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剑圣异界纵横全集:“临时工”：一个愤怒的字眼

“临时工”一个愤怒的字眼周至美
　　临时工，亦称“抄更”，一般是指企事业单位临时聘用的短期工人，也包含垄断行业里的非在编人员。        一般来说，临时工是用人单位降低企业成本的举措，这批人不需要完善的福利保障，也不享有和正式工一样的薪资待遇，比如代课老师。   　如同“有关部门”一样，我们这个国家的临时工处处存在，且潜伏于各个部门。但并非所有的临时工都是弱势的，比如拿文件怒砸百姓的女警临时工，脚踢孕妇的法院临时工，打人的城管临时工。在平日里，纳税人一点也分辨不出他们和正式工的区别，但在出事后，他们冷暖自知般的身份才被拎出来，大白于天下。        甚至，临时工大有蔓延全球的趋势。日前，英超豪门曼城队主教练的儿子因为罢赛，竟然也被宣布为“临时工”。只是不知道这是否是我们输出的价值观之一？　　但，中国的“临时工”显然有着更为广阔的涵义。百度百科关于“临时工”的第三层涵义是：“每次事故的替罪羔羊”。与其说是网民延伸了这层涵义，倒不如说是“有关部门”赋予了这一群体如此重大且尴尬的“使命”。　　相比较“强势”的临时工，公共事件中的这些弱势临时工也引人侧目，如央视大火中的押运员，上海大火中的电焊辅助工等。　　当然，“有关部门”没有说错，他们的确是临时工。但“有关部门”却从未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临时工”这个词引起网民如此大的愤怒？为什么在每一起公共事件发生后，网民总会猜测“是不是临时工干的呀”，而且命中率如此之高？　　就在截稿之际，这个群体又增加了40名保安同志，他们在合力打死一名少年之后，马上就被昆明方面宣布临时工。对此，我们无话可说。 江西女警“发飙”后，其他临时工也被炒了新快报记者 曹晶晶 发自江西修水

小蒋素描。
　　“他们好比壁虎的尾巴，有风险就甩出去，回头还能再长出来。”　　“这个世界病了。”　　这是离家出走的女警小蒋在人人网上的日志标题。　　9月19日上午9时，一篇题为《修水县城南派出所女民警发飙打人，丑态被拍！》的帖子出现在“九江论坛”上。发帖者称，自己的朋友梁女士在给小孩子办理户口时，“女民警服务态度不好。朋友抱怨了一下，结果警察开骂了。”　　这段时长20多秒的视频显示，“发飙女民警”两次奋力将桌面上的文件朝梁女士掷去，边扔边骂，随后被其他民警劝离现场。在场的小朋友被吓得哇哇大哭。这一视频很快被一些论坛首页转载，引起网民热议。　　仅仅两个小时后，修水县公安局回应，已将“发飙女警”、义宁派出所户政员蒋某予以辞退。更引人关注的是，“蒋某为聘用人员，并非在编警察”，也就是说，又是一名被辞退的“临时工”。　　“如果没出这件事，小蒋考过公务员后，就能当正式警察了。”小蒋的前同事遗憾地说。　　当这一处理结果公布时，公众的视线敏感地集中到了“临时工”的身份上。　　临时工是个一度被边缘的群体，拿的工资福利最少，干的活最多最累。如今“临时工”的释义更多了一条：“每次事故、灾难的主人公。”大火是临时工放的，暴力执法是临时工干的，“中华脊梁”费用是临时工收的……　　有网友说：“他们好比壁虎的尾巴，有风险就甩出去，回头还能再长出来。”　　为什么出事的总是“临时工”？　　为了找寻答案，记者近日走访了江西修水县。　　“伤害和打击早已结痂”
　　在修水县公安局宣布辞退小蒋的当晚，小蒋哭着离家出走了，至今不知去向。　　她曾经的同事说，有人在九江见过她。　　9月21日，小蒋的消息从人人网上传来，她发表了一篇日志。标题是：“这个世界病了。”　　“2011年9月21日，离事发已经一个多月了，心中受到的伤害和打击早已经结痂。我深知我的亲人，朋友，领导，同事，接到这样的诬告心都在滴血。”　　“我对他们感到抱歉，我的领导，他也为难，他最清楚我和小余（当时在场的同事）一天上班的状况。一边是上级对他的压力，一头是舆论的压力，他是所长，他要说公道话，不幸的事，整个事件受伤的好像是我们。我家人，给我打电话，说所长去找了他们，他说着说着，眼眶都红了。