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方赤命x琴缺风隼 甜:贺龙传（二）

 
贺龙传（二）第六章　转战大江南北
 
   　　东下鄂西　　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来到鹤峰，向前委传达了中共鄂西特委要红四军与鄂西红军在洪湖地区会师的指示。这时，鄂西地区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周逸群在那里领导地方党组织和各支小股游击武装，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由于领导正确，政策得当，群众发动深入，鄂西地区已经建成了相当规模的根据地。各级政权、党、团组织以及群众团体已相当健全，并且创建了近6000人的红六军。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条件也比较好。贺龙听到周逸群在短短两年里在鄂西搞出这样一个红火局面，十分高兴，当即决定，率领红四军东下洪湖。行前，贺龙和前委对湘鄂边地区的工作做了具体安排，由汪毅夫代理前委负责人兼鹤峰县委书记，统一领导桑植、鹤峰、五峰、长阳、宣恩5县工作，留下1个独立团和贺英领导的游击队，共同坚持湘鄂边的武装斗争。　　贺龙预计在松滋、公安一带与鄂西红军会师。在接近渔阳关时，受到川军第二十六师3个团和长阳、五峰团防的堵截。贺龙考虑到敌人重兵据险，强攻伤亡必大。倘久攻不下，引来附近敌军便更加被动。因此，即率红四军折向五峰，袭占县城，消灭了该县团防，拔除了五峰、鹤峰边界的反动堡垒采花团防，肃清了长阳枝柘坪一带土匪武装，帮助长阳县恢复了红军独立团，将它改称独立五十师，尔后返回鹤峰休整。贺龙第一次东下虽然未能到达洪湖，却在五峰、长阳一带消灭了多股极反动的团防武装，开辟了部分根据地，恢复了长阳革命武装，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扩大了影响。　　三、四月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一触即发，长江流域各省国民党军主力大都陆续北调，形势对扩大红军和发展根据地极为有利。贺龙抓住这个时机，于3月20日再次率红四军东进。首先在五峰消灭了臭名远扬的孙峻峰部团防，建立了五峰县苏维埃政权。4月底，进至松滋境内，正准备肃清当地反动武装，建立革命政权，敌军独立第十四旅1个团及附近各县团防2000余人来犯，贺龙率红四军转往澧县地区。敌独立第十四旅和石门、澧县、松滋等县团防纷纷追堵。贺龙决定先集中兵力打击最凶恶的石门团防，力求歼敌一股。于是一面散布红军要攻打公安的假消息，以迷惑敌军；一面连夜急行军50余公里，奔袭驻土地垭的石门团防。经7个小时激战，将其击溃，毙伤敌人甚多，生俘70余人，缴枪100余支。战后，为了安顿伤员，整理部队，贺龙再次率军返至五峰县境。一周以后，贺龙率红四军第三次东下，准备占领公安县城探明鄂西红军情况，再定行止。但因敌人决堤放水，敌军又尾追而来，贺龙乃率部转到澧县境内，击溃了来攻的第五十二师1个营，俘敌10余人，缴枪50余支。6月18日，贺龙率军转往公安县属的申津渡和松滋县的西斋。7月1日，鄂西红军占领公安城，贺龙率部迅速赶去，4日，两支红军会师。　　关于这次会师，当时担任红六军参谋长的许光达回忆说：“我们红六军几个负责同志，到城西去迎接贺军长他们。我们来到城外不久，就看见大路上来了几个骑马的人，为首的一个穿着一身灰洋布便服，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嘴唇上留着一撮胡须，一看就知道是贺军长。南昌起义的时候，他担任总指挥，我在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当排长，当时曾经见过他。他来到我们跟前下了马，我们一拥而上向他问好……到驻地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向贺总汇报了洪湖苏区和红六军的情况。贺总一面抽着他那3尺来长的旱烟袋，一面给我们介绍了湘西地区与红四军的建立和发展的情况，晚上，我们两个军的负责同志在一起会餐。当时天气很热，贺总摇着一柄大芭蕉扇，一面吃着饭一面笑着、谈着。”　　两军会师后，进至江北，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红二军团，组成了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和以贺龙为总指挥、周逸群为政治委员的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红四军改称红二军，军长由贺龙兼任，辖红四师和警卫团共4个团；红六军军长为邝继勋，辖红十六、十七两个师共6个团。贺龙、周逸群和前委还研究了部队建设、行动方针以及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逐项作出了决定。　　在部队建设方面，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建立和健全各级政治机关；充实部队的工农成分，提高政治素质；整顿纪律，加强两军团结；利用战斗间隙，结合实战需要进行训练。　　关于行动方针和发展方向，确定集中力量以6个月为期，拔除洪湖根据地内部的“白点”(指由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占领的据点)，肃清地方反动武装，以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尔后，开辟敌人统治薄弱的潜江、天门、京山、钟祥等县，再向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发展，逐步使湘鄂西各块根据地联成一片。　　这个行动方针是合乎实际情况的。这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已经展开，鄂西地区的敌正规军仅有1个师和1个独立旅，分驻沙市、监利等处，其余各地只有团防、白极会等反动地方武装，有利于红军发展和扩大根据地。在此以前，中共中央5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曾对扩大红军和发展全国革命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分析和要求，如决定各地红军要“无条件扩大，在七、八月以前扩大到50万”，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还提出，红军的革命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了加紧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总任务和总方针；并且规定湘鄂西地区的红军帮助鄂西与鄂西南地方暴动，尔后向武汉进迫，与其他各路红军会师武汉。贺龙和周逸群认为，在中央这许多指示中，只有要湘鄂西地区红军帮助鄂西与鄂西南地方暴动一点接近于合乎实际情况，也可能执行，因此，贺龙他们制定了上述行动方针。　　7月下旬，贺龙率红二军团展开了肃清根据地内敌人据点的战斗。军团主力扫除了龙湾、熊口等处白点，跨东荆河占领了潜江城，基本肃清了襄河(汉水)以南潜江境内的反动武装，乘胜北渡襄河攻占了天门县重镇岳口。红六军十七师也在沔阳地区消灭了白极会等反动武装。至此，洪湖根据地除个别县城尚未攻克外，江陵、监利、潜江、沔阳等县已经联成一片。各地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游击队、赤卫队也迅速组成和扩大。在贺龙率领下，红二军团在短短1个月的战斗中，取得了预期的胜利。尔后，向西占领了荆门县重镇沙洋，并渡襄河向东发展，形势非常有利。可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代理鄂西特委书记坚决要红二军团去攻打沙市。红二军团被迫放弃原定计划，回师攻打沙市。沙市是鄂西敌人的重要统治中心，驻有独立十四旅两个团，筑有坚固工事。红二军团于9月5日发起进攻，进行了一昼夜顽强战斗，不仅未能攻克，而且伤亡3000余人。　　沙市战斗以后，中共湖北省委行动委员会没有考虑红二军团损失惨重的实际情况，仍照中共中央指示令其进逼武汉，配合鄂豫皖、湘鄂赣等地红军实现夺取全省政权的任务。贺龙、周逸群在执行这一指示时，考虑到要兼顾洪湖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决定以红二军沿潜江、天门、京山之线前进；红六军沿监利、沔阳、汉川之线前进，逐步向武汉发展。9月下旬，红二军渡襄河到达永隆河一带。红六军经监利县境时，值江南反动武装大举清乡，乃转而打击清乡敌军，先后攻克石首及藕池等城镇，毙敌石首县长以下数百人，缴枪300余支，扩大了江南根据地。　　渡江南征　　当贺龙正在率领红二军团按计划行动的时候，1930年9月12 日，中共中央新任命的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邓中夏到达洪湖。他立即命令部队返回洪湖地区，并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要红二军团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指示。周逸群认为，置多年辛勤缔造的革命根据地于不顾，驱使全军奔往遥远的长沙是违背游击战争原则的，也超越了主客观的可能性，即使打下长沙也站不住脚，实应慎重考虑。贺龙赞同周逸群的意见。但是他们的意见未被接受。会议决定红二军团渡江南征，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同时，按中共中央指示，将根据地的绝大部分地方武装编入了主力部队。　　红二军团渡江之前，邓中夏接受了贺龙等提出的先攻下监利县城的建议。监利县城南枕长江，东襟洪湖，是阻塞洪湖根据地南北通路的最大据点，有国民党军新三师一部及保安队16个连队驻守。这次攻打监利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监利、华容等县的群众前来支援作战的达数万人。他们送饭、送水、运送伤员、搜捕溃散敌人，积极配合红军战斗。9月22日拂晓，贺龙指挥红二军团一举攻克监利，歼敌2000余人。这是红二军团成立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攻克监利，打通了荆江南北、湘西、鄂西根据地的联系，鼓舞了根据地的人民，也加强了红二、六两军的团结。第二天上午，群众敲锣打鼓涌入县城欢庆胜利，下午召开了有数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　　9月28日，贺龙、邓中夏正准备率军渡江，收到了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军团停止待命的指示。他们决定在新命令未到之前继续执行巩固发展根据地的计划。10月5日，贺龙率红二军团向仙桃前进。6日，红二军攻克沔阳城及附近一些城镇；红六军攻占彭家场。7日两军会攻仙桃，歼敌一部。残敌退守襄河北岸。　　红二军团成立3个月来，虽然受到中共中央“左”倾路线的严重影响，但是，在贺龙、周逸群等一大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努力下，在邓中夏还能够采纳贺龙的某些建议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很大胜利。洪湖根据地纵横数百里，湘鄂西全部武装也发展到了近3万人。　　10月中旬，中共中央长江局再次要求红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10月25日，红二军团渡过长江并迅速攻占南县、华容，歼敌1000余人。邓中夏命令部队攻占安乡再打澧州。贺龙不同意，他说：“安乡不能打，要过5条河，部队将处在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这地方我熟，那些江河不是地图上标的一条线，宽得很呢。”贺龙提议从北面进攻澧州。邓中夏同意了。贺龙随即率军团主力攻克公安城，包围了澧州，红六军和红二军第四师1个团攻占津市。　　贺龙的部队突然出现在江南，夺南县、占华容、取公安、下津市、围澧州，湖南当局震动。省主席何键急令新十一师、独立第一旅、湖南警备第一军支援澧州。红军围攻澧州不克，强敌来援，贺龙建议从澧州撤围，放弃津市，转取石门，建立临时后方，作为继续进攻的基地。邓中夏同意。攻克石门以后，红二军团即在石门境内发动群众，打土豪，建立政权，组建石门县游击大队，动员了一批群众参军。　　11月下旬，敌军来犯。邓中夏率1个师守石门。贺龙带领军团主力迎敌，击溃敌新十一师，歼独一旅一部，攻克临澧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在临澧，贺龙从获得的报纸上得知蒋、冯、阎大战已告结束，敌军大批南调；又得知红一、三军团并未再攻长沙；当面敌人又有进攻石门的企图。综合这些情况，贺龙认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的前提已经不存在。敌军大批南调，必然给湘鄂西根据地带来严重困难，必须迅速改变行动方针。于是，贺龙率部撤回石门，与邓中夏会合。邓中夏见到贺龙就说：“没有我的命令，你就把队伍撤走？”贺龙把报纸拿给邓中夏和红六军军长段德昌看(原红六军军长邝继勋已由中共中央调往鄂豫皖根据地)后说：“一、三军团不打长沙了，常德、桃源我们也不能打了，再过沅水也不行了。”他建议迅速返回洪湖。贺龙的意见得到了段德昌、许光达等军、师干部的赞同，也与周逸群、万涛以特委名义多次来信阐述的观点一致。但是，这个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按照当时的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贺龙和所有持反对意见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服从。红二军团只能再去攻打津、澧。但仍未能打下澧州。强敌来攻，红二军团被迫撤至松滋县杨林市、街河市一带。至此，南征结束。　　在红二军团激战津、澧期间，洪湖根据地正遭侵犯。监利、潜江、华容均被敌占。特委再次来信要红二军团立即返回洪湖打击敌军的“围剿”。邓中夏认为洪湖根据地内河流湖泊太多，大部队行动不便，不接受特委的意见。贺龙却认为洪湖是老根据地，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部队返回后是能打破敌人围攻的。贺龙的意见得到了段德昌等绝大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但邓中夏又一次否定了贺龙的建议，并将持不同意见的段德昌调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总队长，命他带伤员返回洪湖。后来邓中夏决定要以松滋县刘家场为中心，“选择阵地与敌决战”，又拟令红六军向松滋进攻，创建“第二个中央苏区”。贺龙不同意，并提议再占公安，迅速解除军团侧后敌军的威胁，保持通往洪湖根据地的交通线，邓中夏同意了贺龙的这一具体建议，派红二军攻占了公安。但红六军仍停在杨林市、街河市，既未集中兵力，也未选择阵地作好决战准备。对于邓中夏提出的建立“第二个中央苏区”的口号，贺龙说：“搞新苏区可以，但‘中央’二字要除掉。创造、发展苏区，我坚决干，却不能提‘中央’二字与中央苏区并立。”贺龙后来曾说：“我那时没有多少马列主义理论，只知道已经有了一个中央苏区，怎么能再搞一个中央苏区？头只能有一个。当年，我在澧州的时候，熊克武拉我去广东。他说要组织新政府，我就不赞成。这次不赞成中夏提出的口号，也是这个原因。”对于“选择阵地与敌决战”的提法，贺龙说：“找阵地，找什么阵地？仅仅有山，而队伍没有吃的也是不行的。决战，我不同意。这个仗不能打，要打，也得集中兵力。”但贺龙的建议被邓中夏否定了。贺龙没有办法，只能赶紧调红二军回来。　　12月17日，敌军以优势兵力发起进攻。这时，红二军尚在公安。红六军仓促应战，激战一天，敌人一部突入街河市以北，另一部接近杨林市，威胁军团指挥部，形成了对红军分割包围的态势。军团指挥部紧急向刘家场转移并令各部队撤退。红六军的两个团各一部被敌隔断，与主力失去联系，返回了洪湖苏区。红二军得悉军团指挥部被围，迅速驰援，但已无法挽回颓势。24日，红二军团转往鹤峰山区。　　12月下旬，贺龙、邓中夏率红二军团到达湘鄂边鹤峰时，已是严冬。部队衣衫单薄，给养困难，减员很多，士气低落。这时，一股因被四川军阀攻击而无法立足的杂色武装3000人来到鹤峰。他们与贺英领导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准备投靠贺龙。中共湘鄂边党组织和贺英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红二军团前委。前委认为这是一支“改组派”军队，决定以武力解决①。遂邀请该部指挥员甘占元、覃伯卿、张轩等赴宴，将其逮捕，处决了该部团以上军官30 余人，部队全部缴械，仅选1000余人编入红军。前委对这支杂色武装没有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并错杀了共产党员覃伯卿，影响了以后对各类土著武装的争取和瓦解。　　在鹤峰，邓中夏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出山再打硬仗，拟依托五峰、鹤峰、石门，在武陵山区创建根据地。1931年1月初，红二军团进攻石门，与强敌进行“决战”，伤亡很大，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遂转至五峰、长阳、巴东、建始等地，与湘鄂边独立团会合，攻克龙舟坪(今长阳)，歼敌1000余，恢复了长阳县革命政权，又歼灭了长阳、五峰等地团防武装，建立了一些地方的革命政权和游击队。但是这个地区十分贫困，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群众虽然全力支援，仍很难满足部队供应的需要。加上连续作战，减员很大，补充甚微，红二军团锐减至万余人，处境艰难。不得已，前委决定在枝柘坪休整1个月，派红六军十七师到松滋、公安一带筹集粮食。不久，邓中夏又要贺龙带红二军攻打渔阳关。因川军两个多团踞险固守，未能攻下。邓中夏火了，他指责说：“你不打渔阳关，因为二军是你的!”贺龙回答说：“二军是党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你问问战士们吃饭了没有？我看还是先搞粮食，整顿部队，再考虑打仗吧!”邓中夏无话可说，便让贺龙带1个班亲自去筹粮筹款。贺龙二话没说，带着这个班出发了。在路上，碰到了当年的旧友叶光吉。他赶着300匹骡子，驮着大批布、棉、鞋袜等运往城镇贩卖。叶光吉见到贺龙高兴地说：“哎，总指挥，作梦也没料到在这里碰到你啊!”贺龙笑着说：“你是福星喽，我正愁缺粮少衣，借点子给我如何？”叶光吉十分慷慨地说：“都交给你了!总指挥，我也交给你，当红军你要不要？”贺龙说：“但是有个条件，你得戒掉大烟。”叶光吉痛快地答应了，骡子和货物都交给了贺龙。此后，贺龙又继续筹到了一些粮食才返回枝柘坪。　　贺龙回到军团部，一个人先进了屋。有人问他“搞到粮食没有？”贺龙摇摇头说：“政委只给我一个班嘛!”邓中夏不高兴了。贺龙哈哈大笑，把叶光吉叫进来，又让邓中夏他们去看外边驮满货物的300匹大骡子。大家都怔住了，邓中夏也乐得不知说啥是好。　　过了两天，川军1个师来犯，邓中夏要贺龙带1个团去迎敌。贺龙说：“多给一些行不行？”邓中夏说：“不行。”贺龙便说：“我只能打好就打，打不好就不打。”结果，用1个团的兵力伏击敌军，打了胜仗。从此邓中夏对贺龙服气了。　　重返洪湖　　红二军团在枝柘坪休整期间，洪湖根据地正处在反“围剿”极其困难的时候。中共湘鄂西特委又来信要求红二军团立即回援洪湖。贺龙和广大指战员也强烈要求返回洪湖。为此，军团前委于1931年3月底4月初召开前委会和党员代表大会，讨论行动方针。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贺龙和绝大多数人坚决主张回洪湖参加反“围剿”。邓中夏承认援救洪湖是必要的，但仍顾虑洪湖的地形不利于大部队行动，要另创根据地策应洪湖的斗争。他决定开辟荆门、当阳、远安地区，进逼宜昌、沙市，联系洪湖，并说这是“围魏救赵”的策略，而进入洪湖则是“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　　会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红二、六军分别改为红七、八师。前委于4月2日召开鹤峰、五峰、石门、长阳、桑植5县党代表大会，决定组成中共湘鄂边分特委，将湘鄂边独立团改称为红三军教导第一师，留在原地坚持斗争。　　军团降格为军，指战员很不满意，认为这是政委犯错误，大家受过。不过，到荆当远地区就离洪湖很近了，所以，大家的情绪也高涨起来。4月2日，红三军北上，4日在野三关歼敌1个团，占领巴东县城，顺利渡过了长江，又连克兴山、秭归两城。4月13日攻占远安。18日，红八师克荆门，红七师攻当阳，进军神速。国民党当局急调两个师又1个旅前来进攻。红三军作战不利，转往鄂西北地区。邓中夏“围魏救赵”的计划未能实现。　　贺龙、邓中夏率红三军向北转移途中，与中共鄂豫边特委领导的薤山游击队会合，攻占了谷城县的石花街，又力克均州城，于是决定在这一带创建鄂西北根据地。6月初，敌第五十一师一五二旅与悍匪张连三部合力来犯。9日，红三军撤离均州，越武当山，18日占领房县，暂时形成了一个稳定局面。在此地组成了以柳克明为书记的中共鄂西北分特委，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开展地方工作，建立了以房县为中心的根据地。这块根据地连绵数百里，拥有20万人口，建立了14个区和105个乡苏维埃政权，建立了赤卫队、红色补充军、游击队等群众武装，以及工会、劳动妇女团等群众组织，进行了分配土地的斗争。红三军在房县地区时，受中央错误路线影响较小，比较能从实际情况出发，贺龙和邓中夏也能取得一致的认识，因而在短期内做出了显著成绩。贺龙运用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几年来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在发动群众和团结上层人士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武当山是道教圣地，庙宇林立、道士众多。他们对红军缺乏了解，心存戒备。贺龙亲自拜访道观，与道长论道谈武，成为朋友，向道士宣传党的政策，使他们逐渐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了解，加之，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道士们对红军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他们让出神殿安置红军伤病员；组织起来参加救护、医疗活动；拿出粮食和医药支援红军。至今，在武当山的道士中还流传着贺龙与他们的前辈结交朋友的美谈。　　7月底，敌9个多团向鄂西北根据地进攻。30 日，悍匪张连三部两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袭占大木厂，8月1日进至连三坡，企图夺占房县城。红三军只有红二十二团一部及军部特务营在县城，情况危急。贺龙亲自率部迎敌，并急调红八师1个团增援。战斗持续了3昼夜，终将敌击溃，歼敌400余人。可惜因为天下大雨，山洪暴发，部队行动受阻，未能全歼敌军。另一股敌人被红七师及教导团阻击，红八师又向敌侧后迂回，歼其一部，敌大部仓惶逃跑。　　9月，红三军得悉洪湖根据地的红九师已沿襄河北上接近鄂西北，全体官兵欢欣鼓舞。邓中夏不得不同意南下迎接红九师，一起返回洪湖，并且决定，红三军离开后，留下红二十五师(共两团1000余人)，在分特委书记柳克明统一领导下，在鄂西北坚持斗争。　　9月下旬，红三军离开鄂西北根据地。在保康击溃敌两个团，经南漳、荆门向洪湖前进。途中，邓中夏又有些犹豫了。他召集会议说：“红九师接不到，房县苏区失败了怎么办？”贺龙说：“坚决去接新六军(当时群众称红九师为新六军)，在刘猴集找不到，就去沙洋找，再找不到，就去潜江，实在找不到，再恢复房县苏区也不迟。”第二天，有人就在驻地墙上用粉笔写道：“长胡子(指邓中夏)要上山，短胡子(指贺龙)要下湖”。说出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　　红三军走到距离刘猴集不远的小镇报信坡，邓中夏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在此地召集政治干部研究部队的行动问题。贺龙闻讯赶来，对邓中夏说：“我已派李士奇那个骑兵连去刘猴集了，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知道红九师是不是在那里。你今天开的什么会？研究部队行动却一个军事干部也没参加。到底是你犯错误还是我犯错误？”正在这时，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红九师已到刘猴集。听到这个喜讯，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贺龙派人带着他与邓中夏共同签名的信，去请红九师师长段德昌速来相会。　　第二天，万涛、段德昌、红九师政委陈培荫等来到红三军。他们见到贺龙非常高兴，双方互相介绍了情况。会后，段德昌悄悄地问贺龙：“胡子，邓中夏是路线问题，你和谁一致？”贺龙说：“我和逸群一致。”段德昌沉痛地说：“逸群牺牲了!”贺龙抓住段德昌的双手怔怔地站在那里，流下了热泪。他的入党介绍人，一起北伐、一起参加南昌起义，一起开辟根据地创建红军的亲密战友周逸群，于1931年5月在开辟洞庭特区以后，返回洪湖时路上遭敌袭击，壮烈牺牲了。　　红三军主力与红九师会师后，万涛根据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和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指示精神，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中夏职务，坚决执行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四中全会路线的指示。按分局及省委决定，由万涛任红三军政治委员。同时决定红三军东渡襄河，向洪湖前进，夺取钟祥、岳口等地，以获取粮食和物资，支援遭受严重水灾、处境极度困难的洪湖根据地军民。　　邓中夏总结和检查了自己来湘鄂西根据地后的工作，②坦率承认“洪湖苏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削弱，都应由我负责。”邓中夏在根据地地方工作和部队建设方面，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他较好地解决了根据地部分群众“反水”的问题；十分重视红二、六两军的团结；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根据地。他与贺龙在军事行动方针及战役战斗的指导上虽多有不同意见，但在实践中能逐渐认识贺龙意见的正确，尊重并采纳贺龙某些建议。因此，他们之间在个人关系上还是很好的。后来，贺龙在回忆与邓中夏共事1年多的情景时说：“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很好的。”　　①邓中夏：1931年1月2日《关于南渡后战争概况及今后行动原则给中央的报告》。　　②邓中夏：1931年10月16日《中夏自湘鄂西来信》。  
 
 第七章　第三次“左”倾路线危害下
 
 
