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空气压缩机专用油:唐代中叶解决粮食问题的“格林斯潘”为何被抄家

文章摘自《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作者:马立诚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核心提示：刘晏受命危难，脚踏实地，亲自沿着漕运路线，从江苏到安徽，再赴河南，最后到陕西，细致考察一遭。还有一件事，颇出乎德宗和杨炎意料之外，就是上文提到的抄家时，刘晏家里只有杂书两车，粮食数斗。

唐代宗：刘晏让我们父子吃上了饭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到代宗广德元年（763）的安史之乱，持续8年，拦腰斩断了大唐黄金盛世。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民不聊生，经济彻底摧毁。

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764），京城米价飙升到每斗1000文。据《通典·食货七》载，大乱之前的开元十三年（725），每斗米才13文，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一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应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

更恐怖的是，皇宫警卫部队一度断军粮饿肚子，竟想造反。急得代宗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坐立不安。幸亏江南未经战火，唯一的希望，就是以长江中下游的物产接济京师。

于是，唐朝恢复经济的命运就寄托在漕运（水路运输）上了。代宗急切下旨，要宰相元载解决粮食漕运问题，元载推荐不久前刚被罢免宰相职务的刘晏担此重任。代宗立即任命50岁的刘晏任御史大夫（监察部长），兼安徽、河南以东税赋、运输及粮储的最高经济负责人。

都城长安附近地区产的粮食，远不能满足当时京城上百万人口和大量驻军需要。如何把粮食运到京城，是一件重要大事。用马车牛车陆路运输，不但载重低而且牲口也要消耗，而一艘大型木帆船能运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粮食。因此，漕运成为重中之重，不然皇帝也要饿死。幸好隋朝开发大运河，为唐代漕运创造了条件。

当时漕运过程复杂之极，先是组织几千艘船只，把长江中下游产的粮食经长江运到扬州集中，再从扬州经运河进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河，再进入黄河，入黄河之后西上，经三门峡之险，再转入渭河，最终到达长安，水路蜿蜒超过三千里。

刘晏受命危难，脚踏实地，亲自沿着漕运路线，从江苏到安徽，再赴河南，最后到陕西，细致考察一遭。

映入刘晏眼帘的，是安史之乱之后的惨状。兵乱以来，很久没有整治河道了，到处泥沙淤积，河床堵塞，千里河道变成了浅水滩，水路运输犹如旱地行船。再有就是百姓死伤流亡过半，人工奇缺。三是盗贼蜂起，沿河两岸到处是匪徒巢穴。四是沿岸驻军多为骄兵悍将，粮米经过，马上截留。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漕运谈何容易？河道两岸，到处都流传着一个说法：一斗钱运一斗米。运输成本已经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刘晏心里沉重至极，他在写给元载的报告中说，洛阳附近“百户无一存”，宜阳、荥阳一带，五百里之内，居民不过千户，整个地区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也看不见炊烟，简直是一个“兽游鬼哭”的世界。正如杜甫创作于此时的《无家别》所云：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在这种情况下，漕运当然无法正常进行。

刘晏在报告中把困难向元载和盘托出，请求全力支持。《资治通鉴》说，元载“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

刘晏得到元载全力支持，自代宗广德二年（764）开始，在解决漕运问题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他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

他首先是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哪里有困难，刘晏就出现在哪里，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终于顺利通航。

在运输方案设计上，刘晏有两个突破。一是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二是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他认为，漕运全程过长，不同地域的地貌、水道、安全、人文因素差别极大。过去一只船从头运到尾，历经风险，到达目的地时，粮食还剩八成就算优等了。改为分段接运之后，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为了降低风险，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送，一站接一站，到达目的地时，100万斗米没有1斗损失。至于将散装大米改为袋装，更是一个减少消耗的创举。

在运输工具方面，刘晏经过缜密研究，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江苏仪征）开设10个船厂，建造2000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每艘船给1000缗（缗，穿铜钱的绳子，每缗1000文），用以支付材料和人工。有人质疑说，每艘船500缗足够了，投资那么多，不是浪费国家开支吗？刘晏说，办大事的不能在小地方克扣，应该选用上等原材料，并且让工匠们不愁衣食，这样造出来的船才能坚固耐用。如果处处卡钱，船的质量不好，麻烦就大了。果然，到后来宪宗、懿宗时期不断压低造船经费，物料次等，工钱极低，造出来的船薄脆易坏，漕运渐渐就废了。