这件事情，上上下下伤了多少人的心。”　　“我们都是受害者”　　而事件的另一方梁女士在此前的采访中曾告诉新华社记者，发帖人并没有征得她本人的同意。　　直到19日，梁女士才得知小蒋被辞退的处理结果。　　她说：“我其实早已经不在乎这件事了。”　　面对记者的采访，她反复说：“其实我们双方都是受害者，希望这个事情尽快过去。”　　对于小蒋的出走，梁女士也有些担忧，她说：“我不希望她有什么事，如果那样，自己也会过意不去……”　　但被单位辞退的小蒋显然没有办法平复下来。　　她在日志里写道：“我和我的家人已经做好了起诉的准备，你们最好带着你们那段剪辑好的视频来对簿公堂。”　　偏离的职业轨道　　被全民网络人肉，被舆论指责，被单位辞退，只有23岁的小蒋在想些什么？　　记者在人人网上联系上了小蒋，小蒋婉拒了采访。　　不过，她并未将自己与世界隔绝。　　9月30日，她更新了人人网的状态：“我很随和。很骄傲。很容易情绪化。会为一部电视剧，一篇文章泪流满面。我不美丽。不倾城。不温柔。不淑女。我只是个平凡女孩。我会有任性发小脾气的时候。也会斤斤计较。也会小心眼。我也会哭……”　　打开她的相册，里面多数是她留着短发，俏皮的单人照。时而做“90”后标准的“卖萌”状，时而对着镜头温柔一笑……　　小蒋就读于江西司法警官学院。在学校里，漂亮的小蒋可算得上是风云人物。　　根据当时的资料显示，小蒋于2007年9月加入院团委广播站，任广播站播音组组长。警院之声《音乐故事》节目创始人。2008年，主持过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挑战主持人》总决赛。　　带着这些荣誉与风光，毕业后的小蒋于今年2月到修水县义宁派出所工作，职务是户政员。　　义宁派出所的一名警官说：“如果没出这件事，小蒋会参加公务员考试，等过了考试，就会成为正式警察了。到时，就算不是在我们派出所，也应该会在九江市的公安系统里了。”但“发飙”事件，让她意外偏离了职业生涯的预定轨道。　　事发当天，这位警官也在场，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　　他说，情况并非和视频上的完全一致。“在小蒋扔东西以前，那个办事的女子因为办理的材料没带齐，已经骂了快半个钟头了。因为在头一天，为了完整地准备好所需材料，她已经专程到派出所向小蒋咨询过，因此，梁女士认为是小蒋工作没做好。”　　其他临时工也被辞退　　9月19日上午10时，发帖后仅1个小时，修水县公安局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对视频中的“女民警”予以辞退，对当时在场的民警进行通报批评。　　修水县公安局局长刘松表示，以后各派出所和服务窗口一律使用正式民警做户政员，临时人员只做辅助工作。同时，在全局户政员中开展教育整顿活动。　　而身处事件漩涡中心的义宁派出所更是不平静。　　事件波及到义宁派出所的其他几名“临时工”。　　在辞退小蒋之后，派出所还将所内其他几名临时工也辞退了。这几名临时工也都是做窗口服务工作的女性。　　“为什么女性临时工都做窗口服务？”　　义宁派出所的警官说：“在窗口服务的警察每天面对很多不同的人，人一多，事情一急，总会有一些矛盾产生。之前，派出所招的好几个临时工，都是女性，一般认为，女性会更耐心一点、温和一点，所以，就让女临时工做窗口工作。她们的待遇不高，比如小蒋，每个月只有500多块。”　　几百块的工资不利于保证临时工的服务质量　　“段郎说事”，江西警方赫赫有名的微博王也说起了小蒋。　　“段郎”名叫段兴焱，是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纪委副书记。小蒋的视频上网后，很多网友在微博上转给段兴焱看。段兴焱也连发了4条微博评论此事。　　近日，记者就“临时工”的话题采访了段兴焱。　　段兴焱说，公安确实有部分工作人员是非在编人员，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协警。