 　　分局书记来了以后　　贺龙率红二军团离开洪湖根据地转战大江南北将近1年，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在1931年10月返回洪湖。他和全军指战员都非常高兴。然而，贺龙面临的并不是顺利的坦途。　　1931年初，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央向各根据地派出了一批中央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曦就是当年3月被派到湘鄂西来的。他到达以后，组成了由他担任书记的中央分局。　　这时的洪湖根据地，在周逸群、段德昌、万涛等一批坚定而有经验的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致努力下，经过英勇奋战，已经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但是夏曦一到，不作调查研究，便全盘否定湘鄂西的各项工作，风风火火地推行各项“左”的政策，并排斥创建洪湖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周逸群。夏曦这种作法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不久，因遭受严重水灾，洪湖根据地陷入了巨大困难之中。对于如何解决水灾带来的严重问题，领导人之间又产生了意见分歧，加剧了矛盾。党内斗争日趋激烈。　　红三军主力与红九师会合之际，正是这种复杂局面方兴未艾之时。这是贺龙未曾料到的，而且极其迅速地摆到了他的面前。　　依照红三军前委的决定，贺龙、万涛率部于10月2日攻克钟祥，3日到达京山县永隆河地区。当时襄北(即汉水以北)地区只有国民党军六七个团，而且配置分散。贺龙认为在这里开展攻势，对洪湖根据地将是有力的支持，当即攻占了岳口、张截港，打通了与洪湖根据地的联系。他和万涛建议中央分局和省委速增派干部来新区开展工作。贺龙又命令红三军与地方干部组织运输队，将缴获的大批粮食和物资运往洪湖根据地，支援人民克服困难。　　对贺龙和红三军的上述行动，夏曦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无理地加以指责。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由夏曦、贺龙、万涛3人组成，贺、万皆在前方，可是，夏曦竟然以省军委主席团名义，于10月8日发出了由夏曦、唐赤英(代贺龙)、彭之玉(代万涛)三人签署的给红三军的训令。指责“第九师出潜江后改变军事计划而冒进脱离苏区，以致红军不能抽调，而使(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门七区外全体被摧残。”又指责贺龙率红三军在襄北的行动是“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巩固的向前发展，是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①夏曦还指定了红三军新前委成员，竟把政委万涛排除在外。　　贺龙见到这份莫名其妙的训令，啼笑皆非，但仍须执行。他率红三军于10月12日再克沙洋，迅速进入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带。红三军一到，夏曦便以违抗军委命令的罪名撤掉了万涛的军政治委员职务，给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以警告处分。随后，夏曦自己接任了红三军政委。他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借口，以临时省委名义决定把各师师部取消，将部队缩编为5个大团，并特别规定军部受省军委指挥，限制了贺龙对部队的指挥权。这一系列决定，不仅使大批干部降级使用，而且造成了指挥上的混乱。广大指战员深感迷惘和不满。　　面对这些无理行动，贺龙不能保持沉默了。他刚到达周老嘴的时候，竟然连房子也找不到一间，只好与其他同志挤在一起。第二天，贺龙和夏曦便展开了争论。夏曦坚持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确的，贺龙耐心地扳着手指头一件一件事地分析说：“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可是这些重大决策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为什么要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嘛！请召开个党员大会，大家投票，如果赞成你的，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夏曦理屈，只好承认不对，却又让贺龙去找万涛。贺龙问：“为什么找万涛？省委书记是杨光华。你有什么阴谋？什么鬼？省委可以随便作出取消各师师部的决议，你说执行不执行？派红九师出去，你交付任务时的谈话和决议是两个东西，这是不是阴谋？江南失败是谁的过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对吗？红三军南下错在那里？你来洪湖才几天，情况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与群众不熟，便错误地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组织红三军前委，却不要政委万涛参加，岂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办的几件事，那一件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再讲件芝麻大的事，我这个当军长的回到苏区连房子都没有住的，你就睡得安稳？”夏曦阴沉着脸默默地听着，一声也不吭。　　在中央分局的一次会议上，贺龙与夏曦又发生了争论。贺龙提出，调出一部分红军的口粮，救济因遭受严重水灾而挨饿的群众。夏曦却反对，他认为红军的口粮并不多，也没有那么多的运输力，哪能管得了几百万群众吃饭？贺龙火了，他说：“群众都快饿死了，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还搞什么革命？这几年，群众已经做出了很大牺牲。失去了群众，我们在洪湖还能站得住脚吗？”在贺龙的坚持下，部队集中全部骡马和舟船，不分昼夜地把粮食运给了受灾群众。贺龙骑的那匹大红马也用来运粮食。还组织了一些会水的战士，下水为老百姓抢救财产。　　夏曦的错误领导，受到了广大干部的批评。但他仍固执己见。在万涛要求下，湘鄂西省委只好派人去中共中央汇报，请求指示。中共中央在几个具体问题上纠正了夏曦的错误，而在总的路线方面仍支持夏曦，甚至凭空指责向夏曦提出批评的人是“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还要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这自然助长了夏曦错误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央也认为红九师迎接红三军是正确的，要求立即恢复第七、第九两师建制，全军上下为此而高兴。　　贺龙建议允许红三军离开遭受大水灾的根据地中心区，到外围打击敌人，以解决粮食问题和进一步鼓舞士气。由于大部队长住洪湖中心区，吃饭问题确实难以解决，而且敌军已有进犯的征兆，夏曦无奈，只好同意贺龙的建议。　　1931年11月上旬，贺龙率红三军在后港等地歼灭川军两个营后，转至襄北，攻下皂市，歼灭守军大部，俘敌800余人，又在天门、京山一带牵制敌军历40余天。不久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取得胜利，部分敌军调往平汉铁路以东。贺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再次展开攻势。这时，敌第四十八师以其工兵营占皂市，以特务团两个营驻龙王集，一个营驻陈家河。1932年1月19日，贺龙令红九师再克皂市，守敌逃往应城，红九师尾追不舍，21日包围了龙王集和陈家河。敌工兵营来解围，大部被歼。龙王集的敌军在突围中亦被全歼，陈家河守敌投降。蒋介石嫡系第四师第十二旅赶来增援，旅部和两个团又被红九师和汉川独立团歼灭。这几次战斗共歼灭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和工兵营全部，第四师十二旅大部及一部分矿警、民团，俘第十二旅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近4000人，缴枪3000余支。红军仅伤亡300余人。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急令第三十四师、独立第三十七旅和川军向洪湖根据地进攻。贺龙率红三军七、九两师以及由房县返回的军教导团与军部独立团合并组成的红八师，以灵活的战术给了各路敌军严重打击，粉碎了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　　不久，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为恢复应城、岳口间的交通，以10个团的兵力向襄北“进剿”。3月5日，第四十师第一四四旅进至文家墩。贺龙得到这个情报，即令红九师、汉川独立团歼灭该敌。6日中午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全歼第一四四旅，旅长韩昌俊以下2000余人被俘，第一四二旅赶来增援，被红七师和红九师一部击溃。其他各路敌军急忙撤退。仅仅两天，便将敌军的这次“进剿”粉碎了。　　贺龙率领红三军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却又受到了夏曦极为荒唐的指责。对于文家墩战斗，夏曦说，是冒险行动，侥幸取胜。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对贺龙说：“看看，打了胜仗还得挨批评。”贺龙却笑着说：“挨了批评，还是打了胜仗嘛!”　　从贺龙率红三军返回洪湖到文家墩战斗，大约5个月的时间里，共歼敌2个旅1个团、6个营，缴枪5000余支，红三军在战斗中得到了壮大，发展到1.5万余人。洪湖(鄂西)根据地扩大到东西达250余公里，南北100余公里，人口近300万，各县都成立有警卫营或连，不少区、乡也组织了游击队，共有枪2800余支，根据地又新建立了钟祥、京山、应城等9个县苏维埃政权。本来，形势还可以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各个方面的进一步贯彻，捆住了贺龙和红军的手脚，局面就逐步向不利方向转化了。　　苦战一载　　1932年1月，贺龙从前方赶回来参加了1月22日至30日召开的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　　夏曦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在他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一颠倒是非的论断，引起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激烈批评。主张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政策的舆论成为大会发言的主流。贺龙心情兴奋，夏曦闭目无言。大会第四天，派往中央汇报工作的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和中央派来参加分局领导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关向应赶到了。关向应传达了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中央把万涛等抵制和批评夏曦一系列错误的作法指责为“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中央错误的结论，迅速扭偏了大会的方向，全面维护了夏曦贯彻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自1931年秋季开始的党内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被压了下去。在这场斗争中，贺龙多次坚持了正确意见，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过一定成效。但是，在总的路线和许多重大问题上，贺龙无法纠正得到中共中央支持的错误。他只能大处服从，小处灵活处置了。　　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本地区的全面统治。但是，夏曦不会打仗，对红军还没有能够绝对控制。贺龙几次违背夏曦的意思，指挥红三军进行了胜利的作战，夏曦对此是不满意的。“四大”结束以后，中央分局及省委又通过了几个决议和决定②在这些文件中，除了用贺龙指挥红军取得的胜利证明“左”倾路线的绝对正确外，更多的是指责贺龙和红三军，说他们的行动还没有“万分积极化”，“等待防御，以主力作牵制行动”等错误“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把主张红军主力在必要时进行灵活的游击战的同志斥责为“因循守旧”，“保守主义”，“党内的主要危险”；强调必须“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等等。这些决议，以组织手段压制贺龙、段德昌等红军领导人，迫使他们为贯彻执行那个新的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路线，不停顿地强攻硬打，结果是把红三军一步步推向了被动地位。　　3月底，国民党军集中了15个团以上的兵力向皂市、天门以西的襄北地区进行“清剿”，企图与红三军决战。当时红三军正依照中央分局“打下京山，扩大新苏区”的指示，强攻京山，伤亡虽然很大，却没有成功。敌军大举进攻时，红三军主力奋力迎战，从3月30日上午至4月5日，在瓦庙集一带与优势敌军激战7天。双方都未能取胜，各自撤退。瓦庙集之战，敌人先后投入11个步兵团及若干特种兵和空军共2万余人。红三军以7个团的兵力连日反复勇猛攻击，歼敌约2000人，击落敌机1架。但是，红三军消耗很大，伤亡2000人以上，弹药消耗很多，无法补充，战斗力大为减弱。敌人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徐源泉说：“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兵器及弹药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对这样得不尝失的消耗战，夏曦却夸耀说：“象这样7天7夜持久剧烈的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的二军团所绝没有的”，“是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大转变的成功。”　　瓦庙集战斗后，夏曦不顾红三军连续战斗的疲劳和大量减员，命令贺龙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攻。贺龙只得率红三军再次逼进敌占城镇，历时1个多月，没能取得较大战果。　　5月2日，敌军以20个团向襄北的刁汊湖区“围剿”。夏曦的对策是“全力消灭进攻之敌”。23日，红三军主力向第四十四师第一三二旅及补充二团展开进攻，歼其先头部队一部。敌人固守张家场及附近村庄，陆续增派援军。激战到30日，红三军见歼敌已无可能，乃主动撤退。这次战斗持续8昼夜，敌人伤亡800余人，红三军伤亡1500余人，又打了一个消耗战。　　打消耗战，是不合贺龙心愿的。后来他说：“瓦庙集打了一个礼拜未打下，分局还给了指责。张家场战斗也不该打。”这反映了当时贺龙等红三军领导人既要力争打好仗，又不能不执行夏曦决定的苦衷。而夏曦却认为没有歼灭大量敌军是内部反革命分子破坏造成的。由于数次战斗消耗巨大和第一次大规模错误“肃反”的打击，大大损伤了红三军和根据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元气，形势急骤恶化。　　6月初，川军乘红三军主力在襄北苦战之机，以10余个团的兵力进犯洪湖根据地，侵占了许多城镇。贺龙率红三军飞速回援。红九师于6月9日赶到新沟嘴，在根据地人民和赤卫队支援下，歼敌1个多旅，俘3000余人，缴枪2500余支。红七师截击撤退之敌又歼其一部。新沟嘴战斗的胜利保卫和扩大了根据地。事后夏曦继续坚持要贺龙率红三军再去襄北，逼近应城、皂市，围困京山，争夺敌重兵据守的地区。　　6月，蒋介石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调集50万部队向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的是其左路军10万余人。7月初，敌左路军总指挥徐源泉集中21个团向襄北进攻，同时令川军10个团向襄南进攻，企图将红三军压迫至长江、襄河之间歼灭之，一举铲除洪湖根据地。　　夏曦主持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仍照中共中央指示，命令红军不停顿地进攻。还以极大精力全面开展大规模的错误的“肃反”运动，在红军和根据地所有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中，诬杀了大批有经验的、忠贞的领导干部，使红军和根据地陷入了外有强敌压境、内部自我摧残的危殆局面。强敌当前，贺龙率领红三军尽最大努力顽强作战。他依照实际情况将红三军一部撤至襄南，主力转至敌侧，以牵制敌军，寻机歼敌，同时，发动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侦察、牵制、扰乱、迷惑敌军，动员广大群众坚壁清野。这些措施给敌军造成了很多困难。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叫苦说：“军队经过时，几至人烟绝迹，间留少数妇弱，凡有询问皆盲无所知。军队过去，赤卫队复出而滋扰，逃难良民(指外逃地主豪绅等)纵欲回乡组织铲共团体又恐军队他调无所保障，亦多畏缩不前。”　　因为敌军以几倍于红三军的兵力进攻襄北，兵力密集，红三军没有歼敌有生力量的机会，贺龙决定全军转至襄南，寻机歼击川军。7月底，红三军在荆门的曾家集、沈家集一带与川军郭勋部打了一仗，由于敌大批援军很快赶到，而没有将其歼灭。敌军步步逼进，洪湖根据地日益缩小，粮食奇缺，形势万分危急。在此情况下，夏曦的战略指导思想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冒险进攻变成了单纯防御。他命令红军构筑堡垒固守，怀疑固守抵抗失利的指挥员为“改组派”③。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反对这种消极防御的打法，又不得不按照命令去修碉堡。他边修边笑，自我解嘲。为此，夏曦还给了他处分。为了死守根据地中心区域，求得粮食和物资，夏曦不顾贺龙的反对，命令红七、红八两师进攻敌人重兵据守的沙市、草市。结果，不但未取得粮食，反而伤亡惨重，加剧了局势的严重性。贺龙向夏曦提出，敌军主力已进入襄南，红军应该集中主力转到外线，在运动战中相机歼灭敌军以打破“围剿”。贺龙指出：“只要我军主力转往外线实施机动作战，就可能迫使进攻苏区的敌人后撤。”“我军逼近应城，威胁武汉，敌人一定会撤。这样不仅可以开展襄北的斗争，也可以巩固老区。襄北还有贺炳炎、宋盘铭的独立团嘛。”但是，夏曦不同意贺龙的建议，他认为防守与钳制敌人应该兼顾。决定将主力红军分为两路：红七师、警卫师主力以及洪湖中心区各县地方武装由夏曦直接指挥固守根据地；红八师、红九师和警卫师1个团由贺龙、关向应率领转入敌后钳制敌人。后来贺龙曾说：“当时我就估计一定要失败。为什么？第一，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实际上大部兵力留在根据地内部，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苏区的还有各县警卫团、警卫营，都是很能打仗的队伍。可是，夏曦搞寸土必争，做碉堡，使部队分散挨打。第二，大搞‘肃反’，人人诚惶诚恐。第三，真正的反革命——地富分子又进入根据地了。这些人有船，就坐船以群众面目渗进来了。因为有这种估计，所以我在转往外线时就告诉谷志标把地图带上，可惜地图后来丢了。”　　夏曦上述决定造成的后果是不难预料的。贺龙率红三军八、九两师在荆门地区打击川军。虽有小胜，却未能给敌以歼灭性打击。于是转至襄北，敌以5个旅对红三军进行追堵拦截。从1932 年9月，贺龙指挥红三军主力在应城、安陆、随县、枣阳之间，时分时聚，与敌周旋，使敌军的多次围攻未能得逞，但是，红三军主力也未能牵动已进入洪湖中心区的敌军。由于离开了根据地，红三军主力在伤员安置、物资供应、兵员补充方面都发生了严重困难，战斗力进一步削弱。在一次行军中，仓促与敌第五十一师遭遇。贺龙亲自带着少数部队顶住了敌人的猛烈进攻，使全军未受到多大损失，便脱离了险境。军分会参谋长唐赤英对贺龙说：“我过去看错了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们的部队就完了。”贺龙在无法大量歼敌的情况下，便避开强敌，采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小股敌人，保存了红三军的主力。　　固守根据地的红军在夏曦指挥下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失，突围中又丢掉了电台，从此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后来被迫转至襄北与红三军主力会合。因为夏曦没有撤离洪湖的准备，没有适时对根据地的机关团体、工厂、医院作应变安排，以致这些单位被进入根据地的敌人摧毁殆尽。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下的其他几个根据地在敌军大举进攻洪湖地区时也都先后失败。1927 年秋收起义后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湘鄂西根据地，全部被第三次“左”倾路线葬送了。　　夏曦与贺龙会合后，贺龙和红三军广大指战员才知道洪湖根据地已经丧失。大家满怀悲愤，坚决要求打回去。但是，夏曦已失掉信心，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到了10月份，夏曦得知红四方面军主力已撤离鄂豫皖苏区，便决定红三军经豫南、陕南绕道转往湘鄂边。数月来，红三军不停地行军作战，减员甚多，弹药消耗极大，部队疲惫不堪，加上不断进行“肃反”，弄得人人自危。以这样军心不定的疲惫之师，在反动统治严密的敌占区和敌军的堵截追击下长途远征，任务之艰险是可以想见的。　　11月初，红三军从随县越桐柏山进入河南。国民党正规军不停地追拦截堵，当地反动武装不断袭扰，给红三军造成了极大困难。红三军各部队只得交替掩护，边打边走。所到之处，村寨紧闭寨门，拒纳红军。红三军只好露宿野外。时值冬季，部队缺衣少被，给养匮乏，白天得不到休息，夜间难于睡眠，在与敌人激战中又不断遭受损失，减员甚多。进入伏牛山区以后，每日以百里速度行军，仍摆脱不掉敌人。到了西峡口附近，贺龙把贺炳炎叫来说：“非设法打个胜仗不可，你带1个团埋伏在觉春附近的山口子上，打敌人的伏击。”贺炳炎受命而去。敌人大摇大摆地追来。突然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措手不及，被消灭一部，被迫停止追击。红三军进至陕南，贺龙得知武关及其附近有敌军1个旅，周围还有两个旅，便对参谋长唐赤英和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说：“我看要打武关。这是一个考验，一定要打胜。不打胜仗，我们没法走。”贺龙亲自进行了战斗动员，红军一鼓作气攻下武关，歼敌1个营。从此以后，才取得了一些主动。这时，包括贺龙在内的广大指战员生活极其艰苦，有时只能以柿子和高粱杆子充饥。到12月底，这支跨越了7000华里的铁流，终于到达了湘鄂边的鹤峰县境，从出发时的近1.5万人减至9000人左右。　　“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　　1932年12月30日，贺龙指挥红三军攻占鹤峰城，全歼保安团300余人，军部进驻毛坝。此时的湘鄂边根据地已不存在，只有几支人数不多的游击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斗争。1933年1月初，夏曦应贺龙提议召开了他和贺龙、关向应3个人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三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提出：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的湘西发展，先取得桑植，为久已疲惫的部队取得一个适于休整的地区。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却反对整顿红三军和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的错误“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的警觉性异常不够”，所以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并且继续“肃反”。贺龙坚决不同意。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指责他右倾。贺龙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么!”夏曦坚决不同意，贺龙无奈，找关向应说：“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么，选出谁是谁。”关向应严厉批评贺龙无组织无纪律。贺龙有苦难言，对于如何进行武装斗争，因为夏曦一筹莫展，只得听贺龙的。贺龙说：“现在还没有仗打。周围都是团防，我们不打，没有人敢打我们。有人打我们，我可以写信叫他让开!”　　会议对恢复苏区达成一致意见后，贺龙即率红三军于1月13 日占领了桑植城。盘踞湘西的“土皇帝”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慑于红军的声威，为保存实力，一面命令所部加强戒备，一面写信给贺龙，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的部下周燮卿旅，并表示可以让出大庸等几个县。贺龙将信交给夏曦和关向应看，夏曦说陈渠珍是在玩手段。贺龙说：“目前红三军极度疲惫，弹药奇缺，没有冬衣，甚至草鞋都没有穿的，粮食也十分困难，很难和敌人作战，更没有取胜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和陈渠珍达成暂时的妥协，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那怕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么。”关向应同意贺龙的意见。夏曦反对。于是，找来宋盘铭、段德昌共同商量，他们也都赞成贺龙的意见。夏曦却指责说，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并断然下令向周燮卿的第三旅进攻。结果正如贺龙所预料的那样，进攻没有成功。敌军反击，红三军被迫退回鹤峰毛坝。这是红三军到湘鄂边以后第一次大战斗。初战失利，暴露了红三军的弱点，助长了敌人气焰，红三军失掉了本来可以作为依托的桑植，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给以后的斗争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1933年1月下旬，夏曦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突然提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所谓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且坚持继续进行“肃反”。与会人员强烈反对。贺龙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段德昌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宋盘铭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会议没有照夏曦的意愿作出决定，他深为不满。不久，中央分局作出了发展鹤峰周围地区和整编红二军的决定，撤销红八师，调出部分人员去做地方工作。从4月起，各部队分头在鹤峰、建始、宣恩、巴东等县的一些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区、乡政权，组织游击队，分配土地，还先后击败了几县团防武装和湖北保安团的进攻。　　1933年5月6日，贺英领导的、多年坚持在桑植、鹤峰边界地区的游击队遭敌袭击。为创建湘鄂边根据地和红军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贺英在战斗中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贺龙的二姐贺戊妹等人。　　经过红三军指战员的艰苦努力，到6月下旬，湘鄂边根据地又拥有了鹤峰等10余个县的边界地区约20多个区、100多个乡的地方，人口近10万。但是，这个地区山多路险，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红三军所需粮食要靠到远离根据地的地方用打土豪的办法来解决。为了夺取和背运回粮食，经常要与敌军的袭扰、拦阻作殊死斗争。部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指战员们经常吃不饱，不得不寻找野菜、野果来充饥。身上还是从洪湖撤出来时穿的破烂夏服，无法更换，饥饿寒冷，大大增加了部队非战斗减员，红三军的实力一再削弱。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夏曦完全无视这些实际情况。他的主要精力仍然用于“肃反”。早在3月间，他就武断地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不顾贺龙多次坚决反对，悍然捕杀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夏曦逮捕段德昌时，贺龙质问说：“你为什么抓德昌？”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贺龙问：“你有什么根据？”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伍逃跑叛变。”贺龙火了：“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建议嘛。他要真的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来，又何必回军部？”夏曦理屈，但仍叫着：“一定要杀!”贺龙大声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是有大功的，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夏曦拍桌子狠狠地说：“哼!我决定了!”面对夏曦动用“最后决定权”，贺龙只得服从，他痛苦地流下了热泪。与此同时，夏曦还捕杀了贺龙的老战友、湘鄂边特委委员、原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这位创造湘鄂边根据地的杰出领导人和一批团、营干部。接着，在五、六月间，又进行了第四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捕杀了红七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等一批干部。这次“肃反”一直延续到1934年春季。　　到了3月24日，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等反对，还是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3个党员。　　1933年6月，蒋介石任命徐源泉为湘鄂边“剿匪”总司令。7月中旬，敌军以14个团的兵力发动进攻，月底侵占了湘鄂边根据地绝大部分地区。红三军转移至宣恩、恩施、鹤峰交界地区。中央分局在烧巴岩开会研究斗争方针，决定巩固现有苏区，开辟新苏区，赤化宣恩全县，组织来凤、龙山、咸丰、利川一带农民游击战争。对于如何开辟新区，贺龙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建议，他说，首先建立若干工作基点，然后由点到面，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展开工作；对待地主豪绅应该按其罪恶大小，财产多少区别对待，主要打击罪大恶极的；对团防和“神兵”要尽力争取、瓦解，以免树敌过多而造成不应有的困难。但是，贺龙的建议遭到夏曦的反对，又指责“这是革命不彻底的方法”。贺龙说：“你是要千家怨，还是一家怨？