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鬼泣3但丁:传统中医学的经验性（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4:26:04
一、从理性上来分析
用认识水平上的历史差异来说中医由原来的先进科学型，反而走向了迷途的经验道路，这个结论可能还有人不服，下面我理性地再从四个方面来进一步说明其中道理。
一，中医的经典著作本身就有一定的主观经验性。
中医的几部经典理论著作，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知识水平的局限，人们对自然与人体的物质结构、功能、运动状态和变故等的认识，全都只能靠人的直接感觉、亲身实践和事后的思考来求知的，虽然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少不了主观经验的揣测、感悟、推断。中医所借鉴的自然哲学观和当时的一些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几乎都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又尤其是哲学思想就更是如此。如气论，阴阳观，五行观等等，这些既是中医的最基础的理论，同时也是当时的自然哲学观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和知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是先进的和科学的，是当时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但是，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认识，这些表示物质东西的基本概念，究竟如何理解，就有问题了。关于气的存在的解释，我至今仍没有看到过一篇具有严格现代科学意义的理论文章或实验报告来论证它。就以气来说，仅从字典上查，气这个概念的解释很多，归纳一下应是三类，一是哲学概念；二是中医学的概念；三是各类具有相似性客观现象的通用概念，如天气、云气类；气味类；人的精神气象类，包括勇气、朝气、暮气、小气等等，就是没有自然科学的概念。至于气体的解释，说它是没有固定形状和体积，能自发充满容器的物质。这一解释明显是指自然现象中的云雾之气，或物质散发出来的气味等等。这种气的概念能否解释万物皆气中的气，这就是问题所在。至于阴阳也是如此，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的材质概念就更是如此。我说它本身就有一定的主观经验性，就是因为没有经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验的验证或科学理论证明，以证明它们完全的客观性，从而在基本上能成为整个学术界的共识。
在中医的基础理论中，我们在更为具体一点层级中来找，有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等等，这些学说也都主要是来自于经典。在经典中，我这里仅用《内经》与《难经》两部书来说，就以它们成书大约都在秦汉时期左右，这样它们距今也约有2000千多年历史了，这些来自于《内经》与《难经》中的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经过了这么长的历史发展，发展到今天仍没有多大根本性的变化。五脏六腑，全身经络，这些古人早就有的关于人体的生理结构的认识，到今天人们似乎还是这样认识的。现在中医学认为，藏器学说和经络学说，不能用现代西医的解剖学来认识，因为它们是功能系统。就算是这样，也需要努力地去寻求一个具有现代严格科学意义的科学解释，不能还是用古人的话来诠注，而现在中医的学术研究正是这样显示着，所以中医学就难免逃脱不了经典中本身就具有主观经验这个窠臼。
二，从中医现在仍坚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就可看出中医的认识属性仍属经验
现在讲中医特性的文章中，大部分人都已认识到中医的认识论是整体观和系统观，其方法为演绎为主导。所谓演绎，这种逻辑思维的特点是从一般到个别，从公理到要认识的对象，即用公理、原则去解释我们暂不知道的相对应的各类现象。本来我们认识事物都是通过大量的经验事实，从中归纳分析上升为理论，达到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让主观符合客观。而中医的认识却不是这样，它是要让客观事物现象来符合主观已确定的原则，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要用既定的理论去说明现象，或所见到的经验事实，这就是中医现在认识论的主要倾向。就是这样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决定，所以才使得中医发展几千年来，直到今天，大家都始终围绕几部公认的经典著作转的最根本原因。因为这些经典就是中医界的“圣经”，是中医养生治病的最高理论原则；是中医理论的基础；也是中医发展的指导思想。因此，一个有含养的中医大家，他就必须是满腹经纶，能诵经背典，又是一个能应用发挥的能手。
