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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玫瑰》与战国策派
作者：壶公评论 发表于08年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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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铨（1903-1969）,自贡人,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清华,留学美国，再留学于德国基尔大学，获博士学位。与李长之、钱钟书、张荫麟合称清华“四才子”。抗战期间创办《战国策》杂志，遗著《天问》、《野玫瑰》、《黄鹤楼》、《狂飙》、《金指环》、《无情女》、《兰蝴蝶》、《从叔本华到尼采》等。
战国策派代表人物陈铨是一个文学中人，作为近代中国“狂飙运动”构建者之一，其思想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而又在“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的浓烈文化氛围中得到个性的张扬。战国策派是一代激昂的爱国主义者，以现代的称谓即愤青――当然，其文化底蕴决不是现代愤青可以比拟的。观其个人的际遇，理解近代中国激进文化人及其学说的特色和运命，也就从这一个侧面命运。了解中国
－、陈铨思想中的德国因素：
德国文学的特点是思想性强烈而哲理深刻，尤其表现于启蒙时代的歌德、席勒等名作家的作品，这一点当然决定于德国的时代特征和生活在那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情感。由美而赴德，正好是宗教改革与启蒙思想传播的反向，是当其时中国留学者追索西方文化本源的基本路径。
在德国，有启蒙运动之源――高举“因信称义”的旗帜，面对神权而毫无怯懦的马丁－路德（1483-1546年）是在16世纪初叶开始宗教改革的。其后的演变，至陈铨留德时期已经有了三个世纪的历程――这是多么诱人的一段历程，这是中国人多么需要的一段历程。陈铨循着“我神乃是大能堡垒”歌声的踪迹向前：
每当恶浪袭来，路德常对他最亲密的同工墨兰顿说：“来吧，让我们一同唱诗篇四十六篇吧！”
马丁－路德的歌激励着后来的解放者，面对暴政威胁的人们高唱“世界虽然充满鬼魅，想以惊吓来败坏；我也不怕，因神定规：真理藉我来奏凯。”
马丁－路德的歌就是启蒙的火种，德国大诗人海涅形容马丁－路德面对宗教审判所唱的这首歌，“整个天主教堂因这首诗歌而战栗，所有的‘乌鸦’都吓得躲进钟塔上的窝巢里。”
马丁－路德的歌并不只是归宿于威腾堡的路德纪念碑――那里刻着这首诗第一行的佳句“我神乃是大能堡垒，永不失败永坚固；致命危难密布四围，祂是我们的帮助。”所有正直的人们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生存的信念。
对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人而言，启蒙和强国是两件互为并重的任务，两者又都可以在德国文化中找到精神和理论上的支撑。
是的，德国太精彩了，那里生活着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年）；那里生存了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他们都是毫无疑问的强国者的导师和榜样。
尼采提出了强力意志说，肯定生命，肯定人生。强力意志的特性是：激情，欲望，狂放，活跃，争斗。尼采提出超人哲学，超人是人生理想的象征，是尼采追求的理想目标和人生境界，超人是人的自我超越。
尼采的学说是创建性的，尼采前、后的哲学史因此出现了一条明白的界限，哲学由非存在转为存在，哲学在亿万人的心灵上发生共鸣。
尼采的学说是实在的，来自德国现实的政治，俾斯麦就是尼采学说中的超人。俾斯麦当上宰相的第一周，在邦议会上发表首次演说时就声称：“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
这一切构成了德国文化。无论是举起思想解放旗帜的马丁－路德，主张强力意志和超人的尼采，还是铁血宰相俾斯麦，每一个形象都能激动中国人的心――不必说面对苦难中国的陈铨们，也包括现代的我们。
一群中国人来了。以陈寅恪言，对哈佛不感兴趣，再度赴德原是“轻车熟路”；以贺麟言，哲学专业不变，只不过求得实地的游学生涯，他终于成了中国的黑格尔专家；不过，这种转向对陈铨而言又有着非同寻常的挑战意义。陈铨把将专业定为德国文学，且要攻读博士学位，入其思维体系，这种挑战和机遇同样显著。后来陈铨所为，在文学与思想上双栖，终不脱德国文化窠臼。
位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基尔大学是一座老式大学，1665年建校，设德意志文史哲类学科。留学于此的陈铨曾经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附一简短《生平》：
“本人陈铨，
陈铨写到：
“我要特别向Danton教授（美国奥柏林学院）致谢，因为是他将我引入了德语文学之门，我还要感谢基尔大学的Liepe教授，他指导了这篇博士论文，还有Jensen,Jacob和Wesle教授，他们都曾给我以富有教益的建议。”
陈铨受其外
二、陈铨思想中的中国因素：