是得罪千家好，还是得罪一家好？”经过争论，夏曦勉强同意了贺龙的意见，然后决定分兵执行开辟新区和巩固现有苏区的任务。贺龙、关向应率红九师开辟新区；夏曦率红七师保卫根据地。至12月，两路红军面对优势敌军辗转作战，四处流动，都没有达到原定的目的，最后又合并一起。此时，红三军只剩下了3000余人，相当于两个团的兵力了。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加上不停地“肃反”，红三军已濒临毁灭的边缘。　　这个期间，蒋介石乘红三军处境窘迫，派国民政府参议员熊贡卿为代表，到湘鄂边向贺龙游说。1925年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时，熊贡卿作为省府驻澧州镇守使官邸代表与贺龙相识。此次，他奉蒋介石之命，来对贺龙劝降。贺龙愤怒了，下令逮捕了熊贡卿，1934年1月23日在龙山茨岩塘，集合部队进行公审。迎着凛冽山风，贺龙站在岩石上对大家讲话。他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侮辱。同时他又是一个奸细，我们绝不可以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1934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去年12月蒋介石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4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红三军两个师会合后，中央分局决定创造湘鄂川黔边新的根据地。1933年12月22日，贺龙率军袭击黔江城，歼敌1个团大部，尔后转到咸丰、利川一带活动。1934年1月初，袭占利川城，俘敌100余人。川、鄂军队来攻，红三军到利川、咸丰、宣恩、龙山等县边界地区游击。湘敌来攻，红军转往永顺、桑植、大庸、慈利等县游击。因为弹药极少，很难进行有效战斗，又转到酉阳、秀山一带。由于夏曦的错误领导，特别是不间断地“肃反”，部队的危难情况没有改变。　　当时，各根据地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进行“肃反”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左”的“肃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但各地区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仍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极大关系。湘鄂西“肃反”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夏曦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在“肃反”问题上，贺龙身为中央分局委员、军委领导成员和红三军军长，不能说毫无责任。但是，他曾多次与夏曦进行斗争，也多次救出一些遭逮捕并准备处决的同志。在湘鄂边与夏曦分开活动时，贺龙率领的部队中就没有进行“肃反”，而且把被夏曦逮捕的宋盘铭释放了。对于这场错误的“肃反”，贺龙也有一个认识过程。1961年4月20日，贺龙向有关人员谈红二军团的历史时，有人问他；如果他当时与夏曦斗争再尖锐些，再坚决些，像段德昌那样的领导同志是不是可能不被杀？贺龙回答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到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当贺龙谈到夏曦决定杀段德昌，他拍桌子力争未果那段经历时，泪流满面，悲痛不已。　　在肃反中，夏曦也并非不想迫害贺龙。夏曦率部从洪湖突围出来与贺龙会师后，在王店他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师长、军长等大官，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活动……”并要贺龙写申明书。贺龙对他说：“你也给我写申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的名片来找我，向我要10万块钱。我请你吃饭，为你开了旅店还送给你5万块钱。虽然没有收条，但这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同志，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两人相持不下，关向应急忙出来调停，才缓和了僵局。在绕道陕南转往湘鄂边的行军途中，敌军前堵后追，形势十分危急。可夏曦还想对贺龙下手。他令人缴了贺龙、关向应两人的警卫员的枪，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贺龙忍无可忍，质问夏曦：“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的枪不下？我还有一支手枪，你要不要？”夏曦语塞。他也知道贺龙在红三军中威望极高，红三军到了湘鄂边，还少不了这样一个既熟悉情况又能指挥作战的军事领导人，才没有贸然行事。　　到了1934年4月，由于红三军已濒临绝境，也由于贺龙等不断进行斗争，夏曦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改变具体政策的建议。这些政策，有许多是1928年至1930年贺龙领导红四军时，在湘鄂边地区实行并且取得过成效的，例如争取一些反抗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和团结、改造“神兵”等等。这些变化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左”倾路线，但有助于改善红三军的困难处境。　　这个月，贺龙决定进攻彭水，消灭那里的敌军，尔后向邻近各县发展。5月8日，贺龙率部冒大雨急行50公里袭占彭水城，歼敌1个营，俘敌400人，缴枪300支，士气大振。当贺龙准备乘胜攻取酉阳时，夏曦变卦了。他认为：“彭水面山背水，易攻难守，敌人打来难以应付”，命令红三军立刻西渡乌江，进入贵州。6月1日红三军占领沿河县城。　　黔东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这里交通闭塞，地势险要，封建迷信势力很大。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及毗邻的四川酉阳，秀山边界地区，耕地、人口均很少，但这里的汉、苗、侗、土家等民族的劳动群众饱受压榨剥削，对革命有着强烈的要求。贺龙早年率领部队，两次来过这里，给广大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敌军力量薄弱，对疲惫不堪的红三军开辟根据地、整顿部队、恢复战斗力是有利的。　　这时，红三军内部也在起着积极的变化。贺龙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坚决要求结束不停顿的游荡，建立根据地，恢复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贺龙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红三军重建了政治部，军政委关向应也有了一些主动权。接着，配备了部分团的政治委员和连指导员，恢复了军党务委员会和党、团组织。提拔了一批干部，办了两期干部大队，培训学员600余人，贺龙与学员一起出操上课，亲自抓培训工作。因为“肃反”中首当其冲的是干部和党团员，不少人心有余悸，不愿恢复党籍，也不愿当干部。贺龙、关向应不得不亲自找干部谈话，进行说服，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他们领导下，红三军紧张地进行了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建立起了沿河、德江、印江、酉阳等县苏维埃政权。7月21日和22日，在沿河的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贺龙等80人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先后组成了1500人的5个地方独立团和400人的10个游击队，又将冉少波的千余“神兵”及各独立团一部合编为黔东独立师。到1934年9月，黔东根据地已拥有5个县，10万以上人口，17个区革命委员会，67个乡苏维埃政权，并且分配了土地。　　边远荒僻的山区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即使是在反动统治机构工作多年的国民党政府官吏也不得不承认红军深得人心。沿河县邮政局长戴德初在给贵州省邮政局的报告中说：“红军攻克沿河县城时，局长偕同家小逃出战区……甫至大龙坡下，共匪千余已由捷径包围而来，遂与家小暂遁入山。殊匪到达该地，即行宿营。局长所藏林外即为贺龙军部所在……后恐被人察觉，又乘夜逃上山巅。次日该匪仍不移动，时有牧牛小孩突来山上，见其手持一纸，阅之知为匪宣传标语——红军之任务及纪律——见有保护邮政及邮差一条，于是下山亲谒贺龙，当将避难遭遇一一面诉。贺军长以为系受片面宣传之误会，情极可原，将局长所带之物验检之后，遂令所部勿得留阻，至此始得安然回局，所有票券款项均无损失……该匪内部组织异常严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该匪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民团富豪教士，而于贫苦工农、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其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神匪归者络绎不绝，闻风响应者，各地皆是”。这分报告尽管用了污辱性的称呼，但所述情况却反映了红军执行政策收到的良好效果。　　7月21日，中共中央的交通人员带来了中央1934年5月6日写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等文件。8月初，中央分局开会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批评。尽管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仍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高峰中的产物，但批评了夏曦在湘鄂西进行的3年多的“肃反”和其他一些错误，使夏曦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未能实施。红三军中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绪从此开始减轻，因而还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①1931年10月8日《湘鄂西军委分会对第三军的训令》。　　②指1932年2月《湘鄂西中央分局为拥护红军胜利继续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发起广大群众运动的通告》；1932年2月2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目前时局估计及湘鄂西党与红军紧急任务决议案》；1932年3月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扩大襄北及荆南新苏区决议案》；1932年3月1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中央苏维埃对日宣战和红三军胜利后，湘鄂西党与红军、苏维埃的紧急任务决议》；1932 年3月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为执行扩大苏区告地方及红军中全体同志书》。　　③原是大革命后期国民党内的一个派别，人数不多。据有关文献和档案资料记载，“改组派”从未打入过中共各级组织和红色根据地党政机关。在根据
 
 第八章　屹立湘鄂川黔边
 
 　　会师返湘西　　1934年10月的一天，贺龙和关向应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肖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已由江西遂川出发西征，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同行。他们分析，红六军团很可能是前来同红三军会师的。　　贺龙拍着报纸说：“报纸上是8月份的消息，如今已是10月了，如果六军团是来和我们会师，应该快要到喽!”于是，他便和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南去迎接红六军团。　　10月15日，在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贺龙率领的红军遇到了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400余人。次日，贺龙、李达率领部队兼程南下，寻找红六军团主力。23日，在梵净山下江口县堰边溪的木根坡与红六军团第五十团会合。24日，在印江县木黄与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会合。　　10月26日，两支红军在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大会。贺龙和关向应、夏曦陪同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军团政委王震，在一片欢呼声中登上了主席台。　　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贺电，就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作了报告。他指着贺龙向红六军团的指战员高声地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台上台下都热烈鼓起掌来。　　贺龙握着一根旱烟杆子，满脸笑容地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指战员敬了个礼，笑着说：“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子昏昏沉沉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满场爆发出一阵笑声。贺龙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贺龙和我们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代表红三军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你们!你们千里跋涉来到这里，本该休息两天，睡个好觉，可是蒋介石不会让我们休息。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我料想蒋介石也睡不着觉喽!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那里呢？”他用烟杆子敲了敲自己的草鞋底子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到了那一天，我贺龙请客，大家轮流睡上一天一夜!”　　会后，红三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中革军委命令两个军团分开行动，红六军团单独进入湘黔边境的松桃、乾城、凤凰一带。这时，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已于10月10日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如何有力地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成了两军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贺龙说：“乾城、凤凰是陈渠珍的老窝子，他盘踞在那里几十年。这个人，颇有头脑，也会用兵，只是野心有限，就想当个湘西土皇帝。他很怕蒋介石、何键吞掉他。我们不主动打他，他不会拼出血本和我们打的。我们若到他的老窝里捅上一刀，他当然要拼老命喽。依我看，到那些地方活动很困难。六军团只有3000 多人，是打不赢的。如果两个军团去湘西北的桑植、大庸、永顺、石门、慈利一带，情况就不一样了。那里不是陈渠珍的老地盘，他不如我熟，群众也支持我们党和红军。我们出兵湘西北，可以牵制住湖南、湖北一大批敌人，能够支援一方面军。我们把这批敌军背起来，也好让一方面军肩头上轻一些子嘛!”任弼时问：“去打得赢吗？”贺龙说：“1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　　两个军团领导人认为贺龙的看法是对的，决定依照他的建议，向中革军委发出以下电报“……六军团除五十二团外，计3300余，除留伤病员300余人外，只存3000。二军团及独立师3900余，卫戍及伤病员200余，枪3700余支。二军团每支枪子弹不过10发。……在敌我及地方实际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人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1个军团的力量对敌1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败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电报发出以后，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同时出动，发起了湘西攻势。30 日逼近四川酉阳城。贺龙对两个军团其他领导人说：“我们去湘西北，要先兜个圈子占领酉阳城，把陈渠珍那万把人从永顺、大庸引出来拦截我们，我们甩手一拐，就能进永顺城休息几天了。”任弼时和肖克问：“酉阳城怎么打？”贺龙说：“酉阳城是川军独二旅旅长田冠五把守的。他是我当年的部下，我先写个信去，叫他让开大路，我们又不占他的地盘。”贺龙的办法十分灵验。这位川军旅长接到贺龙的信，很快就率部弃城而去。贺龙等率两个军团顺利地通过了酉阳城。　　果如贺龙所料，陈渠珍得知红军占领酉阳城，急令周燮卿、龚仁杰等部万余人出来阻截红二、六军团。此着正中贺龙下怀。他虚晃一枪，率部直插湘西北，11月7日进入永顺县城。　　两个军团在永顺城休整了1个星期。由于缴获了大批棉花、布疋、医药和弹药，大家忙着做冬衣和打草鞋、医治伤病员、做群众工作。在永顺，指战员们换了装，恢复了体力。一个个容光焕发，精神十足。　　11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电报，决定组成湘鄂川黔边省委，任弼时为书记，贺龙等为委员，同时组成军区，贺龙兼司令员，任弼时兼政委。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　　为了对付红军，陈渠珍成立了“剿匪指挥部”，以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他们把所属部队10个团分成4个纵队向永顺扑来。　　两个军团的领导在永顺开会研究敌情。贺龙说：“周燮卿他们带了万把人攻我们。我的想法是先撤出县城，让他一步，叫他狂够狂足，我们再回过头来收拾他!这是我们两个军团会师后的第一仗，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在湘西北站住脚，能不能有力地支援红一方面军，一定要打好，要打个歼灭战。”　　贺龙、任弼时等随即率部离开永顺城，走到离城不远的钓矶岩附近，觉得这里地形不错。贺龙反复考虑后说：“这里离城太近，如果围不紧，敌人逃回城里，再打就难了。”于是，决定继续后撤，最后，在距永顺城北45公里的龙家寨选中了伏击点。这是一个南北长15里，东西最宽处4里的谷地，可以容纳大量敌军，两侧山坡平缓，树林茂密，利于红军隐蔽，也利于出击。贺龙命令部队分别隐蔽在谷地两边山坡上的密林中。每个人都用树枝伪装好，不准点火，不准讲话，没有命令不准开枪。红军指战员们埋伏在冰冷的山坡上，凝视着谷口大道，等待敌军前来送死。　　贺龙站在山坡上的一棵大树下，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部队的情况，半晌，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对警卫员说：“好，这里避风，请任政委他们来吧!”　　两个军团领导人和各师师长、政委来到大树下，举行会议。贺龙用马鞭子在地上画着地图，指点着各师、团埋伏的地点说：“这是一个大口袋，口袋的口子在官庄，王震同志带四十九团在那块，等敌人全部进了口袋，便把口子紧紧扎住，关门打狗。你们回去告诉大家，打埋伏要万分隐蔽。敌人进了口袋，打冲锋要突然、迅速，一下子扑到敌人眼前，插到敌人堆里，打的越猛越好，使敌措手不及。”　　16日16时左右，陈渠珍的两个旅浩浩荡荡地追来，全部进入了伏击圈。贺龙一声令下，刹时间，漫山遍野的红军冲了下来，扑向敌人。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敌人大部被歼。红军一部追击10余里，又将在把总河企图固守的敌军1个师大部歼灭。这一仗，毙敌1000多人，俘虏敌人2000多人，缴枪2200余支，给了陈渠珍派来对付两军团的部队以歼灭性打击，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这一仗，把湖南、湖北的大批敌军调了过来，大大减轻了正在湖南境内苦战的西方军(即红一方面军)的压力。　　龙家寨战斗后，贺龙等率红二、六军团于11月24日攻占大庸城，接着，又占领了桑植城，局面逐步打开了。　　“把敌人多背点过来”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来电指示：“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部队积极活动。”“为巩固新苏区，留下二军团一部分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党的干部来完成这一任务。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正规部队。”　　按照这一电令，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率红六军团两个团及红二军团1个团留在初创的根据地，开展工作；贺龙、关向应、肖克率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的1个团继续发展攻势。12月初，袭沅陵未克，转向常德、桃源进攻。但是，中革军委12月14日电令红二、六军团向沅水上游行动。这时，红二、六军团主力正向桃源县北面的浯溪河运动，奔袭该处敌军，接到这个电报，还按不按计划打下去？贺龙说：“我看还是接着打吧!军委离得远，对这里的情况没有我们清楚。打了胜仗挨点子批评也合算。我看，怎么对斗争有利，怎么能把敌人多背点过来，就怎么做!”肖克、关向应同意贺龙的意见。　　防守桃源、常德的是独立第三十四旅。旅长罗启疆认为他的部队善守能攻，准备和红二、六军团在常德外围决战。他让第七○一团防守浯溪河，第七○二团防守陬市，第七○○团守桃源，旅直属队及当地保安团守常德。各团相距数十里。　　贺龙搞清楚了敌人的部署，和肖克、关向应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先消灭浯溪河守敌，再逐个吃掉其余的敌人。　　12月15日，红军趁雨夜敌人防守疏忽之际，急行军百余里进行奔袭。16日拂晓，先头红十二团一举突入浯溪河敌军阵地，主力抓住敌人反冲击离开阵地的时机，投入战斗。敌人慌乱不堪拼命南逃，把赶来增援的第七○○团两个营的先头部队也冲乱了，只好一起溃逃。红军跟踪猛追直抵陬市。敌第七○二团和从常德来援的独立34旅教导队向红军反击，贺龙等指挥部队前后夹击，敌人溃入常德。红军歼灭了敌人1个团又两个营，击溃1个团，乘势包围常德，18日占领桃源城，一部分部队前出至益阳方向游击。　　红二、六军团的攻势，使湘军惊慌万状。何键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他还致电湖北省主席徐源泉，要求“迅令在澧之部队，向临澧、鳌山夹击”。同时急令追堵西方军的第十九、六十二、十六等3个师兼程回援常、桃；令陈渠珍出大庸进攻红军。徐源泉与贺龙交锋多年，深知贺龙用兵难以预测，害怕贺龙突然攻向湖北，连忙部署第四十八、三十四、五十八师、新三旅、暂四旅等部队据守湘鄂边境。蒋介石除派第二十六师紧急驰援外，还命令追堵西方军的李云杰、李韫珩两个纵队共4个师开到湘黔边境，防止红二、六军团与西方军会师。　　贺龙等根据实际情况，乘虚进击常德、桃源，不仅歼灭了大量敌军，而且牵动了一大批追堵西方军的敌军，减轻了在湘江之战中受到很大损失的西方军的压力，实现了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变原来率西方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在湘西创立根据地的计划，准备在川黔地区创立根据地。20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先在常德、桃源地区活动，待将湘军主力牵动到常、桃地区时，再转向黔境行动，以策应西方军。　　依照上述电令，红二、六军团在常德、桃源地区活动了10天，广泛宣传抗日反蒋主张，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穷苦群众，并筹得大批物资，吸收了数千人参加红军。尔后，向西北转移，于26日占慈利城。1935年1月初，按中革军委指示返回大庸、永顺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寻求有利战机。　　1934年11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电示，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和军区，同时，成立了以贺龙任主席的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湘鄂川黔边的领导机关于12月10日迁至永顺县塔卧，全面展开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到1935年春，在湘鄂边区建立了7个县、51个区、235个乡的革命政权；开办了红校，培训了数百名军队和地方干部；领导群众没收并分配土豪劣绅的粮食财物，进而分配了土地。斗争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从中发展了600余名党员。各种群众组织也广泛地组织了起来。　　随着根据地建设的进展，广大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到1935年1月中旬，扩大了4000多名新战士，组成了红十一团、五十团、五十四团；收编“神兵”2000余人，成立了红十七团；军区扩建了红军学校第4分校，建立了几所医院、被服厂和小型兵工厂。各县都陆续组织起了独立团或独立营、游击大队。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军区之下设了两个军分区。　　这期间，红二、六军团也加紧了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红二军团充实了军团、师的司令部。各师、团机关装备了有线电话，师单独行动时携有无线电台，并且加强了地面侦察和破译敌军无线电电讯的能力。两个军团都进行了战术、技术训练，调整、充实了各级领导干部，补充了大量新战士，上上下下显得生龙活虎、朝气勃勃。　　1月下旬，湘鄂川黔边省委在大庸县丁家溶召开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夏曦承认了他所犯的严重错误。贺龙多年来坚持的正确意见也得到了肯定。尽管由于条件不成熟，会议还不能脱离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调，但是，效果还是好的。会后，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电示精神，仍委任夏曦为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省委委员，后来又任命他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坚持江南斗争　　1935年1月7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占领贵州遵义。1月15 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错误的军事路线，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红军的情况有所改善。这时长江以南，贺龙他们领导的湘鄂川黔苏区成了唯一的规模较大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除了继续集中兵力对红一方面军围追堵截以外，于1935年1月底2月初，组织了6个纵队共80多个团10余万人，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围攻。此时红二、六军团虽已扩大到1.17万人，湘鄂川黔边军区地方武装亦有3000余人，军区机关、学校、医院、兵工厂等共有1150人，这些武装加在一起共有1.6万余人，但进攻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仍占绝对优势。　　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讨论了反“围剿”的作战方针。贺龙提出：主力伸出去打，比在里头打好。可以到张家湾、丫子口、黄石，能打就打，不能打，过石门，澧水也可以。