再说漕运最后一关三门峡。这里水流湍急，常常浪激船翻。刘晏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还研究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减少纤夫伤亡事故。每船配备30人拉纤，5人撑篙，解决了船只通行的技术难题。

在人力使用上，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用制。利用盐税雇工，减轻对农民的征调劳役。这样一来，就充分保证了漕运所需的人工。漕工则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堵塞了可能发生的跑冒滴漏。

由于综合治理措施得力，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彻底解决了关中粮荒。关中即使遇到灾害，物价也不至于飞涨了。

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他派警卫部队带着乐队到长安东渭桥迎接刘晏，元载和文武百官亲迎救命粮，向刘晏转达代宗的问候：“你真是我的贤相萧何！”

创设食盐间接专卖制

漕运需要大量经费，每年用度几十万缗，钱从哪里来？

难不住刘晏。他还兼任盐铁使（管理盐、铁、茶的专卖），这位经济大家在食盐专卖方面展开改革，既方便了百姓，又提供了巨大财源。

唐初对盐的税收不太重视，安史之乱发生后，朝廷财政困难，一个名叫第五琦的高官开始推行食盐政府专卖制。办法是，所有盐户都到政府注册，由政府确定生产计划，生产的盐全部由政府购买，私自卖盐给商人的，抓起来坐牢。然后，政府官员把盐运到各地，由政府开店把盐卖给民众。总之，官产、官运、官销，各级盐吏大包大揽。政府这样做，虽然筹措了部分资金，但是产生了三大弊端。

一是各级官员上下勾结，贪污腐败，这是官商一体的通病。二是政府直接从事商业，效率奇低，百姓大吃苦头。比如销售点少，不管老百姓远近。再比如盐多卖不出去，硬把盐摊派到老百姓头上，盐少又不见踪影了。三是由于上述种种弊端，税收难以持续增加。

刘晏把官产、官运、官销改为民产、官收、商运、商销，这就变成间接专卖制。他撤销了很多基层监管生产的小吏和冗员，百姓生产食盐的环节放开，但生产的盐仍由政府统一收购，储存在盐场里，然后向商人批发。商人买到了盐，自由运往各地自行销售，不受限制。这样，产、运、销三环节全部由私人进行，国家只从购销的差价中获得税收，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刘晏还奏请罢免了各州县设置的对食盐的“过境税”，使食盐的生产和流通蓬勃发展。

另外，在距离产盐区较远的地方，刘晏下令设立常平盐仓，平时备盐，应对盐荒，避免盐商囤积居奇，哄抬盐价。他在主要产盐区设立13个巡院，在其他地区设立10个盐监，专办盐务，负责调研和执法。另外还在各交通要道设立几千个盐仓，储备食盐，哪个地方盐脱销，可以就近调运供应。

由于他的措施适应市场需求，唐朝盐税从第五琦时期的60万贯急剧上升到600多万贯，税收增加10倍，超过唐朝所有税收的一半。漕运经费、宫廷费用、军费、官员工资，都仰仗盐利所给。

刘晏创设的食盐间接专卖制，为以后各个朝代采用。从五代到宋，直至明清，虽有部分变动，但实质上一直是这个办法。

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刘晏在各地都设立了巡院，作为经济信息基地，并以高报酬招募大批善于奔走的信息员（当时叫“疾足”或“驶足”），传递经济信息。为此，还在巡院和京师之间设立了专门的驿站，负责接应信息员。此前，邮递由富人把持，送信算服徭役。穷人在服徭役期间送信，邮递效率很低。由巡院、驿站以及专业疾足送信，是刘晏对唐中期通信制度的改革。

各地生产态势、物资余缺、物价变化、气候异常、市场心理等等信息，都要通过疾足上报，以便采取措施，调剂余缺。刘晏据此发布命令，再由疾足传回各地执行，以保持供求平衡，物价稳定。

