由383年到现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
第二周的中国文化，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
具体而言：
第一周的中国文化，从殷商西周至五胡乱华。[4]
在这一周里，中国文化，与人类历史上其他的文化有机体生命的一般历程相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即从封建时代，经由春秋战国时期，走到大一统帝国时期。
1 战国策派认定的中国文化的封建时代，指殷商西周。从盘庚迁殷至平王东迁（公元前1300年至前771年）。
盘庚迁殷、平王东迁，是“象征”时代转折点的重大事件。前者标志“共主”地位的稳固，封建制度形成，后者表明“共主”的地位开始衰落，“列国”成为政治中心。。
这个时段，天下有一个共主，先后是殷王室，周王室。天子之下，各地有许多诸侯。诸侯以下，有卿大夫与各级家臣。构成标准的封建的金字塔。贵族与平民之间，界限森严。井田是由贵族支配，由平民耕种。从一些存在的文献的记载来看，当时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宗教。
中国文化的列国阶段，前期为春秋时代、后期为战国时代。
2 春秋时代，从公元前771年（平王东迁）至前473年（越国灭掉吴国）。
这一时期，国与国对峙的国际局面形成。诸侯辖制的列国，诸侯拥有国王一样的实权，贵族辅助诸侯，形成统治的阶层。国际之间的争衡，最强的诸侯为霸主，天子成了傀儡。
齐晋秦楚是四方的四强。但它们之间的战争，这个时候，大多是为了维持均势。强国的野心只是做小国的盟主。战争，适可而止，有种种谦让客气的礼数，很象一场有规则的竞赛。精神方面，思想家对人生宇宙的问题，已经探索极深。可惜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文献并不多了。但大致可以知道，孔子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春秋末期，思想矛盾复杂，对社会前进，众见纷呈，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来临。
3 战国时期，从公元前473年（越国灭掉吴国）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
这个时期，政治社会发生了极大的革命。
天子地位被否定，国君称王独裁，以前的贵族，地位下降。战争异常剧烈、频繁。战场上，以杀戮为能事。战争异常残酷，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只是一个典型事例。文物在惨烈的战争中毁损严重，建筑、书籍的有意无意的毁灭都有史料的记载。在这个精神紧张的时代，人的思想却极为活跃。扬墨庄孟，诸子百家，争鸣当世。
但到了中期以下，阴阳五行说，神仙信仰兴起，文化开始表现出了颓相。思想派别化，有了后世所称的“六家”。再后来，出现了无自己风采的杂家。“吕氏春秋”出现，象征先秦思想的结束。
4“大一统帝国”时期，从秦开始，西汉、新、东汉中兴的三百年（从公元前221年至五胡乱华）。
这段时期的前期，外表似乎极为辉煌。秦皇汉武奠定了两千年来中国疆域的规模。东北吞朝鲜，西北通西域，南达越南，西至云南。天下太平，民生安乐，如同“文景”一类的治世，尤为后人称道。
但到了汉武帝时，征兵制已经不能维持。当兵的是募兵，是囚犯，外族充军。真正的征兵，反处于次要地位。东汉中兴，对外作战，几乎只有胡兵可用。
独立的思想已经很难有多大发展。对于先秦的思想即使能真正切身体会其意味的人，也不多了。经学训诂是当时学术界唯一能做的工作。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是文化思想衰落的主要原因，而只是时代作风消极委靡的表现而已。消极的宗教精神流行，阴阳无行，黄老神仙，宗教化的儒学，东汉初传入的佛教，是当时主要的精神食粮。
东汉中兴之后，大统一帝国盛期已过。大汉帝国，日见破落。内乱、边患此起彼伏。羌乱、党锢、黄巾贼、十常侍之乱、董卓之乱，大统一帝国的政治瓦解。三国的群雄割据，西晋的暂时崛起，都无非一时气象，文化的极盛时期早已大势已去。
最后，五胡乱华，中国面临全面覆灭的危机。
以“淝水之战”为标志，中国古典的第一周文化结束，第二周文化阶段拉开序幕。
“淝水之战”（383年）是一个决定中国文化命运的战争。
当时胡人如果胜利，此后有否中国，实为问题。因为那时候汉族在南方的势力仍未根深蒂固，与后来蒙古满清过江时的情形，大不相同。不只珠江流域尚为汉族殖民的边区，连江南也没有彻底的汉化，蛮族仍有相当的势力。胡人若真过江，南方脆弱的汉族势力实有完全消灭的危险。南北两失，汉族将来能否复兴，很成问题。即或中国不至全亡，最少此后的历史要成一个全新的局面，必与后来实际实现的情形不同。