陈铨思想的另一源泉与清华大学的老师谭唐和吴宓有关，陈铨进入奥柏林学院学习并改学德语文学，很大程上是受到谭唐夫妇的影响。奥柏林学院在美国奥柏林市，是一个含学校师生与居民只有八千多人的一个小镇。奥柏林学院是有些特色，例如创建于1833年的学院在1850年毕业了美国的第一位黑人女大学生；1853年，学院聘请了美国第一位大学女教师；20世纪以前，总共有128名黑人毕业于奥柏林学院，占全国黑人学士总数的三分之一。
当然，从表面上看，这个学院的特色与陈铨思想并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就内涵而言，又似乎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毕竟当其时的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严重的国家，同样来自被歧视国家的陈铨不能不感受到这一点，之选择奥柏林学院，于谭唐夫妇，于陈铨，估计都不是偶然的事情。
耐人寻味的是，吴宓对陈铨并不赏识，但是陈铨思想的中国因素却与吴宓的影响有着必然的联系。
吴宓(1894-1978)是著名西洋文学家，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研究颇深。20年代，吴宓回国，先任东南大学
1929年9月钱钟书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1937年因钱钟书一篇书评，师生关系紧张了多年。可见吴宓于学问并不苟且，与陈铨的关系，或因英、德文学的选择而产生歧义，或因处世哲学的平和与偏激的区别，两者都留下可查寻的痕迹。
陈铨与吴宓结识于1922年的东南大学，他和贺麟到南京参加暑期学校，吴宓为这次暑期学校开课。
陈铨是“学衡派”成员，他在《学衡》上发表过许多文章,符合吴宓所说的“凡为《学衡》杂志做文章者,即为社员,不做文章即不是社员”的定义。但是，在“学衡派”成员中,他是第一位通过创作新文学作品走出“学衡派”旧体诗词堡垒的人。陈铨通过创作新文学作品立足于文坛，因此在“五四”新旧文化对抗激烈的时代，他是“学衡派”中最大的一个变数,于是其师吴宓视之为“学衡派”的异端。
中国的新文化是从旧文化中自然成长起来的，即使是现代，两者的藕断丝连依然令人惊讶莫名。1952年,陈铨在向组织交代的“社会关系”的“师长和认识的人” 中提到吴宓。他写到:
“吴宓,清华时我最亲密的先生。我常去请教他,他许我为天才,尽力提拔我。我做学生时,他介绍我的翻译苏联小说《可可糖》到《大公报》登《国闻周报》,又介绍我的小说《革命的前一幕》给新月书店。因为他的劝告,我学文学。”
毫无疑问，陈铨的文学之路是从清华院开始的，而且是在吴宓的影响下开始的。由《清华文艺》起步，到为《学衡》翻译诗歌,经《国闻周报》连载翻译小说,再携长篇小说登上文坛，其背后的推动力基本上来自吴宓。
《革命的前一幕》、《天问》是两部长篇小说，分别写于1927、1928年，在陈铨清华读书期间。清华大学校史专家黄延复说,陈铨是20年代“左右清华文坛的人物，《清华文艺》创刊于1925年9月,他出任总编辑，3个月中发表文章38篇。他发表的文章一直持续到1927年的第5期。”
此时的陈铨其实在新旧文化人中间。1937年2月，胡适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写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短评,胡适在日记中写到:“看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此书甚劣,吴宓的得意学生竟如此不中用!”胡适与“学衡派”本来就矛盾重重，可惜的是没有看出陈铨已经在独辟蹊径。不过，从根本上，激昂的战国策论者无论如何难入“少谈些主义”者的法眼。
三、非主流学派的“战国策论”。
从“学衡派”而“文学”，从 “文学” 而“德国”,终于成了“战国策论”的主将，陈铨的思维之路有一个清晣轮廓。在近代中国大变革的时期，陈铨的思维作为独立的一支有其存在的必然原因，战国策学派的淹没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中国政治的狭隘性――一个社会存在左、中、右才是正常的，为什么要掩盖事实呢？可是，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种文化的狭隘性来自于明代的中晚期，而且始终不渝，陈铨自然无可幸免。
在中国文化极其委顿而纠缠百结的时候――这种状况直到今日。知识者寻求西方观念的支持也是一种归宿，上世纪三十年代学成归国的陈铨对德国文学的皈依也是一种合理的现象。1936年陈铨发表《从叔本华到尼采》（《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等，涉猎德国思想与德国戏剧。他重在“考据分析解释工作”，把文学批评看成是“一种科学的工作”，他凭借自己的德国知识资源实践这些“科学”信念，让读者在既非欣赏、亦非创造中感受――感受那些来自日耳曼世界的哲理。
所谓“科学”，是这一代留学人员的通病，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文学，都要打上“科学”的印记。在陈铨看来，文学同科学比较虽然处于相反的地位，但是文学的研究同样是以某种智识来解释某种现象；文学评论所用的方法同自然科学不一样，它的解释没有确定的衡量标准，然而它努力的目标和所凭籍的精神与自然科学一致。在陈铨看来科学并不只是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文学同样是一门科学。
说到底，陈铨文学“科学”的立足点在尼采的行动哲学，于是有了一份偏执与傲气。写《从叔本华到尼采》证明了他受尼采影响之重。