我们这只拳头伸出去，可以威胁常德、桃源。敌人的部队一定要往回调。我们在这期间，打上一两个好仗，就可以粉碎敌人“围剿”。但是，贺龙的主张没有被采纳，会议决定在根据地里打。1月11日将此决定报告了中革军委，并提出了将来可能的主要活动地区，请求指示。　　2月11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军委名义电示红二、六军团，“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带。当必要时主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可采取此种步骤。”“为建立军事上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肖、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按照在根据地里打的方针，红二、六军团进行了两个多月持续不断地作战，未能打破敌军的“围剿”，减员至9000余人，根据地也日趋缩小，斗争越来越困难。经中共中央及军委同意，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分会决定率红二、六军团主力跳出敌军包围圈，到长江以北开辟新的根据地。　　4月12日，红二、六军团开始撤离根据地中心地区。出发前，贺龙对部队讲话说：“蒋介石下了大本钱，来了10几万人，要抄我们的家，要消灭我们红军。抄家么，可以嘛!消灭我们？办不到。早早晚晚我们要打回来。到了那个时候，要打他们一个鸡飞狗跳，扒他们的皮喽!”　　当天，贺龙等率领两军团主力到达桑植县陈家河附近，发现了新的情况。原来，红二、六军团撤出根据地的行动，被敌人侦察到了。鄂军纵队司令兼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认为红军是仓惶逃跑，想拣个便宜在蒋介石面前争个头功，便限令第一七二旅在12日进抵陈家河地区；第一七四旅经陈家河转往万民岗地区。陈耀汉亲自率领纵队部和师部在中间策应，企图截击歼灭红二、六军团，活捉贺龙。　　12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接近陈家河，突然与敌人遭遇。从俘虏口供得知，这里的敌人是刚到此地的第一七二旅，已控制了红军前进的大路。这很让贺龙恼火。他命令部队停下，立刻和其他领导研究面临的情况。贺龙说：“陈耀汉用兵慎重，这次冒了火，是以为我们垮了。他堵住我们的路。大路只此一条，堵住就过不去。陈耀汉这个师武器比我们强，可是他这个旅远离桑植。我们两个军团有11个团，力量大大超过它。他们是北方部队，过去多在平原活动，不善于山地作战。陈家河一带的地形，我了如指掌，多山多水，道路少而狭窄，他们撤退逃跑、增援都很困难，战场对我们有利!加上敌人刚到，立足未稳，他们的命根子碉堡工事也未来得及修，尽管占了镇子，却来不及作固守准备。我看哪，一定要给敌人一点厉害看看，免得他们成天到处发疯!”肖克说：“对，消灭他1个旅，我们有11个团，可以说是狮子抓乌龟喽。”任弼时说：“打是对的，打完了呢？”贺龙说：“要走，也要打这仗再走。我看，不胜，就走；小胜，再看看；大胜嘛，杀他个回马枪，老子不走喽!”　　贺龙命令部队悄悄隐蔽在河西面围子后边的大山上和围子附近的3个小山包附近，小山包居高临下，机关枪可以封锁陈家河唯一的渡口。贺龙命令：“全军的轻重机枪都摆在这里!”陈家河镇外的这个土围子不算小，围子里有敌人1个营。红军没有大炮，要消灭他也很不容易。　　次日拂晓。贺龙他们在镇外山坡树林里隐蔽地观察着敌情。贺龙对身边的连长说：“拿不下那个土围子，就拿不下陈家河，你们连的任务就是打围子。”连长表示坚决完成任务。贺龙问他怎么打法。连长说：“一个冲锋就进去了。敌人刚到，围子里没冒烟，当然是没烧早饭，看来，那帮家伙还睡大觉作好梦呢。”贺龙说：“你们连去攻，不能硬冲，要把敌人牵出来，在围子外边消灭它。”　　连长带着1个连在土围子外边打了几枪，一齐吼叫着向敌人大骂起来。稀稀落落的枪声，震天的叫骂声，惊动了围子里的敌人。敌营长站在围子上一看，下边站着一些衣服破旧、人数不多的红军，立刻火冒三丈，带着部队冲了出来。　　连长见敌人出了围子，带着部队撒腿就跑。敌人起劲追赶，来到小山包附近，突然3个山头上的几十挺机枪响了起来。一刹那间敌人倒下了一大片，剩下的拼命往回跑，但寨门已被红军火力封锁，敌人只好往陈家河街上逃跑。红军主力趁机向陈家河展开猛攻，歼灭了敌第一七二旅，击毙了敌旅长李延龄。接着贺龙就下令向桑植前进，去消灭陈耀汉的其他部队。　　肖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1个师为前卫。走到通往桃子溪的三岔路口时，肖克突然停了下来，蹲在河边看了一阵，对王震说：“河水浑浊，显然有大部队刚刚过河，看来是陈耀汉到了，附近再没有别的敌人大部队啊。”　　王震点点头说：“派人报告贺、任。”　　肖克说：“好，你派人报告，我带1个团先冲进桃子溪。敌人刚过河，就算到了桃子溪，恐怕连饭也没烧熟呢!”　　肖克判断十分准确。陈耀汉带着师部和第一七四旅两个团前来增援，听到一七二旅已被歼，急忙后撤。他刚刚到达桃子溪，肖克、王震就带着红军冲进来了；贺龙带着后续部队也赶了上来。第五十八师师部和两个团迅速被歼灭，陈耀汉纵队从此便在战场上消失了。　　打了胜仗，贺龙和军分会其他领导人决定不过长江了，要打回去，再开辟一个新局面。其他敌军见陈耀汉纵队失利，陆续后撤，红二、六军团收复了桑植城和永顺、大庸的部分地区。　　5月，贺龙等认为红一方面军已经渡过了金沙江。红二、六军团为配合红一方面军行动，牵制大量敌军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改变对湘军取攻势，对鄂军取守势的方针，侧重打击鄂军。　　1935年6月9日，红二、六军团突然以一部分兵力在鄂军防区纵深内包围了宣恩县城，以另一部分兵力，切断了宣恩、恩施之间的交通，歼灭了部分敌军，主力隐蔽在宣恩城南10公里处，准备打援。　　徐源泉深怕宣恩丢失，急令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从来凤、李家河驰援。6月12日，张振汉以第四十八师1个旅及2个团为右支队；第四十一师1个旅为中路支队；第四十一师师部及1个旅为左支队，经忠堡，开往宣恩。张振汉计划在当天下午将他指挥的部队集中于忠堡，然后，全力援救宣恩，使红军无隙可乘。谁知，他的计划在他们出动的前夜，就被红军搞清楚了。贺龙等决心消灭这支敌军在运动中。当即命令1个团佯攻宣恩，主力连夜急行军赶向忠堡。红军先头部队赶了65公里崎岖山路，到达忠堡附近时，敌右支队主力已进入忠堡，中路支队和左支队离忠堡也只有几里路了。　　红军侦察员向贺龙报告说：张振汉的队伍正向忠堡前进。贺龙立即下令：敌人不到近前不准开枪；打的时候要猛要狠，绝不能叫敌人跑掉；没有打响时要隐蔽好。　　敌人正以行军纵队朝前赶路，突然遭到红军猛攻，右支队后卫被歼灭，左支队先头部队被击溃，大部被压在山凹凹里。此时，各路红军先后赶到，切断了敌军各支队的联系，也控制住了可能由忠堡出来救援的敌军。　　贺龙、任弼时奔上山顶，拿着望远镜观察战斗情况。任弼时看到被歼部队战斗力很差，估计张振汉未必在那里。贺龙说：“我也这样想。我们一定要把张振汉请进来。”这时，几个战士押着一群俘虏上来了。贺龙叫住他们，向一个军官打扮的俘虏了解情况。俘虏说，他们是第四十一师的，师长张振汉和师部还在后面。贺龙、任弼时立即派人把这一情况告诉参谋长李达和红四师、红六师师长，叮嘱说：“要引张振汉进口袋，千万不能把他吓跑了。”　　贺龙、任弼时布置完毕，下山走进一间茅屋。贺龙突然额头冒出汗珠，脸色十分难看。任弼时看出来了，立即叫来了卫生部长。经诊断，贺龙体温高达39度，是劳累过度又受凉所致。任弼时关切地说：“你就到后边休息一下吧，前面的事我负责。”贺龙说：“我万万不能下去。看不见战斗情况，说不定真会急出病来。”任弼时、卫生部长、参谋、警卫员们都笑了。　　张振汉并不是个无能将领，历来用兵谨慎。他命令部队当天下午在忠堡集中，是认真筹划过的。他认为，他的部队仅距忠堡20余公里，红军主力距忠堡百里以外，红军虽然善于行军，也不可能比自己的队伍先到。等到红军到了，自己的部队已经完成防御准备。然而，他还是估计错了。张振汉率领师部和1个旅尽管打得很顽强，结果还是全部覆灭，他自己也当了俘虏。　　贺龙听说活捉了张振汉，笑着说：“请，快请来嘛!”张振汉浑身泥土，衣冠不整，见到手里拿着烟杆的贺龙，脸色一变，低下了头。贺龙却笑着说：“我们是老朋友喽，想不到冤家路窄在这里碰了头。我就是你们要活捉的‘贺匪’。你看，今天到底谁捉住谁呀？”张振汉连声说：“死罪，死罪!”贺龙笑了：“死罪可免，活罪也可免。”张振汉不敢相信，抬头看了看贺龙。贺龙郑重地说：“我们共产党、红军宽待俘虏。对你这样的将军呢？我看，放下武器，也可以变敌为友。”并让副官告诉卫生部，好好给张振汉治伤。张振汉一怔。贺龙笑着说：“我们红军没得上司发饷，穷得很，没得什么好药。我让卫生部用最好的药给你治伤。你是学过炮兵的吧？”张振汉连忙称是。贺龙说：“我看，你留下来给我们当教员吧!人才难得，你是个人才嘛。”张振汉呐呐地说：“败军之将，有何德能，振汉惭愧……”贺龙说：“当年，我听陈赓说，蒋介石把黄埔一期学生叫来，大骂一顿。他说人才都当了共产党，就剩下你们这群蠢才。这开头一句话，蒋介石没有讲错，错在下面一句，剩下来的未必都不是人才嘛!他反人民、反革命，人才再多也不行。你莫以为打了败仗，当了俘虏，就没才气喽。我的建议，你看如何？”张振汉说：“总指挥，我愿意尽力!”贺龙说：“我们欢迎。不过，话要讲清，红军官兵平等，我贺龙也没得薪饷，你这位将军恐怕要吃些苦。当然，伙食要给你弄得好点。”张振汉感动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这位国民党军的纵队司令兼师长从此参加了红军，并长征到了陕北，为红军建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振汉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谈起贺龙，他敬佩不已。　　忠堡战斗后，红二、六军团围攻龙山，35天未能攻克，3次打援，也都未能歼灭敌军主力，乃于7月27日主动撤围。　　当红二、六军团围攻龙山的时候，蒋介石将第八十五师从江西调来拨归徐源泉指挥，并调原驻江西的第二十六路军1个师到湖北接替第三十四师防务。他命令徐源泉集中兵力与湘军协同夹攻红二、六军团。7月30日和8月1日，徐源泉两度命令第三十四师两个团和第四十八师1个旅推进到沙道沟地区，第五十八师前进到李家河一带。暂四旅进占水田坝，第一二三旅占李家河，掩护第八十五、第三十四师和第四十八师部队行动。　　红二、六军团及时获悉了敌人调动和配置情况。贺龙兴冲冲地对军团其他领导人说：“有大鱼要上钩喽!谢彬的第八十五师刚刚开来，情况不熟。他到李家河要走的道路全都是谷底狭窄小路，两旁山高林密，侦察搜索和队伍展开全都困难。其他国民党军几个师的部队又都分散守在几个城镇里头，空隙大，距离远，不便相互支援，对我们隐蔽穿插非常有利。我们再虚晃一枪，把部队伸到敌人第三十四师或是第四十八师眼皮子底下，吓唬他们一下，让他们不敢乱动。然后我们再迅速去截住第八十五师，敲掉谢彬。”　　贺龙的主张很大胆。万余红军要在多路敌军中间行动，既要迷惑敌军两个师，又要迅速转到另一个方向去消灭另1个师，困难很大。但战机难得，贺龙决心打好这一仗。　　8月2日，红二、六军团突然由龙山境内进到沙道沟附近。徐源泉判断红军要打击向沙道沟前进的第三十四师或第四十八师第一四二旅，急令这两支部队停止前进，就地防守，严加戒备。第八十五师因距红军很远，仍按计划继续前进。3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在贺龙率领下，突然改变行动方向，向西南疾进。11时，赶到第八十五师必经之路的板栗园东南的利夫田谷地埋伏起来。第八十五师(欠1个团)走到利夫田西北七、八里路的板栗园时还没有察觉红军的行踪。在板栗园，他们看见赶集的乡民很多，由板栗园到李家河沿途行人不断，没有异常迹象。谢彬大为放心，下令继续向李家河前进。　　贺龙在山上向各师、团领导人交代任务。他用马鞭指着山下的谷口对红十八团团长贺炳炎说：“今天要你做个瓶塞子，塞住这个瓶子口。”“敌人是第八十五师谢彬的部队。他们的装备比我们好，大家不要轻敌。敌人中午就会到。”　　12时左右敌人进入了伏击圈，战斗猛烈展开。在红军攻击下，敌军前卫团被压制在谷底，迅速被歼。第八十五师特务营和另外1个团的两个营匆忙迎击。贺龙命令红六师趁敌慌乱猛烈冲击，很快也将这3个营歼灭了。红十七师赶来与红四、六两师一起歼灭了敌另1个营，击毙了师长谢彬。此次战斗全歼第八十五师师部、两个整团、1个特务营，俘敌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和大批弹药。战后，红二、六军团返回根据地。8月8日，又击溃了陶广纵队的10个团。　　两个月中，红二、六军团在军分会和贺龙指挥下，歼灭了两个师的大部，击溃了敌10多个团，粉碎了敌军夹击红二、六军团的计划。蒋介石命令湘、鄂军队转入防御，等待增调新的“围剿”部队到达后，重新开始进攻。　　这次反“围剿”胜利了，但是，根据地尚未完全恢复。因为根据地人口少，物产不丰富，加上敌军的掠抢破坏，百业凋零，人民群众生活艰难。红军迫切需要的粮食、冬装和兵员都无法解决。而且，要在根据地内对付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回旋余地也嫌狭窄。因此，在军委分会研究情况时，贺龙就提出应抓住敌人新的“围剿”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时机，转入进攻，以主力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物资又比较丰富的津市、澧州地区。贺龙的建议得到了赞同。于是，两军团主力向津澧出击。这个攻势，势如破竹，8月20日至27日连克石门、澧州、津市等城，消灭敌军一部，控制了大片地区。红二、六军团在那里广泛发动群众，没收和分配地主恶霸的财物，宣传抗日反蒋主张，扩大红军，赶做冬装。在短短半个月中，补充了3000多名新战士，筹集了大批物资、弹药和经费。　　贺龙抓工作十分细致。一次，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在院子里大树下开会。贺龙正在讲话，忽然停了下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墙外传来的马踏石板的得得声。一会，贺龙的脸色沉了下来，叫人把供给部运输队队长叫来。这位老队长工作埋头苦干，深受大家尊敬。他一进来，贺龙劈头就说：“我说你的革命责任心哪里去了？我们就那么几匹骡子，全靠他们搞运输，你不关心他们，你这个运输队长是怎么当的？”老队长突然受到贺龙的批评，摸不着头脑，只好说：“你批评什么？我不清楚……”。　　贺龙看着老队长那风尘仆仆，十分疲惫，十分茫然的样子，马上叫人搬过椅子，让他坐下，和气地说：“我说你们的驮骡。你出去看看，你的骡子队里是不是有匹没挂掌的？这样的石头路，骡子不挂掌，走不了多远就会跛腿，过不了几天，这匹骡子就得报废。同志啊，不要忘记，我们的1匹骡子要驮1个连的辎重。现在全军最贵重的东西都在你们运输队，不爱护骡子等于不爱护部队。骡子是你们运输队的武器。武器平时要保管好，战时才能发挥作用。你们运输队今后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喂好牲口，二是钉好掌，三是调整好鞍具。”　　老队长听了贺龙这一席话，忙去查看，果然发现有1匹骡子的后掌掉了。他感慨地说：“总指挥简直神了!我这赶骡子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掌，他隔着高墙，一下子给听出来了。一大群骡子蹄子落地，1只没有掌，他都能辨别出来，真神了!看来，什么事也难逃脱他的眼睛和耳朵。”　　1935年9月29日，红二、六军团在石门的磨岗隘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总结进入湘西北策应红一方面军以来的斗争。这一年，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六军团进行大小战斗30次，直接接触的敌军达86个团，其中76个团被击败；先后占领过7座县城，恢复和开辟了广大地区，成为这个时期江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战斗中共俘虏敌军8000余人，其中有纵队司令兼师长1名、师参谋长2名及师以下军官200余名；毙伤敌军1万以上，其中，击毙师长1名，师参谋长1名，旅长2名及师以下军官百余名；缴获枪炮1万余件，子弹120万发和大量物资。两军团扩大了1倍以上，组建了红十八师和红十一、十七团以及许多独立团、营和游击队。由于两军团积极战斗，钳制了敌军6个纵队10多个师的兵力，使其不能阻截围堵红一方面军，还把正在进攻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敌军吸引到自己身边来。在配合兄弟红军的斗争上，两军团尽了最大努力，作出了很大贡献。  
 
 第九章　长征
 
 　　神来之笔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因而党内斗争日趋尖锐。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属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行北上。张国焘却公然违反决定精神，胁迫红军总部及其他红军南下。中共中央为教育和争取张国焘，未向全党传达俄界会议精神。贺龙、任弼时和红二、六军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全不了解。因为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报密码留在红军总部，中央与贺龙等便失掉了电讯联系。　　9月，蒋介石调集14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妄想把长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　　贺龙等认为敌情空前严重，决定“依据原有苏区及东部游击区，抓住有利时机击破东面急进之敌，破坏其向西逼进企图将我军包围于龙山、桑植、永顺狭小地区之计划，再寻求机动，在运动中击灭其它方向之敌”。按照这个方针，红二、六军团于9月上旬撤离津市、澧州，在石门西北集结待机。　　但是，因为敌人采取集中兵力、缓慢推进、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逐渐缩紧包围圈的战法，红二、六军团难于找到有利的歼敌机会，根据地也日益缩小，形势日渐不利，必须采取新的对策。9月29日，突然收到周恩来发来的询问红二、六军团情况的明码电报。贺龙、任弼时立即给周恩来发出了密码电报：“你们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说明此间省委委员姓名，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第二天，却收到了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回电：“29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同志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委员。一、四两方面军6月中在想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北上，以为与中央的电信联络已经恢复，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给上级的电报，包括部队行动的请示报告，都是发给朱德、张国焘的。　　鉴于局势严峻，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经反复讨论，决定将主力移出根据地，到黔东的石阡、镇远、黄平一带，在广大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争取在那里创建新根据地，并报请朱、张批准。朱、张指示由红二、六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为了加强主力，保证部队顺利转移，军委分会组建了红五师和红十六师，并将部分机关人员补入主力部队，将红十八师留在根据地掩护主力转移，并指示该师当斗争条件不利或主力离开黔边时，可及时转移与主力会合。　　11月上旬，红二、六军团集中在桑植地区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精简行装，每人只带3天粮食，两三双草鞋，以便轻装前进。　　出发的前一天，贺龙在桑植县刘家坪红二军团全体大会上讲话说：“现在，我们二军团已经有3个师8个团，六军团也建立了红十六师。我们两个军团已有1.7万人。比起刚刚会师的时候，扩大了1倍还多。蒋介石搞来140多个团围攻我们。我们在根据地坚持了1年的斗争，人民支援红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这里山多、田少，加上敌人烧杀掠抢，养不了我们这近两万人的红军喽!所以，我们要从内线转到外线，打到敌人后方去。”　　要跳出近140个团的包围，转到黔东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贺龙认为，如果直奔贵州，后边跟着咬得很紧的10几万敌军，红军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因此，贺龙建议先到湘中，威胁长沙，调动敌人大批兵力追往湘中，打乱敌人的“围剿”计划，然后，再抛开敌人，转入贵州，取得主动权。　　军委分会领导成员一致同意贺龙的提议。突围开始后，第二天便突破了敌军的澧水封锁线，第四天又突破敌军的沅水封锁线，消灭了一批敌人。　　贺龙等立刻命令两个军团展开攻势。从11月23日到28日，先后占领了辰溪、浦市、溆浦、新化、兰田(今涟源)和锡矿山，控制了湖南中西部广大地区，并迅速展开了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打击土豪劣绅、组织抗日游击队和筹集物资经费的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还扩大了3000多名新战士。　　红军在湘中捷报频传的时候，贺龙的女儿出生了。有人说，等贺龙来给她取个名字。红六军团政委王震说：红军打了胜仗，就叫捷生吧!贺捷生在战火中出生，在襁褓中参加了长征。　　红军突入湘中，出敌意外，他们急忙调动7个师追了过来，还有几个师也随后赶来，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湖南中西部地区。　　在军委分会会议上，贺龙说：“敌人追来了。我们再拖他们一阵。我们兵分两路向东南兜个大圈子，索兴把这帮敌人全部吸引过来，让他们跟在我们屁股后头追，弄得他们人困马乏，我们再掉头去贵州。”　　大家同意贺龙这个拖着敌人兜圈子的办法。　　从1935年12月11日开始，红二、六军团连续9天向东南急进，大量敌人穷追不舍，拥向湘东南。突然，贺龙率红军转向了西北。时已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忍受着寒冷和饥饿，兼程疾进，1936年1月1日进到芷江冷水铺一带，把各路敌军远远甩到了后面。红二、六军团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元旦，1月9日，到达了石阡地区。　　红二、六军团长征开始时的这次行动在指挥上被人们称为神来之笔。　　石阡地区地瘠民贫，严重缺粮，无法长期供应两个军团的给养，地形也不利于打运动战。敌人15个师又陆续追来。军分会和贺龙遂决定转到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开辟根据地。　　一路上，贺龙率领红军时而向南，时而北进，时而作出袭取贵州省会贵阳的姿态，时而又作出抢渡乌江的模样，甩开敌人大部队，寻机歼其小股。敌人认为贺龙企图走红一方面军的老路，乃调重兵严守乌江，增兵遵义。然而，2月2日，贺龙却率部向西巧渡鸭池河，到了黔西县，各路敌军又被甩在了一边。　　红军占领黔西、大定、毕节3个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以后，便展开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建立了以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各县苏维埃和95个乡、镇、村的红色政权，成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和90多个有数十人至数百人的游击队和1个苗民独立团。同时，进行了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焚毁债契，分粮分财，分发给贫苦群众视如黄金的盐巴，让这一带许多劳苦人民第一次吃上饱饭，穿上新衣。红军也进行了休整，加强了训练，并吸收了5000多名新战士。从1935年11月长征开始到1936年2月，4个月以来，红军几乎天天行军作战，不停地与敌军周旋，到了黔、大、毕，才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　　贺龙仍然十分忙碌，在建设黔、大、毕革命政权的许多工作上，运用了他的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争取和团结有影响的上层民主人士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毕节城里住着一位57岁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反清举义的领导人，曾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和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在西南军政界有相当高的威望。红军即将解放毕节时，国民党毕节专员劝他一起逃走。周素园断然拒绝说：“我不走，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何况，你们也打不赢红军。贺龙当年就是闻名的虎将，你莫去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红六军团占领毕节后，红军到了周素园的家，看到这位当过大官的人家，居然没有多少财富，却有很多书籍，其中许多是被国民党政府严令禁止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些已被批注得密密麻麻、圈圈点点。王震听了汇报后，连忙前去拜访。一见面，王震笑着说：“周老先生，你当过大官呐，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跑？”周素园说：“我当过大官，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又没发过不义之财，没得家产，两袖空空，何必跑？”王震又问：“你有不少马列主义书啊？”周素园笑了：“孙中山的革命失败了，如今的中国乱成了这个样子，我总该寻找救中国的真理嘛!我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足足10年了。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可惜人老了，只能纸上谈兵喽!”　　王震大为感动，向贺龙作了汇报。不久，贺龙以主席名义请周素园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他工作很有成效。因而，比较顺利地团结了一批上层开明人士。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的时候，贺龙指示说：“周素园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经受不住和我们一道长征。他老先生为人刚正，影响不小，我看可以转到香港去为我们党作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他的长处。”贺龙还指示把一批黄金和银元送给周素园作路费、生活费及活动经费。　　周素园知道后十分激动地说：“我在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诉贺龙同志和几位首长，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贺龙听了十分感动地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贺龙和周素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周素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经多次和他畅谈，说他是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和同志。　　大定县的一位开明士绅彭新民，被选为“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工作努力很有成效。但因为他是个士绅，也就有些不恰当的议论。贺龙率军经过大定县城的时候，亲自到彭新民家里去拜访，称赞他的革命行动，让他不要听那些流言蜚语，我们是信任你的。彭新民深受感动。红军撤离后，彭新民在当地坚持斗争英勇牺牲了。他以生命回答了贺龙的信任。　　贺龙和红军在黔、大、毕地区搞得红红火火，急坏了蒋介石。他从南京飞到贵阳，亲自布置对红二、六军团的“围剿”。他命令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5个纵队进攻，令两个纵队在东西两面防堵，由川军杨森、李家钰部沿长江设防。他下定决心，妄想用120个团的兵力，把贺龙和红二、六军团一举消灭。蒋介石亲来督阵，各路敌军不敢怠慢，尽管他们几个月来已被红军拖得人困马乏，战斗力锐减，仍然疯狂地开始了进攻。红军在金沙、三重堰以北地区两次寻机歼敌，未能如愿，敌人重兵渐渐围拢过来。　　贺龙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红军应该转往黔西南，摆脱敌人的围攻。行前在毕节城，由贺龙主持召开了万人大会。贺龙作了感人的讲话。晚间，军民一起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提着灯笼，举着火把，气氛十分热烈。这那里是在准备撤退，倒像在庆祝红军的胜利。　　2月27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进入乌蒙山区。　　贵州山区的2月，天寒地冻，许多地区渺无人烟，几乎买不到粮食。