用经典理论来解释人体健康和疾病现象，古人曾是那样做的，因为经典就是当时古人从大量治病经验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还能完全地照着这样做吗？癌症是什么，一位老中医说：生癌就像生“瘰儿”。我这里暂不评价这种“取象类比”的正确与否，我只想说，像生“瘰儿”（中医疾病的一个名称），这种“瘰儿”是否就能使人们认识清楚现代的癌症？如此类比，这样的认识水平不是经验又是什么？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现代中医应该用现代科技来丰富自己的学术体系了，再不能只在原地上踏步了，应该用现代科技来推进中医事业的发展，来丰富自己的学术体系。
由于几部经典成书时间较早，限于当时的文化背景；限于当时保存、传播手段的不足；限于连年战火和人事更替的影响，因此能保存下来的这些经典，难免有错，再加上一些传播者的文化水平的差异，在传抄中也会产生各种纰漏。因此，历来在这种文化传播和保存中，就必然要出现古文献中的校勘、训诂、整理、注释等等的文字加工工作。又由于各人文字功力和文化水准的差异，做这些工作所得出的结果也会因人而异。前面讲了，几部经典本身就有一定程度的主观经验性，现在又因每个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差异，由此做出的校勘、训诂、整理、注释等，是否都能符合客观事实，当然不能，因而其主观经验性就更是在所难免了。这是其一，这还只是对经典的一个初步的认识。
其二，对经典著作做出更为深奥意义的领会理解，然后各人又用自己的体会去解释现实生活里人们的养生、保健、疾病治疗，又会怎样？我这里以医学史上金元时期四大家的争论为例。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溪丹等四个当时晓有名气的医家的各自主张，各搞一套。需知，他们四个人本来都是经典的崇拜者，其中大都以《内经》和《难经》为主，有的还包括《伤寒论》。如刘完素，他独好《内经·素问》，与书朝夕不离，爱不释手，最后他根据自己亲身的医疗实践，总结出他的一个医学道理，即：百病皆因火热引起，体内阴寒不足，因此治此病必须用阴寒药物。由于他的独有看法，所以后人就称他为“寒凉派”。张从正也是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著作中悟出一个道理，即，百病皆起于邪，因此治病必要去邪，即所谓“邪去而正安”，由于他常用汗、吐、下三法，所以后人称他为“攻下派”。后面的李杲和朱丹溪也同样是如此，在熟读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李杲从经典中悟出了“人以胃气为本”，在治疗上应以温补脾胃为主，所以人们就叫他为“补土派”（注：土代表脾）。朱丹溪在经典上悟出的是人们常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是病源所在，所以治疗应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人就称他为“养阴派”。
这四家之言，他们都是以经为典，从各自的从医经验中悟出来的道理，你能说他们的学说都是百分之百符合客观实际的吗，因而是一种科学道理吗？，我认为绝对不可以。当然不可否认有它一定的客观性，但也不可否认其主观经验性的内容，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学说不可能得到较为普遍的共识，有的甚至遭到激烈的反对，如其中寒凉派和养阴派的遭遇就是如此。如明代张介宾就十分反感这两派，认为人体中的真阳真火为生命之“大宝”，经常呵护它们尚嫌不足，怎能滥用攻伐，岂不害人。
三、中医的学术倾向有重实践轻理论的偏向
我这样说是因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太薄弱，要说它的厚重，就在有几部有一定份量的经典著作，以及后人不断地校勘、整理和注释，舍此外就没有其它。近些年来，在改革开放的的影响下，中医的现代化好像有人在迈出步子，但仍不见起色。也没能引起普遍的重视。
其实经典，除了它的经典意义外，其中仍有不少的问题存在，如命门与相火，三焦问题，这些古代就在争论的问题，至今仍不解，三焦与命名这些古人认为的生理组织，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古人没能弄明白，今天仍不明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命门为藏精系胞之物，……为生命之源，相火之主，精气之府”。既然如此重要，古人没这个能力，今人，在西医包括西方文明已进入中国后，为什么不能用现代科技手段，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进行科学的研究？三焦为“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同样如此之重要，为什么不进行研究？中医中的理论问题远不如此，如经络问题、藏腑的功能态问题、伤寒与温病问题、六经辨证问题，还有更为基础的气、阴阳和五行的问题等等，这诸多的问题，古人未能弄明白，今人也未能弄明白，都还只能从经典里去寻求答案。虽然古人有注释，但又各有说法，你是听谁的？为什么在现代科技的条件下，我们不能去破译它们，做出一点现代化的科学解释。