古代交通不便，不少地方和京城距离遥远，再“疾”的“足”，往返也要十天半个月。遇到粮食收获季节或灾害突然发生，政府买进卖出机不可失，怎么办呢？

刘晏自有奇招。

他责成交通方便的产粮州县，统计出最近几十年粮食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的历史数据。然后，把收购价格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为5等，把收购数量按从多到少的顺序也排为5等，这样产生了两排数字。这些数字上报议定之后，就作为各地政府收购粮食的依据，以便及时收购。

具体做法是，价格最贵的一等价格的粮食（高价），按收购量最少的第五等数量收购（少收）；反之，价格最低的第五等价格的粮食（低价），按收购量最多的第一等数量收购（多收）。第二等价格按第四等数量收购，第三等价格按第三等数量收购，第四等价格按第二等数量收购。收购要抢时机，不必等候批示。这样一来，在那些粮价低贱的地区，就能够把粮食尽量多收购到手。

这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模型在经济上的应用，有如后来华罗庚运用数学模型创立的“优选法”、“统筹法”。

这个在经验基础上产生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不但简洁明了，避免了繁复不清的讨论，而且符合地方实际，也有利于政府以最小的成本平抑物价，调控市场。

刘晏要求各地把收购数量逐日上报，由他汇总之后，按“避贵就贱、取近舍远”的原则调节安排。如果收购量不足，就让价低路近的地区增加收购。如已够数，就命令价高路远的地区停止收购。这样做，既掌握了市场规律，也能有效地保持物价（主要是粮价）稳定。在刘晏主持下，当时农产品市场大体实现了“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由于刘晏及时地掌握市场信息和各地气候情况，所以他常常能走在市场大波动和大灾害的前面，事先就采取了预警和救助措施，布置到位，使灾难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被当时人尊称为“神”。

唐代中叶的格林斯潘

所有沉迷于自己专业的天才人物，在冥思苦想中容易出现某种奇迹，刘晏也是如此。

他自称每时每刻都看到地上流着钱。他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钱引导到应有的归属方向，产生效益，利民利国。每当骑马上朝，他都利用路上空闲，用马鞭子指指画画进行筹算。天刚亮就开始办公，到深夜才停下来，放假也从不休息。

刘晏讲求效率，不管是紧急的问题还是不那么迫切的问题，都是当天处理完毕，绝不拖延积压。

刘晏慧眼识才，他提拔重用的大批人才如戴叔伦（唐代著名诗人）、包佶、陈谏等人，在经济上都能独当一面，颇有建树。

《旧唐书·刘晏传》说：“晏没后二十余年，韩洄、元秀、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继掌财赋，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其中，陈谏机警聪敏，过目不忘，后来成为顺宗时“二王八司马”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陈谏撰文推崇刘晏是管仲再现，称赞刘晏在极为混乱的局面下，细心研究每州每县经济状况，每当一个地方的灾情刚露苗头，就详细测算。结果，老百姓还没到最困难的境地，政府救灾措施已经下来了。刘晏的办法叫“常平法”，即丰年大量收购粮食，灾年以贱价在灾区出售。同时大量收购灾区杂货，再把杂货运到收成好的地方营销，而不是单纯采用无偿救济手段。这样，政府和民间都得好处，唐朝的经济复苏并发展起来了。

安史大乱，货币紧缺，金融一塌糊涂，京师几乎“人人铸钱”，恶币充斥，国家财政破产。刘晏掌管货币铸造发行权之后，允许江南人以物购物，然后把这些物品置换为铜，在当地监督铸钱。铸出来的钱成色非常好，大量运往长安及重要城市，增加了货币供应，币值稳定，物价下跌，良币驱除了恶币，刹住了民间私铸钱币之风。

刘晏的同代人陆羽写了《茶经》，但促进种茶业发展的却是刘晏。茶有丰厚利润，刘晏当政时却始终没有收税，除了少数官营茶场之外，大量民产茶仍采取间接专卖方法，搞活流通，刺激了茶叶生产积极性。刘晏死后，一些恶吏开始征收茶税并不断增税，不仅摧残了种茶业，而且逼得走投无路的茶农起来造反。