出现这个情况主要是因为警力短缺。协警不具备公务员的身份，所以，单位的用人成本就比较低。　　“有一种说法，正式警察不愿意去干辛苦的基层服务工作，所以才会派大量的临时工去面对一线老百姓？”　　对此，段兴焱说：“我不能否认某种程度上，呆在机关里的警察多了点，也就是大家说的机关里‘人浮于事’，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的警力不够，基层警察的数量偏低。”　　比前一种说法更为严重的指责则是：“现在社会上出事的都是‘临时工’，政府部门有推脱责任之嫌？”　　对于这种说法，段兴焱说：“是协警出问题就是协警的问题，是正式警察出问题就是正式警察的问题。之前，也有很多警方的负面新闻，也是正式警察造成的，警方也不会否认。我的理解是，事实求是，不能为了掩盖问题，就将正式工说成是临时工。”　　不过，段兴焱也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做一些改进：“要加大对公安部门的投入，现在很多基层派出所经费保证不了，正式警力的编制又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只能使用协警。但协警的待遇比较低，很多人都只有几百块的工资，这种工资水平确实不利于保证他们的服务质量。”  他“押运”的烟花，烧了“大裤衩” 新快报记者 周至美 发自湖南浏阳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2010年12月20日下达的不起诉决定书（部分）。
　　央视大火案中的“押运员”彭堂忠：一个货真价实的临时工　　每个人的第一次都是值得回味和铭记的。家住湖南浏阳的乡下人彭堂忠在他短短26岁的人生中，有一些第一次却是他不愿意回忆的：　　他第一次乘坐飞机是2009年5月底，目的地是北京的看守所；　　他第一次当“押运员”是送烟花，那车烟花却烧掉了“大裤衩”（央视新址）。　　听说元宵那场大火时，彭堂忠只淡淡地说了四个字：“关我屁——事。”　　但他还是被抓了，并被关了近九个月。　　临时上任的“押运员”　　彭堂忠也记不清楚到底是几号了，大约在2009年正月初八、初九那两天，作为湖南省浏阳三湘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员工，他原本是准备去廊坊执行燃放烟花任务的。　　他在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刘发国（央视大火案中的一名被告，目前在长沙服刑）手下多年来一直担任着勤杂工的角色：销售、下单、跟单、检查，以及所有老板吩咐的杂活。　　他从十五岁就开始在烟花公司工作了，浏阳这座有着1400年烟花历史的城市，将这个优势一直牢牢保持着。这里的很多产业都和烟花爆竹有关，这里每年的烟花爆竹销量达200亿元以上。像彭堂忠这样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干的活或多或少都会扯到烟花上。　　烧掉央视新址的那车烟花载着浏阳市三和物流公司的司机和彭堂忠首先抵达河北廊坊永清县。官方文件称，“没有危险货物运输押运员资格的彭堂忠对该车进行押运”。　　彭堂忠的确没有押运证，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做押运的工作，他甚至连“押运任务应该是由烟花厂还是物流公司执行”这个问题都搞不懂。他只知道，只要不违法，应该听老板的话。　　“刘发国说，你反正要去廊坊，干脆和一辆烟花车一起去吧，这样也能省下一张火车票。我想也是这个道理。你说，我不听老板的，我听谁的？”彭堂忠说。　　他带上一张运输证就搭上了这趟开往廊坊的顺风车。他坐在驾驶室的最大理由是：可以省下一张火车票。　　后来，他把货物送到廊坊，就留下来准备执行其他的燃放任务了。他跟车的那批烟花最终被运进北京。七里八里（湖南方言，意思是啰嗦，也可指一堆七七八八的事情）之后，这批烟花“超额完成了任务”：在元宵节的夜空下光彩夺目绽放后，烧掉了“大裤衩”。　　