1万多人的红军在一座座大山中转来转去，艰难困苦是很难形容的。因为敌军遮断了通往黔西南的道路，红二、六军团为了摆脱敌军的反复合围，在乌蒙山中辗转回旋，转了差不多1个月。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可以回旋的地区越来越小。红二、六军团陷入了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来最艰险的境地。贺龙的脚板上裂了一寸多长的口子，流着血，疼痛异常，他柱着一根拐棍一步一跛地在崇山峻岭中走着。他的马驮着伤病员，自己又不肯躺在担架上让别人抬着走，迈一步，身躯就颤抖一次。休息的时候，贺龙坐在山坡石头上，往开裂的脚板上抹些油，用火烧伤口，直烧得皮肉发焦把血止住。贺龙痛得咬住嘴唇，脸色发白，满头大汗。后来，油脂没有了，就直接用火来烧脚板。　　这时，任弼时患了肺病。贺龙十分着急，把卫生部长、医生、护士、副官都找来，十分严肃地说：“你们要照顾好任政委啊!你们晓得，要不是任政委带着六军团、带着电台，冲破敌人封锁和我们会合，想想嘛，我们就是离了群的孤雁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他。”　　任弼时身体虚弱，骑马困难。贺龙动员他躺在担架上。任弼时怕影响了战士们的体力，坚决不干。贺龙又动员肖克、关向应、王震和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前来劝说，任弼时才同意坐上担架。一次，任弼时躺在担架上，贺龙拄着木棍，迈着艰难的步子跟在后面，给任弼时讲笑话，而他的双脚正在流血。　　贺龙召开军委分会会议研究部队行动。他说：“我们的情况不妙，敌人100多个团的情况更不妙。他们从湖南、湖北、四川让我们拖起跑，比我们更受罪。敌人各个纵队只受顾祝同指挥，行动不大一致。包围圈虽然缩小，漏洞还是有的。再有，敌人对我们永远估计不足。这1个月转来转去，敌人会以为我们垮得差不多了，也增加他们的骄气。现在是时候了，我认为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隐蔽地从敌人的接合部钻出去，兼程进入云南，捅捅龙云这个马蜂窝。”　　大家赞成贺龙的主张。贺龙召集两个军团各师和部分团的干部，下达了秘密突围的命令。要求部队行动一定要十分隐蔽，不准点火，不准喧叫，马蹄裹布，不准发出声音；凌晨从敌夹缝中通过，即使被小股敌人发现也不准打枪，不准捡歼灭小股敌人的便宜，要极迅速地摆脱敌人。　　根据贺龙的命令，红二、六军团从密集的敌人中间迅速穿了出去，在昭通、威宁之间越过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直趋滇东。　　红二、六军团这次历时1个月的回旋作战，是在云贵高原的乌蒙山中进行的。这个地区人烟稀少，气候恶劣，山高谷深，缺粮缺水，瘴疫很多，又处在多路敌军不停顿地围追堵截之下，确实经受了极端严重的考验。　　后来有人评论说，这是贺龙在长征中指挥艺术的又一次神来之笔。3个方面军会师之后，毛泽东在保安与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会晤时，曾十分高兴地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①　　会合红四方面军　　1936年3月22日，红二、六军团抵达宣威附近。贺龙等考虑，依当前形势以在滇黔边的南北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为宜。在歼灭滇军一部后，于28日进到盘县、亦资孔地区。敌军4个纵队进到北盘江左岸，沿江布防，滇军1个纵队扼守云南边境与红六军团对峙。　　这时，红二、六军团直接面对的敌军减至5个纵队共50多个团，而且绝大多数已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士气沮丧。行动比较积极的是滇军的那个纵队，其目的也仅在于阻止红军入滇，不敢单独冒进。红二、六军团却保持着相当于从桑植出发时的兵力。到达滇黔边境以后，生活得到了改善，体力有所恢复，士气旺盛。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也利于红军活动。贺龙、任弼时等认为，在盘县一带建立根据地是可能的，即使不成，也可以利用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高潮和蒋介石集团与广东、广西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挥师东向，求得存在和发展。在长江以南有这样一支红军主力，在战略上与长江以北的红一、四方面军相呼应，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贺龙等正在筹划下一步行动，接到了朱德、张国焘发来的电报，指示红二、六军团可于3月渡金沙江与总部会师，也可在滇黔边活动。这份电报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指示并不肯定，而对如何渡过金沙江却说得比较详细。事关红二、六军团今后的战略行动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全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想进一步弄清朱、张的意图，便于3月29日致电红军总部：“一、我军自离开毕节后，在彝良、镇雄地区直至进入滇境之先的一个不长时期内，因粮食困难，气候太冷、居民房屋很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营，故相当疲劳，减员颇大(以则河、则章坝及宣威城北战斗总共伤亡千人左右，落伍、开小差的总共在2000人左右)，惟近日又在恢复中。二、在目前敌我力量条件下，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三、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按指元谋地区)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至感到大的困难。四、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3月30日，朱德、张国焘发来回电，倾向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之会师。　　北上方针既定，贺龙等率红二、六军团于3月31日西行，冲破滇军防线，向普渡河急进。这时，蒋介石组织了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部，以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总司令，令滇军及国民党嫡系4个纵队迅速追堵，并派顾祝同到昆明代表蒋介石督战。　　4月6日，红军攻占寻甸。龙云判断红二、六军团可能沿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从元谋渡江，急令他的近卫第一、第二团、工兵大队和警卫营从昆明赶到普渡河铁索桥两侧防堵，又令滇军孙渡纵队加速追击，将红军阻止在普渡河东岸。龙云全力防堵贺龙所部入滇自有他的打算。他对蒋介石深具戒心。他清清楚楚看到去年红一方面军进入贵州之后，蒋介石派大批嫡系部队尾追入黔，没能消灭红军，却趁机搞垮了贵州军阀、省主席王家烈，抢占了他的地盘。如果贺龙进了云南，蒋介石也会照方抓药，搞垮自己的。因此，龙云要防红军，更要防中央军。滇军倾巢而出，加上蒋介石的4个纵队，使红军渡普渡河时遇到了很大困难。　　1936年4月9日，贺龙在和其他领导人研究下一步行动时提出，抢在蒋介石4个纵队追到之前，佯攻昆明，甩掉滇军主力。贺龙说：“龙云把老本都掏出来押在普渡河，他那个云南省会变成了空城。他唱空城计，我们又不是司马懿，没那么胆小，我们就打昆明。龙云，还有那个顾祝同准会吓得魂灵出窍，调兵去保昆明。然后，我们一掉头，甩掉敌人，到石鼓、丽江过金沙江。江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一定要过普渡河到元谋过江呢？”　　贺龙这个大胆而巧妙的计划得到了一致同意。4月10日凌晨，红军掉头南下，直扑昆明。当天，先头部队突然进抵昆明以北地区，并派小部队进至离昆明城仅15公里处。第二天，两军团全部进至距昆明20公里的富民城，摆出了一副要打昆明的架势。　　昆明震动了!顾祝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向蒋介石求援，龙云把军官学校的学生都拉出来参加守城，又十万火急地电令守在普渡河渡口一带的滇军赶快回来救昆明。　　敌人急如星火地朝昆明赶来。贺龙率领红军突然转向滇西，把所有敌军甩得远远的，从而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　　后来人们把佯攻昆明称作是贺龙在长征中指挥上的第三个神来之笔。　　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分两路西进，每天行军百里，几乎一天攻占一座县城，势如破竹，横扫滇西。楚雄、镇南、祥云、宾川、盐兴、牟定、姚安、盐丰、鹤庆等县城都由民团防守，红军一攻即破，伤亡很小，缴获颇多，既得到了充足的给养，又不断扩大红军。参加过这一时期斗争的老战士回忆说：当时红军受到群众的拥护、支援，生活得到极大地改善，连有名的云南火腿，在那些天里都吃腻了!4月17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告朱德、张国焘：“我们决采鹤庆、丽江中间路线前进，现我们已抵镇南、姚安之线，估计快则十天迟则两星期可赶到金沙江边。”　　这时候，敌人才发觉上了贺龙的大当，但是，再拚命也赶不上了。　　4月25日夜，贺龙等率红军开始在石鼓等处渡过金沙江，到28日黄昏，全军1.7万人顺利渡江完毕，踏上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征途。追赶红军最快的滇军1个旅，匆忙赶到金沙江畔时，红军早已没有踪影。敌人唯一的收获是亲眼看见了红军留下的大幅标语，上边写着：“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　　至此，蒋介石消灭红二、六军团的种种计划破产了。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指挥下，历经湘、黔、滇诸省，进入藏区，一路上有力地打击了敌军，保持了自己的实力。朱德、张国焘得知红二、六军团已胜利渡江，4月27日发来贺电：“金江既渡，会师有期，捷电传来，全军欢跃，望以此转达我万里长征所向无敌的红二、六军团全体战士。”　　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5月1日至3日齐集中甸城及其近郊。中甸位于滇西北，地处康藏高原。这里人烟稀少，贫穷落后。居民主要是藏族，信奉喇嘛教，实行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红二、六军团对藏区一切都是陌生的。这里的地理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习惯、民情风俗，与他们到过的地方都大不相同。蒋介石与地方军阀勾结当地贵族，欺骗群众，利用统治阶级掌握的武装阻挠红军。因此，通过藏区就成为红二、六军团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战斗，给贺龙也带来了新的课题。　　中甸城只有几百户藏民，红军一到，大都躲进山林。城外有一座喇嘛寺名叫归化寺，是当地真正的统治中心。寺里的松本活佛对红军的到来惊恐不安，令僧众关闭寺门严加防范。　　贺龙、任弼时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以贺龙名义颁发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说明红军是为“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的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而来的，并且阐明了红军的性质、纪律、政策。同时，深入宣传政策，与藏民广交朋友，为藏民做好事，积极争取上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红军1万多人来到这几百户人家的藏族聚居的小县城，不杀、不抢、不抓夫、不拉妇女，还和和气气做好事，尽管群众心中存有畏惧，却也不能不被红军的行动所感动。归化寺里一位管事的喇嘛夏那古瓦自愿当代表拜见红军，和红军“首领”谈判。5月1日，夏那古瓦和几位头人会见了贺龙，向贺龙献了哈达。贺龙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讲解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他们提出的疑问一一作了回答。贺龙写了一封信给归化寺的活佛和掌教八大老僧，请夏那古瓦转交。信中写道：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二，红军尊重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的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听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付金钱；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贺龙的接待和红军的行动消除了喇嘛们的疑惧。活佛和八大老僧请贺龙去归化寺作客。5月2日，贺龙亲率40余名着装整齐的红军代表来到归化寺拜访活佛，受到全寺僧众的热烈欢迎。活佛和八大老僧及几十名喇嘛身穿盛装以隆重的仪式迎接贺龙一行进入大寺“直仓”(佛厅)，破例为贺龙举行了跳神仪式。这种宗教盛典本来只有每年冬月庆祝丰收、祈祷吉祥如意时方举行的。贺龙向活佛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幛。僧侣们深受感动，活佛和八大老僧表示拥护红军，愿为红军效力。5月3日和4日，归化寺令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向红军出售青稞麦3万余斤。两天中，红军筹集了10万斤粮食。几百户人家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按照红二、六军团通过藏区前往甘孜的需要，还远远不够。红军只得及早起程了。　　在藏区行军中，贺龙多次指示部队要团结藏族同胞，并要求红军中有关人员学习藏语，以便和藏族人民交往。在中甸，红军请到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做翻译。此人四川籍，40多岁。贺龙亲自会见了他，行军时还常常和他一起走，向他讲革命道理。在红军缺粮，指战员大都吃野菜、草根的时候，贺龙下令要保证这位翻译有粮食吃。翻译甚为感动，他说：“这样的军队真是天下少有啊!”他工作认真，主动向所到之处的藏民作宣传解释工作。他跟随红军一直走到陕北。“西安事变”后，贺龙对这位翻译说：“你现在可以回家喽!”他却不肯回去，要求参加红军。贺龙亲切地说：“长征路上，你吃了很多苦，给我们帮了很多忙，红军和我都感谢你，永远忘不了你。当初在中甸时，我们向乡亲们和你家里人讲得很清楚，把红军送出草地就让你回家。现在你都走到陕北来了。万一你家里的亲人担心你生死不明，我们共产党、红军就失信于民喽!当初的协定是要遵守的啊!”这位翻译只好答应。临别的时候，贺龙送给他1匹好马和足够的路费。他流着泪，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贺龙。　　为了减少沿途筹集粮食的困难，5月5日，红二、六军团分两个纵队由中甸出发。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德荣、巴塘、白玉向甘孜前进，要翻过大雪山，走1个多月。除了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之外，粮食极端困难，而且，一些藏族头人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影响很深，他们带着武装阻击和袭击红军，残杀掉队的红军人员，使红二军团增加了不少困难。由于贺龙和全体指战员认真执行了团结兄弟民族的政策，才使损失减低到了最小限度。　　红二军团走到德荣县时，在一个荒僻的村子里找到了一位喇嘛和几位藏族小头人。贺龙和任弼时接见了他们。喇嘛见贺龙像个大人物，按藏族习俗跪倒行礼。贺龙急忙搀扶起喇嘛，请他们就坐，让警卫员端来奶茶，才开口说：“有件事，我搞不明白。我们一路上很尊重寺庙和藏族兄弟，你们为什么还要跑上山呢？”一个藏族头人说：“汉官说过，红军都是瘟神，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破坏寺庙，砸菩萨，我们害怕啊。现在看见了，你们红军是好人。”贺龙说：“我们这次路过，是为了打日本强盗的。这些外国侵略者占了我们中国大片领土，杀我们的同胞，要把咱们全中国吞掉，要全中国老百姓当奴隶，就是你们讲的‘娃子’。我们来到这里所做所为如何，你们都听到了、看到了。请你们回去转告乡亲们，安心生活，照常拜佛念经，上山放牧，照常做生意嘛。”喇嘛和头人点头称是，紧张的神色也消失了。任弼时说：“红军有严格纪律。在你们这里免不了要吃你们的粮食，我们照价付钱；损坏了东西付钱赔偿。请你们对乡亲们讲清楚，希望你们多多帮助。”　　喇嘛和头人被贺龙、任弼时的亲切、诚恳所感动，表示愿为红军出力办事。接着，贺龙详细询问了由此北去沿途的地理环境、气候情况、有几条路可以通往甘孜，走那一条路近些、安全些等等。他们都仔细作了回答，并且表示沿途寺庙都有他们的师兄弟，他们也会帮助红军。贺龙热情地握着喇嘛的手说：“一言为定。我们红军正式邀请你们各位为本军办事。”喇嘛和头人说：“我们一定办好。”　　贺龙、任弼时送走了喇嘛和头人，立即把负责联络工作的同志找来，交待他们送些银元给喇嘛和头人，作为红军给的见面礼。还指出：到甘孜还有很长的路。如果能争取这位喇嘛和那几个小头人当向导和联络官，以其地位和与当地的关系，只要他肯尽力，我们就可以比较顺利通过藏区了。他指示联络人员要和喇嘛、头人生活在一起，打成一片，学好藏语，和他们真心诚意地交朋友。　　联络人员回拜了喇嘛和头人，送上了贺龙给他们的礼物，转达了贺龙、任弼时的问候。喇嘛抱着礼物，感动地说：“谢谢红军的恩施。红军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军队。红军缺什么，我们一定帮助。当向导么，我跟上红军走!”这位喇嘛自愿带红军一直到达甘孜，起了不小的作用。　　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前后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　　为迎接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大力进行了准备。徐向前总指挥在动员大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一方面军、二、六军团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会后，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展开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如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缝制皮衣、准备粮食、牦牛肉等等。在当地群众中也普遍进行了欢迎红二、六军团的宣传教育。尽管甘孜地区地广人稀，物产不丰，加上红四方面军六七万人已经在这里驻扎了一些时间，各种物资已是相当困难，但是，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还是竭尽全力地做了充分的准备。　　红二、六军团为了迎接会师，也对部队进行了团结友爱、遵守纪律的教育，要求全体人员在会师后主动搞好团结，凡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说、不做、不传，并号召向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学习。　　两支主力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红二、六军团的到来。沿途贴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标语。红四方面军腾出了打扫干净的房子，准备了干柴，烧好了开水，并送给红二、六军团大批毛衣、毛袜和其他物资，充分体现了工农红军之间深厚的阶级情谊和团结友爱精神。红二、六军团广大指战员深受感动，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贺龙后来多次提到这是一次团结的会师，胜利的会师，是充满革命热情的会师。7月2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支主力红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朱德总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中央去年带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　　会师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都从前方赶来，会见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气氛还是热烈的。贺龙见到了曾经共同领导南昌起义的老战友朱德、刘伯承还有张国焘，分外高兴。谁知道还有许多令人困惑、令人忧虑的难题摆在面前呢？　　早在6月23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蒲玉隆时，朱德赶来与肖克、王震会了面，进行了亲切的谈话。7月1日，红二军团进抵甘孜的甘海子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也与朱德会了面。两次会面，朱德都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分歧以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详细地告诉了贺龙他们。朱德还给贺龙他们看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的文件和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并且对他们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红四方面军在南下以后受到了严重挫折，最后不得已退到甘孜一带。经过党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共产国际的一再斡旋，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了他所组织的非法中央，同意北上。但是，张国焘还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这几位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张国焘反对中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要做团结工作，也就是想办法推动他去与中央会合。刘伯承也与贺龙、任弼时作了深谈。刘伯承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　　与此同时，张国焘也在积极活动。他向红二、六军团派出了工作组，煽动对中共中央的不满，散发了《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路线》的文件。贺龙、任弼时等坚决予以抵制。任弼时给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信，要求对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张国焘发来的文件一律不得下发。贺龙看了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干部必读》的小册子以后，严肃地说：“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并立即打电话通知红二、六军团各部队把接到的小册子统统收起来。张国焘想召开红二、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数压少数办法，迫使红二、六军团就范。任弼时则以“谁作报告？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做”为由拒绝了。张国焘准备换掉红二、六军团4个师以上的政治委员，也未能如愿。　　1961年，贺龙对有关人员谈话时说：“朱老总、伯承向我们讲了张国焘搞分裂的事，我们以前并不知道。不过，张国焘这个人，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南昌起义前两天，他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南昌阻止起义，我还和张国焘发了脾气。后来，在瑞金我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里，整天走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才分手。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个住处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警卫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圈，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圈，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还有开庆祝会师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治委员，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身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其实，我那里会打他的黑枪，他自己心里有鬼么!”　　朱德后来也讲过：“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并不多。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后来，又任命罗炳辉为红二十二军军长，袁任远为政委。红二方面军共有8个师的兵力。　　7月2日至10日，红四方面军兵分3路从甘孜等地向甘南进发，红二方面军兵分两路从甘孜随红四方面军之后北上。　　从甘孜到甘南，要经过漫长的、没有道路、渺无人烟、空气稀薄、气候无常的水草地。草地一望无际，遍布沼泽，稍不小心，脚陷进泥里，就会惨遭灭顶之灾。一路之上红军得不到给养补充，起初，每人每天还有3两青稞粉充饥，后来就完全断了粮。指战员们只得挖野菜、草根，吃牛羊皮，最后，连野菜和牛羊皮也没有了。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献出了生命，有的人坐下去就再也没能起来，有的人睡在野草荒滩上，第二天，别人来呼唤起程时，见他已经牺牲了。草地的天气，忽而阴天，忽而雨雪交加，忽而鸡蛋大小的冰雹朝人们猛砸下来。在一次风雪交加的行军中，仅红六师就牺牲了174人。在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只有具备坚强革命意志和久经考验的红军才能够活下来、走出去，创造出人类的奇迹。　　看见指战员牺牲在草地里，贺龙心情十分沉重。他多次向部队下达命令：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决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活着的同志只要有一口气的，都要抢救战友!贺龙亲自抓这项工作。各师、团都组织了收容队，全军所有的骡、马都驮着伤病员。有的人就是因为抓着牲口的尾巴走路才免于牺牲的。贺龙的乘马也一直驮着伤病员。他和战士们一起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跋涉。粮食断绝了，贺龙组织大家去挖野菜。草地里的野菜许多是含毒的，吃了它很快全身浮肿甚至死亡。贺龙要求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成立野菜检验组。他们没有任何化验仪器，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去尝各种野菜，从中选出能吃的品种通报全军。有些指战员因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草地的小河里有许多鱼，千百年来人类从未打扰它们，所以不怕人，钓起来不很难。贺龙亲自钓鱼给大家吃，还组织一些人去为部队钓鱼充饥。贺龙说：“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要抓来吃，不好吃也要吃。要革命就得吃!”　　在最困难的时刻，贺龙毅然把自己心爱的马交给供给部杀掉，分给战士们吃。贺龙爱马在红军中是出了名的。那匹枣红马与他一起征战多年，还救过他的命，也救过许多伤病员，贺龙决定杀掉，不仅他心情沉重，警卫员们一个个都哭得很伤心。贺龙难过地说：“不要哭了。我不到10岁就放马，10多岁就出去赶马帮，人对马亲，马也对人亲。我们爱马，马也爱我们。可是，我们和马都热爱革命。我们常说，当革命需要的时候，我们要不惜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难道还舍不得一匹马么？”　　