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和铁哪个耐磨: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

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下榻东湖宾馆，试图就地解决湖北武汉文革的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共中央处理运动问题的精神，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中央来人下榻的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形成在文化革命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中共中央对此事件做出严肃处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毛泽东、周恩来在世之时，尽管文革司令部内部出现系列重大人事变动，1972年，一度靠边赋闲的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治委员钟汉华也被重新起用，但是中共中央对于“武汉事件”的定性一直没有改变。

　　毛泽东、周恩来去世以后，文革被全盘否定。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彻底平反；该报告称：“‘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本文从历史的实际过程，记述40年前震惊中外的“武汉事件”。

　　1967年7月13日下午，北京。

　　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并对全国各地运动形势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要到长沙、武汉去看看，准备在武汉游泳。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周恩来决定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会后，周恩来又电正在四川重庆的谢富治赶到武汉“负责主席安全”，谢请示要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力金，和随行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同行。周当晚即飞武汉打前站，安排毛泽东住处。王力回忆毛泽东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1 2

　　此时，武汉文革运动的问题并没有讨论和定性；13日中央最高决策碰头会上，没有具体谈武汉的问题，更没做结论，毛泽东只说去武汉做调查研究。会上谈了一些原则问题和人事安排。实际上，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从来没有对武汉问题进行过正式研究，只是在6月发生激烈的武斗时，商议发一个文，制止极不正常的武斗，由杨成武和戚本禹共同草拟了6月26日给军区的电话指示，周恩来、陈伯达知悉。3

　　在此之前，毛、周已经商议南巡和解决武汉问题；7月7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林彪一起接见出席解放军会议的代表，在6日和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周在10日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周恩来电令谢富治到汉，除了他身为副总理、公安部长外，也由于武汉地区驻军的一部分，原为解放战争期间陈（赓）、谢兵团的老班底。老陈、谢兵团的9纵，1949年改编为第15军，也即1967年在应对武汉非常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空（降兵）15军。

　　中央警卫团当事人今天回忆4：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要外出，并就外出的警卫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汪东兴同志在向我们传达布置任务时就指出……这次又是文革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外出，他要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与准备，……他还特别指出，要我多带些部队……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往常，有可能遇到艰难和危险。看得出，毛主席是有这种估计的，而且也是做了准备的。

　　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在含等一行6月底去云南时，并无武汉的任务，中央文革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也没有做解决武汉问题的准备。谢、王一行人7月13日刚刚到重庆；当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务必14日赶到武汉执行任务，也未说明是什么任务。

　　毛泽东和周恩来亲临武汉

　　14日凌晨，周恩来、李作鹏离京，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武汉空军刘丰副司令员、萧前政委前往机场。周抵武空司令部，叫刘丰通知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去空司。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周恩来一见到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就向他们告知对于武汉情况的态度；钟政委后来检查说：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一边。陈再道也证实过这一事实。

　　周恩来指定刘丰负责安全，从而，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毛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又把东湖宾馆内梅岭一、二号的8201（湖北省军区独立师）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这一举措本来属于规范惯例，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不满意，北京来人发现，他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

　　尽管中央在北京从未正式谈论武汉问题，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武汉形势心中有数，抵汉之前，已经有一个基本倾向和态度。

　　14日中午，谢富治、王力、余力金等自重庆、成都抵汉口，海军政委李作鹏接机，一行人到东湖客舍，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下午，周召集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提出：1，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2，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3，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周批准。同时，也把宾馆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整，原来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换成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钢工总”的。晚上，周与三军领导，谢、王一行开会时，随毛泽东同行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来到百花一号；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已经到达，立即赶赴毛的住处梅岭。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的微行南巡，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深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接触到造反派学生。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下，消息迅速传开，湖北中医学院群众组织“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周总理听说消息业已传出，当机立断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并布置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谢、王也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从东湖宾馆看，虽然警卫有所调整，但是整个宾馆大院仍由8201部队负责保卫，大门由他们看守，并没有调换警卫人员，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仅仅密切控制了毛泽东和8341驻扎的梅岭1、2、3号一片建筑和附近树林、要道。15日，军区保卫科王振英科长和孔庆德副司令提出建议，即用8199部队（陆军第29师）来加强宾馆警卫，但钟汉华政委没有同意。

　　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基本态度，周恩来做军区的工作

　　7月15日上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关于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并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造反派“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15日后，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等和军区领导曾反复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听取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

　　16日，毛泽东明确“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次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谈到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5

　　王力回忆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不难。湖北有可能要先进些。‘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对于武汉军区，毛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6

　　连日的汇报会议上，陈再道对于周恩来讲的基本意向十分不通，虽然周在17日已建议毛泽东次日接见军区领导，当晚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工作，可是陈再道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而且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他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再道直接冲撞周恩来，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在18日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周恩来气的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7

　　军区支左办公室后来揭露出当时的实情：“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的很”。8

　　陈再道自己在1967年12月的检查，也谈到：“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他后来回忆9：“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