我说重实践轻理论，就是指这，没有人去理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医界，虽然著书立说众多，在书库里林林总总，各种类中医书籍和资料总不下上千种，这么多的文章都在做些什么样的学问呢？我粗略地归纳了一下，不外是如下三类：其一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校勘、训诂、整理、注释等算是一大类；其二是学习心理体会类，这一类有不少。为什么会很多，因为大家都感到学中医很难，难就难在它有无比深奥的道理，它不像西医那样，有一整套让你明白的知识道理，还有相应的一整套相适应的医疗技术和设备等等，学习者可以按部就班地一一都能学到手。中医不是这样，中医得靠熟读经典，靠名师的口传心授，学中医全靠一个悟性。心悟非常重要。所以有些名家出道了，经验丰富，他们也就必然会在成就感的冲动下写出自己的从医心得。其三就是许许多多的医案，即临床的经验记录和总结。
在这三类书籍中，除了第一类是属纯理性的之外，其余两类都与医者从医的实践经验有关，又尤其是第三类。 从整个医学界来说，临床经验，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都是十分重视的。但两者比较起来，中医尤甚。为什么？，因为西医在整个临床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一套可学到、可操作的具体方法摆在那里，首先是要不要急救，然后是诊断、治疗、预后康复。整个临床过程，一个高明医师就靠这些可操作的一套套具体方法，或者说医疗模式行事。医生只要座在医案上，拿出诊断措施，开好处方就行了，旁边有护士助理用现成的物理的、化学的各类手段方法，帮你处理，包括提供生理参数，进行现场的物理的或化学的治疗等。因此，所谓临床经验，有的西医师压根就不与理会。
传统的中医就不是这样，和西医相比，中医很重视临床经验，因为它没有现行可学、可操作的一套套诊疗方法，在诊疗期间，它全靠医生与患者接触，通过“四诊”、辨证施治，用心来思考后才得出结论：是何病证？用何治则？确定第一处方。后面的处方，当然是用药后，见状再定。 中医十分重视“四诊”，十分重视辨证施治，一个高明医生，他必然会因人、因事、因时、因地等作出全面周详的考查，在了解病情基础上，然后辨证施治。而且这种辨证施治不仅是用于诊疗的起始阶段，而是要贯通整个医疗的全过程，它包括第一处方要不要化裁变通，还有第二处方和复方的运用，在方剂学上和用药上，要做的学问也很多，而且这些又没有固定的程式，它是因各个医生的经验而定，就是《伤寒论》那些经典方，到了有经验的医生手里，他们也会因需要而千万化的。这就充分说明：一个中医师的优劣，在除了掌握必要的医理外，经验丰富性是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所以现在医学界，普遍地认识到，中医的另一特点是医生眼里的个别化，没有西医那种群体化的工作模式，即每个患者都不尽同，没有千篇一律的模式可寻，要因人、因事、因时、因地来区别对待。辨证施治是唯一的手段，而且这点做得越是精细，其治疗效果就必然要好，这是中医一个长处。
“福兮祸所伏”。好的另一面又存在严重的不足，有区别地对待患者，这是中医一大优点，但中医不好学，中医师要做好很难。为什么，就因为中医经验太多，理性知识成分太少。仅凭学院里那点知识，要想在中医里出道，我认为不是一件易事。而一些名老中医，他们一生就在经验中泡着，压根就没有去冲击理性的欲望，大不了晚年会写点心得和医案之间类留给子孙，所以经验传播，口传心授，仍是现在要想学好中医仍然有效的途径。
四、中医学的发展只强调继承，没有强调创新，这是它陷于经验性的又一原因
一部中医发展史的，它的走向脉络十分清楚，这就是：驾轻就熟走老路，守传统，在经典世界里寻求发展，这种几乎与世隔绝，完全在经典世界里，以经注经，以典释典地学术倾向，必然要陷于主观经验循环，找不到突破口的怪圈。我们就经络学说为例，人体的经络学说，就现在所知，最早应是来源于《内经》，到后来有《难经》，晋代皇甫谧编出《针灸甲乙经》，随代杨上善著有《黄帝内经明堂》，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谈有《明堂三人图》，北宋王惟一编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代李时珍著有《奇经八脉考》，张介宾在《类经》中，张志聪的《灵枢经集注》中，他们都有有关经络学说的研究，到后来，写这样书的人并没有断，还在陆续地出现过许多这类著作，在图书馆书架上琳琅满目的经络书籍就是证据。