“‘大裤衩’被烧，关我屁事”　　“大裤衩”被烧时，彭堂忠当时在廊坊为客户燃放烟花，这是他此行的正经事。他的哥哥告诉他“出事了”。　　“关我屁——事。”彭堂忠事后回忆此事时，淡淡地说。　　在家乡话中，“屁”这个字要拖一个长长的音，使用阴平声调读出来，最后一个“事”字要使用平舌音读出来，然后轻轻放下，戛然而止：“关我屁——事。”　　不过，这差点关他“屁事”。　　接下来几天，他依旧在廊坊为客户燃放烟花。对他来说，百里之外北京发生的事情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说他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倒是有。他感觉刘发国要出事。　　他猜对了这头，没猜对那头：他自己也被抓了。　　“到了5月底，公安打电话要我去浏阳一家酒店，我就去了。晚上就坐飞机去了北京，直接进了看守所。”彭堂忠说。　　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连机票钱都没付。当初为了省钱，没有买一张火车票，选择了搭顺风车去廊坊，现在不用花钱就可以乘坐飞机了。　　他下了飞机就直接进了看守所。他的哥哥此前在看守所住了21天，彭堂忠也做好在里面吃住二十天的准备。　　但显然，这次他不走运。到了年底，彭堂忠已经住了七个月了。他觉得，“完了，我要坐牢了。他们关了我六个月都没放我出来，我肯定要被起诉，然后肯定要坐牢。”　　记者诧异于一个初中文化水平的彭堂忠怎么会了解这个法律知识。　　“关在一个屋子里的，有几个经常进来的，还有律师。我们天天聊天，就知道了。”彭堂忠身体前倾，摊开双手。　　尽管每个进看守所的理由各有各的不同，但进去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愿望——走出去。“什么发财啊、住高楼啊，都不想了。一个人在看守所的唯一愿望就是走出去。”　　后来他没有被起诉，一同幸运的还有浏阳三和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智勇。作为央视大火案的难兄难弟，他俩至今维系着不错的关系。　　等待中的被动人生　　1985年出生的彭堂忠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像巴西人笔下的那个维罗妮卡一样，他26岁的人生很多是在被动的等待中度过的。　　他没有去过幼儿园，直接上了小学，然后就等待放学的铃声，回家后等待吃饭。他小学的成绩并不好，父母也没有过多的责备，从未打骂过他。　　在等待着一年年的期末考试和升级后，他跨入中学，然后按照学校定好的编制和计划，等待着一个又一个证书的取得。　　他没有多少特别的爱好，也不像其他小孩子追求某一方面的炫耀。他偶尔在游艺厅打一种叫做“恐龙岛”的游戏，但没有上瘾。　　初中毕业之后，彭堂忠就等待亲戚长辈给他介绍工作。在浏阳乡下，做的工作总会与烟花有关。他从小作坊开始干起，一步步进入这个行业。　　他的主要工作是与销售有关。他过年后会领到大约2万元的年薪，然后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等到一个个新年到来的时候，他从父母那里领取漂亮的新衣服。他计算着自己的年龄，等待“该结婚的时候”，等亲朋好友介绍一个好对象，然后就等有个“崽”（湖南方言，孩子）喊他“爸爸”。　　生活却在他24岁的时候卡了壳。　　被抓后，看守所里唯一值得他等待的，就是走出去。眼看无望，他开始等着被起诉。他最后等到了被取保候审，被释放，然后等待回家的火车。　　彭家的人也在等待，等他回来。　　2010年的春节对彭家来说，与其说他们在等待春节的到来，不如说等待春节快快结束。年前，彭堂忠的父亲就得到通知说，儿子要出来了。他四处打听，得到消息说国家机关在过年时不上班，恐怕要等到年后。　　一块石头始终在彭家的嗓子眼悬着，这下子可以吞到肚子里了。彭堂忠的父亲不敢急切地向上面询问儿子的情况。