刘晏说：“理财须以爱民为先。”他在接掌经济大权之后，陆续免除了农村一些不合理的赋税。对于城市工商业，也实行减税政策。过去工商业的户税都要加重征收，刘晏在大历年间取消了这个规定，让工商业者和其他人户税税率相等，扶植了工商业发展。至于做好粮食储备调剂工作，平衡物价，防止谷贵伤民和谷贱伤农，更是他著名的功绩。安史之乱，人民死亡众多。从广德二年（764）刘晏接手办漕运开始，到大历末年（778），刘晏管辖的地区增加了90万户人口。那些不属于刘晏管辖的地区，户口就没有增加。

代宗广德二年（764），刘晏任户部尚书（掌管财政和民政事务的部长）。代宗大历四年（769）升任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员的选拔考核，相当于中组部部长），并与第五琦分别兼任不同地区的经济领导人。刘晏管辖8个道（地区建制，每一道相当于现在好几个省），范围超过大半个中国，为唐朝经济最发达地区。

刘晏的经历，既不是刀光剑影，也没有风花雪月，有人也许觉得索然。但是刘晏的一举一动，活生生地渗透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生活，决定着民众的饥饱贫富，因此又是那样具有生命力，并且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境界，闪耀着经济之美。

刘晏如同亚当·斯密一样，非常重视“看不见的手”。在盐务活动中，他放弃了强制性的官产官销，而是更多发挥私人和市场的作用。在漕运事业中，他不赞成强制性无偿劳役，把雇用制引入到国家经济事务当中，建立劳务市场，这在当时堪称慧眼独具。

刘晏更接近著名的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即更重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刘晏没有留下什么专门的经济著作，他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经济措施当中。就刘晏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格林斯潘在任期间对美国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办理元载大案买下杀身隐患

刘晏身居高位，朝中许多官员都是他的门生弟子或被他提拔起来的，可是他住的房子很小，没什么装修，家里也没有婢妾。当刘晏被诬陷致死，杨炎派人去他家抄家的时候，结果只有杂书两车，粮食几斗。满朝文武听说，不禁欷叹息。

刘晏被诬陷，还要从元载说起。在肃宗、代宗两朝连任宰相15年的元载，口才上佳，能力很强，可也贪欲无度，横行霸道。他搜刮民财，残害百姓，受贿卖官，贪污腐败。代宗大历五年（770），元载帮助代宗密谋剪除了大宦官鱼朝恩，自恃有功，更加恣意妄为。他包庇奸邪，陷害忠良，越玩越大，甚至发展到对代宗也时常欺负耍弄的地步，结果导致代宗痛下杀手，于大历十二年（777）三月逮捕了元载及其党羽，并任命刘晏为专案组组长。

办案结果，元载及其妻、子赐死。此时任吏部侍郎的杨炎，因与元载“亲重无比”，坐贬道州（湖南道县）司马（辅佐官员），这就与刘晏结下了梁子。

过去，刘晏和杨炎同在吏部，刘晏是杨炎的顶头上司。两人都是才子派头，盛气凌人，谁也不服谁，关系搞得很紧张。刘晏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排挤杨炎，也是两人结怨因素之一。

其实，代宗任命刘晏审讯元载，是借重刘晏的威望，并非刘晏与元载私人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实际上，刘晏在工作上还得到元载不少支持。但刘晏既受命担任专案组组长，不能不秉公办事。

史书称，刘晏担心元载势力庞大，特地要求代宗加派皇族李涵等5个大臣共同参与主持专案工作，以免将来落下什么后遗症。刘晏多了这个心眼完全必要。

代宗诛杀元载，本意要尽除元党，而元党名单中，杨炎赫然在第一位。正是由于刘晏上书代宗，建议分清首犯从犯，不能都处死刑，杨炎才得以活命，不然杨炎早就身首异处了。尽管如此，也没有防住杨炎日后的报复，这是后话。元载一除，朝野欢声雷动。当然，贬官途中垂头丧气的杨炎就不这么想了。

政敌杨炎初露锋芒

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刘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他对当时混乱异常的赋税制度，并没有提出改革。也许他办公桌上的问题堆积如山，顾不过来；也许他筋疲力尽，对赋税改革产生了畏难情绪？不管怎么说，这就为有志者进行改革留出一个巨大空间。而这项工作正是由杨炎完成的。

杨炎在新皇帝上台之后翻身。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去世，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八月，由于宰相崔甫力荐，杨炎在道州司马这个小官任上直接被提拔为宰相，这是历代都很罕见的事。