我认为，每个人只要有懒心去翻翻每本著作，你就会发现，从古至今，经络学说理论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我可以这样夸张地说，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没有多大的变化，更谈不上有全新内容突破性的发展。这诸多的经络学说著作，所不同，就是每个作者著书的角度和主观经验感受会有区别，个别经验性是其主要的特色。经络学说是很有实用性的，在治疗上如能准确应用，很见成效，也很神奇，但就是发现不了它存在的综迹。用现代科学的观念来说，没有科学实验的验证，包括实物存在的验证，数学模式的描述等，因而其学说的表达必然要靠经验来描述，这种描述由于缺乏具体可感性和精确性作为依据，因而其学说就不具有整个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而是存在着难免的主观经验性、偶然性和模糊性。
再以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书中的伤寒一病来说吧，对伤寒这种病的认识，最早出自于《内经·热论》中一段话：“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在后面的的《难经》中又有另一种说法：“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后人因此称伤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很显然五种伤寒之说就是广义的，其中之一的伤寒则是狭义的。
此后，从魏晋至宋，伤寒论都基本上是处于传承阶段。史上可见第一传承人为魏晋时期的太医令王叔和，首先是他将流传于民间的《伤寒论》整理成书，使之才有可能流传至今。以后唐代的孙思邈，宋代的庞安时、朱肱、许叔微、成无已等医家，他们也都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或不同方面介绍张氏的《伤寒论》。《伤寒论》的宣传、介绍、传播，并不止于宋，到了明清时期是一高潮，围绕《伤寒论》著书立说的人更多，这种势头一直到近现代都没有终止过，如张锡纯，恽铁樵、陆渊雷、刘渡舟、钱超尘、陈亦人等等还有许这样的学者，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在做。这众多的学者，勤于笔耕，围绕《伤寒论》虽然各做各的文章，虽然各有心得，但“孙悟空始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在一个原点上起舞弄身影，但总是在一个差不多的空间中动，就不可能有突破。
真的有所创新和发展，是在明清之际才开始。明代的吴有性，清代的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等人就是代表，他们创立了不同于伤寒论的温热病论，认为“温热病及瘟疫非伤寒”，而是一种温热病，如叶天士就专门著《温热论》一书，书中还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新理论，因而在治疗方法上也与《伤寒论》大有不同。而到吴鞠通时，他又立新论，他在他的《温病条辨》中提出“三焦辨证”学说，似乎与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又有所不同。
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温病学说是不是就是一大创举，有新的突破呢？从医学史上的反映来看，并非如此，温病学说说新又不新，创立者从吴有性到吴鞠通，虽各有各的说法，这些“创新”并非是一个全新的学术脉络令众人叹服。限于中医学术根本思想方法上的局限，这种“创新”不可能有更大的突破，继承传统，在传统里兜圈子仍是主流，“创新”仍要受到抑制，而且这种“创新”也带有很大成分的主观经验性。所以吴鞠通的《温病条辨》虽然相对成熟，但他的学术思想仍不可能，也不敢大越雷池一步，因而，陈旧的老问题仍然存在，所以不能服众。温病学派的创立，在同时代中就有许多反对者们反对此说，而且反对还异常的激烈。反对者们压根就不承认温病学说的意义，认为温病派大有离经叛道，异端邪说的意思。如与吴鞠通处于同一时期的反对者陆九芝就认为：温病就在伤寒中，根本没有另立门户的必要。在这场伤寒与温病之争中，导至在治疗处方上，也大相径庭，因而就有“经方”与“时方”之争。所谓“时方”，即非《伤寒论》的用方，如温病学派的用方。代表伤寒“经方”一方的反对者们，认为“时方”用药杂乱无章，没有疗效，唯有伤寒经典的处方才是唯一正确的。如反对者徐灵胎在他的《医贯眨·伤寒论》中就说：“仲景伤寒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连加减个把字都不行，还能允许另立处方，可见门户之见差距甚大。虽然徐灵胎比吴鞠通出生稍较早一些，但徐灵胎这种固守传统的思想，在中医学的发展中是有代表性的。
由此可见，伤寒论的医学水平，从最基本的理论上说，它仍停留在1800年前左右张氏学说的水平，进展是不明显的，所以它仍属是一种传统的学术水平，与现代医学相比，其主观经验性是明显的。