他要耐心地等待春节结束，等待儿子回来。　　2010年春暖花开的日子，彭堂忠回家了。他躲过了浏阳闷热漫长的夏天和阴冷的冬天，但也没有享受到北京的美丽深秋。　　再也不做“押运员”　　尽管彭堂忠在2010年2月21日就被取保候审出来，但直到当年12月20日，他才正式接到检察院送达的《不起诉决定书》。在此期间，他随时都可能被起诉，他一直忐忑不安，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在他的头上。　　被拘留的九个月期间的紧张，以及随后的十个月随时等待被起诉的忐忑不安，比起这张纸来说，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他分析着这份决定书的措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这就是说，我还是有错的，只不过不大，不构成犯罪。”          他查看了一些法律法规后，对一个问题既充满期待、又满含怯懦。“我应该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吧？”他小心翼翼试探性地说。　　他在去年结了婚。老婆不因他曾被拘留而有异样的眼光，觉得他“人好”。彭堂忠开朗、乐观。“他不与人争吵，还经常在家里担任调解员的角色。”他的父亲说。　　如今，他在国庆节前一周当上了父亲，现在正在女儿的两个备用名字之间发愁。　　现在彭堂忠家里四世同堂，一家11口人住在一起。他拉起了网线，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也会留意一下新闻，不过他并没有注意到，网上曾有评论为他喊冤。不过，他注意到很多好玩的事情，他知道上个月江西修水县的那个发飙的女警。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临时工。现在不是流行这个吗？”他哈哈大笑，笑声持续了接近十秒。　　尽管他在浏阳三湘烟花厂干了四年，那里的人都认识他，但他从来不在公司编制的名单里。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临时工”。　　他从未主动向老板提起“签署一份合同”的想法，他和老板之间的契约主要是通过口头承诺和心理认同维系的。　　国庆节期间，他去给朋友新开的小超市帮忙，也干一些杂活。　　不过，他说，他再也不会去干“押运”的工作了。 我们都是临时工■新快报记者 郭晓燕/文 新快报 记者 孟祝斌/图 发自广州
　　

　　茶色书桌，液晶电脑，厚厚一沓文件，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格子”。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某区分局产权地籍科的10个办公位，“装备”完全一致。唯一的差别是，其中五张桌子上有“牌子”，另外五张没有。　　巴掌大的牌子上写着姓名、职务，这唯一的差别，把办公室里的10个人隔成了不可逾越的两个世界——公务员和临时工。　　陈嘉希（化名）是10人中的一员，他没有牌子。　　他说，他缺少的不仅仅是一块牌子，除了牌子，还有很多小细节在不断提醒他，“我是临时工”：　　突然一天，办公室里“有牌子”的公务员集体“消失”，事前毫无征兆，原来是“公费”旅行去了；安排好的工作，在得知他是临时工后，会突然收回，偶尔还会安慰一句：“这个责任你担不起”；送文件的跑腿工作，永远属于临时工；节日期间的饭局倒是不会少了临时工，因为要帮领导“顶酒”……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评论时称，“文革”后期，我们国家很少有临时工。所有人都有固定身份，不是公社社员，就是单位的职工，只有城市街道企业的人有点含糊，但也不能说没单位。但今天，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临时工”的时代，到处都是“临时工”。　　