东晋在淝水之战占了上风，但古典中国所受的冲击已是很大。此后二百年间，中国的面目，无形改变。胡汉两族要混合为一，成为一个新的汉族，佛教要与中国文化发生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文化有机体生命的一个周期结束，进入到胡人血统与印度宗教被大量吸收的第二周。
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周，从五胡乱华（公元383年），到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甚至以后更长的时期。[5]
战国策派认为，第一周的中国文化，文化有机体的生命周期，按照文化形态史观的一般规律，到了五胡乱华时期，已走到尽头。“淝水之战”只不过是借外族力量，一手指戳到一具文化僵尸的问题。但“僵尸”未被戳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在衰势中，个性不失，同时融合新的民族，融合外来文化，竟然延续了第二个周期。
但第二周的文化，与第一周相比，毕竟有两个最大的不同：
第一， 胡人血统的融入。
第二周的中国文化，胡人的血统在第一周的末期开始入侵，在整个第二周的期间不断渗入。一批批北族向南推进，征服中国的一部或全部，但最后都与汉人混一。只有蒙古是例外。北族内侵一次，汉族就大规模的渡江向南移植一次。在第一周处在附属地位的江南与边疆地位的南岭，到第二周地位日见提高，政治上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域，文化上最后成了重心。
第二，佛教的传入。
佛教在第一周的末期进入中国，到第二周与中国文化发生化学作用。中国文化原有的个性虽未丧失，但第二周的中国人，无论口头上是否敬重佛教，实际没有一个在他的宇宙人生观上能完全逃脱佛教的影响。
根据第二周中国文化有机体的生命特征，也可分为五个阶段：
1 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60），是一个大过渡、综合，与创造的时代。
不同种族融合成一个新的汉族。新旧文化的竞争从激烈到缓和。直到佛教与旧有的文化打成一片，创立中国式的佛教——禅宗。
2 宋代（960－1279年），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
国力方面，自唐以后，中国一直未能恢复先前的状态。科举制度僵化，真正的人才难以出现。王安石的变法代表了一个面面俱到的整理计划，处处针对着各种积弊，以图挽回中国的颓运。但由于守旧势力太强，真正为革新运动努力的人太少，以致变法失败。宋代的理学，无非是换招牌的运动。就是在参考原有道家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中国式的佛教。“现在中国人要把这种中印合壁的佛教改头换面，硬称它为老牌的古典文化，就是儒教。宋代诸子最后调和了中国式的佛教，原有的道教，与正统的儒教，结果产生了一个混合物，可称为新儒教。”151
3 元明（1279－1528年）是一个失败与结束的时代。
此间一百年，整个的中国初次受制于外族。科举制度最后僵化为八股文的技术，整个民族的心灵从此被一套一套的口头禅所封闭，再求一个经世的通才已办不到。宦官当权成了常制。整个民族与整个文化已发展到绝望的阶段。
4晚明盛清（1528－1839年）政治文化完全凝结的时代。明末以下三百年，没有产生一个，象王阳明一样惊人的天才。也没有创造一件值得纪念的特殊事业。三百年功夫在混混沌沌中睡梦过去。
5 清末中华民国（1839以下），传统政治文化总崩溃的时代。
总体而言，第二周文化，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但在政治社会方面，一千多年可说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大体只不过保守流传了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而已。仅在文物方面，如宗教、哲学、文艺之类，才有真正的演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才受到绝大的冲击，政治社会制度的根基受到动摇。
“中国第二周的政治当然不象第一周那样健全，并且没有变化，只能保守第一周末期所建的规模。但二千年间大体能维持一个一统帝国的局面，保持文化的特性，并在文化方面能有新的进展与新的建设，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其他民族，不只在政治上不能维持如此之长，并且在文化方面也绝没有这种二度的生命。”
尤为注意的是，中国文化虽然兴起了第二个生命周期，而且支持了千年，这是前所未有的奇迹，但它早已发展到了尽头。自从1839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大战国时代”的生存际遇，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必须担负起文化重建的任务，开创第三周的中国文化。