用认识水平上的历史差异来说中医由原来的先进科学型，反而走向了迷途的经验道路，这个结论可能还有人不服，下面我理性地再从四个方面来进一步说明其中道理。
一，中医的经典著作本身就有一定的主观经验性。
中医的几部经典理论著作，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知识水平的局限，人们对自然与人体的物质结构、功能、运动状态和变故等的认识，全都只能靠人的直接感觉、亲身实践和事后的思考来求知的，虽然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少不了主观经验的揣测、感悟、推断。中医所借鉴的自然哲学观和当时的一些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几乎都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又尤其是哲学思想就更是如此。如气论，阴阳观，五行观等等，这些既是中医的最基础的理论，同时也是当时的自然哲学观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和知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是先进的和科学的，是当时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但是，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认识，这些表示物质东西的基本概念，究竟如何理解，就有问题了。关于气的存在的解释，我至今仍没有看到过一篇具有严格现代科学意义的理论文章或实验报告来论证它。就以气来说，仅从字典上查，气这个概念的解释很多，归纳一下应是三类，一是哲学概念；二是中医学的概念；三是各类具有相似性客观现象的通用概念，如天气、云气类；气味类；人的精神气象类，包括勇气、朝气、暮气、小气等等，就是没有自然科学的概念。至于气体的解释，说它是没有固定形状和体积，能自发充满容器的物质。这一解释明显是指自然现象中的云雾之气，或物质散发出来的气味等等。这种气的概念能否解释万物皆气中的气，这就是问题所在。至于阴阳也是如此，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的材质概念就更是如此。我说它本身就有一定的主观经验性，就是因为没有经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验的验证或科学理论证明，以证明它们完全的客观性，从而在基本上能成为整个学术界的共识。
在中医的基础理论中，我们在更为具体一点层级中来找，有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等等，这些学说也都主要是来自于经典。在经典中，我这里仅用《内经》与《难经》两部书来说，就以它们成书大约都在秦汉时期左右，这样它们距今也约有2000千多年历史了，这些来自于《内经》与《难经》中的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经过了这么长的历史发展，发展到今天仍没有多大根本性的变化。五脏六腑，全身经络，这些古人早就有的关于人体的生理结构的认识，到今天人们似乎还是这样认识的。现在中医学认为，藏器学说和经络学说，不能用现代西医的解剖学来认识，因为它们是功能系统。就算是这样，也需要努力地去寻求一个具有现代严格科学意义的科学解释，不能还是用古人的话来诠注，而现在中医的学术研究正是这样显示着，所以中医学就难免逃脱不了经典中本身就具有主观经验这个窠臼。
二，从中医现在仍坚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就可看出中医的认识属性仍属经验
现在讲中医特性的文章中，大部分人都已认识到中医的认识论是整体观和系统观，其方法为演绎为主导。所谓演绎，这种逻辑思维的特点是从一般到个别，从公理到要认识的对象，即用公理、原则去解释我们暂不知道的相对应的各类现象。本来我们认识事物都是通过大量的经验事实，从中归纳分析上升为理论，达到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让主观符合客观。而中医的认识却不是这样，它是要让客观事物现象来符合主观已确定的原则，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要用既定的理论去说明现象，或所见到的经验事实，这就是中医现在认识论的主要倾向。就是这样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决定，所以才使得中医发展几千年来，直到今天，大家都始终围绕几部公认的经典著作转的最根本原因。因为这些经典就是中医界的“圣经”，是中医养生治病的最高理论原则；是中医理论的基础；也是中医发展的指导思想。因此，一个有含养的中医大家，他就必须是满腹经纶，能诵经背典，又是一个能应用发挥的能手。