没有统计数据能告诉我们，中国究竟有多少临时工。　　在陈嘉希所供职的单位中，临时工所占的比例高达50%。　　第28级“公务员”　　陈嘉希，广东汕头人，2007年8月从一个“二流”大学本科毕业，“万金油”专业——中文。　　“这样的‘条件’，我居然想当官”。他说，当时在他看来，当上公务员就距离当官不远了，也正是这个想法让他浪费了两年时间。　　通过朋友搭朋友的关系，他才得到了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某区分局招聘临时工的面试机会。那天的面试他珍而重之，特意花了一千多元买了一套西装、再配上一双擦得发亮的皮鞋，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保险经纪。和他一同面试的还有两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生，也是正装而来，看得出花了不少心思。　　相比三人的隆重其事，那场面试显得十分潦草。5分钟结束，只问了名字、学校和专业，其实这些在简历上写得清楚明了。但一周后，三人都顺利成了临时工，月薪1800元。　　当时的产权地籍科总共10人，公务员和临时工各占一半。　　上班的第一天，陈嘉希特意上网百度了一下“公务员”三个字。印象最深刻的解释是，在中国，公务员分为27个级别。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原来我排在第28级。”　　但那时，他并没有感受到两种身份的区别。茶色的书桌，液晶电脑，厚厚的文件，一个属于自己的“格子”，“公务员有的，我们都有。”　　除了一块“牌子”。　　陈嘉希最先感受到的区别是从办公桌上的小摆设开始的，他说，“有‘牌子’的‘格子’一般比较温馨”。　　一盆绿意盎然的仙人掌、一个卡通台历、一张全家福，有人甚至搬回了一台迷你饮水机。而没有“牌子”的桌子上，除了来不及扔的旧报纸和散乱的文件外，空空如也。甚至桌子的主人也是来去匆匆。　　他常常自嘲，“我是这间办公室里最“忠诚”的临时工。”半年时间内，和他一同面试的两个女孩已经相继辞职。他还来不及为离别惋惜，两个更年轻的已经填补了空缺。　　公务员集体“消失”，毫无征兆　　半年后，一个倾盆大雨的清晨，陈嘉希顶着一把被挤歪的伞出现在办公室时，马上感觉到气场不对。　　公务员和平日里被“看得起”的临时工集体“消失”，事前毫无“征兆”。　　偌大的办公室里，只有几个不受“重用”的临时工。“不是已经过了上班时间吗？”他的问题很快有人响应，几个临时工开始凑在一起，肆无忌惮地议论。　　一周后，公务员们再次出现，但对于那段“消失”的时光闭口不谈。　　“纸包不住火，早在他们离开的第二天，我们已经打听到，他们公费旅游去了。”　　“轻松、失落、忐忑，那个清晨的感觉挺复杂。”他已经不记得这样的早上来来回回过多少次，只能安慰自己，至少领导不在，可以敷衍度日。但让他想不通的是，平时生活中，早已和他们成为朋友的公务员们，为什么没人来给他们通个气，“是怕我们难过吗？”　　这时，每天繁琐细碎的工作，就更让他感到无趣。　　除了在办公室里“打杂”，办公室外，也还有一堆工作等着像他这样的临时工负责：陪领导应酬，帮领导“顶酒”。　　“最夸张的一次，一晚喝了五种不同颜色的酒。”那个晚上，究竟是怎么回到每月800块租金的小黑屋里的，他始终没想起来，唯一有记忆的是，门好像是被自己撞开的，里面空无一人，他躺在床上一边哭一边吐。　　“领导再找我时，还必须义无反顾，因为这是领导看得起我。在政府单位，‘看得起’意味着能享受更多福利。最直接的就是，作为受‘重用’的临时工和他们一起‘消失’。”　　逐步破灭的“跳板”　　往后的日子里，陈嘉希更深刻地体会到，更挫败的不是福利没享受到，而是“不被信任”。　　平日里，别的科室忙不过来，总会直接“抓丁”。　　那次，一个新来的公务员给他分配了整理拆迁档案的任务，做到一半时，一个陌生的领导突然找来，“原来你不是公务员啊！怎么不早说，这个你不用做了。”　　