1883年到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阐述了著名的“同一性的永恒轮回”的思想，与“趋向权力的意志”的构思一起构成他的两个主要思想体系。著名的“超人”理想和“末人”形象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尼采自评其书：
“在我的著作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我给予人类的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馈赠。这部著作发出的声音将响彻千年，因此它不仅是书中的至尊，真正散发高山气息的书—人的全部事实都处在它之下，离它无限遥远—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它来自真理核心财富的深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水，放下去的每个吊桶无不满载金银珠宝而归。
这里，没有任何‘先知’的预言，没有任何被称之为可怕的疾病与强力意志混合物的所谓教主在布道，从不要无故伤害自身智慧的角度着眼，人们一定会首先聆听出自查拉图斯特拉之口的这种平静的声音的。‘最平静的话语乃是狂飙的先声；悄然而至的思想会左右世界。’”
尼采哲学是促使个人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的哲学，具有傲视、批判一切的气慨。狂飙作为陈铨观念的形态正是尼采哲学的体现。
这一代“科学人”科学观的影响直至于现代，尽管人们终于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但是“科学人”以“物”看世界的习性也难以改变了，于是“人”渐渐让位于“物”的身后，许多不道德或非道德的现象都得到“科学”的论证，包括文学也是如此。这种论证来得如此坚毅而不屈不挠，把社会学科等同于自然科学加以研究的德国文化，有了令人感到缜密的印象，也形成了种种极端的倾向，这一点与基督教的人性观渐渐有了距离。
陈铨的文学观足以证明他对德国文化的有了相当深入、根本、带有彻底性的认知。但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两大旗帜的陈铨生活的时代，并没有给陈铨的“科学观”以更多的发挥的空间，他的“科学观”只是把他的民主观和爱国说推向更加激昂的高度。所谓战国策论内在逻辑严密和透彻及其外在的激情，都与德国文化在陈铨思维深处留下的烙印有关。
从文学史的角度审视陈铨，他的创作数量较多，在艺术上粗糙，但是致用目的尤其强烈，在思想政治上却也旗帜鲜明，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代奋力走出蒙昧的中国人的情感。1943年他完成了《文学批判的新动向》等，他的研究更充分地表现了他的“狂飙突进”的建构思路，对于满清之后依然麻木不仁的中国，陈铨的用劲如同针鉐，尽管没有割裂那些厚重的表皮，甚至划伤了自己的皮肤。
陈铨于1934年2月起先后在武昌武汉大学、北京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英文、德文及比较文学。1942年8月任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审查电影剧本及编导话剧。1943年1月在重庆歌剧学校、重庆中央政治学校
期间还于1943年5月至1944年12月担任重庆青年书店总编辑,1946年8月至1948年4月担任上海新闻报资料室主任。1946年8月起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东吴大学、上海江苏省立师范学院、后勤部上海特勤学校、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
1952年9月, 陈铨被调到南京大学外文系,任德文专业教授。
档案记录，
经历其事者说，陈铨是受大右派王造时牵连，他早就不是南京大学出头露面的人物了，在1949年后也基本上从文学界和学术界消失了。但是他与大右派王造时关系密切。他自己也承认，他于1952年9月到南京大学后“曾去上海三次,每次不过八天,第一次是1954年2月,第二次是1954年10月,第三次是1955年2月,赴上海目的是找
于是这个以激进的战国策论为世界观的愤青居然成了右派，不难想像出一个非主流派学人在荒野上踯躅不行的寒碜。
四、战国策论的特色：
其实，直到现代，中国并没有走出西方列强的围困，文化上的差异如此明显。固守于宗教偏执的欧美政客，对于同源的伊斯兰教和东正教都难有妥协的时候，何况从根本上有重大区别的非我族类的中国文化。所谓和谐，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能是一种策略，而不能成为一厢情愿。这一时代特点为以爱国与谋略为主要特征的战国策论提供了活跃的空间。抗战时期的战国策学派，其理论，其成败也就有了认识的意义。
抗战时期的战国策理论有三个特点：
一）炽热的爱国热情：
企图以文学救国的陈铨在抗战时期写出许多作品，每一个作品都如同火焰一般燃烧。影响至于今的是陈铨写于1942年的剧本《野玫瑰》。
关于《野玫瑰》的写作，陈铨的女儿陈光琴回忆说:“以前听母亲说过,一天父亲回到家里,说联大的学生剧团要他写一个反映现实问题的剧本,他问母亲写什么好?母亲不假思索就说:‘抗日锄奸是现在的大事。’当时常躲避敌人的飞机轰炸。我父亲躲到防空洞里,三天就写出了《野玫瑰》。他下笔如有神。后来父亲遭批评,母亲不理解,说宣传抗日锄奸有什么错?”