用经典理论来解释人体健康和疾病现象，古人曾是那样做的，因为经典就是当时古人从大量治病经验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还能完全地照着这样做吗？癌症是什么，一位老中医说：生癌就像生“瘰儿”。我这里暂不评价这种“取象类比”的正确与否，我只想说，像生“瘰儿”（中医疾病的一个名称），这种“瘰儿”是否就能使人们认识清楚现代的癌症？如此类比，这样的认识水平不是经验又是什么？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现代中医应该用现代科技来丰富自己的学术体系了，再不能只在原地上踏步了，应该用现代科技来推进中医事业的发展，来丰富自己的学术体系。
由于几部经典成书时间较早，限于当时的文化背景；限于当时保存、传播手段的不足；限于连年战火和人事更替的影响，因此能保存下来的这些经典，难免有错，再加上一些传播者的文化水平的差异，在传抄中也会产生各种纰漏。因此，历来在这种文化传播和保存中，就必然要出现古文献中的校勘、训诂、整理、注释等等的文字加工工作。又由于各人文字功力和文化水准的差异，做这些工作所得出的结果也会因人而异。前面讲了，几部经典本身就有一定程度的主观经验性，现在又因每个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差异，由此做出的校勘、训诂、整理、注释等，是否都能符合客观事实，当然不能，因而其主观经验性就更是在所难免了。这是其一，这还只是对经典的一个初步的认识。
其二，对经典著作做出更为深奥意义的领会理解，然后各人又用自己的体会去解释现实生活里人们的养生、保健、疾病治疗，又会怎样？我这里以医学史上金元时期四大家的争论为例。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溪丹等四个当时晓有名气的医家的各自主张，各搞一套。需知，他们四个人本来都是经典的崇拜者，其中大都以《内经》和《难经》为主，有的还包括《伤寒论》。如刘完素，他独好《内经·素问》，与书朝夕不离，爱不释手，最后他根据自己亲身的医疗实践，总结出他的一个医学道理，即：百病皆因火热引起，体内阴寒不足，因此治此病必须用阴寒药物。由于他的独有看法，所以后人就称他为“寒凉派”。张从正也是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著作中悟出一个道理，即，百病皆起于邪，因此治病必要去邪，即所谓“邪去而正安”，由于他常用汗、吐、下三法，所以后人称他为“攻下派”。后面的李杲和朱丹溪也同样是如此，在熟读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李杲从经典中悟出了“人以胃气为本”，在治疗上应以温补脾胃为主，所以人们就叫他为“补土派”（注：土代表脾）。朱丹溪在经典上悟出的是人们常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是病源所在，所以治疗应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人就称他为“养阴派”。
这四家之言，他们都是以经为典，从各自的从医经验中悟出来的道理，你能说他们的学说都是百分之百符合客观实际的吗，因而是一种科学道理吗？，我认为绝对不可以。当然不可否认有它一定的客观性，但也不可否认其主观经验性的内容，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学说不可能得到较为普遍的共识，有的甚至遭到激烈的反对，如其中寒凉派和养阴派的遭遇就是如此。如明代张介宾就十分反感这两派，认为人体中的真阳真火为生命之“大宝”，经常呵护它们尚嫌不足，怎能滥用攻伐，岂不害人。
三、中医的学术倾向有重实践轻理论的偏向
我这样说是因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太薄弱，要说它的厚重，就在有几部有一定份量的经典著作，以及后人不断地校勘、整理和注释，舍此外就没有其它。近些年来，在改革开放的的影响下，中医的现代化好像有人在迈出步子，但仍不见起色。也没能引起普遍的重视。
其实经典，除了它的经典意义外，其中仍有不少的问题存在，如命门与相火，三焦问题，这些古代就在争论的问题，至今仍不解，三焦与命名这些古人认为的生理组织，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古人没能弄明白，今天仍不明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命门为藏精系胞之物，……为生命之源，相火之主，精气之府”。既然如此重要，古人没这个能力，今人，在西医包括西方文明已进入中国后，为什么不能用现代科技手段，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进行科学的研究？三焦为“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同样如此之重要，为什么不进行研究？中医中的理论问题远不如此，如经络问题、藏腑的功能态问题、伤寒与温病问题、六经辨证问题，还有更为基础的气、阴阳和五行的问题等等，这诸多的问题，古人未能弄明白，今人也未能弄明白，都还只能从经典里去寻求答案。虽然古人有注释，但又各有说法，你是听谁的？为什么在现代科技的条件下，我们不能去破译它们，做出一点现代化的科学解释。
