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谜prissana2015:保持愤怒——一个知识分子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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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愤怒——一个知识分子的标本
作者：曹维清 2011-04-16
萨拉马戈享有世界声誉，不仅仅是因为他突出的文学成就，而且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保持着特立独行、追求正义、不畏强权、敢于说话的思想和行为。他把这个时代的一切不公和不义作为他的终身敌人加以不遗余力的猛烈抨击，不管这些不公和不义是来自教会、政府、社会、时代还是历史。
萨拉马戈出生贫寒，一生向左。他反对军政府，反对独裁，反对教会，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反对布什和布莱尔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反对任何政府对任何文学作品的任何审查，反对伪善的和吃人的资本主义，反对全球化，把资本全球化斥之为新极权主义和跨国公司控制下当代民主的失败。
1968年欧洲左翼运动消退以后，大批左翼知识分子纷纷退党，萨拉马戈却于次年冒险加入地下葡共。1989年后，国际共运陷入低谷，他仍然不肯退出，并至死保持共产党员的身份。他说，共产主义信念于他如同雄性激素，纯然发自骨肉深处。“我是一个受荷尔蒙驱动的共产党员。”他在去年告诉BBC记者，“我体内有荷尔蒙，让我长胡子和别的东西，也让我成为共产党员。改变？凭啥！我会觉得羞耻，我不想变成别的什么。”
什么是共产党员？萨拉马戈说，就是“有批判力的公民”。他又说，“包括作家在内的当今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成为评论员，无论现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如此，是把矛头对准其所置身的时代的评论员，原因是，尽管今天的年代可能是最好的年代，但总是有必要以批判的方式看待之。”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小说新作不断，并热心网络，投身Web2.0,开设blog,亲笔撰写，更新频繁，视之为开展政治批判、倾斜道德怒火的快捷工具。
由于他的左翼倾向，萨拉马戈在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都大受欢迎，但在美国，由于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和无神论立场，往往被知识界和主流媒体视为异类。2002年3月，他因在约旦河西岸公开将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城市拉马拉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而受到强烈批评后，便更被主流所疏远。当时国际作家议会（IWP)委派了一个八人作家代表团，其中有萨拉马戈和中国诗人北岛，前往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考察，萨拉马戈是其中最直言和愤怒的一个。他说：“此地所发生的一切是犯罪，足以与在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发生的事相提并论。除去时间地点上的不同之外，这就是同样的罪行。”很少有哪个想在美国卖书、授课、讲演的作家敢如此公开抨击以色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009年在以色列发表的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感言《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村上春树在这次面对以色列同时也是面对全世界的演讲中将处于强势的以色列比作一座墙，将处于弱势的巴勒斯坦比作鸡蛋，他说，“在一座高大坚实的墙和与之相撞的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我们要将真相从现实的掩体中诱出，”“将真相带到新的地方。”“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面临着一堵高大坚实的墙，这堵墙的名字叫做‘体制’”。“如果一个小说家无论什么原因，站在墙的一边来创作，那么他的作品价值何在？”）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斯特评论萨拉马戈说：“他是个容易发怒的人，这很好，因为他总是跟那些混账东西过不去。”对于萨拉马戈来说，这个时代充斥着太多的混账东西。
1997年3月，萨拉马戈受他的代表作《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中译者范维信教授的邀请访问中国，出席其小说《修道院纪事》中译本首发式，他告诉中国听众，希望死后在他的墓碑上刻上如下文字：“这里躺着一个愤怒的人。”之所以愤怒，因为他认为，“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残忍是人类的发明”，“当权者专横，把一部分人排斥在社会之外。”他写作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而是要把令人愤怒的社会现象写出来，让人们去思考。愤怒的后续词是揭露、批判和反抗。
反观中国，虽然到处充斥着令人愤怒的种种社会现象，但知识界却缺少萨拉马戈这样敢于或愿意仗义执言、表达愤怒的知识分子。他们把中庸之道、多元主义、宽容主义甚至犬儒主义拿来作为所谓的现代意识，他们虽然不乏太多出于个人私利的哀怨，但就是缺少出于社会公德的义愤。更有想方设法靠拢体制，抛却良知、对强势集团摆头摇尾的聪明人。面对不公仗义执言，具有社会责任和历史抱负的古典精神已经荡然无存。鲁迅式的“不随和”，“不回避”，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的精神已难觅踪影。“愤青”也早已成为一个语带讥讽的贬义词。去年，《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篇李敖的专访，记者的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我有一种悲观的预想，未来的世界，也许还可能产生野心家和枭雄，但这种文士兼豪杰的知识英雄，却将越来越少。一个波澜壮阔的古典时代，快要谢幕了。”当全球知识分子渐渐被体制和消费主义磨钝了锋芒、降低了荷尔蒙水平的时候，像萨拉马戈这样的老愤青尤其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