陈铨在肃反运动中坦白交代三个问题中的第三项就是“《野玫瑰》生活资料的来源”，他写到：
“一九四一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第二本反动戏剧《野玫瑰》,那时我担任联大学生剧团的名誉团长,先后上演《祖国》和《黄鹤楼》两剧,但是《黄鹤楼》人物太多,服装布景道具太花钱。他们要我再写一个人物较少、布景简单的剧本。我想人物布景既然简单,内容必然要富于刺激性,才能抓住观众。我早知道当时军事间谍剧本,如《黑字二十八》、《这不过是春天》、《女间谍》、《反间谍》、《夜光杯》都非常受人欢迎。并且我当时戏剧方面,还没有地位。我决心写一个军事间谍剧本。
为要把它写好,我从图书室借了几本英文间谍故事来仔细研究。头一幕写完,北大数学系教授申有忱看,他说‘太像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我知道要失败,放弃不写了。正好这个时候,昆明传遍了汉奸王克敏的女儿,逃到香港,登报脱离父女关系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好材料。我立刻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花瓶》,登在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封凤子主编)。隔些时候,我根据这篇小说写了《野玫瑰》(我还记得写《花瓶》时,我还请教过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孟昭英:花瓶里面放收音机是不是可能?他是无线电专家,他说是可能的,所以后来我写入《野玫瑰》)。”
陈铨留德期间对欧洲戏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抗战开始后，服务于抗日宣传，中国的话剧异常火爆,话剧是当时传递抗战精神的重要形式。陈铨积极投身到这一活动,常常集编剧、导演、戏剧理论批评三者为一身。在陈铨看来，政治是短暂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存在于文化的层面上可以穿越时空,成为永恒的感召。从一些对陈铨的记事和评论看，这就是陈铨作为战国策学派抗战文学鼓吹者的思想动机。
在战国策派的理论建构中，雷海宗、林同济专向于历史和政治方面的解读，陈铨依照战国策派的思想倡导“民族文学”。他创办、主编的《民族文学》杂志，以“民族运动”、“民族精神”、“民族文学”为提纲发表文章和演讲。陈铨以文学运动进入民族运动，希望通过发展民族文学来培育民族意识，他认为“民族精神是维系民族民生的骨干，民族文学应该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原则”。（1）
陈铨的话剧创作中，以《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出名，而《野玫瑰》尤其轰动了大后方。《野玫瑰》描述一个具有坚定民族主义意识的女特工在沦陷区锄奸的故事。陈铨以剧情图解“战国策派”学人宣扬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概念”。
剧情大意：
国民党特工人员夏艳华，嫁给了伪政府的大汉奸王立民，在王家遇到昔日情人、打入伪政府内部的国民党情报人员刘云樵。在一次窃取情报的行动中，刘云樵的身份被伪政府警察厅长识破，危急关头，夏艳华利用警察厅长对她的迷恋，放走了刘云樵。随后，夏艳华又玩弄机巧，让王立民杀死了警察厅长，再迫使王立民自杀，自己远走高飞。
夏艳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牺牲了爱情、家庭和自己的生命，这一点其实就是后世高、大、全的形象，只不过后来的角色只能是贫下中农，不能是地富，中农也不行――需要有阶级的观念。剧情的另一方面是批判夏艳华的汉奸丈夫的自我中心思想，他对民族的背叛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是源自他坚定的个人主义思想，他认为，“国家是抽象的，个人才是具体的，假如国家压迫个人的自由，个人为什么不可以背叛国家？”其实这个观点在现代的自由主义者那也里是非常普遍的。
《野玫瑰》显然与当时社会的观念相同，于是达到了共振的效果。在昆明和重庆演出的《野玫瑰》获得了巨大成功，在重庆共演出了十六场，观众达到了万人以上，《野玫瑰》的主演秦怡回忆，有一次一些空军官兵来看戏，但戏票已经一抢而空，军人买不到票，竟然在剧场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坚持要入场看戏。（2）
当然，这仅仅只是社会的反映，重要的还在于各个政治派别的反应。自明代中、晚期中国思维陷入庸俗化之后，可怕的是在思想、文化上的讨论常常导入政治领域，主政者肆无忌惮，反抗者不择手段，酿成许多残酷的迫害，也酿成国家的败亡。陈铨既然有了思想，他陷入党派争斗的漩涡也是难以避免的。
1942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年度学术奖，陈铨的《野玫瑰》名列三等奖。可是也遭到了左翼的猛烈的抨击，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的革命文化领导人之一的阳翰笙断定：“陈铨是文化特务”。《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在1942年的“