原来，在大历年间，代宗因宠爱独孤贵妃，曾企图废掉李适的太子地位，改立独孤贵妃所生的儿子李回为太子，因遭到元载极力反对，李适才保住了太子地位。李适当了皇帝，饮水思源，对元载充满感激，一上台，就破格提拔元载的亲信杨炎，后来还为元载平反。当然，李适在当太子的时候对杨炎的才华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是提拔的重要原因。

此时刘晏已升任尚书左仆射（唐代以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掌中央大权。中书省定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实施，三省平级。尚书左仆射是尚书省最高负责人，下辖吏部、礼部、户部、刑部等六部。唐中期之后，尚书左仆射地位降低，被排除出宰相行列）。杨炎出任宰相，刘晏见势不妙，提出辞职。德宗鉴于刘晏的能力及威望，竭力挽留，并扩大刘晏在经济上的管辖范围，刘晏实际上统管了全国经济工作。

杨炎一上台，初试锋芒震动朝廷，他的矛头首先指向皇宫内库的问题。

原来，我国自西汉以来，就建立了国家经费与皇帝私人费用分开的制度。唐朝初年也是如此，国家财赋都归入国库——左藏库保管，掌管国库的太府寺每季上报账目，由刑部下设的比部司进行核对，一点弊病也没有。

但安史之乱发生，全国一片混乱。当时第五琦负责经济工作，京师一些有实力的将领毫无节制地向国库索取财物，第五琦挡不住，就把国家财赋都运进皇宫里的大盈内库保存。皇帝觉得这样用钱很方便，也就没有再交出来。从此以后，国家财赋变成了君主私产，政府主管部门无法计算库存，而在大盈内库当差混饭吃的宦官却达到300人。

杨炎对德宗说：“财赋是国家根本，百姓的咽喉性命。代宗时期出于权宜之计，让太监掌管。结果太监就操纵国家权柄，大臣谁也不知道库存虚实，怎么能研究利害并制定政策呢？目前最急迫要解决的弊端就是这个。请求陛下把国家的税赋交出来，仍归有关部门掌管。至于皇宫所需费用，可以估计一下每年所需，照数供给就是了，绝不会少一星半点。现在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才好谈别的事情。”

刚上台的德宗颇想有一点作为，立即批准杨炎的奏请。

如此敏感棘手的问题，竟如此顺利解决，朝臣们吃惊的同时，都期待杨炎多干点好事，成为贤相。

两税法横空出世

杨炎受到鼓舞，第二天再次上奏，提出两税法，代替行之已久的租庸调法，这是牵涉千家万户的一件极重大的事。

唐初开始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至此已经150多年。

均田制：

16岁以上男丁每人分给100亩田。宅基地另按人口批给。

租庸调：

“租”就是地租。按男丁计算，每个男丁每年交玉米20斗或稻米30斗。

“庸”是劳役。每个男丁每年服劳役（无偿劳动）20天，闰月加2天。如果不去，可以交实物相抵，每天折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

“调”是缴纳手工业品。如蚕乡，每个男丁缴纳绢、绫、粗绸各2丈，棉3两。非蚕乡缴纳布2丈5尺，麻3斤。皇室贵族勋臣免交租庸调。

除租庸调之外，还有其他税费：

一、户税。唐初，按每户资产不同，把天下户分为9等，按等缴税。如大历四年（769），“上上户”每年交4000文，“下下户”交500文。

二、地税。每亩交玉米2升。

三、“杂徭”，又称“色役”、“资课”等。即为各级政府做各种杂务劳动，也可以用交钱替代。

四、代宗时还增设“青苗税”（田里冒出青苗即收税）。

五、各地政府及军阀巧立名目收取的税费。

租庸调的特点是“以丁为本”，不问资产。如果人没有了，就不好办了。

安史之乱导致农民大规模死伤逃亡。据《中国经济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大乱之前的玄宗天宝十四年（755），政府管辖人口5292万。到大乱尾声的肃宗乾元三年（760），管辖人口1699万，人口减少了3600多万，其中逃亡人数众多。均田制破产，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

杨炎的两税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来的。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政府量出制入，根据支出额度确定征税额度，一改过去一直是量入为出的财政制度，确定全国税额，摊派各地征收。