很明显，战国策派，通过揭示那些象征中国文化兴衰的重大事件的文化意义，为的是明瞭文化生命机体“当下”的健康状况。总之，还是文化“医生”望闻问切，目的是诊断出文化病症的来龙去脉。这个用心，与钱穆研究文化史截然不同。
钱穆对于文化史的认识：是看文化在他的历程里，做了一些什么事，它在哪一条路上跑。因为在他看来，“文化”一贯的路线，决定了“文化”对于未来前途的选择。
那样中国文化的一贯的路线是什么呢？
钱穆是这样想的，尽管当时的中国受逼迫、蹂躏，但想想当中国处在独立自由，国事兴隆，幸福康乐的环境下，舒服痛快的过日子，那么按照它一贯的文化路线，就可知它究竟想作些什么。就算国势衰微，不自由，逼迫跟着别人后面跑，中国文化熏陶出的人，心里也有一条路线，一个向往。正如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定有他自己所抱的希望和目的。如果没有了，那样他的生命就是毫无意义与价值的。国家民族也如此。我们中国既经了五千年历史，他到底在向着哪一条路跑的呢？这是最根本的一点。第二，它究竟跑了多少路？曾跑到了它的目的没有？还是多半停滞，也就是中国文化是不是衰老了，死了？[6]
正是抱着寻出中国文化“一贯的路线”，这个目的，钱穆把中国文化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是先秦时代，建立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基本理想，完成了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的大规模，为后来文化演进奠定了根据。
第二期：是汉、唐时代。
钱穆认为在这一时期，建立了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这是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间架，栽培理想的大园地。
第三期：是宋、元、明、清时代。
在此期内，个性伸展在不背融合和大全的条件下，尽量成熟。文学、美术、工艺一切如春花怒放般光明畅茂。
最后，钱穆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文化若照这个“一贯的路线”，继续向前，如果没有外力摧残阻抑，它的前程是很鲜明的。它将不会有崇尚权力的独裁与专制的政府，它将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畸形发展。它将没有民族界线与国际斗争，它将没有宗教信仰上不相容之冲突与现世厌倦。它将是一个现实人生之继续扩大与终极融合。[7]
钱穆勾画出的这个“一贯的路线”，确实使人对于中国文化倍增信心。但是，让我们进入民族存亡压力甚紧的近代中国，进而进入抗争时期的语境：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寻出路的问题。遗憾的是，同处于这一历史语境的钱穆，关心的方面却与这个关系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有一定的距离。就这点而言，战国策派的时代感、使命意识，的确使得他们的历史关照，活生生地融入了“当下”的抗战语境。
第二节 无兵的文化
雷海宗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文化统相法”，揭示历史的象征意味，认识到在传统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规范所渗透的文化内涵，可以一言以概之——“无兵的文化”。
“无兵的文化”，指在传统中国，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无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传统中国文化中，只有“属民”，而无“公民”[8]。公民，对于国家，不只是纳税，作为国家的份子，“公民的责任是执干戈以卫国家，而同时受着国家的保护。公民之所以为公民，在其肯战，能战，勇战。非然者则只为‘属民’既无为国而战的责任，故少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属民对国家的责任，只是消极的纳税，而不是积极地为国战斗。
秦汉以下是无兵的文化。“不是没有兵，而是没有不是生意化，而是公民出来以当兵为政治义务和权利的兵，数千年来募兵制度的流弊扩至今日，以致现在的征兵仍是征兵其名，而募兵其实，真正被传至兵营的，还只是社会下层，而不是不分阶层一体待遇的由社会个阶级出来的兵。”[9]募兵与征兵，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实质相差极远。募来的兵，当兵者看待职业，不过是为一个月领一些生活费的一种差事，而不含有积极的政治意味。