报载重庆讯：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决定奖励学术著作多种，其中有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所著剧本《野玫瑰》。戏剧界同人对此颇有异议，二百余人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转函教育部撤销原案。信中说：《野玫瑰》曲解人生哲学，有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之嫌。如此包含毒素之作品，则不仅对于当前学术思想无功勋，且于抗战建国宣传政策相违，危害非浅。同人等就戏剧工作者之立场，本诸良心，深以此剧之得奖为耻。抗战剧运正待开展，岂容有此欠妥之措施。
是与非本来只体现于政治意志，如果按照阳翰笙理论，鲁迅也应该是日本特务，可是鲁迅却得到更高领导人的肯定，成了民族的旗帜。70多年过后，《野玫瑰》的主题并没有枯竭，于是有了比较：
与陈铨 《野玫瑰》的题材相似，改编自张爱玲小说而由李安导演的《色戒》也是发生于爱国者与汉奸交界地带的故事，事实上张艺谋的《红高粱》也是选择了非主流抗日事迹的题材。很有意思的是，三部创作的命运如此相似，而结局又似乎有所不同。
《红高粱》改编自军旅作家莫言的同名小说，虽然发表于1986年的中篇小说《红高粱》被读者推选为《人民文学》1986年 “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不过当张艺谋打算将其改编为电影的时候，莫言“曾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红高粱》是乡土作品崛起时代的产物，是中国走出高、大、全主流创作时代的作品。作为“寻根派”的作家，莫言以其写作风格大胆见称，小说充满进攻型的语言。
从这一点来说，德国文化熏陶出的陈铨、生活在忧郁中的张爱玲和力图突破高、大、全流派的莫言，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激情，有意无意之中，他们都在挑战一种人为意志的创造限制，在荒芜的大地上开出明艳的野玫瑰。
三部剧作有着相似的命运，它们都爱到观众狂热的欢迎，却又在政治中尝尽颠波，和话剧《野玫瑰》一样，《红高梁》也得到社会的肯定，《红高梁》获得1988年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大奖等12项国内外大奖，可谓冠冕堂皇；《色戒》则在第6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金狮奖，也算是炫耀一时了。
三者受到的攻击却也大致相似。据说《红高粱》在国外得奖时，有一大官拄杖而斥，其观点是，中国的抗战怎么是这样子的，于是国内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反《红高粱》运动，张艺谋因此声名狼藉，据说他的作品都是在外国人面前出中国的丑。对《色戒》的评论已经是多角度的了。观众想看，据说放演全版本《色戒》的香港影院迎来大批的大陆游客，为香港的旅游业添一个亮点。但是对影片的诟病亦汹涌如潮，以汤敏的情色批判性福的；以王佳芝的丧命批判色祸的；从美色中看出汉奸论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是中国人本有的美德，也知道德行的可贵，但是由自己实行起来实在太难，通常是找一个靶子把自己的道德观酣畅淋漓地宣扬一番，也就自觉是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从对色情的批判而言，都是《红高粱》和《色戒》被攻击的焦点，但是在这一点上《野玫瑰》就幸运得多了。
其实《野玫瑰》也色得很，为了演好角色，秦怡从交际花身上寻找、捕捉外在特点，尽量的风流潇洒，尽量的雍容华贵，于是秦怡披一头波浪长发，穿大开叉紫色长旗袍，戴一对时髦耳环，脚蹬高跟鞋，美轮美奐地出现了。《野玫瑰》幸运的是它的女主角是革命党人的秦怡，革命党人怎么会“色”呢？“色”本身就是一种感觉，可以用于欣赏，也可以拿来当鞭子，全在用者的发挥。
但是，《野玫瑰》在政治上是最为不幸的 ，当《野玫瑰》正演得如火如荼，政治风波悄然而至，演至第八场，《新华日报》刊出长文《读〈野玫瑰〉》，批判《野玫瑰》是为“国民党假抗日涂脂抹”，指出《野玫瑰》“更严重的问题是隐藏着‘战国派’思想的毒素”，因此是“反动戏”。这一立论有一个明显的立足点，在中国参与抗日是必须有资格的，国民党不行，汉奸的家人更不行，后来在《红高粱》更推进为老百姓也不能抗日。其实在《色戒》的评论上，这一种老牌的立论也是十分显著的――人们在质问：汉奸妻子张爱玲怎么写抗日呢？
只是《红高粱》和《色戒》都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说的在说，看的在看，与影片有关的人们也没有受到多少人身攻击。只有《野玫瑰》的相关人员惨了，据说在极左年代，秦怡在一、二十年间连绵不断的学习、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中，自愿或不自愿地写出了无数次自我检查，文化大革命中，秦怡还因此享受了批斗、隔离审查的待遇。