当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看见一座座村庄，看见晨雾里屋顶上冒出的袅袅炊烟的时候，人们迸发出了压抑不住的喜悦，仿佛是从死亡线上来到了充满希望的人间。　　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中共中央于7月27日决定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及西北地区党的工作。任弼时从甘孜出发时随总部行动，暂时离开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8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致电西方野战军(红一方面军)和各军团、各军领导人，部署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电报指出：二、四方面军不日全部集中阿西、巴西、包座以北，8月中旬，主力可以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配合红一方面军消灭甘肃敌人，求得3个方面军大会合，发展西北抗日新局面。电报要求迅速向全体指战员宣布此项消息，号召全体指战员准备以热烈的同志精神欢迎他们。　　任弼时也于8月9日发出了给贺龙、肖克、关向应、甘泗淇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为促进3个方面军会师及会师后的大团结，他已建议中共中央在会师后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以解决团结、统一的问题，总结过去的领导并着重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讨论。要求红二方面军立即为大会师作政治动员和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8月16日，贺龙等复电任弼时：一，在求吉寺留的信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二，赞成以二方面军名义发出“告一、四方面军书”。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行军，9月初，贺龙等率红二方面军到达哈达铺、礼县地区。这时，腊子口、大草滩、哈达铺、临潭、漳县、渭源和通渭地区，都已为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占领；西进的红一方面军也已占领了定边、盐池、洪德、同心等10多个城镇。3支主力红军日渐接近。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战略任务的首位，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其基本方针是：一，逼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与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　　9月8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改变此口号，3月，有人来接洽。”　　贺龙、任弼时等当即致电中央，表示拥护。并且提出：为着不放弃全国积极有利的局面，使我党能担负起当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深切感到党内的团结一致与建立绝对统一集中最高领导力量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密切关系，在一致的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能造成西北新局面，而不致被敌各个击破。这份电报再次表达了贺龙等反对分裂、拥护中央，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的决心。同时，也透露出贺龙他们对党内妨碍团结、制造分裂的忧虑。　　蒋介石见3支主力红军已经造成即将会合之势，急令胡宗南部从南方返回陕甘与西北和四川北部敌军一起向红军进攻，阻止红军会合。　　针对蒋介石的企图，9月初，中革军委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保卫陕甘苏区，主力占领海源、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红二、四方面军分为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尔后向东向北，会同红一方面军向定西、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与消灭敌第三十七军；红二方面军为右路，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建立苏区。进而实现3个方面军的会师，并准备消灭胡宗南部。　　依照军委计划，贺龙等于1936年9月7日在哈达铺制定战役计划。8日，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命令》说：“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战役任务期于9月底完成。”9月11 日红二方面军各军开始行动，至20日，攻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座县城并占领了略阳、凤县部分地区，歼敌一部，完成了预定计划。9月25日，敌第三军1个旅及1个团向成县反扑，红二军、红三十二军给以严重打击，毙伤敌数百，俘敌300余人。建立根据地的工作随即展开。9月中旬，建立了成县等4个县和几个区的革命政权，组织了几支游击队，还扩大了2000多名新战士，筹集了大批粮食和经费。　　这时，红一方面军已从宁夏的豫旺一带西进，红四方面军到达了岷州、洮州、西固地区，形成了3个方面军南北呼应之势。　　蒋介石立即调集其嫡系军队抢占西兰公路，企图阻塞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的道路并切断东北军主力与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同时命令川军、西北军、东北军和宁夏、青海的国民党军配合行动，进攻红军。　　9月16－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精神，为求得3个方面军会师，进而执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拟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部。由于该计划没有得到应有的贯彻，协同不好，致使红二方面军受到敌军夹击。后经军委同意，红二方面军抢渡渭河，于10月22日在会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但在会师前因来不及将部队全部收拢，与多路敌军作战时，又处于被动状态，遭到了不小的损失。贺龙说，红二方面军因为陷于孤立地位，几乎被敌人合围，打得很苦，比在乌蒙山和过雪山、草地时还危险，损失也大，令人痛心。　　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标志着红二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他们历时1年，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8省，行程两万余里，进行大小战斗110多次。从自桑植出发时算起，比红一方面军长征晚了1年多，虽然在他们长征的时候，敌人已经获得了追堵拦截的一些经验，给红二方面军造成了更多的困难。但是，由于贺龙等的正确指挥和全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会师后，红一方面军送来数万斤粮食，2000多只羊、猪、牛，1000 多套棉衣，几万张羊皮，500匹布和3万块银元，以示欢迎和慰问。中共中央派邓小平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接着，11月19日，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带着人民剧社到红二、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在洪德城为红二方面军进行了文艺演出。周恩来、贺龙这两位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阔别了8年之后又重逢了。　　在这次慰问演出中，红二方面军指战员为人民剧社充满激情的文艺节目所感动。贺龙兴奋极了，当场说，我们一定也要搞一个这样的剧社。坐在贺龙身边的周恩来指着人民剧社社长危拱之说：“好嘛!叫你们的宣传队跟我一起走，让危拱之同志帮助你们好好训练一下。”贺龙提出剧社名称叫“战斗剧社”。后来，在贺龙关怀下，这个剧社在几十年征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慰问期间，周恩来曾问贺龙：3个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贺龙说：“统一归彭(指彭德怀)指挥吧!”后来贺龙讲起此事时说：那是我们红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拥护中央。会师后，任弼时调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委由关向应接替。　　1936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 多个师向红军进攻。中央军委决定采取逐次转移、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胡宗南的第一军以歼灭性打击。按军委命令，红二方面军在10月24日至30日边战斗边转移，于11 月中旬投入山城堡战役，配合兄弟红军进行了歼灭第一军1个多旅的胜利作战，打破了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次“围剿”。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有名的“西安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去西安共商国是。红二方面军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开赴三原，云阳镇一带，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迎击可能来犯的蒋军。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即着力解决党内、军内的矛盾，加强部队的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整顿和建设。193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贺龙参加了这个会议，作了坚决拥护中央的发言，对张国焘进行了批判。在一次会议上，他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他这番话博得了与会人员的普遍赞赏。在这之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贺龙继续当选为军委委员，并被选为主席团委员。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此期间，上级突然指示，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一场反对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贺龙的。由于贺龙在红二方面军中有着崇高威望，这场不得人心的斗争草草结束，不了了之。为了消除这场错误斗争的消极影响，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在1937年7月5日著文说：“二方面军的领导者贺龙同志，他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久经锻炼的战士，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热烈的革命情操，有不屈不挠的革命的坚定性，他是南昌暴动主要领袖之一，他十年来继承南昌暴动的革命传统，领导红军，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今年的‘八一’是红军十周年纪念，对他光荣的过去，致以革命的敬礼!我们相信，这一伟大红军领袖，在党的路线下，团结着二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为中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奋斗到最后胜利。”　　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页。  
 
 
 第十章　挥师抗日
 
 　　“名改心不变”　　1937年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这时，贺龙正在根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命令，积极准备改编部队。7月下旬，他与关向应一起参加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召开的红军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等五项要求，并指出，如果将此作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停止实行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派和亲日派的斗争。为了敦促蒋介石早日实行联合抗日方针，从1937年2月到“七七”事变之前，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举行了3次谈判，但是，由于蒋介石企图通过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用改编达到削弱、控制和取消红军的目的，因而，未能达成实质性协议。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要求全党全军迅速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全军应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准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教育上完成抗战准备。7月14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命令红军作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云阳镇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正是为讨论红军实施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而召开的。　　贺龙拥护中共中央联蒋抗日的主张，对于开赴抗日前线，充满热情，但对蒋介石保持着警惕性。在这次会议上，贺龙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说：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不允许动摇观望。我们要促使蒋委员长领导他的军队抗战到底，但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中的某些人，对抗战是动摇不定的，我们要时刻严防他们捣乱和破坏抗战。蒋委员长现在是处在矛盾之中。他既怕将红军放出陕甘宁，会象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驾驭，又希望将红军送到最前线，借日本人之手消灭红军。我们就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　　会议期间，他多次找即将同红二方面军合编的陕北红二十七、二十八军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交谈，了解这两支部队的历史、干部状况、思想动态乃至后勤供应等等，以便实施改编。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形势危急。由于蒋介石急需调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放弃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协议，并于8月22日，正式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每师定员1.5万人。　　8月20日，贺龙、关向应到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出席于8月22 日至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洛川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八路军出师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面临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战线，同时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持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我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转变。会议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红军战略方针，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这次会议上，关向应以贺龙和他自己的名义作了简短的发言，明确表示拥护会议确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赞成红军迅速出师，尤其拥护独立自主的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对于八路军出师后的一些需要讨论的具体问题，贺龙、关向应的态度也十分积极。例如，在八路军出师后是否留驻部队于陕甘宁边区的问题上，贺龙主动提出，将红二方面军一部分部队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后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安排，一二○师兵力的十分之四，即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和师直属的4个独立营留在了陕甘宁边区。红军改编以后，国民党答应发给八路军一定数量的军饷，这笔款项虽则杯水车薪，但对于长征结束不久处于经济困难中的红军还是一项重要的补给。这笔款项如何利用？留多少给后方？也是一个需要统一认识的问题。对此，贺龙主张多留一些给中共中央，八路军应当尽量到敌后去自筹粮款。事后他曾对一二○师的干部说：“国民党只发给我们3个师的钱，可是，我们除了3个师还有机关、学校。没有钱怎么办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要有共产主义精神呀!这就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所以，我们每个月只能发给每人1元钱零花钱。我和大家一样，1月1元，请大家监督。”当时，国民党政府每月只发给八路军军饷40万元，一半留给了中共中央，一半发给前方部队，实际上，一二○师每月只能领到4至6万元。到了1940年，国民党政府就一个钱也不给八路军了。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11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贺龙被选为委员。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为委员。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和陕北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一师、二师、赤水警卫营及总部特务团一部编成八路军一二○师。据此，在富平县庄里镇，由贺龙等主持，将红二军团和红二十八军合编为一二○师三五八旅；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和总部特务团一营合编为三五九旅；红二十七军和赤水警卫营合编为师炮兵营和辎重营；陕北独立一师编为师特务营；独立二师编为师工兵营。全师共1.4万人。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贺龙为一二○师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关向应任一二○师政治委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8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了政治局常委23日决定：由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王震组成一二○师军政委员会，贺龙为书记。　　洛川会议结束后，贺龙、关向应按照会议精神，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制定了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具体计划，尤其是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工作，为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实行战略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穿国民政府发的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徽，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少干部、战士思想不通，有人拒不换装，有人扔掉了青天白日帽徽，有人甚至为此留条他去。面对这样复杂的思想情况，在洛川会议前后，贺龙、关向应多次带头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要有远大目光，顾全大局。　　有一次，贺龙来到一个连队。代理连长向他汇报说：“大家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红军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了吗？想不通。”贺龙听了以后说：“是啊，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愿红军改名啊。我贺龙也不愿红军改名的喽!”他转过身去，看看陪他来的团长说：“我看你们团长也不愿红军改名哩。是吗？”团长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贺龙严肃地说：“同志们，这可不行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使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指挥领导。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贺龙这番话打开了干部们的心扉，连长、指导员当即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通了。”贺龙高兴地大笑着说：“好嘛，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们通了，就好给战士们做工作喽。”　　9月2日，一二○师在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朱德、任弼时出席了会议。朱德在会上说：“同志们，你们思想不通，党中央知道，毛主席也知道。我是受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委托，来做你们的工作的。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们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思想也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朱德这番话引起了阵阵掌声。贺龙很高兴，他在讲话时说：“朱总指挥已经给大家讲得很详细。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大家都要执行。”接着，他谈起了自己。他说：“就我本人来说，国民革命军的军装，过去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过去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打过。有人说，我当将军，皮靴不穿，愿穿草鞋跟红军爬山；高楼不住，愿跟红军钻芦苇。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红军，穿草鞋，钻芦苇，是我的心愿。算起来，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闯荡了10年，跟国民党斗了10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贺龙的话，在干部、战士的心灵里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白皮红心”的话长时间牢牢地记在心上。　　9月2日，贺龙、肖克、关向应发布渡河命令：“明日(3日)起分6天向韩城芝川镇前进，由芝川镇渡河，到侯马待命。”9月9日，贺龙指挥一二○师师部、三五八旅、三五九旅(欠1个团)及5月份组建的教导团共8227人乘木船东渡黄河，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开辟管涔山　　根据洛川会议决定，一二○师是随一一五师之后前往恒山山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但是，待贺龙到达侯马时，日军已经侵占了察南、晋北和河北省的沧县、保定等地，正继续发展其攻势。占领大同的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和伪蒙军进攻绥远，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日军第五师团占领蔚县、广灵、涞源以后，进犯平型关，企图配合察哈尔派遣兵团击溃国民党军第二战区主力，实施右翼迂回，威胁平汉铁路方向第一战区主力侧背。9月中旬，侵犯河北的日军以第一军4个师团沿平汉铁路及其两侧攻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主力；以第二军2个师团(欠1个旅团)沿滏阳河从左面迂回平汉铁路方向国民党军侧背；第二军1个师团和1个旅团沿津浦铁路南犯，并保障其在平汉铁路方向行动部队的翼侧安全。各地国民党军纷纷溃退，战局急转直下。9月19日，贺龙率部队从侯马乘火车到达忻县(今忻州)接到了毛泽东9月17日《关于敌情判断及战略部署的指示》。指示说，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判断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因此，拟变更原定部署：一二○师应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一二九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19日，毛泽东又专电彭德怀说：“贺龙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以相当有效的钳制。”所以，“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将来刘师可与林师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至吕梁山脉(吉县汾河间)”20日，彭德怀由太原来忻县与贺龙会晤，商讨怎样执行毛泽东的指示。　　彭德怀说：一二○师按毛泽东指示，应立即进入晋西北的管涔山区，以宁武、神池为中心，在五寨、岢岚、岚县、河曲、偏关、保德等地区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还应派部队前出雁北。贺龙表示同意。彭德怀还提出：从战争全局需要考虑，总部要让王震率三五九旅东进到五台以北的豆村镇一带相机作战，并由总部直接指挥，待一二九师到达正太路南北之后，再归还建制。