二、不分原住民和移民，一律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根据每家资产多少定出不同等级的户，确定应该缴纳的“户税”；再根据拥有多少土地，征收“地税”。各地田亩数字，大致以代宗大历十四年（779）的数字为标准，进行征收。

三、租庸调和所有其他税费全部废除。流动商人按其经营所在地，收1/30的税。

四、每年两次纳税，夏税在六月之前缴纳，秋税在十一月之前缴纳。正因如此，所以名为“两税法”。

五、两税一律用钱缴纳，个别情况也可以折收实物。

六、除两税之外，严禁另立名目征收其他税费，否则以“枉法”论处。

应该特别标举的是，在中国财政史上，杨炎之前和杨炎之后（直到近代），都是实行量入为出，只有杨炎提出了量出制入即量出为入。经济学界认为，像杨炎这样实行量出为入，才算是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财政制度。因为随着国家机器日益庞大，量入为出的原则无法适应实际需要。

有人说，对杨炎的评价要慎重。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国家直到19世纪末期才出现量出为入的原则，中国一直到近代的财政思想基本上也是量入为出，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换句话说，是杨炎的措施太超前，带有临时性。但是，毕竟杨炎在世界上最先提出了这一原则。

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评价说，仅这一点，就可以使杨炎在世界财政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杨炎提出的两税法，德宗又是立即批准，宣布自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起，正式实施两税法。

两税法收税对象是资产，扩大了纳税范围，减轻了农民负担，简化了税制，集中了纳税时间，方便了民众，增加了政府税收，政府也省去了一年四季不断催索，因此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新唐书·杨炎传》称赞两税法说：“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另外，杨炎主张，除了“田亩之税”仍以谷物缴纳之外，其余各税一律改为以货币缴纳。这说明，杨炎对货币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深刻认识。

当然，秦晖所说“黄宗羲定律”（简化税制之后再度发生乱摊派），这里是存在的。比如两税法实行3年之后，淮南（扬州）节度使陈少游在本地征收两税钱的时候，下令每1000文多收200文，其他地方纷起仿效。从此各地“悍将猾吏”老病重犯，乱摊派之风再度刮起，繁重徭役也重新抬头。德宗时期的大臣陆贽后来就曾批评两税法带来的弊端，但由于两税法较租庸调毕竟胜出一筹，所以从唐朝到明朝，大体上一直实行这个税收办法。

刘晏屈死，天下为之冤痛

一个平素还算理智的人，假如被复仇的欲望攫住了身心，那么他也会失去理智，陷入狂热。这种狂热又会导致他费尽心机，不择手段，玩弄诡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哪怕是既害了别人，又伤了自己，也管不了许多了。正如培根所说：“复仇之心胜过死亡。”

杨炎回朝，内心煽起的正是这样一种复仇的狂热，杨炎要收拾刘晏为元载报仇。但是刘晏政绩显赫，声望卓著，廉洁自律，怎样下手呢？杨炎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阴损的招数。他知道，德宗的心理痛点，就是他当太子的时候差点被废掉。早先朝内外曾传说，刘晏也参与了废太子的阴谋，但无实据。而只有抓住这一点，才能击中刘晏要害，使德宗对刘晏产生怨恨。除此之外，在政绩和道德上，做不了什么文章。

于是，在建中元年（780）正月，杨炎回朝仅4个月之际，他就布置心腹，在朝内外散布刘晏曾参与废掉太子阴谋的流言，作为铺垫。

当时，朝廷正乱哄哄地闹着为德宗寻找生母的大事。原来在安史之乱中，德宗与他的生母沈氏离散，沈氏后来没了下落，德宗一直记挂在心。登基之后，便派出诸多使臣四处寻找生母。一时间，颇有几个贪图富贵的老太太假冒沈氏前来相认，当场被一一识破，弄得德宗心绪不宁，神情黯伤。一天，杨炎上朝，正碰上寻找皇太后的副使、工部（负责重大工程营建及农林牧渔事业）尚书乔琳（相当于部长）向德宗汇报寻找沈太后的工作进展情况，德宗听得泪流满面。