和秦怡相比，《野玫瑰》编剧陈铨的命运要凄惨多了，因为《野玫瑰》、《蓝蝴蝶》等戏，解放后他一直抬不起头来，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二十多年后才沉冤昭雪，彻底平反。后经查证，陈铨既不是特务，也不是国民党员，他只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野玫瑰》在现代大约不会有人看了，现代人的欣赏条件比过去要好得多了，而重要的是，这一剧本是粗糙的，大约与陈铨的德国文学观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其时需要的是高昂的激情，于现代平和地生活的我们已经难以合拍了，人们也许能够从《红高粱》和《色戒》感觉那一时期战国策学派炽热的爱国情怀。
1、重庆师范学院编：《国统区文艺资料汇编：战国派》2、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鉴》第89、91、88、93、99页，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3、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35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五、陈铨的致命伤：
“战国策派”在抗战中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于是与*的集权体制相呼应，“反对民主”。当年批判“战国策派”的文章几乎都来自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一个周刊《群众》，而且这种批判延续到了1949年之后。一位历史学者于1958年有一篇批判文章：“‘战国策派’人的主子---法西斯德、意、日三国”，“雷海宗之流并不是真正在研究什么历史，而是在学术研究的幌子下，披着‘学者’‘教授’的外衣，掇拾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歪曲捏造历史，倡导‘战国重演’论，反苏反共，为法西斯暴力征服世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辟道路。”[2]这种批判持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现在还可以从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著述中读到。
关于“战国策派”的这种种批判有没有道理呢？南开大学
“战国策派”学人被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所不喜，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和“战国策派”学人相比，其中之距离显而易见。自由主义者和“战国策派”学人的这种疏离感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陈铨暴得大名的时候，同在西南联大教书的“五四之子”闻一多还没有发生“转向”，是一个纯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就不喜陈铨，据赵俪生回忆，“我
“战国策派”学人深受西方文明洗礼，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官僚政治有很深的认识和检讨，也许他们在发表政论的时候是意识到了自己将“两面不讨好”的窘境的，但结果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了下来，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国难的强烈刺激！他们批判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当然希望执政的*能引入西方的民主政体，但同时在空前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面前，又希望全国的人心和各种力量不致分散，按陈铨的理解，如果“全国民众意见分歧，没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人物，中民的政治力量，来推动一切，团结一切，这就是文学的末路，也是民族的末路。”[10]
虽然后来有研究者说：“以外族入侵为理由，要求所有的组织和个人，服从国家政权，全力御侮，在民族主义时代无可厚非”，[11]不幸的是，因为当时的“国家政权”后来日渐腐败并最终垮台，在后来的“历史书写”中，不论“战国策派”学人和现实政治有无联系，他们之成为陪绑者的命运是无可逃避了。
壶公评论写于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