王震所部东出五台，仅以一二○师两个多团的兵力去开辟管涔山广大地区，力量显然比较单薄，但是，贺龙从全局利益出发，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9月22日，贺龙率三五八旅进入管涔山区。　　此时，山西形势已十分危急。北面，大同失陷，雁北沦于敌手；东北面，浑源失守，灵丘陷落。阎锡山下令国民党军放弃恒山山脉。日军步步紧逼，进攻内长城各要隘。9月25日，一五师给了进犯平型关的日军以有力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国民党军防守的茹越口阵地却被突破。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各级官吏竟相逃窜，日军、汉奸、溃兵任意肆虐，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贺龙认为，正面战场形势严峻，一二○师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要采取措施挽救危局并使自己站稳脚跟。9月28日，在神池县的义井镇，一二○师军政委员会在贺龙主持下讨论挽救危局的具体措施，果断地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第一，以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二营为骨干，编成独立支队，由七一六团团长宋时轮率领，北出长城，在朔县以北、同蒲铁路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袭扰和切断交通线，迟滞日军向神池、宁武的进攻，给一二○师主力在晋西北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第二，三五八旅分成两个支队，张宗逊旅长率七一六团主力随师部到五寨地区；李井泉政委率七一五团及骑兵连到神池以西、五寨以北地区，打击日寇。第三，为了改变晋西北人心不稳、秩序混乱、社会动荡的混乱局面，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群众投身抗日斗争，由关向应、甘泗淇去岢岚主持开展地方工作，从一二○师抽调干部组织地方工作团，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根据军政委员会的决定，9月30日，贺龙等将一二○师师部分成两部分：关向应率师政治部和供给部、卫生部的一部分以及教导团组成后方工作领导机构去岢岚；贺龙率司令部进入神池县八角镇、义井镇地区指挥对日作战。　　这天，贺龙命令宋时轮支队经利民堡进入雁北。宋支队一出内长城，10月1日，袭击井坪镇(今平鲁县)；4日，收复平鲁城(今平鲁镇)；7日夜，袭击位于同蒲铁路上的山阴县岱岳镇、榆林村、马邑，并破坏桥梁数座；10日夜，在怀仁以南之辛庄伏击敌人运输队，歼敌100余人，击毁汽车18辆；23日，在周庄伏击敌人，歼敌100余人，击毁汽车18辆；26日，夜袭大同西南的口泉村，歼敌一部，震撼了同蒲铁路北端。　　10月3日，日军侵占宁武城。贺龙指挥李井泉支队袭击宁武。事前，他反复叮嘱李井泉要做好群众工作，取得当地人民的协助。李井泉照此办理，派出工作组进行群众工作，效果显著。由于宁武城里有10多名群众跑出来报告情况、作向导，使攻城部队迅速袭入宁武，歼敌50余人。　　关向应到岢岚以后，立即抽调700人组成地方工作团，分赴兴县、岢岚、五寨、神池、宁武、静乐、临县、保德、偏关、河曲等县开展工作。贺龙、关向应为工作团规定了3项主要任务：一，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和武装群众，成立自卫队、农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二，帮助建立地方党组织，采取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办法，建立党的支部及临时县委；三，收容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　　当时，山西已有两个重要的抗日团体：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和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它以抗日民族统战线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面目出现；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并领导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它是统一战线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一二○师工作团到达晋西北各地时，这两个组织已有人在那里工作。关向应立即命令工作团和这两个组织结合在一起，开展群众工作。20多天里，便发动和组织了5700余人的抗日自卫队。关向应、甘泗淇领导工作团在晋西北进行了8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建立了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后称晋西北区党委)及各县临时县委，恢复了政权组织，收容了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安定了社会秩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晋西北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工作，一二○师在晋西北站稳了脚跟，初步打开了局面。贺龙高兴地说：“晋西北持久抗战的基础现在是胜利地初步地奠定了。”　　就在一二○师主力展开于管涔山区的时候，日军突破雁门关等内长城要隘，连陷代县、崞县(今崞阳镇)，沿同蒲铁路长驱直入，矛头指向山西省会太原。阎锡山决心在忻口组织会战。他调集8万兵力，由刚刚率部入晋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扼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一线阵地。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要求八路军各部队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　　10月13日，忻口会战开始。这一天，贺龙收到了朱德、彭德怀的电报，要求张宗逊支队以灵活动作从崞县轩岗向南袭击大牛店镇敌之侧背，配合忻口会战。但是，朱、彭还不知道，日军已经南下，大牛店已无敌人。贺龙认为：这个电报的精神是要一二○师从侧后打击和钳制日军。大牛店虽无敌人，但可依此精神主动作战。　　此时，由于同蒲铁路北段已被宋时轮支队切断，日军南下的交通运输只靠两条汽车路：一条是从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一条是由灵丘经平型关、繁峙至忻口的。贺龙认为，一二○师可以在这两条线上主动作战，切断汽车路，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肖克等都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于是，贺龙连续下了3道命令：一是命令张宗逊、李井泉率七一五团由崞县南下，袭击位于忻口西北20余公里的南北大常，打击敌人翼侧。二是命令已由五台地区归建的三五九旅迅速赶到崞县以西，配合张宗逊部行动。三是命令继任七一六团团长的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率1个营(后来又增派了1个营)去雁门关。　　贺龙觉得在他布置的三项作战行动中最后这项是很重要的一着。他把贺炳炎、廖汉生召到师部，对他们说：“忻口会战正在进行，敌人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往忻口运输弹药、给养。这是日军最主要的一条运输线。但是，他们很嚣张，自以为那一带已经成为他们的后方，没有中国军队，因此，警戒疏忽。你们到那里去就是要充分利用日军这个弱点，发动群众，给鬼子来个突然打击，把这条运输线切断。”贺炳炎、廖汉生表示坚决完成任务。贺龙又叮嘱他们说：到目的地以后，要联系群众搞好侦察。现在是打日本侵略者，打游击战，这和内战时期打国民党不同，战术上要转得快。贺龙规定：17日必须到达目的地，完成袭占雁门关，切断交通的任务。命令下达以后，贺龙便在义井镇密切注视这3支部队的行动。他相信，这三项决定对于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是会发生效力的。　　张宗逊、李井泉按贺龙指示，指挥七一五团14日黄昏袭击了南北大常，攻占了永兴村，歼敌100余人。袭占南北大常、永兴村以后，张宗逊、李井泉即率部向东活动，袭扰敌人，牵制日军。王震率三五九旅主力10月16日到达崞县以西的贺家店。贺龙命令王震：你们就在代县、崞县地区寻找战机，主动作战，切断交通。10月23日，王震指挥七一七团在阳明堡以南的王董堡附近设伏，截击由崞县北开的80余辆汽车，与有飞机4架相配合的日军激战两小时，击毁汽车30辆，毙伤敌300余名，沉重打击了日军由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运输。17日黄昏贺炳炎、廖汉生率部到达雁门关西南的秦庄和王庄。他们发现公路并不在雁门关下，遂主动去黑石头沟、吴家窑一带公路西侧设伏，同时派少数兵力占领雁门关。他们将此部署报告贺龙。贺龙打仗一向注重实际，最欣赏根据实际情况果断行事，因而，接到报告后当即回电批准。10月18 日和21日，贺、廖支队在黑石头沟两次设伏成功，切断了日军的主要交通线：18日，第一次伏击，毙伤敌300余人，炸毁汽车20 余辆；21日，第二次伏击，贺炳炎、廖汉生报告说：我与敌激战2小时。我伤13名、牺牲20名，敌伤亡3倍于我。　　贺龙指挥一二○师切断了日军由大同到忻口的交通补给线，一一五师打击了蔚县至代县的日军交通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卫立煌在忻口会战结束后，曾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游击战，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　　坚持独立自主　　日军在忻口受阻，转而加强沿正太铁路向晋东的进攻。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30日，日军第二十师团侵占平定，第一○九师团进抵昔阳，向太原进逼。忻口战线的后路有被敌人包抄的危险，阎锡山遂下令放弃忻口。11月2日，数万国民党军纷纷退往太原。　　在这样的形势下，贺龙认为，应当派部队南下，配合友军保卫太原。11月7日，他命令贺炳炎、廖汉生率七一六团速去太原以西积极打击进攻太原的敌人，若太原失守，即移往文水、交城一带，破坏道路，阻挠敌人，收集散兵、武器，发展自己；张宗逊率七一五团尾随由忻口南进之敌前进，并指挥贺、廖。　　第二天，即11月8日，太原即告失陷，国民党军大溃。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太原失陷那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八路军3个师的领导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将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形势。”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并3个师领导人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的新局面。”　　11月14日，贺龙率师部经岢岚去岚县，与关向应、甘泗淇会合，研究一二○师怎样贯彻这一指示。11月28日，一二○师军政委员会在岚县福音堂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指示。　　贺龙首先作了11月份的工作总结。他在总结中说：“这1个月中，在军事上，我们是积极活动的。当敌人向太原前进时，即以张、李、贺、廖尾敌追击，拟进到太原以西地区袭击敌人，协助友军，巩固太原，但我军尚未到达，太原已经失守。所以，张宗逊、李井泉目前仍在太原、文(水)交(城)线上，贺炳炎、廖汉生则已直捣吴城，他们在那里打击敌人，进行地方工作，收容散兵；王震、宋时轮经常在交通线上袭扰敌人；蔡久、杨秀山①在朔县附近袭扰日军；王兆相的一营已进占右玉，骑兵连到了清水河。地方工作方面，成绩很大。他们已经组织起义勇军、游击队，人数已经达到1.2万多人，还抓了好多汉奸，破坏了一些伪组织，特别是提高了这一地区民众的抗日情绪和八路军的威信。神池、宁武等地的游击队、义勇军都想直接打八路军的旗帜，因为他们知道八路军是抗战到底的。”他根据统计资料指出：11月份一二○师毙伤日军570人，击毁汽车104辆，缴获各种枪328支，但也付出了代价。这个月，一二○师共伤亡349人。另外，这个月各支队共收容散兵956人。他说：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有了新的指示，我们要认真讨论怎样贯彻执行。在会上，贺龙提出了同关、肖等人商量过的方案，经军政委员会讨论后，决定：1.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一二○师各部北起大同口泉，南到汾阳，沿同蒲铁路展开，与敌人争夺晋西北广大农村。具体部署是：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进到太原附近的古交镇，并以一部深入交城、清源以北；七一六团活动于吴城镇地区；三五九旅在崞县到忻口一线展开；宋时轮支队进入口泉镇、怀仁一带，威胁大同；警备第六团②在偏关附近展开并深入右玉地区。各自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协助动委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2.整训和整编部队。将各工作团在各地组织的抗日武装编入一二○师序列，打破蒋介石在兵力上对八路军的无理限制。忻崞独立团编为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在汾阳，孝义组织的三泉游击队编为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第二营；雁北游击队编入宋时轮支队；神五游击队改编为一二○师独立第一支队；平山独立团编为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崞县独立团编为三五九旅七一九团；侯马独立团分别编入各部。这样，到一九三八年初，一二○师扩大为两个3团制的旅、5个直属团或相当于团的部队(宋支队、警六团、独立一支队、教导团和学兵团)、2个直属营和3个直属连，全师从渡河入晋时的8227人发展到29162人，扩大了3倍多。　　1937年12月30日，贺龙、关向应、肖克离开岚县，1938年1月4日到达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参加第二天召开的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即习惯上所说的临汾会议)。　　正当八路军积极贯彻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战争的时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国。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也就是通常说的“十二月会议”。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他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虽然，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他的话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是，由于和洛川会议精神相悖，所以，未形成决议。1938年1月6日开幕的此次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其内容就是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　　听了“十二月会议”精神的传达，贺龙没有发言，心里却颇有些生气。他在旧军队里从营长当到了军长，深知国民党的腐败；对蒋介石其人，也深有了解。就他自己来说，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阶级仇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的不少亲属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西安事变”时，他高兴极了。“打倒蒋介石”这个喊了10 年的口号，看样子真是可以实现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国民党、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一时间，贺龙的思想陷入了矛盾之中。虽然，贺龙从革命道理上懂得中共中央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但是，在感情上一时还有点接受不了。有一次，贺龙在叙述当时他的心情时说：“双十二，国共合作，全国人民要和平，要抗日，阶级矛盾起了变化。我主张杀蒋介石，奉命东下，半途听说放了，全身都软了，气愤得很。”③后来，经过学习，特别是参加了洛川会议，听了毛泽东在会上的两次发言，弄清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在统一战线中两党关系上我党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解决了感情上的矛盾。到晋西北以后，他尽力按照洛川会议确定的原则去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团结国民党政府军共同抗日。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在日军进攻太原时损失很大，1个军仅剩了几千人。为了团结抗日，贺龙批准将收容的散兵游勇和部分参军青年约3000人输送给他。贺龙更注意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无论在作战上、地方工作上，他都不愿受蒋介石、阎锡山的无理限制，特别在壮大八路军上，他力主“招兵买马”。遇有矛盾，则进行严肃的斗争。可是，现在怎么又出来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呢？那不是要一切服从蒋介石吗？这是怎回事呢？他不理解，也不了解“十二月会议”的具体情况，心里很不自在。　　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王明的那种在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路线，没有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晋西北、一二○师也并非毫无影响。在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收复7城以后，阎锡山利用其在晋西北力量上的优势与八路军相对抗，有人曾幻想用迁就、让步和捧场的办法维系统一战线，给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民主力量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贺龙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尖锐地批评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嘛!”他还大义凛然地批评国民党军在晋西北消极抗战、国民党党政机构给八路军制造困难的行径，力求排除发展抗日进步势力的障碍。然而，有人却认为贺龙这种坚持独立自主的态度会损害统一战线，并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建议将贺龙调去“学习”。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关向应也认为不妥。毛泽东就这件事和关向应谈话时，批评了这种错误意见，同时对贺龙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贺老总有三条嘛：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1938年春，贺龙和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等一二○师领导人对晋西北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具体分析，研究了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措施，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他们认为：“敌人在山西的军事进攻暂时失利，其分裂统一战线的政治阴谋更加积极的活动”，“阎(锡山)地主资产阶级体系里，最右翼的薄右丞等及亲日分子、托匪汉奸亦乘机活跃，在各方面制造摩擦”，“其军事的政治的势力近来积极向晋西北扩张”。因此，我们应大力扶植牺盟会等进步力量，争取动摇分子，孤立亲日派，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贺、关等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坚定立场，为一二○师各部队在同日伪顽的复杂斗争中，保持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提供了保证。　　临汾会议之后，1月13日，贺龙与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从洪洞县出发去河南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二战区将领会议。会议是1月15日开始的。1月17日，蒋介石单独会见了参加会议的八路军将领。　　关于这次会面的具体情况，尚未发现正式记载，只能从贺龙返回晋西北以后，和一些领导干部零星谈过的情况中窥见一斑。　　蒋介石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分别会见了他们。　　蒋介石先询问贺龙关于一二○师的部署和情况，接着问：“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贺龙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指没有刺刀——作者注。)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蒋介石点点头说：“喔，困难不少。”过了一会，他突然转换了话题问贺龙：“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贺龙爽直地回答：“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话语不多，落地有声，明确地道出贺龙与国民党、蒋介石分道扬镳的缘由。　　蒋介石一时语塞，彼此沉默。为了打破僵局，蒋介石说：“过去的事算了。”接着他装出关心部下的样子问：“你家里可好？”贺龙冷冷地看了蒋介石一眼回答说：“我家的房子被烧了，家里的人被杀光了。”这个回答，出乎蒋介石之所料，一时十分尴尬。愣了片刻，蒋介石把脸一沉说：“喔，我知道，你是老革命。”接着，蒋介石以领袖的口吻说了些要抗战到底之类的话，把这次会面敷衍了过去。　　洛阳会议结束后，彭德怀有事要见周恩来，去了武汉。朱德、林彪、贺龙、刘伯承同国民党军驻晋将领一道坐火车到潼关，转道风陵渡返回山西。　　在车上，遇到了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第一○一师师长董其武。贺龙与他初次见面，风趣地对董其武说：“你是一○一师，我是一二○师。咱们真是兄弟部队呀!”董其武笑着点头，并问道：“贺师长，委员长同你们见了面，同你们谈些什么？”贺龙把手中的烟斗一摆说：“嗨，他是肤皮潦草，谈不出什么国家大事。”并且马上改变了话题，问董其武：“董师长，你是山西哪个县的呀？”“河津县。黄河边上。”“嗨，你家是河津的名门望族吧？”“那里，那里，小弟出身贫寒。”董其武告诉贺龙：他家里很穷，小时候家里借了债还不起，父亲只好去给人背炭，母亲把最小的弟弟送给了别人，自己去当了奶妈。贺龙听完后说：“你出身好嘛!不知道剥削，就不懂得革命。”一路上，两人谈得甚为投机。　　几天以后，贺龙在八路军总部开完华北军分会会议返回晋西北，路过董其武部驻地离石县大武镇。董其武得知后，亲自出迎，请贺龙在大武镇住两天。　　贺龙生性好交朋友，还想对董其武做点统战工作，因此慨然答应。董其武设专宴为他洗尘。还请了正在离石的战动总会主任、爱国将领续范亭和战动总会武装部长程子华作陪。　　吃饭时，贺龙笑着说：“今天，咱们吃的是国共合作饭，要吃好啊，不要抢。”　　一语双关。董其武、续范亭、程子华皆心领神会，满座笑声不已。　　席间，董其武问贺龙：“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那么勇敢，那么坚决？看看我们国军，一碰到日本鬼子就垮，这是为什么？”贺龙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嘛!连队里有共产党支部，班里有党员。为什么打仗，怎么打法，都给讲得清清楚楚。打仗前，大家要开会讨论一番，弄明白了，自觉自愿往前冲，所以，我们打仗，敌人连我们的一双草鞋也拣不着。”这次会面，给董其武印象很深，经久不忘。　　贺龙在洪洞县参加华北军分会会议期间，上海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西北战地服务团等几个抗日文艺团体来到了八路军总部，慰问八路军将士。丁玲、刘白羽、欧阳山尊、贺绿汀、崔嵬、塞克等都在这里。他们为贺龙那充满浓郁传奇色彩的一生所吸引，千方百计要找他采访。贺龙历来愿意与文化人交朋友。听说演剧队想找他，不请自来，主动登门。他看过演剧一队的演出，所以一见面，他就拿出个小本子，问道：“你姓什么？”“噢，你在戏里演的是那一个角色吧？”这些文化人，没有想到贺龙这样的高级将领竟如此平易近人，一下子彼此的距离拉近了。他们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有的征求对戏的意见，有的询问八路军打仗的情况，有的问一二○师的历史。贺龙一一详细作答，还拿出一张山西省地图，把一二○师在前线作战的地方指给他们看。刘白羽说：“我们想请你谈谈两把菜刀闹革命。”贺龙哈哈大笑说：“那有什么好说的嘛。”可是，他还是绘声绘色的讲了他那段不平凡的经历。贺龙知识丰富，见多识广，谈笑风生，诙谐风趣，使这些文化人折服不已。贺龙利用这个机会鼓励他们到敌后去，到八路军里来，特别欢迎他们到晋西北去。他说：“你们到一二○师来吧。部队里许多故事可以编成戏演的呀!你们不来，我可要来拉你们了。”　　连克七城　　1938年初，日军将战略进攻的重点移往徐州。驻晋南的国民党军企图乘机反攻太原。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二○师破袭同蒲铁路崞县至阳曲段，配合友军作战。于是，贺龙领导一二○师主力展开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同蒲铁路破袭战。　　为了有效地指挥这一战役行动，贺龙将师部分成两个梯队：由肖克、关向应组成野战司令部，前出同蒲路，指挥破袭战；贺龙坐镇岚县统筹全局。　　这时，正值隆冬季节，晋西北冰天雪地，寒冷异常。要在这样的天气里组织大部队作战，困难甚多，而且，日军为了维护同蒲路的畅通，投入了较多的兵力。贺龙还接到报告说，有2000多日军新从阳曲开到原平，有攻击在崞县以西的三五九旅的迹象。因此，在研究破袭计划时，贺龙说：你们到达同蒲路后，先别急于组织攻击，可以一面做群众工作，侦察敌情，一面寻找战机。出现了有利时机，再组织战斗。肖克表示同意，并说，到同蒲路后，先弄清情况再作定夺。但是，六七天以后，贺龙得知崞县、原平、忻县一线的日军主力已经南调阳曲、太原，目前，这一带兵力并不多，各个据点里只有百十来人，最多的也只有四五百人。2000日军开到原平的情报是失实的。根据这一情况，贺龙敏锐地感到这是个有利时机，必须及时、迅速集中主力，袭击一两个据点，以切断同蒲铁路。自己原来的决定不符合战场实际，应该迅速改变。他急电在忻县莲寺沟的肖克、关向应，提议立即向忻县以南、阳曲以北地区发动攻势，“占据其一二据点，消灭其一部，并引诱敌之增援，在运动中消灭其增援部队”。还指出，这次作战的基本目的是袭占忻县以南的平社车站，破坏铁路，并相机袭击忻县关城镇、石岭关、青龙镇之敌。　　在前线的肖克、关向应赞同贺龙的作战意图，迅速将一二○师两旅主力调集到忻县—阳曲以西地区进行战斗准备，2月18日，发起了攻击。　　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率先在忻县黄岭村伏击了从平社往高村的火车，毙伤日军50多人，但因受地形限制及平社敌人增援，未能将敌全歼。22日凌晨，三五九旅七一七团袭击平社车站。刘转连团长指挥所部利用黎明前的黑暗掩护，秘密接近车站，用手榴弹给敌人来了个突然袭击，歼敌60多人。由于有的营动作不坚决，战至佛晓，未能解决战斗，乃主动撤离。　　战斗一打响，在岚县的贺龙坐不住了，23日赶到莲寺沟。当晚，他就到七一七团，指示他们迅速总结战斗经验，鼓励他们再接再厉，重攻平社，把车站拿下来。贺龙对战士们说：“现在天天传八路军打胜仗，就是看不到活的俘虏。你们这回再攻平社车站，少缴几枝枪不要紧，一定给我抓几个俘虏回来，看看他们还骄横不骄横。我就不相信鬼子就那么厉害，抓不住他。你们就抓他个活的。有人说，抓住的鬼子都不走。不走？你就抬起他走，怕他不来？”贺龙的话引得战士们发出了一片笑声。