这里所说的“无兵的文化”，依据战国策派的统相法，必须放置在具体的政治话语规范中——传统中国的皇权专制中才能理解。[10]。
雷海宗揭示了“无兵的文化”——没有积极地为国战斗的公民，在中国上所表现出的法则：1 政治制度之凝结。两千年间，“制不过是汉代的官制，由一朝初盛到一朝衰败期间官制上所发生的变化，也不能脱离汉代的公例。”集中表现在相权上，盛期时，相权是发挥皇权的工具，末世，皇权倚重近臣，正官失职；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太平时期，皇权大权独揽，末世时期，皇权失坠，地方割据。3治世时期，文官依仗皇权武力，地位高于武官。乱世，文官变成军阀的工具。4 盛世，士大夫依赖皇权维持自己的势力。乱世，皇权衰落，士大夫失去自主自动的能力，要么结党营私，要么清谈误国，要么作汉奸。5内部，由于人口的增涨与生活的苦难，外部，由于气候的变化与游牧民族的内侵，导致改朝换代。[11]
雷海宗所揭示的传统政治话语规范的僵化与“无兵的文化”（直接的含义，无积极为国而战斗的公民），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
何永佶的“权责”之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  皇权“专制”规范的硬化：
我们知道，皇权专制，是靠一个人，一个皇帝，集天下大权于一身，这样的方式来维持统一的。在皇权看来，权力是从天上来，自然他的责是向天上负。底下的民众要想让最高的权力向自己负责，只有革命一途。
权力都在皇权手里。除了他“恩赐外，别人是一点权都没有的。正如商鞅所说“权者君之所独”“权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谓之职掌”。下面的人，办事就得请示，没有自决的权力。
第二 在皇权专制中，有权无责，有责无权。
责的标识，从根本上，是“命”。所谓负责的意思，含义就是，有没有准备那最后的本钱——身家性命来负责。如果不准备拿身家性命来负责，所谓负责的话，等于空谈。但在专制权力下，皇帝的权没有什么限制。他所谓的责，是向上天痛陈一翻，紧接着，就烟消云散。
专制的权力，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但下面的人，责任都得向他负。——因为官吏的权力、政治生命都是他说了算。下面的官吏，皇帝说，给你权。你就可以前程似景，说收回权，也是同样简单。因为权力都是他的，官吏只是代管。犯错误了，要负责，官吏要向上负。上级说不用负，谁说不能呢。
前面讲到，皇帝的权对着下面行使，但他的责只是向上面负。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吏，无不如此。只要讨上面的欢心就可以仕途无忧。如果权力向下负，却必须讨好下面，权是从下面来的。自然得讨好民众。何永佶认为，西方的进步，全部就在这一点上。
在皇权专制中，官僚想有一番作为，政治命运只有两种：如果皇帝本身无为而治，不管事。官僚倒可以实施自己的政策，展现自己的抱负；如果遇到一个也一样喜欢掌权的皇帝，官僚越有抱负，越想做事，则与皇帝的冲突就越厉害。最后，权力之争的结果，是皇帝随便找个借口杀戮丞相，或剥夺相权。这就是钱穆津津乐道的，所谓“平民政治”标志之一的相权对于皇权牵制的实质。权从哪里出，责向哪里负。从皇权出来的相权，如何真正牵制得了皇权。
如果最高的权力由民主选举得来，相应的，他的责，也是向民众负。所以，由最高权力往下，一层一层分出去的较小的权力，根源也是下面的民众。这样的权责的分配形式，使得各级官吏，不是处处仰仗上级鼻息是从，他的政治生命，是以下面的民众的满意为关键。
第三 皇权的统一方法“裂权”。
专制权力，一个人大权在握。呼风唤雨，是多大的威仪。他怎样愿意轻易把权力分给别人。中国的皇权，以“分而治之”的方式，设法把权力分开，彼此牵扯，维护大帝国地方不致割据，雄据一方。
这种“分而治之”，经常表现为，一件事交给一个人去办，赶紧又派个人去监视。都有权指手画脚，事办成了争功，事办坏了，推卸责任，这是裂权。没有明确的限权 (所谓限权，是不让一个人办许多的事情，但他办某几件事情有全权，办其他的事情则无权)的概念。裂权是国家败亡的途经，限权，是国家兴旺的秘诀。
为什么皇权喜欢“裂权”呢，皇权总是靠一个人“削平群雄”得到统一，皇帝知道群雄之所以纷立，是因为其权太大，所以国家一旦统一，马上分裂地方的权，——归根到底，皇帝不信任罢了。在一个民众普遍缺乏对外卫国意识的文化里，皇帝的不信任谁说不合理。
专制皇权，权力集中，权责分离，“无兵的文化”，无公民的文化，结果只有两个：内无社会政治进步，外难保民族独立不受侵凌。
1 社会改革难以成功：
何永佶认为，社会的变迁、进步，在国家为组织形式（包括“天下国”）的社会里，往往以政治变革为契机。尤其在“宗教政治化，政治伦理化”[12]的传统中国社会，进步（而非改朝换代）必然意味着政治层面创立新制。但在皇权专制下，社会改革的命运如何呢？