杨炎见到机会来了，先流下两行泪水做忠厚状，然后跪下奏报：“想想陛下一家的事情，真是令人感叹万分！靠了祖宗神灵保佑，先帝和陛下的关系才没有被贼臣的阴谋所离间。现在有关贼子已经伏法，可是当初参与废掉陛下的刘晏依然还在。我身为宰相，没有让他得到应有处罚，真是罪该万死！”

德宗素好猜忌，这一下正好碰痛了他的旧伤，一下子沉默起来，面有怒色。

此时亏得几位大臣一个一个出言力争，劝德宗不要听信流言。他们说：“此事本系流言，况且时隔已久，陛下早就宽恕了流言牵涉的很多人，现在更不宜以飞词虚语定大臣之罪。请陛下明察是非，继续信任劳苦功高的刘晏。”

杨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随即上奏：“尚书省（刘晏负责的部门）是国家政治根本，近年来添了许多专使职务，分散了它的决策能力，现在应当恢复旧制，把盐铁、转运等事务划归到户部来管。”杨炎的真实意图是想逐步削减刘晏的权力。

德宗当即同意，就在正月里下诏，罢免了刘晏所兼的转运、租庸、盐铁、常平等诸使。刘晏从此不再负责经济工作。

杨炎又接着耍花招，他派人去查刘晏的经济账，借口有些账目对不上，在这一年二月，通过德宗，把刘晏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刺史。

杨炎为了置刘晏于死地，一不做，二不休，特地委派一向与刘晏不和的司农卿（掌管中央农业机构的高级官员）庾准担任荆南（地跨四川、湖南、湖北部分地区的行政区）节度使，当刘晏的上司，并授意庾准给刘晏罗织罪名。

庾准本来就投靠了杨炎，立即会意。他在荆南节度使任上向朝廷报告说，刘晏在忠州暗中交结一些谋反者，又企图扩大忠州军队，策划造反。

接到密报的德宗在这一年七月，秘密派遣宦官到忠州，绞死了66岁的刘晏。但德宗畏惧刘晏的声望，犹犹豫豫，过了19天，才下诏书公布刘晏死罪，并下令刘晏的妻子李氏、长子执经、次子宗经充军岭南。

就在6个月之前，德宗挽留刘晏时，还下诏表彰刘晏“悉心瘁力，垂二十年”。现在却给刘晏扣上一堆空洞的大帽子，诬称刘晏“性本奸回”，“恶迹彰闻”，“结聚亡命”，“力行无度”，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还有一件事，颇出乎德宗和杨炎意料之外，就是上文提到的抄家时，刘晏家里只有杂书两车，粮食数斗。刘晏长期主持全国经济，每年过手的钱物何止亿万？杨炎原以为通过抄家可以揭出刘晏腐败，没想到事情竟是这样，反倒证明刘晏是个清官。

刘晏屈死，全国震动。“朝野侧目，天下以为冤。”

诸多官员纷纷抨击杨炎手段狠毒。淄青（地跨山东、河南的行政区域）节度使李正己带头上书责问朝廷：为什么这样仓促地杀掉刘晏？刘晏的罪名是否经过仔细核实？现在全国都替刘晏喊冤，希望把他的家人迁回都城。

杨炎重蹈覆辙

李正己可不简单，他当时实力强大，朝廷颇有点怕他。唐中期之后，一些强悍的节度使寻找理由要挟朝廷的事屡见不鲜。杨炎一见李正己的上书，六神无主，生怕李正己和其他节度使借此向朝廷兴师问罪，一旦事情闹大，自己难免会被抛出来做替罪羊。于是，杨炎扣下李正己的上书，在头脑昏乱之中，未经仔细考虑，就急忙派心腹到各地活动，对各地节度使说是德宗主谋杀刘晏，我杨某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

德宗马上就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即派太监到李正己那里核实。太监回报说，杨炎确实是把责任推到了皇帝一个人身上。德宗大怒，觉得杨炎不忠。《资治通鉴》说：“上闻而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

德宗怎么处置杨炎呢？他先是提拔了一个叫卢祀的奸人当宰相，分杨炎的权。卢祀的祖父卢怀慎是玄宗时期著名宰相，父亲卢奕在抗击安禄山的战争中英勇牺牲，这是卢祀的政治资本。卢祀本人则极善于揣摩主子心意，因而被德宗看中，把他从御史中丞（监察部司局级官员）的位子上提拔为御史大夫（部长），10天之后提拔为宰相。