师长亲自深入前线，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斗志。　　当夜，王震指挥三五九旅再袭平社。日军退往忻县，七一七团占领平社车站。24日晚，一鼓作气，攻占关城镇，捉了10来个俘虏。有的真是被捆起来抬下战场的。　　27日，阳曲日军700人，乘火车到达高村车站，下车后，立即向北推进，企图重占平社。在东西河庄，与贺龙事先部署在这里的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相遇，激战半日，形成对峙。贺龙对张宗逊说：把七一五团调上来嘛!你舍不得什么？要赶快解决战斗。张宗逊急调七一五团于下午4时赶到东西河庄。黄昏，两个团同时发起攻击。激战两小时，将日军击溃，并追到20里以外的高村车站。这一仗，毙伤日军90余人，俘虏1人。　　这样，10天之内打了4仗，破坏铁路10余公里，拆毁桥梁8座，攻占了平社、田庄车站等7处据点，切断了忻口至阳曲的交通线，完成了破袭同蒲路的任务。　　同蒲路破袭战还没有打完，1938年2月20日，贺龙得到消息，日军一部侵占了离石县军渡，一部进攻保德城。日军的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呢？贺龙在莲寺沟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议认为，日军可能有两种企图：一是扫荡晋西北，截断一二○师归路，把一二○师挤出晋西北；一是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因为有一路已经占领了黄河渡口。贺龙说：不管哪种可能，我们都要马上返回晋西北，“我主力在同蒲路的任务已经完成，应按形势转移。”他下令三五八旅两个团移往离石、碛口，防止日军渡河西犯陕甘宁边区；三五九旅的两个团去岢岚以东待机；师部返回岚县。　　2月29日，大雪纷飞，贺龙率部冒雪向晋西北腹地转移。　　此时，北面的日本驻蒙军第二十六师团黑田旅团的竹下联队已侵占偏关、河曲；千田联队袭占宁武、侵入神池后，兵分两路，一路夺取保德，并派出200余人渡黄河进入府谷，一路由三岔直取五寨。南面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九师团占据离石，一部进至黄河东岸的军渡与碛口，炮击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摆出一副将要渡河进攻陕甘边区的架势；一部侵占岔口、古交、河口地区，并向娄烦进犯。3月2日，毛泽东电告贺龙：“照贺、关已定部署，以1个旅攻击由五寨向临县进攻之敌；以1个旅星夜起程至离石以北，攻击碛口、军渡两股敌人，阻其渡河之部队。如敌突破河防攻绥德，须以1个旅过河，配合河西部队消灭该敌，保卫延安。”　　其实，日军的真实意图是要占领晋西北各县，逼迫中国军队退出山西。3月2日，千田联队长调回侵占府谷的200余人，集中主要兵力进攻五寨和岢岚；军渡、碛口之敌也突然东返离石，转而向北进犯方山、临县。　　毛泽东立即看到了这一点，他电告贺龙：敌人企图压迫我们渡河的情况已明。目前重点在于坚决击破正面静乐、方山、五寨3点的敌人。张宗逊旅不必再去离石，应集中兵力，打击这3路敌人中的1路或两路，以破坏其围攻计划。　　这时，贺龙已回到岚县，接到毛泽东指示，即决心集中国共两党在晋西北的全部兵力，将日军赶出去。贺龙一面急令张宗逊改变行动计划，迅速率三五八旅北上，一面去拜访在晋西北的国民党军将领。　　当时，在晋西北地区驻有4支国民党军，即赵承绶的骑一军，驻静乐；郭宗汾的第七十一师，驻岚县东村；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驻临县；何柱国的骑二军，驻偏关以北。可是，在日军进攻的时候，除第三十五军对侵犯方山、临县、娄烦的敌人稍作抵抗之外，其他的都避而不战。粉碎日军的进攻，要不要同他们协同作战呢？有人认为，日本鬼子一来，他们就跑，还跟他们协同什么？贺龙不同意。他认为，对于友军就要主动团结。他们不想打，要想办法把他们推上抗日战场，这也是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我主张联合旧军一起来打。他不干，就拉起他来打。我们要把赵承绶、郭载阳(即郭宗汾)统一过来。”因此，一到岚县，贺龙先到东村去见郭宗汾。见到郭宗汾，贺龙就说：“这次我们一起来打。我推赵承绶军长当总指挥，你看如何？”郭宗汾说：“贺师长，你看，我的1个师连自己的1个炮兵营都不能掩护，我怎么打？”　　贺龙又到静乐去找赵承绶，一见面，赵承绶向贺龙作了两个揖说：“啊呀!贺师长，你可回来了。你们再不回来，我也要走了。”贺龙说：“赵军长，你不要走。你当总指挥，我们一起打。有1个月的功夫，便可以恢复北边了。”赵承绶说：“贺师长，我100个骑兵，只能抽出30个人去打仗，要70个人看马。我怎么去打？”贺龙说：“赵军长，我们都驻在晋西北。这个时候要同舟共济，不能一走了事啊!”　　最后，赵承绶、郭宗汾总算同意在一起商量一个作战计划。3月9日，赵、郭来到岚县，同贺龙、关向应、肖克开会，订了个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七十一师1个旅佯攻岢岚；一二○师主力位于五寨、岢岚大道以东适当地点，以一部在大道以西打五寨可能增援之敌；骑一军置于神池、五寨之线西北，打击神池、五寨间来往之敌；战动总会游击队在保德、三岔一带活动，归一二○师指挥。然而，赵、郭两人皆无真实抗敌之意。战斗一打响，赵承绶派两个炮兵连带了两门山炮来配合一二○师，在神池、五寨以西也派了一点兵，应付差事。郭宗汾则推三推四，一兵未发。贺龙后来感慨地说：“赵承绶算是统一过来了，郭载阳就没有统一过来。”他非常窝火。在这样情况下，这一次反围攻只能靠一二○师自己了。　　贺龙决定，这次战役从打岢岚开始。为什么呢？原来贺龙回到岚县后的第三天，即3月5日，王震率三五九旅两个团到达岢岚地区。此时，贺龙同赵承绶、郭宗汾尚未谈妥，作战计划未定，但是，贺龙不失时机地先走一步，命令王震立即把岢岚城围困起来，加强侦察，摸清敌情。几天以后，王震向贺龙报告，岢岚城驻有千田联队的1个大队和部分骑兵、炮兵及工兵，大约有千把人。由于侵占时间不长，防御设施尚未完备。岢岚城四面环山，城内没有水源，一切生活用水都取之于南门外的一条水沟。贺龙想：这倒是个可利用的条件，只要控制住城四周的高山，把敌人困在城内，他们断了水，便无法死守，一定得出城他去。只要日军出了城，仗也就好打了。因此，他作出了先打岢岚的决定，命令三五九旅加紧围困，切断水源和交通，逼敌出城。　　7日，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一举夺取了日军在城南和城东的警戒阵地；战动总会游击队占领了城西高地，敌人的水源及交通全被掐断。七七团又日夜不停地对岢岚进行袭扰，把日军弄得疲困不堪，惊恐异常。10日下午被迫弃城逃走。王震当即下令追击，在运动中消灭日军。可是，日军跑到三井镇就据镇而守了。贺龙对王震说：夜袭三井，不要让他喘息!于是，七一七团和七一八团二营连夜攻击三井，从东南和西面突入镇内。日军拼死抵抗至11日清晨窜往五寨。这次战斗，歼灭日军200余人，收复了岢岚城，首战告捷。　　下一个目标是五寨。五寨，城池坚固，且与义井、三岔两个据点互为犄角，易守难攻。如何夺取五寨，指挥部里出现了两种意见：有的指挥员认为，三五八旅、三五九旅都已兵临城下，我军气盛势优，应当一鼓作气，迅速进攻五寨城。贺龙认为，敌人固守坚城，火力也很强，我们虽有赵承绶的两个炮兵连支援，却只有两门山炮，火力有限，只靠人爬是爬不进去的，强攻，要吃大亏。他主张绕过五寨城，袭敌侧后，撼其纵深，截断联络，把日军诱出城来，相机歼灭。这样，取胜把握大，也便于发挥八路军打游击战的特长。经过深入讨论，终于统一了看法，决定用部分兵力围困五寨，而将大部兵力集中于五寨、神池之间，切断交通运输，打击增援，逼敌退出五寨。具体部署是：用1个营和战动总会游击队伪装主力围困五寨城；将三五九旅和三五八旅两个旅的主力分别置于五寨西北和东北通往三岔和义井的大道旁，孤立五寨。　　三五八旅奉命于16日冒风雪越过五寨东北的高山峻岭，在义井以南虎北村、山口村地区与从神池南下增援的日军1000余人遭遇，经6小时激战，歼敌300余人，并追击逃敌至义井镇附近；三五九旅在三岔以南将前来增援的200余日军骑兵打垮，切断了五寨日军与其主力的联系。五寨日军陷于孤立无援境地，5天后弃城逃跑。袭敌纵深的战术取得了成功。五寨收复，使侵占保德、偏关、河曲的竹内联队翼侧暴露，一二○师的警六团等部队以及战动总会的游击队奉贺龙之命不断袭击，敌供应困难、疲于应付，处境日益不利，被迫逃往朔县。　　贺龙抓住时机，命令王震、张宗逊打击义井、三岔两个据点。三五九旅切断了义井北面的道路，义井日军3个大队29日向神池撤退，三五八旅乘机在凤凰山附近进行伏击，歼敌300余人，跟踪追击，直抵神池城下。日军又逃往朔县，神池收复。　　此刻，进入晋西北的日军大部已被肃清，只有千田联队长率领的1500多日军仍然占据着宁武城。贺龙认为，日军屡遭打击，千田可能困守宁武，坐待增援，以观局势变化。然而，从整个战役看，日军已经失利，敌人很难长期守下去。因此，贺龙主张再次集中兵力，把两个主力旅部署在宁武、阳方口之间，切断日军唯一的一条北撤之路。他命令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和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围困宁武。贺龙对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说：鬼子如果弃城逃窜，你可以放行，让王震、张宗逊去收拾。他又命令三五九旅进到同蒲路东侧的石湖河，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进入宁武以北的斗沟村，在宁武通往阳方口的通路上布下一张网。贺龙指示：凡有来援者，一律给予坚决打击；千田北逃，则予以歼灭。　　3月31日，驻朔县的日军6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经阳方口南犯，企图接应宁武之敌突围。三五九旅在石湖河阻击援敌，打得十分激烈。千田联队长指挥500多人出城突围，妄图从穆查嘴、骆驼沟进攻三五九旅侧背，与阳方口援军汇合。在斗沟的七一五团主动向东出击，与三五九旅夹击千田。日军拼命抵抗，战斗愈来愈激烈。打了整整一天，日军被歼300余，千田本人被击伤，逃回宁武城。增援的日军前进不得，死伤惨重，也被迫退回阳方口。这一仗，使千田深感绝望，不敢再在宁武坐待增援，4月1日深夜，偷偷弃城北逃。一出宁武城，他便命令日军分成多路纵队悄悄地沿铁路逃往阳方口。八路军发觉后，立即追击。七一六团在石嘴子、七一九团在石湖河各歼灭日军一部。但是，由于31日激战终日，取得胜利后，有的部队过早撤离战场，给这张网留下了一个空洞，使千田得以率残部经阳方口逃往朔县。　　至此，晋西北反围攻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贺龙等指挥一二○师收复了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偏关、河曲7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汽车14辆，步枪、机枪200余枝，骡马100余匹。　　收复7城的胜利，稳定了晋西北的局势，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为创建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4月10日，毛泽东发来贺电：“九日电悉。努力奋战击破敌人整个进攻，取得伟大胜利，中央诸同志闻之极为兴奋。伤亡颇大，补充整训极为必要。抗大受训干部，虽因各方需要调出颇多，然月底毕业时，当可分配一个可观数目补充你们。望巩固内部团结，加紧整理训练，争取新的胜利，配合友军，造成巩固的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在全国抗日战争中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所说的“伤亡颇大，补充极为必要”，是指一二○师在同蒲路破袭战和收复7城战役中，行军千里，大小战斗10余次的伤亡情况。贺龙、关向应、肖克在4月9日报告说：“这次战役伤亡数目：三五八旅为580名，三五九旅为897名，宋支队47人，警六团39人，总计此战役全师伤亡1563人。”七一七团政治委员等6名营以上干部英勇损躯。这充分反映了贺龙指挥下的一二○师全体指战员为了国家民族不惜牺牲一切的英雄气概。　　向东向北发展　　作为抗日根据地，晋西北有自身的特殊情况，国民党在晋西北的军队，在数量上较八路军多得多。阎锡山在晋西北设有第二区和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代行国民党省政府的职权，直接委派县长。阎锡山还在晋西北普遍建立了反动的群众组织“公道团”。这样，在晋西北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对此，在1938 年12月召开的一二○师团以上干部会上，贺龙、关向应有一个概括的分析：“一，群众团体与社会团体的力量方面，我们占优势；二，军事方面，我们是骨干和模范；三，政权方面阎占优势，这是主要的；四，军事与政权结合上，阎占优势。”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巩固和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关键在于正确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断壮大人民的抗日力量。这点，贺龙、关向应思想上十分明确。他们的做法是：一方面主动与晋绥军及其他国民党军进行合作。在作战行动上，经常保持与傅作义、赵承绶、郭宗汾、杨爱源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接触。只要有机会，贺龙便主动前去拜访。通过协商，争取互相协同。在政权问题上，则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摩擦。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放手推动和帮助战动总会、牺盟会等抗日团体充分发挥它们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办一二○师不宜出面办的事，大力发展抗日力量。　　在战动总会中，共产党、八路军派有代表，在战动总会内建立了高级党团。党团书记是担任战动总会武装部长的程子华。他说：“我任党团书记，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以及一二○师贺、关领导。”1938年3月，战动总会迁驻岚县以后，贺龙、关向应对战动总会的领导就更直接了。　　贺龙、关向应主要是推动和帮助战动总会中的共产党员，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路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在创造和建设晋西北根据地上起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贺、关尤为重视这样几件事：　　第一是在晋西北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各级地方组织是不公开的，一二○师不便直接出面从事这一工作。贺龙、关向应就充分发挥战动总会的作用，在晋西北各地建立县、区动委会，将中共县、区委设在动委会内。有的县或区的动委会主任，同时就是中共县、区委书记或部长。这样，晋西北的建党工作就比较顺利地展开了。控制地方政权，阎锡山有他的一套办法。许多村长都进过阎锡山办的训练班，毕业时阎同他们一起照相，并送给每人一张阎签名的照片，约好每周直接通信，向阎报告情况。这些地头蛇对阎锡山非常忠实，往往成为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阻力。动委会成立以后，立即发动群众，改选村长，改造旧政权。改选的村长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但至少也不是阎锡山训练的人。这样来，阎锡山那套统治办法不灵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就有了可能。当时，阎锡山派到晋西北的两个专员，一个叫武灵初，一个叫张隽轩。这两个人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贺、关和战动总会就通过他们撤换了一些不抗日的反动县长，尽可能地使晋西北一些县级政权掌握在进步人士手里，为建立起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是动员群众，支援抗日战争。“招兵买马”，壮大抗日武装，这是贺龙一直坚持的主张。他认为，人民的抗日武装得不到壮大，就谈不上抗日，也谈不上坚持和扩大统一战线，在晋西北尤其如此。一二○师东渡黄河以后，贺龙立即指示各旅派出干部深入各地，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来到晋西北以后，贺龙又极力推动战动总会把动员农民参军、补充抗日部队作为他们主要任务之一。1938年4月，收复7城以后，战动总会在主任续范亭主持下，在岚县召开了动员新兵的各界联席会议，决定动员1.3万人。晋西北人口稀少，要动员这样一个数目的新兵并非易事，但是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影响的扩大，战动总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宣传组织作用，动员的新兵大大超过了计划。据1939年7月战动总会的一份材料记载，那一次，在晋西北共动员新兵28180人。这些新兵，除补充给一二○师、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人自卫旅和战动总会游击队)以外，为了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经贺龙为首的军政委员会批准，也补充了一部分给驻晋西北的国民党军。　　第三是建立大量抗日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战动总会除指挥由太原工人组成的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后改称工卫旅)以外，还建立了2.1万多人的游击队。这些武装，阎锡山开始是不承认的。共产党、八路军却给予全力支持，抽调干部到其中工作。贺龙也从一二○师调了不少干部去各游击队担任领导职务。1938年战动总会的游击队大都来到了晋西北。贺龙很重视这些部队的建设，想方设法在实战中锻炼提高他们。在晋西北的大小战斗中，贺龙都主动让他们配合一二○师作战，提高其战斗力。1938年6月，贺龙在派出部队开赴大青山地区时，亲自批准战动总会游击第四支队加入大青山支队前去绥远，为建立大青山根据地建立功勋。到了1938年8月以后，战动总会的游击队就直接归贺、关指挥了。　　由于充分发挥了战动总会这样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有合法名义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在极为复杂的情况下，晋西北的建党建政工作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尤其是在收复7城以后，晋西北根据地稳定了，各项工作发展很快。贺龙曾经高兴地说“地方工作开展，群众都起来了，到处挂起了统一战线的旗帜。”但是，阎锡山联共并非真心，抗日也不坚决。1938年初，他已经感觉到晋西北将不是他的天下，便积极扩张晋西北的顽固势力，利用他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同共产党、八路军相抗衡。他用杨集贤换掉武灵初，当了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杨集贤是左云县的大地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外甥。他当专员以后，不仅战动总会再也无法调换县长，而且不给八路军和游击队供应粮食，即使用钱去买，也不准群众卖给。贺龙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愤怒地申斥说：“八路军要抗日，要打仗，不筹粮、不筹款、不征兵，那怎么行？难道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吗？”1938年4月，阎锡山又派出了所谓“敌区工作团”到晋西北，撤换进步县长，争夺县级政权，制造摩擦。这样，晋西北的局势就变得更为复杂，斗争也逐步尖锐化。为此，贺龙、关向应、肖克向中共中央报告，反映晋西北的情况，并提出建议说：“我们认为，我们(如)能有代表随阎周围，可能随时将我们的意见传达给阎。”这个建议，在阎锡山尚未公开降日反共的情况下，对缓解国民党在山西搞摩擦，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价值的。1938年8月22日，朱德从西安赴延安，途经洛川，转道吉县古贤村与阎锡山会晤，经商定，设立了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二战区长官部办事处。　　收复7城以后不久，即1938年4月18日，毛泽东致电贺、关、肖，要求他们派员调查平绥铁路丰镇、集宁、天镇以北的兴和、商都、康保、新民、陶林、武川及张北地区，意欲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贺龙立即电令在雁北的宋时轮迅速设法深入调查。4月22日，宋时轮来岚县向贺龙、关向应报告调查结果。他认为这一带村庄疏落，人口稀少，粮食缺乏，不适宜进行大的游击活动，建立根据地困难较大。贺龙、关向应、肖克等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在怀安、涿鹿、阳原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比较适当。贺龙说：其好处在于背靠晋察冀边区，向东可以往冀东，向东北可进入察哈尔东北和热河南部④，机动性大。贺龙将这一意见报告中央军委，请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定夺。　　5月14日，朱德、彭德怀下达命令：宋时轮部迅速东进，与邓华部会合，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在冀东、热南、察东北创造抗日根据地，并指出，为顺利完成此任务，“首先应以怀柔、密云、平谷、三河、顺义为中心，发展与组织群众，向平绥与北宁路发展”。显然，朱、彭的这个决定，是考虑了贺、关的建议和当时冀察热边区的情况作出的。宋时轮奉命率所部2000余人于5月25 日到达平西斋堂、杜家庄地区与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会合，并于6月初挺进冀东。　　5月20日，八路军总部又指示：二五九旅去应县、浑源、阳原、蔚县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相机袭扰同蒲路和平绥路并和晋西北、晋察冀军区联系。此时，王震正奉命在阳曲、崞县间的同蒲铁路沿线破坏交通、袭击敌人，牵制日军向徐州正面战场增援。接到朱、彭指示，贺龙星夜由岚县赶到三五九旅旅部上阳武，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总部命令，进行思想动员。贺龙在会上说，开辟桑干河两岸，不仅对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根据地意义很大，而且直接威胁热河、察哈尔，增加鬼子的后顾之忧，钳制其兵力，这是你们的光荣任务。贺龙简要地总结了收复7城战役的经验教训，表扬了三五九旅的英勇顽强，也批评了他们在收复7城中干部伤亡过多。他指示，战斗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干部，保存有生力量。他说：“你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八路军打仗要打得活，打得巧，不能硬拼嘛!”　　5月28日，王震告别贺龙，率三五九旅开往桑干河流域。6月初，三五九旅进入蔚县、广灵、浑源、灵丘、涞源地区，一面肃清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发动群众，协同战动总会建立雁北地委和各县抗日政权；一面开展游击战争，连续袭击大同东南和平绥铁路上的敌伪据点，开辟了以浑源、广灵、灵丘、涞源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晋察边界区域打开了局面。　　在贺龙组织宋时轮和王震部向东扩大抗日根据地时，毛泽东又发出指示说：“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　　大青山地区的重要性，贺龙、关向应早已注意到了。他们对于八路军进入敌后战场，乘敌尚着意于正面战场之机，向北、向东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也有深刻认识。早在1937年11月间，在绥远工作的共产党员杨植霖曾专程到五寨面见贺、关，向他们报告绥远被敌人侵占后的情形。贺龙曾经详细询问过那一带的具体情况，并且提出：能不能把当地武装调到晋西北来整训，增加一些新成分后，再回去打游击。次年4月间还将对大青山地区调查所得情况向毛泽东作过报告。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贺龙和关向应、肖克、甘泗淇、周士第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大青山东西绵延700余里，南北宽100余里，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南麓连接土默特川平原，北麓接乌兰察布草原，与蒙古邻近。平绥铁路在大青山南麓通过，联接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集宁3个重镇。大青山地区，从战略上看，是通往大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又靠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北翼，地位甚为重要，所以中央甚为重视。他们立即组织力量再次对大青山地区的现状进行调查。6月初，贺龙、关向应等将调查情况和他们的看法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作了报告。　　6月11日，毛泽东回电说：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区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作法，由你们依据情况处理。朱德、彭德怀决定，去大青山的部队由一二○师派出，归贺、关指挥，并且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建议由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率队前往，其他事项由贺、关、肖决定。贺龙、关向应、肖克立即决定组织大青山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三五八旅参谋长姚喆任参谋长，三五八旅七一四团政委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主要武装是王尚荣、朱辉照率领的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贺龙提议，请战动总会派出一支武装力量，同去大青山。关向应认为，为了创建根据地，战动总会亦应进入大青山开展工作，建议战动总会派一部分干部随队前往。战动总会很快确定由该会动员分配部副部长武新宇率一批干部和由刘墉如率领的由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第四游击支队前往绥远。他们的意见经贺龙、关向应批准以后，大青山支队随即组成，全支队共2300余人。　　9月初，李井泉等率一二○师大青山支队冒着酷暑北上，下旬由晋北进入绥远。他们按贺龙、关向应指示，在凉城地区留下1个营依托蛮汗山建立绥南根据地，以保障晋西北与大青山区的联系，主力越平绥路于9月初抵达归绥、武川、陶林、集宁地域，开辟绥中根据地。9月下旬支队主力进到归绥、武川公路以西，打击了包头以北和平绥路上的敌伪据点，展开创立绥西根据地的斗争。从9月到年底，大青山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歼敌20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的4次围攻；建立了自己的骑兵，增强了机动性；从1938年12月开始剿灭匪患，到1939年2、3月间，初步肃清了当地的土匪，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安定了社会秩序；开展了建党、建政和组建地方武装的工作。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博得了广大蒙、汉人民群众的拥护，大青山支队在塞北站稳了脚，绥南、绥中、绥西三块游击根据地初步形成。　　贺龙率一二○师东渡黄河的1年多来，高举抗日旗帜，转战敌后，作战500余次，毙伤敌伪军2万余人，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开辟了晋西北、绥远和晋察边界地区抗日根据地，壮大了人民力量，为坚持华北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①蔡久、杨秀山，当时分别任一二○师骑兵支队支队长和政委。　　②第十八集团军警备第六团，团长王兆相，1937年10月，由一二○师留驻陕北的工兵营、特务营编成，1937年11月奉命开赴晋西北，归一二○师建制。　　③贺龙：《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义合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1月25日。　　④察哈尔、热河都是当时中国的省名。察哈尔东北，热河南部即今河北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