我说重实践轻理论，就是指这，没有人去理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医界，虽然著书立说众多，在书库里林林总总，各种类中医书籍和资料总不下上千种，这么多的文章都在做些什么样的学问呢？我粗略地归纳了一下，不外是如下三类：其一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校勘、训诂、整理、注释等算是一大类；其二是学习心理体会类，这一类有不少。为什么会很多，因为大家都感到学中医很难，难就难在它有无比深奥的道理，它不像西医那样，有一整套让你明白的知识道理，还有相应的一整套相适应的医疗技术和设备等等，学习者可以按部就班地一一都能学到手。中医不是这样，中医得靠熟读经典，靠名师的口传心授，学中医全靠一个悟性。心悟非常重要。所以有些名家出道了，经验丰富，他们也就必然会在成就感的冲动下写出自己的从医心得。其三就是许许多多的医案，即临床的经验记录和总结。
在这三类书籍中，除了第一类是属纯理性的之外，其余两类都与医者从医的实践经验有关，又尤其是第三类。 从整个医学界来说，临床经验，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都是十分重视的。但两者比较起来，中医尤甚。为什么？，因为西医在整个临床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一套可学到、可操作的具体方法摆在那里，首先是要不要急救，然后是诊断、治疗、预后康复。整个临床过程，一个高明医师就靠这些可操作的一套套具体方法，或者说医疗模式行事。医生只要座在医案上，拿出诊断措施，开好处方就行了，旁边有护士助理用现成的物理的、化学的各类手段方法，帮你处理，包括提供生理参数，进行现场的物理的或化学的治疗等。因此，所谓临床经验，有的西医师压根就不与理会。
传统的中医就不是这样，和西医相比，中医很重视临床经验，因为它没有现行可学、可操作的一套套诊疗方法，在诊疗期间，它全靠医生与患者接触，通过“四诊”、辨证施治，用心来思考后才得出结论：是何病证？用何治则？确定第一处方。后面的处方，当然是用药后，见状再定。 中医十分重视“四诊”，十分重视辨证施治，一个高明医生，他必然会因人、因事、因时、因地等作出全面周详的考查，在了解病情基础上，然后辨证施治。而且这种辨证施治不仅是用于诊疗的起始阶段，而是要贯通整个医疗的全过程，它包括第一处方要不要化裁变通，还有第二处方和复方的运用，在方剂学上和用药上，要做的学问也很多，而且这些又没有固定的程式，它是因各个医生的经验而定，就是《伤寒论》那些经典方，到了有经验的医生手里，他们也会因需要而千万化的。这就充分说明：一个中医师的优劣，在除了掌握必要的医理外，经验丰富性是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所以现在医学界，普遍地认识到，中医的另一特点是医生眼里的个别化，没有西医那种群体化的工作模式，即每个患者都不尽同，没有千篇一律的模式可寻，要因人、因事、因时、因地来区别对待。辨证施治是唯一的手段，而且这点做得越是精细，其治疗效果就必然要好，这是中医一个长处。
“福兮祸所伏”。好的另一面又存在严重的不足，有区别地对待患者，这是中医一大优点，但中医不好学，中医师要做好很难。为什么，就因为中医经验太多，理性知识成分太少。仅凭学院里那点知识，要想在中医里出道，我认为不是一件易事。而一些名老中医，他们一生就在经验中泡着，压根就没有去冲击理性的欲望，大不了晚年会写点心得和医案之间类留给子孙，所以经验传播，口传心授，仍是现在要想学好中医仍然有效的途径。
四、中医学的发展只强调继承，没有强调创新，这是它陷于经验性的又一原因
一部中医发展史的，它的走向脉络十分清楚，这就是：驾轻就熟走老路，守传统，在经典世界里寻求发展，这种几乎与世隔绝，完全在经典世界里，以经注经，以典释典地学术倾向，必然要陷于主观经验循环，找不到突破口的怪圈。我们就经络学说为例，人体的经络学说，就现在所知，最早应是来源于《内经》，到后来有《难经》，晋代皇甫谧编出《针灸甲乙经》，随代杨上善著有《黄帝内经明堂》，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谈有《明堂三人图》，北宋王惟一编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代李时珍著有《奇经八脉考》，张介宾在《类经》中，张志聪的《灵枢经集注》中，他们都有有关经络学说的研究，到后来，写这样书的人并没有断，还在陆续地出现过许多这类著作，在图书馆书架上琳琅满目的经络书籍就是证据。我认为，每个人只要有懒心去翻翻每本著作，你就会发现，从古至今，经络学说理论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我可以这样夸张地说，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没有多大的变化，更谈不上有全新内容突破性的发展。这诸多的经络学说著作，所不同，就是每个作者著书的角度和主观经验感受会有区别，个别经验性是其主要的特色。经络学说是很有实用性的，在治疗上如能准确应用，很见成效，也很神奇，但就是发现不了它存在的综迹。用现代科学的观念来说，没有科学实验的验证，包括实物存在的验证，数学模式的描述等，因而其学说的表达必然要靠经验来描述，这种描述由于缺乏具体可感性和精确性作为依据，因而其学说就不具有整个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而是存在着难免的主观经验性、偶然性和模糊性。