陈嘉希回忆说，大概是当时自己落寞的眼神，让领导意识到了什么，认真解释了一通，说这样的工作是长期的，临时工流动大，这项工作需要负担的责任，不是临时工能担的……　　这一切仍然不足以动摇陈嘉希的“当官梦”，因为还有一点“曙光”。一年两次的公务员考试，分局事业编制的招聘考试，这些都是越过那块“牌子”的“跳板”。　　领导也一次次地说，在分数同等的条件下，会优先考虑尽忠职守的临时工们。　　为此，每天下班后，他总会捧着厚厚的书籍埋头苦读，把所有的委屈化作动力。8个月后，他迎来了第一次“曙光”——公务员考试。但在报考时，他却突然发现，这个单位招考公务员有限制，必须是建筑工程专业，或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换句话说，他根本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唯一能改变命运的，只剩下是分局事业编制的招聘考试。　　在陈嘉希工作满一年后，这个机会才终于到来。然而高分通过笔试后，他才惊觉，原来几乎所有考试的临时工都能通过笔试进入面试。“但每次只有一到两个的事业编制职位，给谁？就看谁的关系“硬”了。　　这一次，他的“幻想”终于彻底破灭了。　　也有值得留恋的地方吧　　每天早上8点半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双休，每月仅需交50元就可享受伙食非常好的自助午餐。“其实这份‘苦逼’的工作也有值得留恋的地方吧！”最后，还是一场同学聚会为他下定了决心。　　每次同学聚会总会谈论薪酬。有的同学在做销售，月入5000；有的同学在大学里当图书管理员，同样月入5000。而我，每月1800元，生活窘迫。　　“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尽管如此，大家还是羡慕我，走上了成为公务员的‘捷径’。”　　“但那一次，当同学在开玩笑恭维我即将当上局长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笑话。”第二天，陈嘉希就递交了辞职信。　　直管的科长开始还劝他留下，可是话说了一半，就打住了，“你走吧，希望你能有更好的前程。”　　“我懂他的矛盾，一方面，我对他交代的工作早已得心应手，说是爱将并不为过，他当然不希望我走。但两年的相处，在感情上，他比谁都清楚，我不过是个临时工，而且这种命运是他无法改变的，离开对我或许才是最好的。”　　如今，陈嘉希在深圳某事业单位工作，月入7000元。他说，自己未来的目标是做生意当老板，“但是现在不行，因为要先养养，身子‘喝坏’了。”　　政府不会让临时工“顶包”　　那天，陈嘉希突然说，有句话能帮我发在报纸上吗？“千万别甘心永远当临时工，幻想破灭，就赶快离开吧！人是有惰性的，别再浪费青春了。”　　显然，这个长达两年的“临时工”身份，并没有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随口问：“三鹿事件里挤奶的是临时工，央视大火里搬运烟花的是临时工，上海静安大火里的电焊工是临时工，最近的江西发飙女警，官方也说她是临时工……为什么出事的都是临时工？你呆的两年里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他看着我笑。　　“我知道这事儿，江西女警也挺可怜的，她这才是彻底没希望了。但我不认为政府会让临时工‘食死猫’（顶罪）。起码，我在政府部门没见到这样的事。那段日子让我了解到，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政府不作为，只是历史遗留问题太多，一时半会解决不了，我们应该多给点耐心。”　　那天采访结束时，陈嘉希在百度中键入“临时工”三个字。百度词条显示：“临时工，亦称抄更。每次事故、灾难的主人公。临时工一词，心中的痛。”他对着蓝色的电脑屏幕，无声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