卢祀这人面貌奇丑。铁青脸又宽又短，微呈蓝色。鼻子扁平，鼻孔朝天，双眼距离超长。平常人两眼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眼睛的长度，他的双眼距离足有两个半长。卢祀眼睛的另一大特点是上眼皮和下眼皮几乎挨上，看上去只有一道细缝。你看不见他的眼神，他却能把你看个清楚。这一副尊容，真能把女人吓死，人们背后都称他为活鬼。再加上他没什么学问，不会写文章，大帅哥兼大才子杨炎两眼都不瞧他。

原来，自崔甫病重去世之后，杨炎一直独揽宰相大权，现在卢祀横插进来，指手画脚，自作主张，心高气傲的杨炎哪受得了这份气？仗着自己当朝###、才大气粗，不时跟卢祀争吵干仗。

但德宗此时已经失去了对杨炎的宠信，两人恶斗的结果是，建中二年（781）七月，德宗罢了杨炎的宰相职务，调他任尚书左仆射这个虚职，跟刘晏死之前的官职一模一样。杨炎又重蹈刘晏被排挤、被诬陷的覆辙。这样的巧合，难道不是历史的捉弄吗？此时距刘晏被杀才一年。

卢祀是什么人？《资治通鉴》说：“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谁要是稍微不附和他，就整死谁。这样一个巨奸大恶，身居高位，又有德宗宠幸，哪里放得过杨炎？

卢祀摸到了德宗的底牌，使出手段，查出杨炎曾利用宰相地位，迫使下级官员用高价买下自己的旧住宅，多拿了房价。这件事其实不至于判一个宰相死罪，但卢祀逼着判案官员无限上纲，对杨炎做出了“监主自盗，罪绞”的判决。

另外，更为险恶的是，卢祀还查出杨炎在长安曲江（西安市东南）建了一座祭祀祖先的家庙，这座家庙所在地是唐玄宗曾到过的地方。卢祀重点向德宗讲了后一件事。他说：“杨炎建家庙，专门看哪里有王气，这小子暗中是想当皇帝。”

卢祀这一番话，再一次触动了德宗的痛点和软肋。德宗立即贬杨炎为崖州（海南琼山）司马同正（不任司马实职，享受司马级待遇）。

杨炎还没有走到崖州，德宗的诏书就追下来了：“罪臣杨炎缢杀之。”55岁的杨炎就这样结束了生命，这是建中二年（781）十月的事。杨炎死后，就没有替他喊冤的了，这是作恶的报应。

余秋雨曾著文论述中国历史上的小人。卢祀自不用说，杨炎是不是小人呢？诸多古代史书说是，这些著作指杨炎除了提出两税法之外，其他“乏善可陈”。

当然，杨炎与卢祀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极大区别。杨炎对唐朝经济复苏做出了划时代巨大贡献，世界经济史上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卢祀呢？成天只是揣摩主子意旨，内斗整人而已。

杨炎的确是罗织构陷，报复心强，有小人的品性，他的道德规范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要杀一个四朝###、总理级大臣和指挥国家经济运行的台柱子，岂能私下个人说了算？在这个案子中，最大的责任人是德宗，最后赐死刘晏的命令就是德宗下发的诏书。德宗一时起杀机干掉刘晏，紧接着又杀杨炎，为什么？他是以此向天下做个交代，平息众怒。两次杀掉大臣，理由都不充足。中国历史上两个天才的宰相理财家，就这样草草死于非命，岂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应该说，德宗才是罪孽更大的小人。

德宗杀刘晏和杨炎，都是根据传说和虚报，这两个传说和虚报，恰好击中了德宗的痛点。这说明杨炎和卢祀这两人，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和精细的揣摩术，平地起惊雷，一发必中。同时也说明，心胸狭隘的德宗对于自己皇位的稳固性，有着超乎一般人想象的敏感。唐代安史之乱中，争夺统治权之战异常残酷，德宗的过敏，也是时代的产物。

唐代最高领导人产生机制的缺陷，导致了君臣两方面的人格变异。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体制的产物。正是专制的皇权，源源不绝地大批制造着小人，连皇帝本人也概莫能外。历史这只大手，正是这样捉弄着人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