再以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书中的伤寒一病来说吧，对伤寒这种病的认识，最早出自于《内经·热论》中一段话：“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在后面的的《难经》中又有另一种说法：“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后人因此称伤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很显然五种伤寒之说就是广义的，其中之一的伤寒则是狭义的。
此后，从魏晋至宋，伤寒论都基本上是处于传承阶段。史上可见第一传承人为魏晋时期的太医令王叔和，首先是他将流传于民间的《伤寒论》整理成书，使之才有可能流传至今。以后唐代的孙思邈，宋代的庞安时、朱肱、许叔微、成无已等医家，他们也都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或不同方面介绍张氏的《伤寒论》。《伤寒论》的宣传、介绍、传播，并不止于宋，到了明清时期是一高潮，围绕《伤寒论》著书立说的人更多，这种势头一直到近现代都没有终止过，如张锡纯，恽铁樵、陆渊雷、刘渡舟、钱超尘、陈亦人等等还有许这样的学者，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在做。这众多的学者，勤于笔耕，围绕《伤寒论》虽然各做各的文章，虽然各有心得，但“孙悟空始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在一个原点上起舞弄身影，但总是在一个差不多的空间中动，就不可能有突破。
真的有所创新和发展，是在明清之际才开始。明代的吴有性，清代的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等人就是代表，他们创立了不同于伤寒论的温热病论，认为“温热病及瘟疫非伤寒”，而是一种温热病，如叶天士就专门著《温热论》一书，书中还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新理论，因而在治疗方法上也与《伤寒论》大有不同。而到吴鞠通时，他又立新论，他在他的《温病条辨》中提出“三焦辨证”学说，似乎与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又有所不同。
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温病学说是不是就是一大创举，有新的突破呢？从医学史上的反映来看，并非如此，温病学说说新又不新，创立者从吴有性到吴鞠通，虽各有各的说法，这些“创新”并非是一个全新的学术脉络令众人叹服。限于中医学术根本思想方法上的局限，这种“创新”不可能有更大的突破，继承传统，在传统里兜圈子仍是主流，“创新”仍要受到抑制，而且这种“创新”也带有很大成分的主观经验性。所以吴鞠通的《温病条辨》虽然相对成熟，但他的学术思想仍不可能，也不敢大越雷池一步，因而，陈旧的老问题仍然存在，所以不能服众。温病学派的创立，在同时代中就有许多反对者们反对此说，而且反对还异常的激烈。反对者们压根就不承认温病学说的意义，认为温病派大有离经叛道，异端邪说的意思。如与吴鞠通处于同一时期的反对者陆九芝就认为：温病就在伤寒中，根本没有另立门户的必要。在这场伤寒与温病之争中，导至在治疗处方上，也大相径庭，因而就有“经方”与“时方”之争。所谓“时方”，即非《伤寒论》的用方，如温病学派的用方。代表伤寒“经方”一方的反对者们，认为“时方”用药杂乱无章，没有疗效，唯有伤寒经典的处方才是唯一正确的。如反对者徐灵胎在他的《医贯眨·伤寒论》中就说：“仲景伤寒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连加减个把字都不行，还能允许另立处方，可见门户之见差距甚大。虽然徐灵胎比吴鞠通出生稍较早一些，但徐灵胎这种固守传统的思想，在中医学的发展中是有代表性的。
由此可见，伤寒论的医学水平，从最基本的理论上说，它仍停留在1800年前左右张氏学说的水平，进展是不明显的，所以它仍属是一种传统的学术水平，与现代医学相比，其主观经验性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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