何永佶是这样分析的：踏踏实实做事改革的王安石，是秦汉后唯一抓住权责关系这个症结的政治家。然而他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考察一下王安石的改革举措就可以知道。
他的“青苗”“保甲”等等，都是强国富民的法子。这些改革，骨子里，可以说是民主改革。目的是让百姓感到有兴趣，自己付出的血汗是为自己，不是为他人做嫁衣。但是“要做到这步，首要给老百姓‘权’，有‘权’才有‘责’——才有责任心。但王安石那时的政体，是皇帝政体，天下之大权全在皇帝一人手里，老百姓是无一点‘权’的，既然无权就无责任心，既无责任心，则对于王安石的良法美意不感觉兴趣，淡然置之，望望然去之，对于上面的命令，只存敷衍了事之心，上面的眼睛稍不看住，则‘大斗入，小斗出’，能作弊则作弊，能怠工则怠工，而王安石不是四眼哪咤，势无法周顾一切。于是他不能不用监视人，而这些监视人有不能不用小监视人，监视一层一层地下去。然这些监视人自己也就是无权，所以亦无责任心，他们也来作弊，也来怠工，监视人家的也需要人监视，愈监视则愈‘上下其手’，而一切良法美意就行不通了。”这所有的问题，不是老百姓愚昧，无可救药。问题就在于皇帝专权，老百姓无权。
依何永佶看来，国家所能做的，必须有所限制。如果政府有权做一切事情，那就意味着，民众无权做一件事情。政府做事情，是“施恩”；政府不做事情，民众也奈何不了它。大多数人不做事，国家的活力必然委靡。
几千年的中国，政治上的改革，走的都是王安石的路子。远的是管子靠齐桓公改革的成功范例，近的是康梁变法，以为都可以象管子似的，只要靠住皇权的代表，皇帝，天天下上谕，就可以变法成功，就可以强国富民。但事实上，如果不给老百姓以国家之权，则老百姓对国家无负责之心。老百姓无负责之心，则任何改革都行不通。社会进步，经济的繁荣，所依赖于政治上，关键就在这一点。仅仅从权与责的制度角度，我们就可以深一层了解，为什么秦以下的中国只是循环，而无实质的进步。
“秦以上为动的历史，历代有政治社会的演化更革。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之下，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的更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因为在“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13]其结果必然如此。
从这一点而言，中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分裂到统一的循环的，而非进步的历史，是传统政治话语规范——皇权专制本身的内在逻辑。
2 民族国家的独立难以维持。
国民对于国家的责任感，从侧面反映了国民的进取精神。“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环境（如气候，饥荒等等）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人才有无，与外族强弱等等）的支配。”
“二千年来外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在原则上，中国盛强就征服四夷，边境无事，中国衰弱时或气候骤变时游牧民族就入侵扰乱，甚或创立朝代。实际上二千年来中国一部或全部，大半都在外祸之下呻吟。五胡乱华与南北朝的三百年间，中原是外族的地盘。后来隋唐统一，中国又算自主。但隋与盛唐前后尚不到两百年，安史之乱以后，由肃宗到五代的二百年间，中原又见胡蹄时常出入，五代大部是外族扰攘的时期。北宋的一百六七十年间，中国又算自主，但国防要地的燕云始终属于契丹，同等重要的河西之地又属西夏。南宋的一百五十年间，北方又成了女真的天下。等到女真已经汉化之后，宋金同归于尽，一百年间整个的中国是蒙古大帝国的一部，这是全部中国的初次被征服。明朝是盛唐以后汉族唯一的强大时代，不只中国本部完全统一，并且东北与西北两方面的外族也都能相当的控制。这种局面勉强维持了约有二百年，明末中国又渐不能自保，最后整个的中国又第二次被外族征服。二百年后，满人已经完全汉化，海洋上又出现了后来居上的西洋民族。鸦片一战以后，中国渐渐成为西洋人的势力，一直到今天。”[14]
战国策派，身处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存亡比之任何时期都显得尤为严峻。民族国家的独立，成为当时最为紧要的问题。追寻民族国家独立不受侵凌的文化遗产，战国策派观察出中国文化的病症——“无兵”。
以史观今，战国策派从历史走入二战语境，认识到当时所从事的抗战的重大意义。“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因为，中国文化，从夏商之际到今日，将近四千年，仍然健在。并且其他古族在将亡时，都颓废不振，不只没有真正抵抗外患的力量，甚至连生存的一致也大半失去。但中国在抗战所表现的勇敢，却让人赞许。但在后方，有责任有职守者，慌忙飞奔，“连平日自许甚高的人也没有达到征兵的程度，也就是说，还没有国民的资格。”[15]
很显然，战国策派通过对“无兵的文化”的剖析批判，企图借着抗战的契机，激发国民斗志，扫除“无兵”的积弊。
何永佶基于权责分析，认为欲扫除“无兵的文化”，体现在政治安排上：
1 最高的权力来自民众。“权”向下面来，“责”向下面负，向民众的合体负责；“权”是向下面的民众施行。权力由下面一级一级集中，再反过来，向选民负责。
2 个人有不可随便剥夺的权与责。不管手中的权多小，都是自己的。由此权力衍生的责任，必须自己负担。任何人不能随便越俎代庖。
3 私有财产得到确实的保障。不经合法的程序，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钱”是权的标识。私有财产有保障，第一重要的意味是契约自由。因为有自己的私产，有自己的权责的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权利的范围内，与他人定约。契约自由的内在的精神，是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但专制皇权下，一切的财产都是皇帝的，一切人都是皇帝的奴隶。历史上，抄家的事比比皆是，红楼梦的揭示，再生动不过。
4 法律的可预测性。法律，严格的依例判决。不是一时一个样，没有准性。如果法律没有一定的稳定性，则人们不知是对是错，行为受极大影响，事业也难以开展。以法立国，法律必须严肃。这正象商鞅立木为信，二者的意思事实上是一样的。但在专制的政体，权力一人独揽，喜怒哀乐，没个准。即使商鞅的信用，也决不能对抗秦王的一声令下。
由此可见，尽管在抗战语境，战国策派一方面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少，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所考虑的中国文化的前途，要比单纯应付时局深刻得多，自由主义，英美的政治模式中的民主因子，都进入了他们文化重建的考虑当中。
[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三页。
[2] 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三 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比较
[3] 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
[4]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陈铨主编，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雷海宗，“历史的形态与例证”
[5] 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二 中国史的分期”
[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232
[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203－205
[8] 何永佶，《为中国谋政治改进》，商务印书馆发行，1945年8月重庆初版，1946年6月上海初版。“论人民与政治能力”。
[9]  何永佶，《为中国谋政治改进》，商务印书馆发行，1945年8月重庆初版，1946年6月上海初版。“论人民与政治能力”。
[10] “我们必须知全体——最少是全体的轮廓——才真正能知局部之‘所以然’；甚且可以说，必须知全体，才真正能知局部之‘为然’。这并不抹杀局部的价值，乃是说局部的价值必须附贴着全体的中心意义而后才可以确实估定。例如同一‘民’字，在封建时代内是一个意义，在皇权政治下又是一个意义，在现代国家组织下又另是一个意义。单个的概念，单个的事物，都是随着它的整个社会背景，整个文化范畴之改换即改换其实际涵义的。”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
[11] 《无兵的文化》雷海宗，载清华《社会科学》1卷4期，1936年7月。
[12]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4年6月修订版。
[13] 雷海宗，《无兵的文化》，载清华《社会科学》1卷4期，1936年7月。
[14] 雷海宗，《无兵的文化》，载清华《社会科学》1卷4期，1936年7月。
[15] 雷海宗《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选自《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